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長達十年的激烈政治兩極化剛剛導致了美國曆史上最長的政府停擺。但兩黨卻存在一個罕見的共識：由美國建立並主導的世界秩序正麵臨中國的威脅，中國意圖取代美國在全球的正當領導地位。
有一個詞精準概括了這一論調——修昔底德陷阱，特指新興大國挑戰現存霸權國時引發的激烈衝突。在修昔底德所處的時代，是雅典成功挑戰了斯巴達的霸主地位。而這一模式在曆史上反複上演，新興大國的野心與擴張幾乎無一例外以流血衝突收場。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徹底顛覆了這一預設。在一片混亂中，本屆政府單方麵對美國親手建立的全球秩序展開了徹底破壞——威脅發動侵略、濫用懲罰性關稅、近乎拋棄長期盟友。相比之下，中國的回應大多是堅定維護現狀。局勢出現驚人逆轉：如今執意觸發修昔底德陷阱的，似乎是美國而非中國。在世界之巔，美國正在自我顛覆。
兩黨此前的這一共識如今已顯露裂痕，而這一共識本身建立在對中國意圖的誤讀之上。至少，三位東亞問題學者近期發表在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上的一篇頗具爭議的論文是這樣認為的。作者寫道：“中國是一個關注政權穩定、維護現狀的大國，其對內政策重心遠高於對外戰略訴求。”
這一清醒的分析基於對海量中國文獻資料的深入研究，涵蓋官方講話、學校課程等各類文本。研究結論令人矚目：作者發現，中國公開宣稱的領土關切從未超出其長期主張的台灣地區及相對狹小的邊境地帶。“中國的目標明確無誤；中國的目標持久不變；中國的目標是有限的，”他們寫道。
中國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並非向外輸出意識形態，而是旨在鞏固執政黨在國內的執政根基。外界眼中所謂的激進舉措，往往是為解決國內問題而采取的行動。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一些人將其視為中國通過準帝國主義手段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的舉措。但論文作者之一、喬治敦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澤諾比亞·陳（音）表示，該倡議的背後更多是國內考量，而非全球野心。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國內需求推動的，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工業產能過剩，”她告訴我。她還說，除了長期堅持要求合作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獨立外，中國基本上並未將這些海外投資用作實現全球野心的杠杆，更沒有強迫發展中國家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隊。
當然，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絕非高尚甚至善意的角色。其在南海的強硬姿態、在新疆的殘酷鎮壓、對香港的整治行動，以及不顧台灣民眾意願、執意要吞並台灣的頑固訴求，都對亞洲的和平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也違背了基本人權原則。近期中國與日本的外交爭端升級——暫停日本海鮮進口並建議中國公民避免赴日旅遊——更是彰顯了中國的施壓能力。
但無論這些行為多麽殘酷，都遠未達到重構世界秩序的程度。中國似乎隻是在現有體係內維護自身認為的曆史訴求和內政主權，以一種美國（尤其是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幾乎沒有資格指責的方式曲解規則。這一區別至關重要：一個即便手段強硬但以維護現狀為目的的大國，還是一個試圖按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大國，這兩者所構成的挑戰有著本質不同。
無論如何，認為全球應由單一霸權國主導的想法或許早已過時。“這並非單純的美國相對衰落或中國崛起，而是相較於前幾十年，權力分布更加廣泛，由不同地區的多個大國共同掌握，”艾瑪·阿什福德在其發人深省的新書《群雄之首》(First Among Equals)中寫道。“美國和中國雖領先於其他國家，但領先優勢遠不及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多極格局下的複雜平衡而非兩極對峙才是未來的趨勢。
可以說，特朗普並未妥善應對這一現實。在他一係列瘋狂威脅中，近期以“持續縱容殺害基督徒”為由揚言對尼日利亞動武的言論或許最能體現他的挫敗感。美國向來按自己的規則行事，但特朗普甚至拋棄了表麵上對原則的尊重。政治學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對我說：“聲稱‘某些國際法規則不適用於我們’是一回事，而宣稱‘我根本不在乎國際法是什麽’則是另一回事。”
