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進北京
我家剛到北京的時候，臨時住在西長安街的石碑胡同，對麵即為中南海新華門。我們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後來成了全國總工會的辦公樓。住在我們隔壁的是攝影家石少華，父親叫他“石麻子”，當然是背後叫的。
當年的北京城是個什麽樣子呢？還是看父親的詩：
黃瓦天安門，紅牆迎幾層。微雲銜落日，飛絮暖春城。深衢千棵樹，長街十裏燈。京師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50年代的新政權當然是全世界最“清明”的政權。
不久，我們搬到北長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長街78號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個大院子，很氣派。進門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壇和假山，正房有寬大的前廊，鏤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這房子即是後來的《人民畫報》編輯部，《人民畫報》遷到西郊後是《新觀察》編輯部。剛去的時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廂房的是畫家古元。古元的女兒和我一樣大，有一次，她給我家送糖果，在台階上跌倒，眉骨處磕了一個大口子，縫了好多針，留下永久的疤痕。東院比西院大，有一次，編輯部請來國家羽毛球隊表演，有數百人觀看。《人民畫報》編輯部開張後，我家搬到北院，從1950年到1958年，在這裏住了八年。
我和小米
北長街的南麵是南長街，那裏有中山公園，從我家到中山公園大約500米。中山公園是冬天的好去處，到唐花塢賞花，到故宮護城河滑冰。從我家往北走500米是北海公園，有高聳的白塔和寬闊的北海，那裏是夏天劃船的地方。
母親曾為孩子們編了一首兒歌：
北長街，真漂亮;
兩邊樹，排成行;
路西有個新北洋，
買根冰棍嚐一嚐。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學的門口，賣冰棍和酸梅湯，50年代的冷食隻有這些，到東安市場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淩。
母親和胡小林（1951年）
我家院子的東邊也是護城河，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北京發生流行性感冒，學校裏很多學生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學校停課三個月，我就在家裏釣魚，從護城河裏釣了很多魚，大水缸裏養著十幾條一兩斤重的魚，吃不過來。後來不讓釣了，說那裏是市園林局的養魚池。
北長街是故宮西側的一條街，既漂亮又安靜的一條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沒有多少汽車，穿過這裏的是5路公共汽車，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車不超過10條線路。我家院子的東邊是故宮護城河，從窗口看見故宮的西門樓和故宮西北角的角樓。母親說角樓是按魯班的圖紙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條脊，特別漂亮。北長街長不過500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麵是陳雲的院子，北麵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麵是班禪駐京辦事處，也就是班禪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黃色和綠色的琉璃瓦，像故宮一樣氣派。北長街有的院子門口掛牌匾和對聯，如“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之類。有一家的對聯很特別，上聯記不得了，下聯是“平生喜讀浙人書”。父親對我說：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說，當代文豪魯迅、周作人、鬱達夫、茅盾、葉聖陶、夏衍都是我們浙江人。”
父親的鄉土教育極大提高了我日後寫文章的自信心。
1951年，母親開始辦《新觀察》雜誌，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業。此後，母親的命運就是《新觀察》雜誌的命運。
關於《新觀察》的創辦，母親的回憶是這樣的（《我與〈新觀察〉》）：
“座談會在一間很小的屋子，裏麵放了一長條桌子，兩邊是椅子。我走進去，黎澍等人站起來和我握手。另有一個人也站了起來，個子很矮，很瘦。他問道：‘你是戈揚同誌嗎？’聽口音是蘇北人。我點點頭，黎澍在一旁介紹說：‘這是喬木同誌。’
新華社幼兒園的小胡
“我在胡喬木的對麵坐下。這時陸陸續續又來了幾個人，其中有浦熙修，人稱‘浦二姐’，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有彭子岡，《大公報》的名記者；有畫家鬱風，鬱達夫的侄女。她們都是北京新聞、文化界的活躍人物。加上編輯部的幾個人，長桌也就坐滿了。黎澍站起來說：‘同誌們不要拘束，今天是喬木同誌邀請大家來見個麵，諸位不拘一格地隨便談談吧！’會場靜寂無聲。黎澍見無人說話，便自己說了起來。那意思似乎是要找《新觀察》的主編。他說：‘各個報社駐北京辦事處的記者事情不多，不如大家聚起來辦份刊物。像《新觀察》這樣的刊物，很適合女同誌的興趣。如果大家來辦，那是很不錯的。’胡喬木接著黎澍的話也講開了，他說：‘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刊物，軟性的，引人入勝的，談古說今，什麽都有。大家喜歡看，因此茶館酒肆，人手一冊。時間長了，就會家喻戶曉，如同蘇聯的《小火星》雜誌，紙好，印刷好，照片也好。’胡喬木說了很多話，用十六個概括，那就是‘圖文並茂，活潑清新，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他反複說這十六個字，最後問道：‘我們要將《新觀察》辦成這樣一種刊物，你們說行不行？’大家笑了，都站起來鼓掌。
“座談會開過不久，我收到一封信，大紅格子信封。上款是：‘送交 戈揚同誌親收’，下款是紅字印刷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工作部’。拆開一看，一張八行書，寫著濃墨的毛筆字，信的內容是：‘喬木同誌指示，請戈揚同誌為《新觀察》雜誌主編，浦熙修、彭子岡、鬱風等三位同誌為《新觀察》雜誌副主編。請即日上任，開始工作。’署名黎澍。”
最早的《新觀察》編輯部在沙灘，著名的“北大紅樓”的北側，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院子。黎澍是第一任主編。40年代儲安平先生辦了一個《觀察》雜誌，名氣很大，《新觀察》就是這麽來的。開頭任命的副主編浦熙修、彭子岡都沒有來，隻來了一個鬱風。可是鬱風半年後也走了，母親組織的編輯部隻有六個人：歐陽伯，原武漢《大剛報》總編輯；陸浮，原香港《華商報》經理；林元，原《觀察》雜誌編委；黃沙，西南聯大畢業生；朱寶蓁，金陵女大畢業生；再就是黨支部書記王致遠。
戈揚與鬱風（攝於80年代）
為了辦《人民畫報》，父親到上海找到邵洵美，從他手中買了一套印刷機，又請來幾個全國最著名的攝影師，有敖恩洪、吳寅伯等人。《人民畫報》也由胡喬木管，胡先生為畫報製定了方針，就是要辦得像“老大哥”的《蘇聯》畫報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