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了,在發獎前給大家出一期小預測,我會對幾位,我個人覺得概率比較大的候選人介紹一下。這次主要講6位作家,我會按可能性大小去分析。
殘雪
首先是殘雪,殘雪算是近幾年常常會提到的國內熱門作家,她也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中國女作家。
殘雪小學畢業即失學。1970年,經街道辦事處安排,做過銑工、裝配工、赤腳醫生等與文學無關的工作,生孩子後又去當過代課老師。因為未能正式工作,自學縫紉,和丈夫一起成為個體裁縫。但是殘雪一直沒有放棄寫作,她於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早期先鋒小說作家有很多有馬原、餘華、殘雪、格非等作家,但是這些年他們大都變換了寫作風格,就像我在上一期分析了餘華前後風格轉變很大。但是隻有殘雪,她的大部分作品仍是沿用先鋒敘事,早期的《黃泥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表現創傷文學,近期的《黑暗地母的禮物》《赤腳醫生》等作品風格轉變很大,但基本還是沿用先鋒敘事,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稱其為"中國的卡夫卡",而蘇珊·桑塔格評價其為"中國最好的作家"。
2015年,《最後的情人》獲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2019年《新世紀愛情故事》入圍國際布克獎長名單。
太陽底下的黃泥街像一大塊髒抹布,上麵布滿了黑色的窟窿。從那些窟窿裏蒸發出一股股油汙的臭氣,也蒸發出數不清的綠頭蠅子和花腳毒蚊。
——殘雪《黃泥街》
作為中國作家的殘雪,在韓江作為東亞女作家剛拿完諾獎之後,以諾獎地域性分蛋糕的慣例,她的概率就相對就小很多了。
盡管她已是作品被譯介最多和國外認可度最高的中國女作家了。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關於加拿大作家我會說三個,加拿大這個地區也是覺得今年最有可能得獎的地區。因為英語文學已經三年沒有拿獎了,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應該也是我們相對熟悉的一個加拿大作家,她也是國際女權運動在文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阿特伍德1959年進入多倫多大學,師從諾思洛普·弗萊,1962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69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可以吃的女人》,1985年以《使女的故事》奠定其國際文學地位。她曾擔任加拿大作家協會主席,支持創立阿南西出版社以推動加拿大民族文化獨立。她的作品關注女性生存狀態與性別政治,通過女性視角探討社會關係。
你根本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麽。
有時她會放聲大哭。我好寂寞,她會邊哭邊訴。我有多寂寞你們是想不到的。我是有朋友,還算走運,但我就是感到孤單寂寞。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被學界視為"女性主義反烏托邦經典"。該作在1985年就獲布克獎提名,2017年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後爆火,續作《證言》於2019年再度獲得布克獎。
而且阿特伍德在敘事形式上也是持續創新,2000年布克獎獲獎作品《盲刺客》嵌套小說、新聞報道與科幻故事三重文本。
阿特伍德這些作品對性別政治和生態危機的關注,非常非常的契合當代西方主流價值觀。不過,雖然她的作品也在國際上有持續多年的高知名度,但對於諾獎來說,有時候知名度太高可能是負分。
貝拉(沈鐳)
地理位置上離故鄉越遠,文學上離故鄉越近
——貝拉
貝拉這個作家大家可能相對陌生,但是在今年的賠率榜上她非常的靠前,ChatGPT等多種AI預測,也把她列為諾貝爾文學獎最熱門候選人。
加拿大華裔作家貝拉,中文名是沈鐳。出生於上海,是一位當代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作家,同時也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員。她出版了十多部小說,包括《被詛咒的鋼琴》《幸存者之歌》《感傷的卡薩布蘭卡》等。
她的創作主要聚焦二戰期間上海猶太難民,貝拉基於真實曆史事件創作的《幸存者之歌》,記錄了上海平民秘密救助猶太難民、猶太醫生救治貧民等曆史細節。
她的作品可以在國際上廣泛傳播得益於漢學家葛浩文的翻譯,《魔咒鋼琴》也由奧斯卡最佳編劇羅納德·哈伍德改編為電影《鋼琴師2》;《幸存者之歌》則被改編為法國歌劇《上海戀人》。
首先貝拉作為加拿大華裔作家,她的作品聚焦的二戰上海猶太難民題材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在目前中美關係緊張的背景下,瑞典學院可能傾向於選擇一個能夠促進對話而非加劇對立的作家。加拿大也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這為貝拉提供了有利的地緣政治背景。但是,貝拉的弱勢是國際知名度相對較晚。
“無論曾經經曆什麽,還是正在經曆什麽,貝拉總能從苦難中汲取有益的養分,轉化為寶貴的文學財富。她眼中光明與希望的光芒一刻也沒有消失。她站在精神的極點上,她的思想遠遠超越了同時代作家。這是上海貝拉能夠成為世界的貝拉的最好注解。”
——貝拉的文學經紀人安博順
安妮·卡森
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詩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飛速穿堂而過的人。
——安妮•卡森
安妮·卡森雖然知名度在國內不高,但是她一直也是諾獎的大熱門。
她於1950 年 6 月 21
日出生於多倫多。她的父親是一名銀行家,從小在加拿大的小鎮長大。高中時,一位拉丁語老師向卡森介紹了古希臘的世界和語言,並私下輔導她。
進入多倫多大學聖邁克爾學院後,她兩次輟學——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結束時。卡森對課程限製感到不安,尤其是關於彌爾頓的必修課,最終回到了多倫多大學,並於
1974 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1975 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81 年獲得博士學位。
她還在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習了一年希臘韻律學和希臘文本批評學。卡森是一位古典學者,對比較文學、人類學、曆史和藝術感興趣,她將許多領域的思想和主題融合在一起,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她的《愛欲的苦甜》以薩福的修辭為切入點,探討欲望的哲學本質,提出"愛欲是一個動詞"。
卡森的代表作《紅的自傳》重構希臘神話中革律翁的故事,把角色變成飽受創傷的現代少年,通過攝影自我救贖。作品以詩體小說形式雜糅虛構采訪、學術論文。總之形式非常新穎,評論界評價也非常
高。
神話是一個被豐富的範式, 一個雙麵的命題, 允許操作者意在言外,過一種雙重的人生。
因此亙古以來人們認為,詩人都是說謊者。 而從詩歌的真實的謊言裏 緩緩泄露出一個問題。
什麽真正連接起事物和詞語?
