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9月21日14時，美國保守派青年活動人士查理‧柯克追悼會在亞利桑那州的農業體育場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共和黨多位要員等悉數出席。場館內外，聚集了超過十萬人。
9月10日，被特朗普譽為“最懂美國年輕人”的柯克，在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穀大學演講時遭槍擊身亡，年僅31歲。6天後，猶他州地方檢察官對22歲的嫌疑人羅賓遜正式提起訴訟。目前，羅賓遜麵臨7項初步罪名指控，包括嚴重謀殺、非法開槍、妨礙司法、幹擾證人證言和在未成年人麵前實施暴力等。
過去一年多時間裏，美國先後發生三起重大社會影響的名流遭遇槍擊案件，背後是美國的代際敘事斷裂與政治文化危機進一步浮出水麵。除了柯克遇襲身亡事件外，另外兩起分別是特朗普2024年7月在總統競選集會上遇險，保險巨頭“聯合健康保險公司”（United Healthcare）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在紐約酒店門口遇害。這三起案件，作案者均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中產群體，其動機呈理念化，行動去組織化。
當地時間2025年9月21日，美國亞利桑那州農業體育場，查理·柯克悼念活動舞台。圖/視覺中國
三起案件，凶手都是20歲出頭
2024年7月13日，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一場數千人參加的特朗普競選集會因突如其來的槍聲陷入混亂。20歲的托馬斯·馬修·克魯克斯爬上屋頂，向講台方向開火。子彈擦過特朗普耳部，當場造成一名觀眾死亡、兩人重傷。特朗普被迅速護送離場。聯邦調查局將案件定性為暗殺未遂，並展開大規模調查。案發後，美國國內對安保漏洞展開激烈爭論，輿論迅速撕裂。支持者強調這是“對自由的攻擊”，反對者則警告美國政治暴力正顯著升級。
2024年12月4日清晨，紐約曼哈頓的空氣還帶著寒意。聯合健康保險公司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剛走出酒店門口，準備前往公司投資者日的會場時突遭連環槍擊，胸部和腿部多處中彈，最終宣告不治。警方事後確認，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襲擊。凶手為20多歲的年輕男性，家境良好，受過高等教育。調查披露，他長期在網絡上撰文，質疑金融資本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勾連。警方找到的文字材料顯示，凶手並未遭遇個人經濟困境，而是對美國金融政治體係失望已久。此案震動華爾街，美國媒體普遍將其視為對精英體製不信任情緒的極端化體現。
柯克遇襲案嫌疑人羅賓遜同樣是20歲出頭，長期活躍於社交媒體，反複批評美國政治極化，並視柯克為煽動社會撕裂、加劇黨派對立的代表人物。
上述三起案件，目標不同，路徑各異，但作案者的年齡、階層與教育背景高度重合：年輕、中產、受過教育。他們都是在強烈的政治與價值判斷下，做出去組織化、個體化的極端抉擇。
問題隨之浮出：為什麽在美國，並不處於底層的年輕人會采取理念驅動下的暴力行為？答案或許與美國代際敘事的失靈密切相關。
當地時間2025年9月21日，美國亞利桑那州農業體育場，特朗普（左）在查理·柯克追悼活動上擁抱柯克的遺孀埃麗卡·柯克。圖/視覺中國
代際敘事的斷裂
這三起刺殺案，打破了人們對政治暴力的傳統認知。在美國曆史上，政治暴力往往伴隨大規模社會運動或有組織的極端主義團體，而這幾起案件則明顯不同：行動高度個體化、去組織化，動機更多與政治理念相關。
要理解這一現象，必須放到美國代際結構中審視。嬰兒潮一代（1946—1964）成長於戰後繁榮和冷戰勝利時期，享受產業擴張和社會流動的紅利，對“美國例外論”和“美國再偉大”的敘事高度認同。X世代（1965—1980）雖經曆經濟震蕩，但仍受益於穩定的就業與社會環境。千禧一代（1981—1996）成長於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卻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遭遇重大衝擊，就業與財富積累受到限製。而Z世代（1997—2012）成長於產業外遷、學貸高企與疫情衝擊之下，他們對國家敘事的感受更多是停滯和不確定，對“再偉大”的口號缺乏共鳴。
數據印證了這種斷裂。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調查顯示，僅約30%的Z世代受訪者表示“信任政府能做正確的事”，而嬰兒潮一代的比例接近60%。對國會、媒體和司法體係的信任度，年輕一代普遍比老一代低20個百分點以上。美國選舉委員會數據顯示，2022年中期選舉中，18至29歲群體的投票率僅為27%，遠低於老年群體超過60%的水平。蓋洛普的民調則顯示，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對美國民主製度“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比例明顯高於嬰兒潮一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年輕一代並不僅僅表現為冷漠，而是存在明顯的認知衝突。他們在價值層麵普遍支持平權、多元與社會公正，卻同時對政治體係缺乏信任。這種個人價值追求與製度不信任間的矛盾，使他們對政客的宏大敘事特別是選票政治中的“空頭支票”產生強烈排斥。當他們發現製度無法回應個人處境時，部分人可能選擇極端方式來表達立場。
此外，社交媒體的作用不容忽視。在算法驅動的推薦機製下，青年長期浸泡在單一化、極端化的信息繭房中。在這種環境下，他們更容易把自身立場視為絕對正確，將自己塑造成“正義的化身”。
政治文化體係斷層危機
美國一年多時間裏發生的這三起槍擊案，凸顯出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危機。這種危機並非單一層麵的漏洞，而是在製度信任、國家敘事與社會治理之間交織而成。
近年來，年輕人對國會、政府和媒體的信任度持續走低。與嬰兒潮一代相比，Z世代普遍認為這些機構已偏離公共利益，更像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製度信任的缺口，使年輕人不再依賴傳統渠道來表達訴求，也削弱了政治體係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美國長期依賴的國家敘事也在失效。冷戰勝利和世界霸權曾是社會凝聚力的來源，但這一宏大敘事與當下青年的生活體驗脫節。成長於金融危機與疫情陰影中的一代人，對“再偉大”的口號難以產生共鳴。在這種落差下，青年群體難以在宏大敘事中找到自身位置，對政治話語的排斥感不斷加深。
這種情況下，治理體係陷入被動。傳統的安全防範著眼於有組織的極端團體或跨國網絡，而當下的刺殺事件卻高度個體化。行凶者沒有組織背景，也缺乏長期跡象，往往在短時間內突然采取暴力舉動。公共安全部門難以提前識別風險，隻能在事後應對。極端事件的頻發，又反過來進一步削弱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形成循環困境。
製度信任的缺失、敘事的失效與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相互疊加，政治文化的裂痕不斷擴大。柯克遇刺案這樣的突發事件，其實是整個政治文化體係斷層危機的集中呈現。
對美國而言，這是社會整合與政治文化的重大挑戰；對外部世界而言，這種內部裂痕將進一步加劇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影響全球格局的穩定性。
（作者係倫敦大學國際問題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