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建廠,中國光伏企業的動機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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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為了留住大客戶通用汽車,中國商人曹德旺在美國建起一座後來被廣為人知的汽車玻璃工廠。

那一年的SNEC光伏展上,美國葡萄太陽能公司創始人、美籍華人袁海洋號召中國光伏企業組團去美國生產。彼時的他對美國製造充滿信心,認為其能超越中國,但應者寥寥。

隨後的事實也朝著反方向發展——中國光伏在坎坷中崛起,美國光伏卻全麵落後。當前,在矽料、矽片、電池片、組件四個主要製造環節,中國光伏均占據全球85%以上的產能和產量,而美國僅有零星產能,極度依賴進口。

為了保護本土製造,十多年來,美國政府用足了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內的反傾銷反補貼、國內貿易法中的201、301條款等貿易救濟措施來封堵中國光伏。然而這些措施並未真正救活本土企業,反而使得美國光伏產品供應緊張,價格高企。

但另一方麵,這也使得美國這個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場,成為當前為數不多的利潤高地。在國內與歐洲的組件均價紛紛卷至1元/W以下時,美國市場仍保持在0.31美元/W(約合2.2元/W)的高位。中國企業需要爭取這個市場。

為了繞過貿易壁壘,中國光伏曾湧去東南亞設廠。但隨著反規避措施即將在2024年6月實質性落地,東南亞產能也將麵臨更為嚴苛的限製條件。一方麵貿易壁壘在不斷加碼,另一方麵,美國政府的補貼措施給了中國企業“一步到位”的機會。

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過《通貨膨脹消減法案》(下稱“IRA”),給光伏等新能源領域提供製造補貼,誘人的補貼彌補了美國製造的成本劣勢,使得在美製造光伏具有經濟性,中國企業開始重新審視赴美建廠議題。

不過,新一輪的全球產能布局充滿風險。“曹德旺去美國投資時還是奧巴馬時代,但現在的環境已大不相同。”褚海感歎。他是某中國光伏企業美國工廠的管理人員。


2024年1月23日,江蘇宿遷市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趕製光伏組件出口訂單。圖/IC

當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擴產規模、布局深度不及來自其他國家的企業,更遠遠比不上它們在國內擴產的大手筆。業內人士擔憂,在地緣政治影響下,美國政府的大棒和胡蘿卜不會落在同一批人身上。中國企業在美國境外被貿易壁壘阻擋,去美國建廠卻必能拿到補貼。

但無論如何,袁海洋經營了近十年的“中美光伏交流群”再度活躍起來,他接受了不少企業的谘詢,有來自中國的,也有來自歐洲的。在他看來,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在美建廠隻是邁出第一步,深入本土才是更大的挑戰。

大棒加胡蘿卜

從中國江蘇無錫驅車四個小時範圍內,幾乎可以找到光伏供應鏈上的所有產品。而美國現在就像是15年前的中國,從主要環節到各種輔材,幾乎什麽都缺。

世界上第一片晶矽太陽能電池誕生於美國貝爾實驗室。但作為技術發源地,由於早期市場規模較小、光伏並非尖端科技等原因,美國並未重視光伏製造。

缺乏政府補貼的企業難以為繼,2011年-2014年間,美國政府應本土製造商請求,對中國光伏產品開展“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加征高額關稅。這一舉措促使中國企業繞道至東南亞設廠,美國進口光伏組件的主要來源地從中國變為東南亞。

隨後數年,美國繼續通過其國內貿易法中的201、301關稅條款,涉疆法案、反規避等措施補充、加高貿易壁壘。但這些措施未能挽救美國本土製造。據國金證券研報,因成本劣勢,2015年美國停止生產矽片,2018年電池廠商紛紛破產,大量多晶矽產能處於閑置狀態或專供半導體行業。

美國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報告顯示,截至2023上半年末,美國組件製造能力約10GW,而上半年出貨量僅3.1GW,進口了25.1GW光伏組件。此外,美國目前幾乎沒有矽片和電池片產能。而據彭博新能源,2023全年美國新增光伏裝機容量約35GW。

失去產業土壤的滋養,技術創新也逐漸枯萎。2012年前後,美國光伏領域年新增專利數量逐漸下滑。而中國雖然早期是海外光伏技術的追隨者,但通過強大的產業化能力,實現了規模化量產、上下遊產業鏈配套、工藝改進,目前已在多個領域實現技術領先。

貿易救濟措施無效,原因在於美國光伏製造很難憑借產業自身力量逆轉成本劣勢。據美國太陽能技術辦公室(SETO)報告,2020年美國製造矽組件的成本比中國高出30%-40%。其中勞動力是造成成本差異的主要因素,勞動力占美國製造總成本的22%,而中國僅占8%。此外,由於供應鏈存在缺口,進口成本也使美國製造成本增加約11%。

