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為了留住大客戶通用汽車，中國商人曹德旺在美國建起一座後來被廣為人知的汽車玻璃工廠。
那一年的SNEC光伏展上，美國葡萄太陽能公司創始人、美籍華人袁海洋號召中國光伏企業組團去美國生產。彼時的他對美國製造充滿信心，認為其能超越中國，但應者寥寥。
隨後的事實也朝著反方向發展——中國光伏在坎坷中崛起，美國光伏卻全麵落後。當前，在矽料、矽片、電池片、組件四個主要製造環節，中國光伏均占據全球85%以上的產能和產量，而美國僅有零星產能，極度依賴進口。
為了保護本土製造，十多年來，美國政府用足了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內的反傾銷反補貼、國內貿易法中的201、301條款等貿易救濟措施來封堵中國光伏。然而這些措施並未真正救活本土企業，反而使得美國光伏產品供應緊張，價格高企。
但另一方麵，這也使得美國這個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場，成為當前為數不多的利潤高地。在國內與歐洲的組件均價紛紛卷至1元/W以下時，美國市場仍保持在0.31美元/W（約合2.2元/W）的高位。中國企業需要爭取這個市場。
為了繞過貿易壁壘，中國光伏曾湧去東南亞設廠。但隨著反規避措施即將在2024年6月實質性落地，東南亞產能也將麵臨更為嚴苛的限製條件。一方麵貿易壁壘在不斷加碼，另一方麵，美國政府的補貼措施給了中國企業“一步到位”的機會。
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過《通貨膨脹消減法案》（下稱“IRA”），給光伏等新能源領域提供製造補貼，誘人的補貼彌補了美國製造的成本劣勢，使得在美製造光伏具有經濟性，中國企業開始重新審視赴美建廠議題。
不過，新一輪的全球產能布局充滿風險。“曹德旺去美國投資時還是奧巴馬時代，但現在的環境已大不相同。”褚海感歎。他是某中國光伏企業美國工廠的管理人員。
2024年1月23日，江蘇宿遷市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趕製光伏組件出口訂單。圖/IC
當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擴產規模、布局深度不及來自其他國家的企業，更遠遠比不上它們在國內擴產的大手筆。業內人士擔憂，在地緣政治影響下，美國政府的大棒和胡蘿卜不會落在同一批人身上。中國企業在美國境外被貿易壁壘阻擋，去美國建廠卻必能拿到補貼。
但無論如何，袁海洋經營了近十年的“中美光伏交流群”再度活躍起來，他接受了不少企業的谘詢，有來自中國的，也有來自歐洲的。在他看來，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在美建廠隻是邁出第一步，深入本土才是更大的挑戰。
大棒加胡蘿卜
從中國江蘇無錫驅車四個小時範圍內，幾乎可以找到光伏供應鏈上的所有產品。而美國現在就像是15年前的中國，從主要環節到各種輔材，幾乎什麽都缺。
世界上第一片晶矽太陽能電池誕生於美國貝爾實驗室。但作為技術發源地，由於早期市場規模較小、光伏並非尖端科技等原因，美國並未重視光伏製造。
缺乏政府補貼的企業難以為繼，2011年-2014年間，美國政府應本土製造商請求，對中國光伏產品開展“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加征高額關稅。這一舉措促使中國企業繞道至東南亞設廠，美國進口光伏組件的主要來源地從中國變為東南亞。
隨後數年，美國繼續通過其國內貿易法中的201、301關稅條款，涉疆法案、反規避等措施補充、加高貿易壁壘。但這些措施未能挽救美國本土製造。據國金證券研報，因成本劣勢，2015年美國停止生產矽片，2018年電池廠商紛紛破產，大量多晶矽產能處於閑置狀態或專供半導體行業。
