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他們一直在等待一位敢於違憲的特朗普

作者賈梅爾·布伊於2019年成為《紐約時報》評論專欄作家。在此之前，他是《Slate》雜誌的首席政治記者。



在特朗普政府接連不斷的違憲——甚至反憲法的行動中，有三件事尤其體現了他對法治的蔑視。

第一，對正當程序權利的持續攻擊。

從特朗普政府拒絕協助馬裏蘭州男子基爾馬爾·阿曼多·阿布雷戈·加西亞返回美國一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加西亞3月在巴爾的摩被捕後被送往薩爾瓦多的監獄。白宮不僅無視最高法院要求將加西亞帶回美國的命令，還不斷升級人身攻擊，稱他是“恐怖分子”和“人口走私者”。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一些共和黨人也在這一點上支持政府，堅稱正當程序不適用於無證或未經授權的移民。

佛羅裏達州聯邦眾議員、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拜倫·唐納茲在NBC節目中說：“正當程序是一項隻保留給美國公民的特權。”

唐納茲顯然應該看看憲法。憲法中關於正當程序的兩項修正案——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並沒有提到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而是將正當程序權利賦予所有“人”。

如果當年起草和批準這些修正案的人打算區分公民和非公民，他們本可以這樣寫。尤其是第十四修正案的作者們，他們當時特別關注權利和公民身份問題，並在政治聯盟中麵對本土主義和反移民情緒。

他們本可以寫出一條僅適用於本土出生和歸化公民的正當程序條款，但他們沒有這樣做。

第二件事，是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暗示，總統可能會暫停人身保護令，以阻止聯邦法院釋放政府拘留的人，從而阻礙政府將包括一些合法居民在內的人驅逐出境。

米勒上周在白宮外與記者會麵時說：“憲法寫得很清楚，人身保護令可以在入侵時期被暫停。”

他接著說，這是政府“正在積極考慮的”一個選項，“這取決於法院是否做出正確的決定”。

人身保護令——拉丁語原意為“你應將此人帶到法庭”——是一種程序，用來審查某人的拘留、監禁是否合法。

當法官發布人身保護令時，政府必須證明對該人具有合法羈押權。人身保護令是英國法律傳統中最古老的原則之一，可追溯至13世紀。對美國人而言更具有特殊意義。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議會在1777年暫停人身保護令，法律學者史蒂夫·弗拉代克稱這是“史無前例”的做法。

他寫道，這一暫停的措辭“為英國未來的人身保護令暫停設下了危險先例，暗示議會可以基於身份取消人身保護令，而無需之前一貫存在的必要性和期限兩項約束”。

正是由於這一曆史經驗，美國人在獨立後將對人身保護令的明確保護寫入各州憲法，並促使1787年費城製憲會議的代表將幾乎不可侵犯的保護寫入新的聯邦憲法。

《憲法》第一條第九款寫道：“除非在叛亂或入侵的情況下出於公共安全需要，否則人身保護令的特權不得被暫停。”

關於憲法起草者對人身保護令的尊重，法律學者弗朗西斯·帕斯卡爾在1970年指出：“在1787年以前的美國，存在大量證據表明人們早就珍視這一‘寶貴特權’，並始終堅守。”

事實上，在費城製憲會議及其後批準憲法的過程中，從未有人反對賦予這一重要權利以特殊地位。

人身保護令是美國法律傳統的基石之一。即便是在真正的叛亂時期——南北戰爭中，一場戰事甚至就在國會大廈不遠的地方爆發，暫停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戰爭初期的1861年，林肯指示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在從華盛頓通往費城的鐵路沿線暫停人身保護令，以繞開馬裏蘭州奴隸製州內的叛亂活動。隨之而來的是一次法律對抗。

作為馬裏蘭州聯邦巡回法院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傑·托尼對此表示譴責。他說：“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在任何緊急情況下，總統可以授權暫停人身保護令的特權，或在未經司法程序的情況下逮捕公民。”

當年夏天，林肯請求國會追溯性地批準他對人身保護令的暫停。他辯稱，自己是在國會休會期間代替國會采取行動——這實際上是默許他可能越過了憲法界限。

國會最終應允，並在1863年授權林肯在整個戰爭期間按其判斷暫停人身保護令。

這一切說明，無論你如何看待近期湧入美國的移民情況，這都不是叛亂，更不是總統所聲稱的“入侵”。

本月，美國兩位聯邦法官連續裁定，能夠為政府的拘留和驅逐提供正當理由的“入侵”必須是軍事行為。盡管周二晚上又有一位聯邦法官支持了政府立場，但常識告訴我們，移民越境不等同於軍事行為。而特朗普顯然不是林肯。

