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中國旅遊業在國家產業體係中的位置，我想“夜壺”二字再合適不過。
需要的時候端起來，不需要的時候放一邊；需要它發光賺政績時，把旅遊當作拉動GDP的抓手，不需要時又瞬間變成可犧牲的工具。
過去十年，我見證了旅遊業在疫情管控、經濟複蘇、外交摩擦各大場景中反複被“開關式”使用，相信中國的旅遊人都早已練就了泰山崩於前而臉不改色的大無畏心態——因為習慣了。
可惜的是，地大物博、文化資源處於世界第一梯隊的中國，入境遊表現卻一直不盡如人意——不僅遠遜於國土麵積不足我國4%的鄰邦日本，跟經濟發展和治安水平不及我們的泰國、土耳其、墨西哥相比，都相去甚遠。
為什麽會這樣？
01 產業地位
原因恐怕不在旅遊業本身，而在國家的產業結構與治理模型：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國家，不是服務業國家。
首先，中國的國家戰略核心源於科技自主、高端製造、能源安全、糧食安全，關鍵在於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和工業體係自主可控；旅遊業作為第三產業，不屬於這些核心範疇。
統計局數據顯示，疫情前的2019年，國內旅遊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56%，對國家綜合實力的貢獻遠小於製造業。
對中國來說，一條汽車供應鏈大於半個省的旅遊收入，一個芯片工廠大於整個旅遊行業的外匯貢獻。從優先級看，旅遊業隻能排到後麵。
其次，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不依賴外國遊客。足夠強大的內需，使得我國的旅遊業本質上是個內循環行業。
疫情三年可以看到，即使國門緊閉沒有一個外國遊客，中國旅遊業仍然可以活得很好（除了入境社和出境社）。而泰國、日本這些“小國”，卻無法承受旅遊業停擺的代價，日本二十多年前就把“觀光立國”作為國家戰略。
第三，由於特殊國情的需要，中國的旅遊產業必須可控。旅遊業涉及人的流動、外國遊客的進出、社會秩序、城市形象和安全管理，這種具有“不受控”屬性的行業，使它天然不可能被視為長期戰略。
第四，旅遊產業分散的特點使它在中國缺少強勢利益集團。與房地產、金融、能源等領域不同，旅遊產業上下遊鏈條眾多，服務特性使企業規模普遍不大，難以集約化發展。
行業組織力量薄弱，無法形成推動國家戰略的重要力量——類似攜程這種公司其實都不能算是旅遊企業，本質上是個互聯網科技平台，但在科技公司中從事旅遊，注定隻是非主流。
02 夜壺邏輯
疫情中最能看清國家對每個行業的真實態度。
從2020年初開始，跨省遊全麵叫停、出境遊完全凍結、航班熔斷以周為單位執行。當東南亞、歐美等國邊境依然半開半合時，中國已將跨境旅遊完全按下暫停鍵，整個行業瞬間休業停擺。
由於旅遊業的可替代性強，既不是基礎民生，也不是戰略支柱，當防疫大局壓倒一切時，旅遊業立刻變成最容易犧牲的行業。
反觀其他國家，泰國旅遊業占GDP達20%，日本需要入境遊收入緩解地方財政；而對墨西哥、土耳其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旅遊是外匯支柱，停掉就意味著經濟風險。
而中國不同，中國經濟體量大、產業完備，財政體係不依賴旅遊。因此旅遊業不會放在“必須保”的位置，停掉它幾乎沒有係統性風險。
有意思的是，疫情後政府又把旅遊業當成了萬能補丁。三年封控之後，經濟增長壓力陡增，消費意願疲軟，於是，旅遊業又突然被端出來，成為人間煙火氣的活力證明。
各地爭相搞文旅宣傳，從文旅局長花式整活，到夜市、演唱會、網紅景點集中爆發，長假政策延長或優化，再到免簽政策快速鋪開，吸引外國遊客……
疫情結束後的第一個五一、暑期、十一假期，旅遊數據連接暴漲，媒體一片鋪天蓋地的唱好。
各地意識到，旅遊業是短期拉動內需最容易快速見效的行業。不像房地產必須控風險，不像高科技需要研發投入，不像製造業需要投資周期——隻要人流動，即可產生消費。
旅遊業再次從“棄子”變回“寶貝”。
而在國際外交舞台，旅遊業又承擔起另一種獨特角色——精準施壓工具。
2017年韓國部署薩德後，中國全麵暫停當時正火的赴韓團體旅遊，使該業務受限長達六年；中日關係緊張時，政策信號通過媒體傳導，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推出免費退改簽，促使中國遊客和企事業單位紛紛退訂，讓對方旅遊業猝不及防。
此時的旅遊業，無關產業功能，更像一種快狠準的信號表達工具。
03 結語
一場寒潮或風暴就能讓短途旅程中斷，一場疫情就可使全球航班停擺，一次地緣衝突足以令熱門目的地降溫。
經濟低迷時它是救命稻草，外交摩擦時它是施壓手段，社會安定優先時它需要可控，內需拉動增長時它又是一條快速通道——這就是它的宿命。
它永遠不會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成為“國策級產業”，它會繼續被端起、放下、再端起。
理解了這一點，中國旅遊業者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這是一個高度依賴自然環境、國家政策節奏、不可自我命運化的行業。
在無常中守護，在夾縫中生長，在萬事萬變中迎接下一場風浪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