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喜劇演員走上舞台,講了個笑話或者尖刻的評論,冒犯了某位有權勢的領導人。也可能是某幅漫畫或某個電視節目踩到了敏感點。
無論哪種情況,被冒犯的對象及其同類都會指責創作者及其雇主違反了道德標準和民族美德。隨後,國家便展開打壓——當局發出威脅、施加經濟壓力並暗示要取締相關機構。與此同時,幽默創作者聘請律師,企業高管退縮讓步,所有人都明白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任何關於政府或其盟友的負麵或有失顏麵的內容都不會被允許。
生活在中國、印度、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和委內瑞拉的人們對這種場景並不陌生。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威權統治,都曾迫使喜劇演員、廣播機構、記者和漫畫家陷入沉默。
如今,特朗普總統在上周四對那些拿他開玩笑或發表批評言論的深夜節目主持人發出威脅,要吊銷播出他們節目的電視台的執照,這一舉措讓美國進一步向威權國家靠攏。通過起訴媒體公司、削減公共廣播資金、威脅吊銷執照或否決並購案,同時獎勵更友好的媒體機構,特朗普的策略符合一種令人不安的全球模式。
“控製信息和媒體是威權主義者早期必不可少的步驟之一,”研究民主衰退的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妮弗·麥科伊說。“隨後便會壓製異議和批評,不僅是針對媒體,還會針對政治對手和公民。”
目前尚沒有任何追蹤言論自由的專家或組織將特朗普與世界上最嚴重的言論自由侵犯者相提並論。最惡劣的威權政權會殺害批評者,將任何可疑人士投入監獄。許多獨裁者上台後會立即關閉報紙並接管電視網絡。
但美國曆史上一直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而特朗普所采用的策略——表明隻有總統認可的觀點才是正當的、受保護的觀點——使美國陷入尷尬境地。
總部位於瑞典的V-Dem研究所發布的《2025年民主報告》顯示,美國和其他43個國家(占全球四分之一)的言論自由狀況正在惡化,較去年增加了八個國家。該研究所表示,這一惡化趨勢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
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那些用幽默針砭時弊的人都頻頻成為打擊目標。
•在伊朗,上個月檢察官以道德罪名起訴澤納布·穆薩維,她是該國最早從事脫口秀的女性之一。起因是在一條視頻中,關於伊斯蘭政權前的伊朗的史詩被加入了露骨的語言。這是她塑造“庫茲科皇後”這一形象以來第三次被警方傳喚——這個角色是在戲仿一個包著頭巾、隻露出鼻尖的老年女性村民。
•在土耳其,四名漫畫家今年7月因在諷刺雜誌《LeMan》上發表一幅漫畫而被捕,畫麵描繪摩西與先知穆罕默德在天堂友好交流,下方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子彈橫飛。總統埃爾多安譴責這是“卑鄙的挑釁”,其中一名漫畫家還被指控“侮辱總統”。
•在印度這個言論自由不斷惡化的國家,即便是關於地方政界人士的隱晦笑話也被證明是禁區。今年3月,在孟買一家喜劇俱樂部,印度為數不多仍從事政治幽默的喜劇演員之一庫納爾·卡姆拉演唱了一首俏皮歌曲,其中使用了“叛徒”一詞,顯然是指某位地方政界人士。這就足以讓該邦首席部長要求采取法律行動,政府雇員甚至打砸並洗劫了這家喜劇俱樂部。
柏林赫爾蒂學院社會學教授赫爾穆特·安海爾指出,這種攻擊言論自由、懲罰精英以獲取民粹主義政治利益的模式最早由社會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在上世紀20年代提出,當時他被意大利法西斯監禁。
安海爾說,對當時和現在的許多煽動家而言,目標是“實現文化和政治主導”,或者如其他學者所說,是要重塑公眾心目中的“常理”。
