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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一個外賣騎手耗時661天的工傷維權

送外賣的第39天，30歲的杜北在斑馬線側滑、摔倒，左手大拇指發生粉碎性骨折。事發第二天，他的騎手賬號被站長刪除。自此，他開始了漫長的工傷維權，卻經曆多方“踢皮球”和疑似詐騙。

事故發生661天後，唐山市路南區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委員會（下稱“仲裁委”）裁定了118221元的工傷賠償——盡管企業隨後向法院提起訴訟，將案件繼續拖入法庭。

“中國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話，一層一層往上找，早晚會有一個解決的方案。如果認倒黴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黴了，沒有人會管你了。”杜北告訴水瓶紀元。

“騰飛的共享經濟”在製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在悄悄地將越來越多人甩出勞動保障體係。外賣騎手成為熔爐裏的耗材，等待用完即棄的命運。

“灼燒的疼痛感”

2023年10月7日，下午1點50分，剛過外賣午高峰，杜北送完唐山站西廣場外賣訂單後，準備返回片區。電動車壓過噴了水的斑馬線，意外發生側滑，人和車齊齊摔倒在地。“左手大拇指有灼燒的疼痛感，膝蓋也是。”這是他開始送外賣的第39天。

2023年10月7日，杜北送外賣時電動車壓過噴水的斑馬線發生側滑，導致左手大拇指骨折。（圖_受訪者提供）

杜北上一份工作是挖掘機駕駛員。2022年，他拿到《特種設備作業人員證》後，開始接些綠化、修路、挖房屋基礎坑的工作。唯獨拆遷的工作，他不敢接。“太危險了，哪一個著力點找不好，塌了的話，車毀人亡。”

按照杜北的說法，如果駕齡長、業務熟練，一個月工資能達到一萬多，這遠高於他所居住的河北省唐山市的居民人均月收入3539元。但挖掘機的工作很不穩定，隻能跟承包工程的老板聯係，等他們派活，項目結款也時常拖延。於是他萌生了做美團騎手的想法。

2023年8月30號，杜北循著58同城上的招聘信息，來到唐山市鷺港驛站。外賣騎手不用麵試，隻需要下載美團APP，找到騎手招聘板塊，填寫意向工作地點、工作類型和手機號等信息就可以。當天下午，站長就讓杜北去跑單了。

跑單前，還需要租電動車。杜北在距離站點約3公裏的指定租車行，租到了一輛改裝過的電動車，一個月租金大約550元。目前，新國標電動車的限速是25km/h，遠遠滿足不了外賣配送需求，而改裝後的電動車最快能開到75km/h。對於改裝，站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上班後，杜北每天都要參與早會、點名。“早上他點名，一邊拿手機拍你，你就喊到！”上午十點上線，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不能拒絕係統派單。杜北每天大約配送二三十單，距離在3.5公裏以內的訂單，要在半小時內完成配送。

如果同時接了多個訂單，配送時間重疊，就很容易超時。“比如說是四點，你接的這一單，從四點到四點半，必須要送達。四點十分接的下一單，就是四點十分開始計時到四點四十，就是重疊往後邊計算。”杜北解釋道。這意味著，前一單配送過程中接新單，單子的配送時間並不會因此延長，接單數量越多，均攤到每個訂單的時間就越短。

送單期間，騎手還要完成隨機出現的“微笑行動”。這是一項刷臉檢測，騎手需要把自己的臉移動到指定的人像框內，對著攝像頭眨眼、左右轉頭。這主要是為了抽查騎手有沒有穿戴頭盔和工作服，以及是不是本人送單。“微笑行動”會不定時出現，可能在送餐過程、坐電梯期間或者其它任意時刻。騎手在收到提醒後，需要在五分鍾內完成檢測。如果檢測未通過，賬號會被暫停接單，或麵臨更嚴重的處罰。

“你可以跟微笑行動開玩笑，但它不會跟你開玩笑”，這是流傳在外賣騎手間的一句話。一個山東的外賣騎手在抖音吐苦水，“送了一個月，‘微笑行動’沒通過被罰了一千，我暑假旅遊計劃都泡湯了，我要崩潰了，難受！”