隨著近兩年中國光伏產能進一步擴張和內卷,成本降低帶來的價格優勢更加突出。谘詢機構伍德麥肯茲2023年末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製造的組件比歐洲便宜50%,比美國便宜65%。

褚海透露,美國產業工人時薪在17美元-26美元,人力成本是國內的6倍-7倍,而配套設備的投資也比國內貴4倍-5倍。此外,中國製造的整合集群能力、完整的供應鏈條,也能進一步降本增效,而這在美國難以實現。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林雪萍曾在與《財經》交流中提出,把中國製造的競爭力歸結為勞動力廉價是片麵的。實際上,中國製造的優勢在於有強大的供應鏈網絡的連接力,還有一支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大軍。全球除了中國,找不到這麽龐大、有組織、有紀律、整體教育程度良好的勞動力群體。

貿易救濟之外,美國開始補貼本土製造。2022年8月,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IRA),該法案計劃通過稅製改革減少財政赤字,並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支出約3700億美元,其中就包含對光伏產業的補貼。

法案發布後,美國光伏迎來一波擴產潮,除了本土企業,來自中國、歐洲、加拿大、印度等國家的企業紛紛宣布赴美建廠。由於歐洲當前缺乏實質性補貼,老牌光伏企業梅耶伯格更是宣布放棄德國組件廠,將戰略重心轉移向美國。

袁海洋表示,除了聯邦層麵的補貼,州、縣層麵的稅收減免、低息長期貸款等優惠條件,都可以與當地政府一對一談判。

2023年3月,美國太陽能工業協會(SEIA)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們曾以為美國到2030年擁有50GW光伏組件產能的目標遙不可及,但現在,這個目標已基本實現。實際的數字遠超預料,據伍德麥肯茲統計,根據目前已公布的規劃,2026年美國組件產能將超120GW,是當年本土光伏裝機需求的3倍。

不過,來自伍德麥肯茲光伏供應鏈的高級研究顧問孫懷硯提醒,龐大的產能規劃未必能全部落地。由於融資,製造經驗,市場競爭,技術,原材料等方麵存在的困難,預計2026年美國組件環節實際落地的產能略超60GW,僅為擴產規劃的一半左右。

誘惑、門檻與風險

盡管困難重重,但美國政府補貼的誘惑難以抵擋。美國聯邦層麵通過IRA給光伏製造方提供兩種補貼——投資稅收抵免(48C ITC)和生產製造補貼(45X MPTC),二者隻能選擇其一。

投資稅收抵免(48C ITC)在完成建廠投資後即可申請,若符合用工條件,可獲得投資額30%的稅收抵免;而生產製造補貼(45X MPTC)則給產業鏈各環節產品設置了不同補貼額度,企業將產品銷售給獨立第三方客戶後可以申請補貼。

“如果著急獲得補貼,企業可能會選擇48C ITC,但一般會更傾向於選擇45X MPTC。雖然後者有一定遲滯性,但可持續,且隨著產量增加,收益更為可觀。”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李曉峰說。

“前所未有的補貼。”袁海洋如此形容。他告訴《財經》,以組件環節為例,在不考慮電池片、玻璃等原材料的情況下,在美國的製造成本大約是5美分/W,而政府的補貼是7美分/W。這裏的製造成本涵蓋了房租、水電、人工、保險等除原材料以外的各種成本。“在規模效應下,產能越大,實際平攤到每瓦的成本還會更低。”

而從建廠初始投入來看,一條1GW組件產線,設備投入大約1500萬美元。假設租廠房,那麽除了固定資產外,其餘均為流動資金。而生產1GW產品並賣掉,補貼能達到7000萬美元。另據《財經》了解,以某中國企業在美國新建的組件廠為例,根據其投資收益模型,在有補貼的情況下,三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

據InfoLink分析師杜加恩測算,有補貼的情況下,當前在美單設組件廠的毛利率約25%,不同程度的一體化毛利率有望更高。即便美國市場價格下跌,以25美分的價格測算,本土廠商也能夠依靠補貼抵抗價格衝擊——美國組件廠仍然保有10%以上的毛利率。

雖然美國市場和補貼足夠誘人,但不少中國光伏企業仍在猶豫觀望,最令人擔憂的是地緣政治帶來的政策風險——中國企業未必能拿到補貼。“歐洲、印度的企業,在美國看來都是自己人。他們(拿不到補貼的)風險很小,擴產動作也更大。”一位電池片廠商人士表示。

當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擴產以頭部公司為主,產能規模較小,且主要投向組件。目前隻有阿特斯正式宣布擴產電池片環節。杜加恩表示,大多數企業希望先通過投資門檻較低的組件環節進行美國產能布局,等熟悉當地環境、獲得穩定可靠的IRA補貼後才會考慮進行更上遊的擴產。

