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正好，灑在修剪得一絲不苟的草坪上。擁有高薪的造紙工程師柳萬秀和美麗的妻子美莉、一對兒女正在他們的三層大別墅前度過休閑的周末，兩隻活潑的大狗不時與孩子嬉鬧，一家人沉浸在小確幸當中。
這是樸讚鬱新片《無可奈何》的開頭，一幅美好的中產生活圖景：專業的成就、優渥的物質、和諧的家庭、高雅的品位，像極了暖色調的房地產廣告畫麵。男主柳萬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道：我擁有了一切。
一家人在大house麵前幸福合影，房地產廣告的絕佳示範。（圖/《無可奈何》）
然而這一切很快被打破，柳萬秀發現自己被裁員，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也開始崩塌。更大的諷刺是，這個自認為別無選擇、無可奈何的一家之主，決定通過暗殺跟自己投遞同一個崗位的競爭對手來獲得下一份工作。
從故事梗概來看，這部新片很難不讓人想到前幾年爆火的奉俊昊的電影《寄生蟲》，隻是《寄生蟲》裏是窮人用極端的方式實現階層上升，而如今，人們的心態已陡然變化，更為普遍的是人人自危的晚期資本主義景象，被技術替代、失業的恐懼籠罩在心頭，在《無可奈何》裏則表現為中產以極端甚至荒謬的方式對抗階層跌落。
芝加哥大學學者豪道斯·魏斯在人類學著作《我們從未中產過》提出，“中產階級”是順應資本主義而生的偽概念，與其說它是一種經濟處境，不如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人人隻要努力奮鬥，即可過上有錢有閑的中產生活。
殊不知，永遠追求高效剩餘價值的資本，在不斷革新技術的同時，也要求每個雇員盡可能提高工作效率。隨著工作效率的提高，公司隻需要更少的人就能完成生產，隨之更多的人開始承受失業的壓力。
[以]豪道斯·魏斯
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誌eons
2024-01
樸讚鬱用他風格化的黑色幽默將這種內卷的特征推向極致，一旦向上的鏈條斷裂（也必然斷裂），為了維持中產幻覺，人們無可奈何的選擇，便是抽刀向同類，以期絕處求生。
中產的存在主義危機
中產，是當下社交媒體語境中最時髦的主語，經常會有人因為“年收入多少才算中產”吵得不可開交。無論如何，它意味著穩定的高薪、自有房產、私家車、定期的家庭旅行、為子女支付優質教育的能力。當然，它還附帶著諸如欣賞藝術、熱衷收藏、注重健身等一係列高雅的趣味。
柳萬秀無疑是這套標準的成功典範。他的三層大house擁有開闊的庭院和陽光房，幾年前，作為匠人的他重新設計並改造了這座童年祖屋，院子裏還有一個精心搭建的綠植溫室，造紙的本業之外，他的業餘愛好是侍弄這些盆栽。
園藝也是有錢有閑暇的象征。（圖/《無可奈何》）
孫藝珍飾演的妻子美莉是一個典型的中產太太形象，她優雅從容，不必再為生計奔波，日程表上排滿了網球課和舞蹈課。而他們的兩個孩子上著最好的學校，學習大提琴這種積累文化資本的樂器。
這套生活方式並非自然形成，而是二戰後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背景下，被係統性地建構和推廣的一套進步的生命敘事。在《我們從未中產過》的作者豪道斯·魏斯看來，中產階級代表了一種開放的優績主義，它向甘願投入的人不斷給出準入的承諾：人們隻需要通過教育投資自己，成為“人力資本”，勤奮工作，謹慎理財，持續消費，就能獲得安全、體麵且不斷向上流動的人生。
影片也很快交代了萬秀的奮鬥軌跡：他原本隻有高中文憑，在認識妻子美莉後決心改頭換麵，上遠程大學獲得本科學曆，又戒掉了酗酒的毛病，勤勤懇懇地積累技能，成為造紙行業的專業人士，其收入也隨著行業的興起水漲船高。
萬秀的經曆，也是他並不讓觀眾感到厭惡的原因。（圖/《無可奈何》）
萬秀的整個人生，建立在一個看似堅固的邏輯上：我的成功是靠優秀的技能換來的，我的技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我的收入是穩定的，我的生活將越來越好。
但他未曾料到，自己建立在紙張之上的生活也像紙張，看似平整柔韌，實則脆弱不堪。作為技術員工，他並不掌握生產資本，也不像底層一樣“沒什麽可失去”，一旦市場波動、技術革新或者資本流向改變，這份體麵便蕩然無存。