從八月末開始送外賣起，直到九月，杜北跑了大約705單。加上新人獎，平均一單能拿七塊錢。外賣平台為了激勵騎手加入，常常會給予補貼和獎勵，比如晚班補貼、車輛補貼等，甚至可以預支工資，具體情況視平台、地區而異。

薪資可觀、就業門檻低，使得外賣行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發布的《以騎手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外賣騎手已超1300萬人。由南開大學社會學院基於4.1萬份樣本數據撰寫的《外賣騎手生活世界研究報告》顯示，95.56%的騎手為男性，平均年齡33歲，近八成騎手集中分布在21歲\~40歲年齡段。

外賣行業給底層勞動者提供了生存的機會。據美團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外賣騎手就業扶貧報告》， 2013-2019年期間，累計有43.2萬建檔立卡貧困戶通過美團實現就業增收，而外賣騎手的收入約占家庭總收入的70%。

看起來行業發展一派欣欣向榮，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未知的危險隨時在路上。

摔傷是家常便飯。在送外賣過程中，杜北曾因躲避逆行的電動車、闖紅燈的老人，緊急製動，摔傷了膝蓋、胳膊和手掌，當場破皮、淤青。一怒之下，杜北辱罵了老人，老人作勢要打他，兩人差點當街打起來，所幸路人上前勸架，攔住了他們。

摔傷後，杜北請了兩天假回家休息，給傷口塗了止疼藥和消炎藥。雖然受傷不算嚴重，但他也因此損失了兩天工資。騎手沒有基本工資，沒有送單就沒有收入，即便站點對專送騎手有嚴格的上下班時間規定。

杜北沒太把小傷放在心上，直到10月7日那天，電動車側滑，他因此摔傷、大拇指骨折。“平時就是摔一跤、擦破皮，或者把車撞壞，修一修就沒事了。這是我第一次摔這麽嚴重。”

2023年10月7日，杜北拍下自己摔傷的現場照片，一輛電動車橫臥在自行車道上。（圖_受訪者提供）

騎手，消失在路上

其實剛送外賣不久，杜北就聽說有騎手在事故中喪生了。同事告訴他，早高峰的時候，那個騎手要送一個煎餅，快要超時了。站點打電話來催促，說“顧客要去上班了，他的餐為什麽還沒到？他要投訴了。快點！”騎手接完電話後，一著急，搶黃燈，就跟出租車撞上了。

聽說這件事後，杜北坦言，他感覺死亡離自己非常近，或許每時每刻都會發生。 “你要想多了，就會影響（自己）每天的工作；你要不想吧，隨時都（可能）會發生交通事故”。

騎手交通事故頻發並非個例。2020年，上海公安局查處快遞外賣騎手交通違法4.3萬起。另據《新華網》報道，2023年全國發生外賣騎手交通事故1.2萬宗。

早會時，站長也會反複提醒他們不要闖紅燈或逆行，但杜北認為這跟配送時間本質上是矛盾的。“人家說的是安全第一，但是你不想被罰錢的話，就隻有在能保命的情況下，盡快完成配送。”

杜北的準時率大約是97.3%，但平台的要求是100%。三百單之內，算新手保護期，超時不到7分鍾，不會罰款。三百單以後，超時會扣站長5塊錢，扣騎手15塊錢。

商家出餐慢、等紅綠燈、交通高峰、小區門禁、爬樓梯、惡劣天氣……都可能成為超時的原因。“單量太多的話，第一單出現問題，後麵全部會超時。”最多的時候，杜北手裏有八單需要配送。

與此同時，外賣平台打出“配餐就是快”的口號，不斷壓縮配送時間。2020年，人物雜誌發布《外賣騎手，困在係統裏》，接受采訪的多位美團、餓了麽騎手都感受到了時間的消失。3公裏的訂單，最長配送時間從1小時縮減到30分鍾。

