十四 潘揚事件
1955年4月和5月接連發生了兩起事件，一是“潘漢年、揚帆事件”，二是“胡風事件”。這是兩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與文化藝術界緊密相關的事件。
潘漢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訴父親：漢年被抓了！
1937年，父親和葉淺予等人組織抗日漫畫宣傳隊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親，說他要辦《新華日報》，請父親任美術編輯。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新華日報》是共產黨的報紙，中共長江局的機關報。父親當時沒有答應，繼續漫畫宣傳。撤退到武漢後，父親對國民黨那一套越來越不滿意，恰好《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父親就去了，從此參加革命。解放後潘梓年沒有當官而是做學問，他是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研究所所長。
關於潘漢年的被捕，潘梓年是這樣告訴父親的：
“漢年從上海來，住北京飯店。我到他的房間，衣服在沙發上，人不見了。後來知道是羅瑞卿親自帶人抓的。”
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出馬，可見案情重大。潘漢年是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也被捕了。潘漢年是中共做統戰工作和敵後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依照他的資曆和功績，他不應隻當副市長，也就是說，解放後他已受到冷落。他的被捕使許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過了不久，中央組織部派人找父親談話，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裏寫檢查。檢查什麽呢？來人不告訴他。每天下班時候有人到家裏來收材料，寫多少交多少。不許出門，不許打電話，除了家裏人，不許和外人見麵。
父親知道這事情同潘漢年有關，也同揚帆有關。1940年從仰光到香港，父親找的聯係人是潘漢年，從上海到新四軍，也由潘漢年安排。在新四軍三師，文化村的村長就是揚帆，父親在那裏入黨，入黨介紹人是揚帆。1943年日偽軍掃蕩期間，組織上安排父親回上海打埋伏，聯係人還是潘漢年。但是父親到上海後沒有找到潘漢年。父親住在爺爺那裏，在劇作家柯靈的慫恿下寫了一個劇本《妻》，並在卡爾登劇院演出。父親雖然用的是化名，還是被潘漢年猜中了。潘漢年順著這條線索找到父親，告訴他不能再寫戲，危險。一年後從上海回新四軍，潘漢年親自安排護送父親的交通員。父親認為這些過程沒有任何問題。潘漢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外號叫“小開”，上海話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識。“左翼文化聯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漢年找魯迅先生談，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親的檢查寫了幾十萬字，父親說，“比一部長篇小說還要長。”半年之後，“軟禁”解除了。
母親與潘漢年、揚帆也認識，特別是揚帆，母親在83年的回憶中這樣寫道：
“我認識揚帆同誌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那時軍部在鹽阜區的賣飯曹設立了一個‘文化村’，接待因太平洋戰爭由香港和上海等地撤回根據地的文化界人士。揚帆同誌兼任‘文化村’村長，這是陳毅同誌親自任命的。四十年前的揚帆在人們的印象裏，是一個精明能幹的政治工作幹部，又是一位有著怪癖的才子。從表麵看，瘦骨錚錚，衣冠不整，煙不離手，有時還愛喝上點酒，遇到不順心的人和事，以白眼視之也是有的，頗有點像魯迅先生筆下的範愛農。”
戈揚1949年在上海
揚帆畢業於北京大學，抗戰前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到新四軍後任項英秘書。我想，毛澤東對於項英的積怨，最後落到了揚帆頭上。