這部電影改編自美國作家唐納德·維斯雷克的小說《斧頭》，講的是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一個員工失業後殺人的故事。幾十年過去，今天的人們又處於另一重危機中，萬秀為之奮鬥半生的造紙公司在AI技術的發展下麵臨結構調整，被美國公司收購，他賴以生存的25年造紙經驗變得一文不值，被裁是和他一樣的技術人員的宿命。
而他的別墅，那個中產夢想最堅實的物質圖騰，在他失業後也從家園變成了囚籠。為了改造房子欠下大額貸款，房子裏的兩條大狗、孩子們的教育支出，都會變成巨額的負債。正如魏斯在書中犀利地指出的那樣，中產階級所擁有的主要資產（特別是房產），在當代經濟中往往非但不是安全墊，反而是焦慮和債務的源頭，是將其牢牢鎖定在過度工作軌道上的枷鎖。
美莉雖是家庭主婦，卻擔負家庭的經理人角色。（圖/《無可奈何》）
被裁後，萬秀開始緊鑼密鼓地找工作，並接受了這套係統提供的心理援助。這一幕被拍得荒誕好笑：一群失業的男人西裝革履地盤坐在溫馨的治療室，治療人員教他們用手指敲擊腦袋，將“不要灰心，繼續奮鬥”的信念植入他們的身心。在這裏，現代心理治療體係也被冷不防諷刺了一下，心理療愈體係將結構性問題轉化為“心理問題”，似乎問題出在人們的心理調試能力上，而絲毫不提及這種裁員背後的不公與不義。
悲劇的是，強調努力奮鬥實現向上流動通道的中產階層意識形態，也成功地將係統性風險轉化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失業後，萬秀感到的不僅是經濟恐慌，更是深刻的羞恥與自我懷疑。
因為失業意味著“失敗”，是不夠努力、不夠敏銳、未能及時“提升自己”的過錯。
現代心理療愈看起來更像是內卷製度的配套工具。（圖/《無可奈何》）
失業也給萬秀帶來存在主義危機。他的前半生靠“紙”建立起身份和尊嚴，如果不繼續從事這個行業，那自己又是誰？如果不能用“中產”的方式建立家庭，那一家之主、男子漢的尊嚴又何去何從？
美莉當機立斷地提出一係列解決方案——賣掉房子，把大車換成小車，其他不必要的支出統統停止，其中就包括她的網球課、舞蹈課和孩子的其他補習班，反而是作為養家之人的萬秀不甘心放棄這一切。
於是，他寧願每天穿著西裝出門，在街頭遊蕩，也無法接受去從事那些“有失身份”的體力工作，包括美莉建議他從事自己愛好的“園丁”的工作。
在短暫從事理貨員工作後，萬秀選擇離開。（圖/《無可奈何》）
因為在那套中產腳本裏，超市理貨員、園丁之類的職位，是對他過往所有人生投資的否定，是對他“是誰”的根本性摧毀。他所恐懼的，不隻是貧窮，更是跌落出“中產”這個敘事本身。
焦慮的“園丁”
當柳萬秀得知有一家新的高端造紙廠即將開業，且隻有一個技術職位空缺時，他心裏的弦越繃越緊。在嚐試過應聘、主動上門拉關係無效的情況下，他幾乎急中生智地想到了一套更“高效”的解決方案——如果職位隻有一個，那就讓其他競爭者消失。
他開始偽裝成招聘者收集其他競爭者的簡曆，以此有計劃地殺人。這個荒誕如八卦小報熱衷傳播的殺人故事中間，藏著足夠多的人性空間，這也是樸讚鬱最初被這個原著吸引的原因。
殺人的暴力在這裏看起來又血腥又滑稽。（圖/《無可奈何》）
無論是《老男孩》《親切的金子》還是《小姐》，樸讚鬱的諸多前作都展現出對血腥和複仇變態行為的執迷，這種血腥經常以荒誕、戲謔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這種好笑不來自愚蠢，而是個體麵對理性與道德的無力掙紮，是理性層層遞進地崩塌的過程。
在被裁員後，萬秀隻是微弱地反抗了一下，便很快舉手投降，接受這套更加內卷的競爭，抽刀向他的同類。這其實也是社會的某種運轉邏輯，當“過剩”誕生，為了管理這種“過剩”，就必然會發展出一套高度競爭的文化，個體之間就麵臨更激烈的生存競爭。而這部電影則將這種競爭更為極端化地表現出來。
電影中，柳萬秀悉心照料庭院裏的盆栽，用剪刀修剪枝葉，再用鐵絲強行塑造出理想的形態。在某種程度上，萬秀也是他所擁有的幸福生活的“園丁”，將自己的人生和家庭當作一個需要不斷投入、修剪的盆景。但栽培也意味著某種暴力的修剪，電影有一幕是他用力過度，將樹枝掰斷。
這一幕則宣告著接下來暴力的開始。（圖/《無可奈何》）
為了這個花園的建設，他可以裁剪掉不需要的樹枝，拔掉雜草；當麵臨事業競爭，他要拔除的就是其他競爭者。而當他第二次殺人後，在雨夜庭院中掩埋屍體，影像裏還疊著他白天修剪樹枝的畫麵。那套關於為家庭奮鬥的美德，在生存絕境下導向了非道德的暴力。