除了交通事故外，疲勞駕駛也往往給騎手帶來人身風險。據杜北講述，騎手就算一天在線12個小時，扣除保險、租車等費用後，往往也跑不出兩百塊錢配送費。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騎手隻能不斷延長上線時間。他所在的站點，有個“單王”從早高峰開始送到晚上12點，每天除了睡覺，就是送單，一個月才能掙到一萬多塊錢。“這種人猝死的多，疲勞駕駛被撞死的也多，公司也不給申報‘工亡’。太多驛站都發生過這種事，負責人壓著不說，最後騎手家屬去驛站裏鬧。”

據《紅星新聞》報道，2020年12月，餓了麽眾包騎手韓某偉在送餐過程猝死。家屬希望獲得工傷賠償，但餓了麽稱，韓某偉與平台並非雇傭關係，隻能給2000元的人道主義費用補償。後在輿論壓力下，餓了麽發表聲明致歉，並承諾將在一周內向家屬交付60萬元撫恤金。

但騎手群體並沒有自此得到更多保障。據《封麵新聞》報道，今年5月，半個月內，同樣供職於餓了麽長安路店的兩個騎手袁文和梁軍先後猝死。家屬在采訪中透露，事發後一周，站點都沒有出麵解決善後事宜，也拒絕提供勞動合同或保險單。

2023年10月7日下午摔倒後，杜北打電話告訴站長，站長到了事發地後，問“你怎麽騎這麽快啊！”

杜北感到被指責，懟回去：“你也甭說我騎太快，你騎電動車，你也沒少摔！”有時站點忙不過來，或者訂單有超時風險時，站長需要救單，也曾摔骨折過。

拍好受傷照片，上傳到平台後，他們一起去唐山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站長沒有載著杜北，而是讓他用單手開電動車跟在後麵。杜北坦言，“非常吃力，雙腳站地的時候，膝蓋也很疼”。

X光片顯示，杜北的左手大拇指發生了粉碎性骨折，有明顯移位，雙膝大麵積軟組織挫傷。醫生建議做手術住院治療，用鋼釘把大拇指穿起來、固定住。

杜光左手X光片，顯示其左手大拇指存在粉碎性骨折。（圖_受訪者提供）

住院前，需要先交五千塊錢押金，再加上治療費用，至少需要一萬塊錢，杜北負擔不起。他坦言，當時剛交完房租、物業費，沒有錢。“要有錢的話，我就不去送外賣了……”受傷發生在10月初，他當時連九月份的工資也還沒拿到，甚至急診掛號、拍X光片的300多塊錢都是站長墊付的，“站長說之後在我的工資裏扣”。

站長打電話請示美團城市經理，得到的答複是，讓杜北借錢先去做手術，之後找太平洋保險公司報銷。如果杜北借不到錢做手術，他們也沒辦法。杜北放棄住院手術後，就回家睡覺去了，“手上傷口太疼，就連走路都覺得吃力了”。後來，因為拖延治療，杜北的大拇指骨頭移位，指甲也掉了，不過他卻慶幸傷的是左手大拇指，“要是把腿摔骨折的話，我會餓死在家裏！”

杜北嚐試過“輕鬆籌”，跟工作人員電話聯係後，他在小程序寫下事件經過，上傳病曆和診斷證明。他把鏈接轉發到朋友圈，但之後的十多天裏，隻籌到一塊錢。

剛摔倒的時候，站長告訴杜北，這是他自己摔倒的，不用報警。杜北後來才發現，站長的建議也是“套路”。根據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多數地區要求當事人在事故發生後立即或最遲24小時內報警備案。逾期未報，若引發糾紛，警方可能不予受理，影響後續賠償。因為當時沒有報案，杜北未能調取到事發時的道路監控。

作為騎手，杜北仿佛成了隨意被丟棄的耗材。他告訴水瓶紀元，受傷第二天，他拖著亟需手術的手到處借錢時，發現自己的騎手賬號被站長刪除，接單記錄、保險記錄隨之消失。勞動合同更是從來沒簽訂過。

勞動律師郝正新從2018年開始關注外賣騎手，曾參與撰寫《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2019年度調研報告》，她告訴水瓶紀元，“能否認定勞動關係”一直是外賣行業最關鍵的話題。根據現有法律，與企業的勞動關係直接決定著外賣騎手的勞動權利，而外賣企業在有意製造認定困難，將騎手的勞動關係轉包給多個人力資源公司，推卸自己的雇主責任。