唐瑜與“小開”關係最密切，他16歲剛到上海便結識了潘漢年。唐瑜參加革命，是從潘將他安排在“左聯”機關料理雜務開始的。他在仰光開汽車行，也是潘叫他去的，為的是搞一個共產黨的據點。唐瑜在共產黨內職務不高，“潘揚事件”並沒有牽連他。
1963年，我在人民大學附中念高中。經過“反右運動”，全家都已離開北京，隻剩下我一個人。我的生活費是由唐叔叔提供的，開始是40元。40元真是夠多的，我可以去海澱鎮下館子，也可以去魏公村的友誼賓館買蛋糕。在人大附中，我是最闊的了。後來唐叔叔對父親說，小孩子不能給太多，改作30元。本來唐叔叔打算送給父親一筆錢，以解我家經濟的拮據。但是他轉念一想，送錢給“右派分子”不妥當，於是他叫父親為幻燈片寫說明詞，幻燈片來自連環畫，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我每個月的生活費就是來自稿費。有一年多時間，我每個月要到北梅竹胡同去，直到我考上清華大學。
唐叔叔的家從北新華街搬到府右街，又從府右街搬到八麵槽北梅竹胡同。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留我吃飯，同時吃飯的還有兩位客人，潘叔叔和董阿姨，原來是潘漢年和夫人董慧。
潘漢年夫婦是從西郊過來的，他們在一家農場勞動，這一天釣了幾條魚，拿到唐瑜家。潘漢年聽說我是胡考的兒子，問了幾句話。他顯得瘦弱，衣衫破舊。唐瑜家進門是一個狹長的小院，夏天，餐桌擺在廊子下麵。我們吃麵條和小菜，沒有吃潘漢年釣的魚。
唐瑜是偶然在東安市場遇到董慧的，不然的話，他們不可能接頭。在潘漢年被捕的時候，唐瑜住北新華街，並不住八麵槽。董慧說，她和漢年住西郊的一個農場，那裏可以種花，可以釣魚，也允許漢年進城探親訪友，但是漢年怕連累別人，一次不曾進城。
這以後潘漢年夫婦一個月進城一兩次，隻到唐瑜這裏，這裏是唯一帶給他們快樂的家園。唐瑜的俠肝義膽由此可見。董慧是“一二九”時候的北大學生，就如陸璀，那時候參加革命。她是香港大銀行家的貴小姐，可憐她無緣無故陪丈夫坐了好多年牢。在1963年至1966年，潘漢年夫婦獲得了短短的有限的自由，除了唐瑜，還有孫師毅、孫鶴齡少數幾個人見過他們。
父親早對我提起過潘漢年，我雖小，知道許多大人的事情。我們父子間無話不談，就像朋友那樣。潘漢年在中國革命史上的作用，從潘漢年的這一段經曆即可看出：紅軍長征從江西出發時，潘漢年的第一個任務是同軍閥陳濟棠談判，請陳濟棠為紅軍讓路。遵義會議後，潘漢年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回國後被派往南京，為安全起見，住在宋子文的公館裏。這時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兵諫蔣介石。於是宋美齡跑到宋子文家，請求潘漢年設法救援。潘漢年給了宋美齡一個錦囊妙計——帶美國人端納同赴西安。此後在談判中端納果然起了關鍵作用。關於“潘揚事件”，父親是這樣說的：
“潘漢年被抓是因為去見了汪精衛。他自己敢去見汪精衛嗎？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1943年，潘漢年通過李士群在南京與汪精衛見麵。1954年，獄中有人揭發此事，使潘漢年頗覺不安。於是他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詳述此事的來龍去脈，交給陳毅。率性的陳毅元帥親自把報告交給毛澤東，以為可以了結此事。誰知毛澤東看了報告後立即叫來羅瑞卿，命令逮捕潘漢年。潘漢年在被捕8年之後，於1963年被最高法院判刑15年，罪名是叛變投敵。文化大革命兩夫婦被投入秦城監獄，潘漢年改判無期徒刑。1976年毛澤東逝世，潘漢年寫了一首詩贈給愛妻，這時候他們在湖南茶陵的勞改農場：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堪歎莫須有，一派貫古今。沉冤二十載，欣聞四害平。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
1977年潘漢年死於農場。死前他曾上書要求平反，沒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長沙火葬場的墓地，寫了他在敵後工作時的化名：“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兩年後董慧去世，他們沒有孩子，來去空空。
現在總算明白為什麽了！嗬嗬
一次我父親還在。唐伯高齡九十六，我去看他還吃烤鴨呢！
小時候總是琢磨著在唐家蹭飯，廣東上海味兒，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