在《我們從未中產過》這本書裏，作者也指出利己主義是必然：“由於缺乏集體形式的支援，人們被孤立為個體利益的獨立負責人，被迫在這些交易中自謀生路……這使他們在養家糊口的日常努力中對彼此漠不關心。在這種環境中，要想致富，甚至隻是想湊合過日子，都要求在相當程度上把自我利益擺在優先位置。”
而維護這一套意識形態的，並不隻是養家之人柳萬秀，還有他背後的一整個家庭。妻子美莉見證了丈夫的奮鬥史，她比任何人都曉得當下這份小確幸的來之不易，而她對丈夫的愛，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萬秀當年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離婚後的她和上一段婚姻的孩子。
其實她從一開始就隱約察覺了丈夫的異常，丈夫夜不歸家的作息、恍惚的精神狀態，甚至她的兒子也察覺到了父親的血腥舉動……但在一番掙紮和信任的修複過後，她選擇了沉默，以心照不宣的方式默許罪行發生，因為她最在乎的隻有這個幸福家庭的維係，至於維係的途徑，已經不重要了。
整個家庭都是這一殘忍競爭的共謀。（圖/《無可奈何》）
就像萬秀在殺人後的淡定陳述：美味從肮髒中來，如今他們吃到的美味的蘋果，是因為當年樹下埋著許多死去的豬的屍體。到這裏，影片似乎預示著在內卷的盡頭，道德滑坡已成必然，而整個暖色調的冒著幸福泡泡的中產生活，則來源於與整個體係的同謀。
真的別無選擇嗎
曆經掙紮、恐懼與血腥，萬秀終於掃清了所有障礙，他終於進入了新造紙巨頭公司的辦公室。在應對麵試時，他從容自信，也不再像一開始那樣緊張局促，要靠偷瞄在手心提前寫下的發言提要才能表達。
最後，萬秀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這份工作，他走進了那家新造紙廠的生產車間，然而那是比任何悲劇都荒涼的鏡頭。
龐大的車間寬敞明亮，卻空無一人，巨大的機械臂精準地揮舞，發出巨大噪音，流水線自行運轉，屏幕上跳躍著數據。這裏不需要能辨別紙張肌理的雙手，不需要那麽多工匠，隻需要萬秀一個人盯著控製屏幕，象征性地看管這一切的運行。
其中有一幕是機械臂正有節奏地敲擊紙卷，萬秀按照習慣也拿著工具敲擊，但實際上這個動作完全是多餘的，機器已經替代了他。他用盡一切手段，背叛了同行，背叛了良知，最終換來的，是一個在AI和機器麵前完全無用的職位。
萬秀在空蕩蕩的無人車間。（圖/《無可奈何》）
他望著這個陌生又潔淨的工廠，臉上是掩飾失落的強裝淡定。他賭上自己的全部去爭奪的體麵工作，其內容本身已經掏空了“體麵”所需的任何專業內涵與創造尊嚴。
影片的結尾，一家人似乎重獲安寧。別墅不用賣掉了，家裏的兩條大狗回來了，他們的中產生活方式也得以維持。但每一個人的笑容裏，都帶著一絲無法抹去的僵硬。他們保住了體麵的生活，卻似乎永遠失去了內心的安寧與完整。
本片取名叫做《無可奈何》，本意是男主角失業後別無選擇的這場殺戮，但他真的別無選擇嗎？
影片裏第一個被萬秀殺害的競爭者具範模也曾經獲得行業大獎。他無比熱愛造紙行業，愛好也很高雅——黑膠唱片。在失業後，他陷入酗酒的混沌生活中。妻子勸他不如從事喜愛的黑膠唱片行業，反正再過幾年就退休了，但他始終無法放棄，就連萬秀在舉起槍準備射殺的時候，都忍不住質問，為什麽就不能做點別的事情呢？
具範模也是一個被中產神話困住的人。（圖/《無可奈何》）
這句話似乎也像是萬秀在問自己的：為什麽不能放棄造紙行業，從頭開始？園藝也是他熱愛的事情不是嗎？更為深層的質問，也許是人們更不敢麵對的：為什麽不能放棄這一套看似體麵的中產神話呢？
在今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訪談環節，樸讚鬱在被問到“是否相信我們存在其他選擇”的時候表示：
“我們確實難以樂觀，技術演進如此猛烈，加上懸而未決的氣候危機……但現在放棄為時過早。盡管充滿悲劇與錯誤，我們必須相信人類具有進步的潛能。”
在《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中，豪道斯·魏斯也指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法，讓人們逐漸意識到通過貸款換來的財產價值飄忽不定。當教育投資的回報日益稀薄，當中產生活的成本高到令人窒息時，人們也許才會從“中產夢”中清醒過來，重新思考自己是誰，應該怎麽做。
題圖 |《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