這屆政府破壞憲法的最後一項行為，相較之下雖然影響較小，卻仍值得關注：總統計劃接受一架價值4億美元的豪華飛機作為臨時替代“空軍一號”的用機，這架飛機由卡塔爾王室提供。

等他卸任後，這架飛機將轉交給特朗普總統圖書館，如果他願意，可以繼續將其作為私人用途。

這或許無法滿足最高法院對腐敗所作的嚴格法律定義（這些判決幾乎使金錢、禮品和好處之間的無聲交易，在美國政治體係中合法化）。但從任何合理角度來看，這種“贈禮”都構成腐敗，並體現出憲法起草者在建立新政府時極力想要防範的那種貪婪行為。

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22篇中寫道：“共和政體在擁有諸多優點的同時，也有弱點，那就是太容易被外國腐敗勢力滲透。”

正因如此，憲法中有三項條款禁止聯邦官員接受報酬，其中一條明確無誤：“美國不得授予任何貴族頭銜；任何在美國任職、獲得薪酬或負有信托職責的人，未經國會同意，不得接受任何國王、王子或外國國家給予的任何禮物、報酬、職位或頭銜。”

在沒有國會授權、也未將這架飛機置於聯邦政府直接和永久所有權之下的情況下，總統不得接受這份禮物——即便他是以美國的名義接受，也仍然違反憲法。

特朗普決定接受這架飛機——隻要是免費的豪華專機，他來者不拒——這成為美國總統史上最無恥的腐敗行為之一。唯一可與之相比的，是特朗普總統其他赤裸裸的腐敗、假公濟私和牟取私利的行為。

把這些違憲行為合起來看，就能清晰地看到特朗普在其第二個任期中如何看待他本人和總統職位。

對特朗普來說，總統職位是他實行個人統治的工具，一切權力都來源於他個人。這一職位幾乎成為他本人的延伸，就像人控製自己的身體一樣，他要掌控整個政治體製，想拘留誰、驅逐誰，都無需解釋、不需正當理由，甚至不需要任何最低限度的法律程序。

在他眼中，總統職位是他隨意使用的工具，包括無限製地中飽私囊、樹立個人權威，絲毫不顧及公共利益。

這是將總統塑造成民選暴君的方式。這種對總統職位的理解，在所有方麵都與美國的政治傳統格格不入。

但比總統濫用權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和保守派運動的冷漠——甚至是積極支持。

人們本以為，即使保守派熱衷減稅和右翼社會工程，他們對建國者和革命遺產的崇敬，也不至於壓倒對美國生活方式中來之不易的權利和自由的基本尊重。

人們會以為，那些歌頌1776年、把憲法當作聖物、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提醒公眾他們多麽愛國的人，總該有點表示，畢竟有人正在對美國共和製度進行徹底扭曲。

你錯了。

除了個別異議和偶爾的軟弱反對，共和黨幾乎全體支持特朗普。保守派知識分子過去十年來不斷為特朗普及其盟友尋找借口。他們把特朗普的專製野心視為一種怪癖，甚至是對政治和文化左翼虛構革命的合理回應。

無論是克萊蒙特研究所的MAGA擁護者，還是那些在全國主要出版物中為特朗普辯解的人，都有一個共識：特朗普做過或想做的事情，沒有一件是不可接受的。

一切都是一場對抗批判種族理論、性別意識形態或所謂“覺醒主義”的戰爭中必要的防禦行為。

這種態度在道德與倫理上的墮落雖然令人震驚，但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作家兼編輯雅各布·海爾布倫在《美國至末：右翼百年對外國獨裁者的迷戀》中揭示，保守主義運動始終對各類專製者心存好感。

特朗普運動的政治與思想淵源可追溯至20世紀初，而這些先驅往往毫不掩飾地讚揚那些犧牲多數人自由、換取少數人特權的獨裁者——從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到今天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更不用說美國右翼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長期迷戀。

這並不是說左翼從未迷戀過專製者。但在保守派內部，確實存在一條清晰且長期被忽視的傳統——支持並推崇全球範圍內自由民主的敵人。

這將我們帶回到當下的總統身上。特朗普為美國政治帶來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專製統治，這種模式在美國聯邦層級尚屬罕見，但在其他國家、甚至在美國部分曆史階段已有所體現。

無論你認為這個時刻是曆史延續還是曆史斷裂，有一點可以肯定：保守派對這種治理模式的支持並不是異常現象。

這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模式，是對獨裁者和潛在獨裁者熱情支持的一部分。

這就是他們的本來麵目，他們一直如此，在特朗普時代結束之後，他們也依然會是這樣。

這對觀察美國政治的人發出了明確信號：無論是保守主義運動還是共和黨，都不會真正改變方向。

不存在所謂“特朗普化的保守主義運動”，根本沒有。

我們現在看清楚了，是保守主義運動一直在等待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