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監委究竟在什麽條件下，才能避免網絡舉報出現

今年7月底，蘇州公務員馬翔宇公開舉報頂頭上司係列違紀、涉嫌違法窩案，最後以“相信組織”四個字告退。此一風波與萬年李佩霞事發酵時，輿論試著探討：被賦予組織內最權威甄別機關的紀監委，究竟在什麽條件下才能避免馬翔宇們的出現？

關於這個問題，沒人能提供標準答案。但在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舉報後的輿情態勢看，湧現了不少體製內人士的仿效舉報，令人側目。這些人有在職的中院副院長和法官、前警察、現檢察官、司法局幹部，公檢法司齊聚網絡舉報門下。

這些人的網絡舉報，一個顯著影響是，為體製外的民眾帶來了關於體製內權力運行的細節，而他們不一定敞亮的職業故事中間閃現著不公平、不公正之處。而諸般痛陳，都從內部人角度補充了權力失範的狀況，以及它對所謂內部人的傾軋。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體製中人走到網絡舉報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體製決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會壓力，為原本是組織內部的解決程序增加外部壓力。最終的目標，依舊是製造一種投鼠忌器的氛圍，為自個卷入的麻煩尋找有利的出口。

作為一個典型案例，馬翔宇的爆料，因為其提供了較多的視頻資料與話術策略，展現了體製內舉報人士的微妙心態，暴露了他們既矛盾，又竭力調適舉報影響的別扭姿態。他們不是不相信組織，而是相信組織存在另外一副麵貌。

對於組織來說，馬翔宇們實質上都從不同方麵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們在體製外“流落”得越久，這種“背叛”的濃度越高。而組織對這一情形的敏感，舉報者們心知肚明。所以，馬翔宇們聲言反對的是違紀分子，他們則隨時聽從組織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為止，馬翔宇們的公開舉報是有效果的，一個直接的原因在於，民眾對權力的失範懷有共情，哪怕它傷害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但出於對亂權的懼怕與厭惡，他們仍願意聲援這些體製內舉報者——哪怕清楚這些人不過是在利用他們。

也就是說，權力的無差別侵害，會暫時拉平體製內外本已顯著存在的情感鴻溝。這是馬翔宇們獲得最基本的網絡聲援的原理所在，民眾並沒有把這些體製內舉報者當成“我們”的一部分，隻不過，在他們暫時的自我流放之時，與一般人有了命運的共振。

如果接續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或許換一個角度來回答可能更符合國情，更接近求解。既然體製對社會人士的舉報有圓熟的處置模式，那可以類推，來自體製內人士的公開舉報，在什麽狀況下會自動鈍化鋒芒、並大幅度消除其引發輿論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諱言地講，體製外人士的公開舉報，賴以成功的要素是經曆的驚悚程度，根本在於個人的不幸與時代的反差；而體製內人士的網絡舉報，其“賣點”在於身份與體製的反差，他們或自外或被排擠出來，是一個體製的零餘者角色。

隻要對體製內舉報者保持距離，秉持越來越常見的看笑話的態度，他們的舉報效果隻會降低而不會強化。或者說，民眾不再承認與體製內哪怕最沮喪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運，不再自動代入權力失範的傷害想象，迷失的官與絕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觀地說，這對組織可能是一個好消息，亦即：選擇網絡舉報的體製中人，在舉報邏輯上有著回歸體製的天然驅動力，他們最終（也許是很快地）將與“群眾隊伍”分道揚鑣。而群眾也將意識到，為保持群眾隊伍的純潔性計，他們也無法接納這些人。

所以，一個看似好消息是，網絡舉報因為舉報者身份的嶄新特征，好像預示著人間世換了一個樣貌。可仔細去看，這些來自體製內的舉報人，並沒有改變什麽，他們首鼠兩端，測試著輿論的耐心與組織的彈性，以棄子的命爭取著重歸組織懷抱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