袁海洋表示,今年是IRA執行的第一年,本財政年度結束後,2025年一季度企業可申請,並於第二季度拿到補貼。也就是說,到明年中旬,企業才能真正落袋為安。

袁海洋和李曉峰均認為,中國光伏企業獲取補貼問題不大。“美國是一個崇尚法律的國家,無論做什麽都要依據法律,且無論是通過還是推翻法律,都是非常難的。IRA已經是一個法律,十年有效,而目前法案和後續細則中,均沒有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投資並獲取補貼進行限製。”袁海洋說。

但這種樂觀伴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今年美國大選出現政黨輪替,政策是否能夠延續?美國是否會將“敏感外國實體”延伸至光伏產業,或者出台限製中國光伏企業的補充政策?“目前美國的態度還不明朗,因此大家都很低調,不太願意談論(赴美建廠)這個話題。”褚海表示。

2023年12月,來自共和黨的眾議員卡羅爾·米勒聯合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提出《保護美國先進製造法案》。根據該提案,如果中資企業股權占比超過10%,就無法獲得IRA補貼。米勒表示,該法案將確保包括中國在內的,旨在削弱美國的國家不會獲得美國提供的稅收抵免。另一位發起者盧比奧則是著名的反華政客,涉疆法案即由他提出。

該法案是否能夠通過還未可知,但中國企業赴美建廠的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政策風險,市場風險也不容忽視。如果供求關係逆轉,美國市場價格進一步下跌,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回報,而這一風險不僅限於中國企業。2月中旬,美國太陽能製造商CubicPV就宣布,受矽片價格下跌和建設成本增加的影響,取消10GW矽片產能規劃。

杜加恩還提示,海外建廠有諸多隱性成本,從選址、招人用工、設計產能及降本,到應對複雜的法律、政治環境等等,都有可能推高企業最終付出的實際成本。“這是一個非常難作的決定,自身稟賦不同的企業會有截然不同的定位和規劃,這需要龐大的法務、稅務乃至外部顧問等專業團隊配合決策。”他說。

綜合來看,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夠承受試錯的成本,赴美建廠更像是麵向少數企業打開的一個短暫窗口。

零部件缺失和“關鍵的10%”

從目前形勢來看,美國可以不用再為組件環節發愁,但上遊供應鏈配套才是關鍵。SMM分析師王雯綺表示,組件環節投資相對較小,容易擴產,但短期內美國矽片、電池片產能遠遠無法滿足本土需求,仍將依賴進口。

據彭博新能源預測,東南亞不受美國新關稅影響的預期年度銘牌產能達到55GW,隨著東南亞產能不斷整合優化,進口組件預計會更加便宜。到2025年底,售價將從今年的略高於23美分/W降至16美分/W。即使在有補貼的情況下,僅在美國做組件環節,長期來看也很難與進口產品競爭。

據InfoLink統計,2025年美國組件規劃產能將達到近80GW,而矽料、矽片、電池環節產能分別僅有25GW、11GW、24GW。伍德麥肯茲則預計,2025年,美國能落成的矽片、電池片產能僅為3GW和13GW,組件約54GW。

上遊環節本身建設周期長、成本投入高、技術也更複雜,而在美建廠將進一步放大這些問題。比如,矽料屬於大化工產業,涉及環保事項,在美國審批的時間很長,約需兩年到三年,而在缺乏矽料的情況下,矽片產能也難以布局。電池片環節也涉及少量化工排放,需要18個月左右的審批時間,兩年到三年才能形成有效產能。

此外,美國當前缺乏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許多企業也缺乏在美製造的經驗。僅以落成的組件環節為例,據《財經》了解,中國企業在美製造的良率要略低於國內,但與其他國家的企業相比,仍要高出5個-7個點。而上遊環節製造將麵臨更大的挑戰。

因此,即便有IRA提供的補貼,上遊環節的擴產規劃仍相對較小,實際落地也會更加困難。

但袁海洋提醒,不能隻看製造環節的補貼,這並不是關鍵。他認為,IRA對製造商的各種補貼都不足以使美國製造的產品更具競爭力,最關鍵的其實是“額外的10%”。

根據補貼細則,非戶用光伏項目,若滿足美國本土製造的要求,可以獲得10%的額外補貼。所謂本土製造,即鋼鐵須100%來自美國,且構成係統的製成品中,美國製造成本占比超40%(2025年/2026年及以後開工項目比例為50%/55%)。

“美國現在組件廠商很多,但缺乏本地供應鏈,因此最重要的是把零部件做出來。電池片、輔材等才是真正長遠的機會,這些都是能幫助組件實現本地製造要求的。”袁海洋說。

他進一步解釋,電池片占組件成本的比例約為50%,按照目標55%的本土製造要求,未來隻有使用美國製造的電池片,客戶才能享受多餘10%的退稅。而對於終端客戶而言,額外10%的補貼將超出其為美國製造付出的的更高成本,因此客戶會更傾向於選擇本土製造的產品。

