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者抗議1999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
《改變世界的一周：1999年反WTO抗議口述史》，D·W· 吉布森 著(ONE WEEK TO CHANGE THE WORL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99 WTO Protests,by DW Gibson)
《世界是如何耗盡一切的：全球供應鏈幕後》，彼得·S·古德曼 著(HOW THE WORLD RAN OUT OF EVERYTHING: Insid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by Peter S. Goodman)
1999年11月一個寒冷的早晨，雨林行動網絡成員哈羅德·林德試圖在西雅圖市中心離地數百英尺高的建築起重機上懸掛一個巨大的標語。他在順著一根繩索從塔吊向下滑時失去了控製，開始墜落。
林德本來可能會喪命，但多虧了搗亂協會(Ruckus Society)的訓練——這是一個培訓行動團體的非營利組織，他知道要脫下無阻力的刷毛手套，徒手抓住繩子，然後等待同事們把他拉回去。在“地麵上一群異教巫師”的“祈禱”幫助下，林德和他的朋友們成功展開了一麵重達100磅的旗幟。旗幟上有兩個指向相反方向的箭頭，一個標著“民主”，另一個標著“WTO”。
這個危險舉動拉開了抗議世界貿易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的“西雅圖之戰”的序幕，它將崇高的理想主義、戲劇性、周密的組織、激進主義和高超的公關手段結合在一起，成為了冷戰後幾十年來反全球化浪潮運動的標誌。
D·W·吉布森全麵的口述史著作《改變世界的一周》全景展示了這個持續多日的異議慶典，從政府授權的遊行和半合法的“直接行動”，到極端非法的破壞活動。甚至還有一場音樂會。
抗議活動吸引了謝羅德·布朗和丹尼斯·庫奇尼奇等開明的民選官員、涅槃樂隊的克裏斯特·諾沃塞利克和聲音花園樂隊的金·塔伊爾等垃圾搖滾中堅力量、總統候選人拉爾夫·納德、語言學家和社會評論家諾姆·喬姆斯基，以及英國女演員朱莉·克裏斯蒂的關注。納德回憶起他當時這樣想：“哇！我們真的要讓他們體驗一把了。”結果這場體驗以大規模逮捕、破碎的玻璃窗和對示威者使用催淚瓦斯告終。
那場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旨在通過“協調”共同規則——例如各國一致認可的食品安全標準——來降低貿易壁壘，推進將新自由化的世界連接在一起的項目。來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和非政府組織官員齊聚西雅圖，這座城市當時正迅速與有望加速全球化的新數字經濟聯係在一起，也將很快成為首批部分通過網絡組織起來的大型抗議活動的發生地點。
正如吉布森所略述的那樣，西雅圖的反WTO抗議活動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眾多左派團體的匯聚點，這些團體認為白宮的民主黨總統所強化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拋棄了他們。美國工會領導人擔心廉價的海外勞動力會給藍領工人的工資帶來下行壓力，而許多環保活動人士則擔心貿易自由化會被用作反對國內環境保護的攻城錘。
雖然抗議活動本身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版，但吉布森和他的受訪者還是花了大量時間講述集會前幾個月的準備工作，以及一本正經的進步派政治領導人與那些會爬到樹上阻止樹木砍伐的挑釁者之間的不穩定聯盟。“我們在這裏，我們是非暴力的，但我們致力於關閉WTO，”一位活動人士記得自己在抗議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說。
吉布森還留了足夠的筆墨給最終未能平息示威活動的政治和執法官員。在一段又一段的引述中，責任主要落在了已於2014年去世的前西雅圖市長保羅·謝爾和他的警察局長諾曼·斯坦普身上：他們在抗議活動前未掌握充分的情報；也沒有及時要求國民警衛隊的支援。
西雅圖之戰之後，盡管世貿組織舉行了更多（在安全方麵更為周全）的會議，但直至今日都未能再達成一項重要的全球貿易協定。盡管如此，世貿組織還是通過其現有規則提供了一個框架，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係的幫助下，貿易自由化在隨後的幾年裏得以推進。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並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也為二十年後新冠大流行給全球貿易帶來的巨大打擊奠定了基礎。
彼得·古德曼的《世界是如何耗盡一切的》一書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崛起和停滯。曾長期擔任《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經濟記者的古德曼以廣闊的視角描繪了現代供應鏈，從長灘港和橫跨美國中部的長途卡車路線，到蒙大拿州的牧場主，以及一家總部位於密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為趕在節日季前從中國發貨所經曆的種種磨難。
大流行期間，在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工人們都麵臨著條件惡化和財務不穩定的問題。隨著集裝箱船在港口閑置，衛生紙、肉類和其他消費品價格飆升，供應量減少。
古德曼認為，這場危機暴露了多年來依賴“及時製”生產這種導致庫存減少的係統的脆弱性。亞馬遜和沃爾瑪等大型零售商以及泰森和JBS等食品加工商也擠壓了供應商和勞動力。從消費者負擔的價格下降和這些巨型企業的市場份額提升——古德曼認為已經達到壟斷水平——來看，這套係統是“奏效”的。當大流行襲來時，庫存低的製造商無法應對需求增加和工人減少的雙重壓力，而一些中間商，如全球船運商和肉類加工廠，卻能從中獲利。
大流行時代經濟異乎尋常的強勁也給製造商帶來了壓力。無力在餐館和旅行上消費的美國人開始在亞馬遜上購買更多由國際貿易帶來的廉價商品：電視機、籃球架、打粉器。“這種激增的結果就是混亂，”古德曼寫道。“由於中國工廠動用了所有可用的生產線，”電荒導致燈泡閃爍不定。
古德曼並沒有天真地認為全球化可以或應該逆轉，也不認為企業在中國看到政治或商業風險就意味著美國製造業的複興（本書最後一部分專門討論了製造商找到的離開中國的路並非是回到美國，而是去東南亞和墨西哥）。
雖然全球供應鏈不太可能被拆除，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在現實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攻擊。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告訴吉布森：“美國正在走向一種民族主義的重商主義。”拜登和特朗普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左，但在貿易政策上很接近，相比之下他們與各自黨派的前任之間的差異反而更大。他們都更傾向於使用關稅，而不是通過世貿組織來解決貿易爭端。
對利商的全球主義的抵製情緒在1999年就已經埋下種子。雖說拜登政府中沒有人爬上塔吊宣布他們的政策建議，但示威者表達的許多擔憂如今已經得到民主黨立法者的認同——環保、勞工權力、對全球貿易安排的懷疑——並將它們編織成一個政策綜合體，摒棄了西雅圖抗議者曾試圖推翻的兩黨共識。
20世紀末，美國曾希望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與政治自由主義齊頭並進，使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這個打算，往好了說也是誤入歧途。古德曼寫道，離岸外包導致了可預見的美國工作崗位流失，而旨在幫助受到全球貿易負麵影響的美國人的項目卻資金不足。
我們拭目以待的是，新的政策應對措施能否不僅贏得美國活動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支持，而且還能贏得美國消費者的支持，因為後者往往喜歡低價勝過一切，而他們的數量也遠遠超過在漫長的精益供應鏈帶來的經濟壓力下處境艱難的卡車司機、牧場主或工會工人等特定群體。WTO可能輸了，但民主還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