無論有沒有特朗普，過去20年的軍事冒險主義都已成為美國衰落的明顯標誌。“如果我們必須通過入侵這個並未對我們構成威脅的國家、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來維持霸權，那顯然我們正在走下坡路，”進步派外交政策學者、《對抗危機》(The Rivalry Peril)作者範·傑克遜指出。“曆史周期反複證明，當主導大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投入資源，扮演這種軍事角色的時候，新興大國就會崛起，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曆史上不乏衰落大國因侵略擴張而覆滅的案例：16世紀西班牙軍事聖戰式愚行、奧斯曼帝國晚期對民族主義的追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維係搖搖欲墜的帝國地位的無謂嚐試。這些案例的結局如出一轍：在全球舞台上迅速喪失權力與聲望。
當下的局勢或許並非完全如此。盡管特朗普頻頻威脅在海外采取軍事行動，但除了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短暫空襲、轟炸加勒比海小型船隻外，他似乎更熱衷於動用軍隊管控美國公民。正如他對軍方高層所言，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為海外軍事冒險練兵。但人們很難不認為，對民主黨執政城市的居民發動戰爭本身也是一個目標。
同樣，特朗普激進的關稅戰與世界關係遠不如表麵看起來那麽密切。這場關稅戰表麵上是為了與那些“欺詐”美國的國家公平競爭，懲罰那些政策損害美國利益的國家（芬太尼問題就是典型例子）。但近期最高法院就特朗普關稅政策展開的辯論明確顯示，這些關稅的成本大多由美國民眾承擔，同時還繞過了憲法賦予國會的財政決策權。簡而言之，這場關稅戰看似針對全球，實則傷害的是本國。
這就形成了一種難以抗拒的諷刺：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非但沒有遏製中國，反而可能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美國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癡迷於政權穩定，不惜動用一切手段管控民眾；小心翼翼地守護周邊勢力範圍，卻對領導全球毫無興趣；在民族主義的狂熱氛圍中，圍繞專製領導人塑造個人崇拜。
盡管特朗普在競選時言辭激烈地抨擊中國，但他從未真正成為對華強硬派，即便其身邊部分人士一直主張采取更激進的政策遏製中國崛起。事實上，他常常對習近平主席大加讚賞，習近平所擁有的那種近乎不受限製的權力正是特朗普夢寐以求的。“習主席是一個偉大國家的偉大領導人，”上月在韓國會晤時，特朗普曾這樣獻殷勤。
特朗普的讚美發生在美國接連退出自己協助創立的多邊機構（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之際。至於本周末在南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特朗普數月前就宣布不會出席，派遣副總統萬斯代為參會。萬斯在此前的國際場合一直扮演著嚴厲批評者的角色，說教歐洲國家要維護言論自由，還當麵斥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難想象，他若在約翰內斯堡參會，又會發表怎樣的言論。
但我們永遠無從知曉了，因為特朗普本月突然宣布美國將全麵抵製此次峰會，還荒謬地聲稱南非白人正遭受黑人多數群體的迫害和種族滅絕式暴力。“隻要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持續下去，美國政府官員就不會出席峰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寫道。然而在周四，美國政府又突然改口，表示派遣一支規模小、級別低的代表團參會，但該代表團不會參與峰會討論。
中國則在進行一場更具長遠眼光、更精妙的博弈。作為習近平主席的首席特使，中國總理李強將率領龐大的官員代表團出席約翰內斯堡峰會，準備與全球主要經濟體探討新興多極秩序下的挑戰與機遇。
隨著美國的霸權地位日漸衰落，如今它麵臨著一個抉擇：要麽以受尊重的夥伴身份，與新興國家攜手構建一個更公平的新型多極世界；要麽執意追求通過霸權統治獲得的、代價高昂且脆弱不堪的權力。特朗普選擇了後者，而中國似乎選擇了前者。哪條道路通向和平與繁榮，哪條道路終將走向毀滅，曆史已經告訴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