——安妮·卡森《紅的自傳》
她獲得T.S.艾略特詩歌獎,是該獎首位女性得主,同時還獲得格裏芬詩歌獎、麥克阿瑟天才獎等。
卡森作為加拿大作家,和貝拉和阿特伍德一樣處於相對有利的地緣位置。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也曾在2013年獲諾獎。她的學術背景和跨文化創作理念也符合諾貝爾獎對文學創新的追求。
我個人感覺這一次她的獲獎概率應該是最大的。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歐洲作家我感覺可能性比較大的應該是拉斯洛,因為他也是拿過國際布克文學獎的,而國際布克文學獎作為一個比較新的獎項又和諾獎非常重合,從05年到現在國際布克文學獎裏已經有門羅、韓江、托卡爾丘克拿過諾獎了。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作為東歐後現代主義的代表匈牙利作家,以後現代主義風格、反烏托邦主題及極端長句敘事著稱,代表作《撒旦探戈》通過集體農莊的崩潰寓言揭示極權體製對人性的異化,被蘇珊·桑塔格譽為"當代匈牙利的啟示錄大師,靈感堪比果戈理與梅爾維爾"。
小說講述了一個破敗的小村莊,十幾個無處營生的村民在陰雨連綿、泥濘不堪的晚秋季節裏上演了一出
酗酒、通奸、偷窺、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故事。
冷漠與麻木殘忍地虐殺著一切生機,直至兩個騙子的出現點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引領他們邁著周而複始的死亡舞步,走向想象中的光明未來……
現在,房間裏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提示他個體的存在,現在,他坐在一個沒有了自己私人物品的地方,周圍顯得冰冷冷的。
——拉斯洛《撒旦探戈》
拉斯洛的國際聲譽得益於與導演貝拉·塔爾的長期合作,兩人將《撒旦探戈》改編為7小時史詩電影,2011年合作影片《都靈之馬》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拉斯洛作為匈牙利作家,代表東歐文學。而東歐作家上次獲獎是2019年的彼得·漢德克(奧地利),他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和對思想的融合,也符合諾貝爾獎推崇的文學幹預社會的理念。
另外他對中國文化也非常迷戀,1991年首訪中國後沿李白足跡旅行兩月,他還有一位與漢學家的妻子。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也需要提一下,雖然我覺得他今年可能性仍舊很低,但是他應該是大家最最熟悉的作家了。
村上春樹的獲獎低的原因也不僅僅是大家常常談到的知名度過高的,太過暢銷,還有可能是涉及複雜的東亞地緣政治。畢竟他多次呼籲日本社會直麵戰爭責任,2019年隨筆《棄貓—當我談起父親時》揭露他父親作為侵華日軍士兵殺害中國戰俘的往事,他強調"曆史不是過去的東西,它存在於意識內部",瑞典文學院如果給予他諾獎,也要考慮可能引起日本國內部分右翼勢力的反對。
聊聊諾獎本身
最後我來聊聊諾獎本身,首先雖然諾貝爾文學獎依據諾貝爾遺囑應該授予“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作品”,但現實就是,這個“理想主義傾向”的具體闡釋權實際掌握在瑞典文學院手中,基本也是按照所謂的西方價值觀偏好,比如強調對體製的批判性、個人自由優先性及特定曆史敘事視角等等。
很多次政治因素也曾直接幹預評選結果,例如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因《日瓦戈醫生》獲獎也是得到英國情報部門及美國中情局的暗中推動,旨在利用其作品的反蘇聯立場進行冷戰宣傳;類似地,2015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獲獎,也被視為西方與俄羅斯地緣政治衝突在文學領域的延伸。
評委會的構成加劇了政治與文化的偏見——院士群體以北歐文化背景、高齡及終身製這些特征為主,審美趣味與當代全球文學的多元性其實是脫節的,而
且歐美作家在獲獎者中占比超過90%,而非西方作家常需滿足“揭露社會”或符合“異域化想象”的標準才可能進入考慮範圍。
雖然所有文學獎項裏,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名,但諾貝爾文學獎絕對不是客觀文學價值的絕對度量。曆史上眾多公認的文學巨匠也都沒有獲獎。
從諾貝爾文學獎的地緣分布來看,近年來獲獎者多來自歐洲和北美,亞洲和東歐作家相對較少。這種區域輪替的潛在規則影響著各個
作家的獲獎幾率。從政治地緣因素來看,加拿大籍作家,貝拉、安妮·卡森和阿特伍德,可能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