“算是外賣平台和人力資源公司之間的合謀吧”，郝正新舉例，“比如a公司是直接用工的，但是它委托人力資源公司b發工資，b下麵又有一個企業族群，包括b1、b2和b3。可能前三個月是b1發工資，後三個月是b2發，到第三個季度又變成b3。通過這種方式，突破了事實勞動關係認定中“用人單位穩定給勞動者發工資”的標準，讓勞動關係變得混亂。有些企業還會跟靈活用工平台合作，把勞動者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簽訂合作協議。這樣一來，雙方不再是雇傭關係，企業也就不需要承擔雇主責任。”

“外賣套路太多了”

雖然騎手賬號被刪除，但杜北曾預想自己有天可能會發生意外，提前截圖了上下班打卡記錄。再加上微信工作群聊天記錄、銀行卡的工資流水、事發後跟公司負責人的電話協商錄音、工作服、健康證等，在勞動仲裁過程中，仲裁委認定杜北和天津新速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速達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係。

天眼查顯示，天津新速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2020年，注冊資本為1500萬元。業務範圍廣泛，為山東、河北、江蘇、天津等地招聘外賣員。截至2025年9月，有495個司法案件記錄，其中約68.89%的案件為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多為被告。

交通事故如此頻發，而一旦認定工傷，即便是最低的傷殘等級，如杜北的十級傷殘，也要賠償十一萬多元。比如據《工人日報》報道，2023年10月，沈陽騎手劉洋在送餐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鑒定傷殘等級為九級，經工會調解後，外包公司賠付了41萬元。巨大的經濟支出，使得外包公司有足夠的動力，去想方設法逃脫監管。

2022年8月，新速達公司還遭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_（下稱“人社局”）_行政處罰1.2萬元，事由是在《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送達後，逾期拒不改正。而一個月前，公司才入圍“天津市2022年雛鷹企業”。2025年以來，公司曾經三次成為被執行人，執行金額低至1345元，高達206463元。

事發後，杜北在人社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奔走，經過502天，他被認定為遭遇工傷、十級傷殘，停工留薪期4個月。緊接著杜北申請了勞動仲裁，2025年6月26日，案件正式開庭。8月15日，杜北終於收到仲裁委的《仲裁裁決書》，裁決企業支付他工傷待遇118221.21元，其中包含醫療補助金、傷殘補助金、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等，扣除被申請人已支付32637元，還需支付85584.21元。

2025年6月26日，杜北的勞動仲裁案開庭。（圖_受訪者提供）

然而勞動仲裁勝訴後，杜北遲遲沒有收到賠償金。於是8月21日，他前往執行立案庭，打算申請強製執行。這才得知，一周前，新速達公司不服仲裁結果，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案件目前仍在進展中。

維權初期，杜北曾走過一段彎路。當時騎手賬號被刪除，站長不作為，理賠陷入僵局，一家名叫青島德遠法律谘詢公司找上杜北，聲稱可以幫他代理保險理賠。2024年1月16日，杜北和這家公司簽下委托代理合同，約定谘詢服務費為理賠款的25%。在這家法律公司的協調下，2024年3月8日，杜北與新速達公司簽下賠償協議，由保險公司給付醫療費、傷殘賠償金32637元。

賠償協議上麵寫道：“乙方收到款項後，雙方權利義務終止，今後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甲方及相關方主張任何權利。”但杜北認為這是霸王條款，除了保險理賠，他還應該獲得工傷賠償，這讓他決心走司法途徑，工傷維權。

2024年3月8日，杜北曾與新速達公司簽下賠償協議，由保險公司給付醫療費、傷殘賠償金32637元，協議還注明杜北此後不得向新速達公司主張任何權利。（圖_受訪者提供）

不論意外險，還是雇主責任險，本質上都是商業保險。而工傷保險，是政府強製實施的社會保險，保障範圍、保障水平都優於前者。除了醫療費和傷殘賠償金外，工傷待遇還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資、傷殘就業補助金等。