迫使獨立機構屈服隻是手段之一,目的是推行新敘事、以犧牲公共自由為代價來神化崛起的強人。
“舊的正在消逝,新的尚未誕生,”1930年前後,仍在獄中的葛蘭西寫道。“在這個過渡期,各種病態症狀層出不窮。”
中國或許是當今最成功的言論管理者。過去幾十年裏,控製力度時緊時鬆,但在習近平領導下,北京加強了管控,將新聞機構、電影、喜劇和社交媒體轉變為受到精心監控的政府認可信息來源。
2016年視察中國媒體機構時,習近平明確表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
包括中國幾乎所有主要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
從那以後,曾經能夠監督政府濫用權力或腐敗的調查記者——即使他們受雇於官方媒體——幾乎消失殆盡。在匈牙利和俄羅斯等國家也出現了類似模式,忠誠者被安置到曾經獨立的媒體機構。
當局還加強了對電影和書籍的控製,將它們置於共產黨宣傳部門的直接監督下。審查人員不僅關注政治內容,還監控任何被認為不符合黨優先事項的內容。
越界麵臨著相當大的風險。2020年,香港公共廣播機構廣為人知的諷刺節目《頭條新聞》的一集中,暗示警方在新冠疫情初期囤積口罩。該節目自1989年以來一直在做類似內容,但這一集播出幾個月後,節目被取消。
2023年,北京一位脫口秀演員因一個涉及流浪狗的笑話被指侮辱中國軍隊。當局對其所在的喜劇工作室處以1335萬元罰款。與該俱樂部相距甚遠的華北某地警方還拘留了一名在網上為該喜劇演員辯護的女性。
在美國,諷刺和批評——經常包括對特朗普家族潛在腐敗的尖銳嘲諷和調查——仍在媒體中大量存在並擁有廣泛受眾。
但專家們從特朗普威脅廣播執照或對多家大學以及《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媒體提起訴訟的行為中,看到了熟悉的威權主義跡象。
ABC電視台迫於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的壓力“無限期”停播吉米·坎摩爾的節目之後,特朗普又就執照問題做出威脅。卡爾批評坎摩爾對查理·柯克遇襲事件的評論——坎摩爾堅稱特朗普支持者“拚命試圖將殺死查理·柯克的這個孩子說成是與他們毫無關係的人”——而特朗普表示,或許停播節目還不夠。
在這些監管威脅中,意大利人看到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的影子,他將政治權力與媒體所有權結合,將批評者列入黑名單並施壓高管以壓製異議。委內瑞拉人會回憶起烏戈·查韋斯吊銷電台執照並強迫電視台播放其民粹主義演講的往事。匈牙利的歐爾班——特朗普右翼的偶像——則利用稅收政策騷擾和削弱主要媒體機構。
而俄羅斯學者在特朗普對深夜喜劇演員的威脅中看到了普京在莫斯科執政初期的影子。
當時,一檔名為《庫裏》(Kukly)的諷刺電視節目使用誇張、略顯怪誕的木偶來模仿政治人物和時事,從車臣戰爭到葉利欽總統的酗酒問題。在後蘇聯時代的20世紀90年代,當俄羅斯試圖塑造民主國家形象時,克裏姆林宮大體上容忍了這檔節目。
但普京掌權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他首先實施騷擾手段,然後讓國家石油壟斷企業直接收購,將曾經獨立播出該節目的電視台改造為親政府媒體。《庫裏》也隨之消失。
“威權領導人普遍缺乏幽默感,更沒有幾個人能自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獨裁政權問題專家丹尼爾·特雷斯曼說。“據說普京對自己被描繪成邪惡矮人的形象感到憤怒。”
特朗普可能也拿這些笑話當了真——或者覺得它們是在傳達他選民的憤怒。
“他們隻給我負麵報道,”特朗普這樣評價主流媒體。
對此,許多俄羅斯人已經做出了回應:美國,要小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庫裏》的主創維克托·申德羅維奇後來因政府騷擾和死亡威脅被迫逃離俄羅斯。
其他許多參與這檔喜劇節目的人也因恐懼而逃離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