今年2月底,以喬恩·奧索夫為代表的數位參議員致信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進一步要求,隻有使用美國生產的矽片,才能算作美國本土製造。

袁海洋預計,美國將用八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完整的光伏產業鏈。他認為,兩年後,隨著美國逆變器、支架及組件的部分零部件本土產能初步建立,進口組件在美國將失去生存空間。

從電池片環節擴產來看,當前,TOPCon技術是中國光伏電池環節擴產的主流選擇,以晶科為代表的企業在TOPCon路線上積累了大量專利。但在美國,HJT卻能與TOPCon勢均力敵。據杜加恩統計,2025年的電池規劃產能中,44%為HJT,34%為TOPCon,PERC擴產則居少數,其餘未公布技術路線。

據《財經》了解,主要原因包括四點:

一、技術層麵,海外企業掌握HJT技術專利,且其能更好地與下一代光伏材料鈣鈦礦相結合,因此被海外企業青睞;

二、美國市場的價格敏感度不及國內,或可為HJT的高成本買單;

三、一些TOPCon生產設備的基礎平台技術原始專利屬於歐美,在美國使用存在風險;

四、從產業層麵來看,TOPCon產線勞動強度大,各種機器需要精細調試,對勞動力和生產管理的要求都很高,在美製造麵臨較大挑戰。

當前,國內光伏頭部企業紛紛向上下遊延伸產業鏈,以實現垂直一體化。但林雪萍認為,到了國外,重資產投入風險更大,回歸主業是更好的方式。“中國製造在出海時,很多場合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來商量。不是說要搞價格壟斷,也不是商定價格聯盟,而是實現更好的產業鏈分工。”他說。

本土化挑戰

幾年前,某頭部光伏公司找到袁海洋谘詢美國建廠事宜,但兜兜轉轉,在拍板的最後一刻還是選擇了馬來西亞。而就在前年,因為成本競爭優勢不明顯,這家公司關停了馬來西亞的工廠。袁海洋覺得可惜,“如果當時工廠落在美國,它現在就是唯一一家在美國生產電池片的公司,地位就不同了”。

他認為,中國公司來美國建廠最大的阻礙,不是錢,更不是技術,而是觀念。光伏企業創始人對美國模糊的恐懼,來源於對其文化、法律和社會的不了解。而東南亞在地理位置、社會文化上都更接近中國。

“比如說環保審批,在中國和東南亞都可以快速進行,但在美國,條條框框很細碎,也不能變通,企業就會覺得很麻煩。”但袁海洋認為,這在另一方麵也給中國企業提供了保護——如果無法可依,美方就不能成功給中國企業使絆子。

褚海表示,美國製造各方麵配套很慢,所有事項都需要自己慢慢去做,而在國內,政府可以通過代建等形式快速提供基礎設施。但另一方麵,美國的工廠一旦建好,後續稅收等事務就相對簡單,不及國內複雜。

李曉峰提醒,在歐美國家注重ESG方麵的合規尤為重要,不僅結果要合規,過程也不能有瑕疵。他的客戶為了認證工廠能夠生產符合美國要求的產品,花了一年時間進行各方麵論證。

“企業在申請補貼時需要提供大量材料,其中如果某一項合規資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就有可能被退回。”他指出,合規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重要的,中國企業也有能力應對。

中國企業麵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融入美國,打造本土形象。“舉個簡單的細節,美國人了解你的第一步是上你的網站,結果你的服務器在中國,半天上不去,上去了也是一堆中文,人家肯定覺得你不是個美國企業。福耀、海爾的官網,那給人的感覺才是美國的企業。”袁海洋說。

他認為,在法律和公共形象方麵,企業一定要有充足的預算。美國的法律非常細分,不是一個律師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而在公共關係、工作簽證、政府補貼等各種細項事務上,都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

不深入了解美國的情況,就很容易踩坑。據《財經》了解,某光伏企業原本給美國工廠的裝修預算為4000萬-5000萬美元,但由於選址地夏季炎熱,當地管理部門對空調數量、裝修效果均有更高的要求,最終花了9000萬美元。

杜加恩統計,當前各國光伏企業在美建廠選址的前三名為得州、佐治亞州、猶他州,除了稅收優惠以外,勞動力資源、物流網絡等都是廠商考慮的重要因素。

袁海洋表示,美國國土麵積大,組件遠距離運輸費用高,因此組件廠應離客戶越近越好;而矽料、矽片、電池片,應該建在水電費便宜的地方;玻璃、支架、邊框等輔材則應建在離原材料更近的地方。

“總而言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