企查查顯示，青島德遠法律谘詢公司的注冊資本為1萬元，成立於2024年1月22日。也就是說，跟杜北在1月16日簽約前，這家公司甚至還不存在。杜北懷疑自己遭遇了詐騙，此前他已經通過微信轉賬8125元代理費。

“基本都是騙子！” 郝正新提醒，有些類似的法律公司還會提出可以幫忙墊付醫療費。甚至代理費要收取理賠款的40%-50%，而按照法律規定，律師費不能超過勝訴金額的18%。

對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間1907份有效法律判決進行分析後，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同樣發現，隨著平台用工模式的演進，外賣平台成功地將騎手所帶來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向外剝離、層層區隔。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台原本需承擔的雇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配送商或眾包服務公司，其自身擔責率由100%降至15%以內。與此同時，大量配送商或眾包服務公司風險承受能力堪憂。

維權的決心

早早輟學、父母離異，杜北在十幾歲就進入社會，作為底層勞動者，他隻能拿起唯一的武器——法律，來保護自己。

這不是杜北第一次為工傷維權，但還是忍不住感歎“外賣套路太多了”。上次工傷維權是五年前，杜北在動物園當飼養員。一次他幫忙關配電室電閘時，從椅子上摔下來，左手受傷。這之後，杜北獨自去唐山市第二醫院檢查，發現是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整個治療下來，一共花了一萬八千多元。此前公司給他繳納了意外險，所以醫療費由保險公司全額報銷。這之後，公司和他簽了一份保密協議，支付給他兩萬元賠償。因為賠償金額遠低於工傷待遇，杜北起訴了公司。最終法院判決，刨去已經支付的兩萬元，公司還需賠付餘下的九萬多元。

“中國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話，一層一層往上找，早晚會有一個解決的方案。如果認倒黴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黴了，沒有人會管你了。”回顧兩次維權經曆，杜北說道。

郝正新也提到，工傷認定的難度很大，當事人往往沒有足夠的證據，訴訟流程也過於漫長。“沒個三兩年很難結束。除非受了特別嚴重的傷害，而且自己還有決心去走這個程序，不然一般大家都不去維這個工傷的權。”

在跟外賣騎手接觸過程中，郝正新聽到最多的想法是，“我也痛恨這些，但是胳膊擰不過大腿，一個人很難跟這些（平台）對抗啊”。

2023年10月，發生事故後，杜北曾經想向河北的新聞欄目組爆料，但要麽電話打不通，要麽對方一聽是外賣工傷，就把電話掛掉。杜北提醒水瓶紀元，“你這樣做的話，美團這麽大的企業會恨上你的，他們背後的法務團隊是非常厲害的。”

2025年3月，京東曾宣布為全職外賣騎手繳納五險一金，但騎手們的反應並不如預期熱烈。“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連基本的生活都過不下去了，還交啥未來的社保？”郝正新說出了騎手的心聲。

在杜北的工作經驗裏，不簽勞動合同、不交社保、拖欠工資，往往是常態。他已經一個人生活了十幾年，坦言“去哪裏都行”。至於為什麽留在河北？ “這裏有我的房子呀，（我）申請的公租房。”公租房一般開放給沒有父母或孩子，也沒有房子的貧困戶申請。杜北申請到一個單間，談及房子的布局，他形容“像醫院的病房一樣，一開門就看到陽台了”。每個月房租加上物業費隻要四百多元，比自己出去租房便宜了一百元。

杜北對生活的要求很簡單。“三千塊錢工資都夠我生活，隻要這個工作循環起來，不發生什麽意外。但如果受傷了，工作也耽誤了，手裏還沒有存款，就待在家裏受罪吧。”

即便在生活中屢屢受挫，但杜北說，他還是相信社會上的光明比黑暗多一些。或者說，他必須要去相信些什麽，才能麵對生活。

杜北又回去開挖掘機了。那同樣是一份沒有勞動保障的工作，工資三千塊，隻要不發生意外，剛剛夠他生存下來。當被問到左手大拇指留下的永久創傷是否會影響工作時，杜北說，“好在開挖掘機不需要用到大拇指，用手掌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