美國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報告顯示，截至2023上半年末，美國組件製造能力約10GW，而上半年出貨量僅3.1GW，進口了25.1GW光伏組件。此外，美國目前幾乎沒有矽片和電池片產能。而據彭博新能源，2023全年美國新增光伏裝機容量約35GW。
失去產業土壤的滋養，技術創新也逐漸枯萎。2012年前後，美國光伏領域年新增專利數量逐漸下滑。而中國雖然早期是海外光伏技術的追隨者，但通過強大的產業化能力，實現了規模化量產、上下遊產業鏈配套、工藝改進，目前已在多個領域實現技術領先。
貿易救濟措施無效，原因在於美國光伏製造很難憑借產業自身力量逆轉成本劣勢。據美國太陽能技術辦公室（SETO）報告，2020年美國製造矽組件的成本比中國高出30%-40%。其中勞動力是造成成本差異的主要因素，勞動力占美國製造總成本的22%，而中國僅占8%。此外，由於供應鏈存在缺口，進口成本也使美國製造成本增加約11%。
隨著近兩年中國光伏產能進一步擴張和內卷，成本降低帶來的價格優勢更加突出。谘詢機構伍德麥肯茲2023年末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製造的組件比歐洲便宜50%，比美國便宜65%。
褚海透露，美國產業工人時薪在17美元-26美元，人力成本是國內的6倍-7倍，而配套設備的投資也比國內貴4倍-5倍。此外，中國製造的整合集群能力、完整的供應鏈條，也能進一步降本增效，而這在美國難以實現。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林雪萍曾在與《財經》交流中提出，把中國製造的競爭力歸結為勞動力廉價是片麵的。實際上，中國製造的優勢在於有強大的供應鏈網絡的連接力，還有一支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大軍。全球除了中國，找不到這麽龐大、有組織、有紀律、整體教育程度良好的勞動力群體。
貿易救濟之外，美國開始補貼本土製造。2022年8月，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IRA），該法案計劃通過稅製改革減少財政赤字，並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支出約3700億美元，其中就包含對光伏產業的補貼。
法案發布後，美國光伏迎來一波擴產潮，除了本土企業，來自中國、歐洲、加拿大、印度等國家的企業紛紛宣布赴美建廠。由於歐洲當前缺乏實質性補貼，老牌光伏企業梅耶伯格更是宣布放棄德國組件廠，將戰略重心轉移向美國。
袁海洋表示，除了聯邦層麵的補貼，州、縣層麵的稅收減免、低息長期貸款等優惠條件，都可以與當地政府一對一談判。
2023年3月，美國太陽能工業協會（SEIA）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們曾以為美國到2030年擁有50GW光伏組件產能的目標遙不可及，但現在，這個目標已基本實現。實際的數字遠超預料，據伍德麥肯茲統計，根據目前已公布的規劃，2026年美國組件產能將超120GW，是當年本土光伏裝機需求的3倍。
不過，來自伍德麥肯茲光伏供應鏈的高級研究顧問孫懷硯提醒，龐大的產能規劃未必能全部落地。由於融資，製造經驗，市場競爭，技術，原材料等方麵存在的困難，預計2026年美國組件環節實際落地的產能略超60GW，僅為擴產規劃的一半左右。
誘惑、門檻與風險
盡管困難重重，但美國政府補貼的誘惑難以抵擋。美國聯邦層麵通過IRA給光伏製造方提供兩種補貼——投資稅收抵免（48C
ITC）和生產製造補貼（45X MPTC），二者隻能選擇其一。
投資稅收抵免（48C ITC）在完成建廠投資後即可申請，若符合用工條件，可獲得投資額30%的稅收抵免；而生產製造補貼（45X
MPTC）則給產業鏈各環節產品設置了不同補貼額度，企業將產品銷售給獨立第三方客戶後可以申請補貼。
“如果著急獲得補貼，企業可能會選擇48C ITC，但一般會更傾向於選擇45X
MPTC。雖然後者有一定遲滯性，但可持續，且隨著產量增加，收益更為可觀。”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李曉峰說。
“前所未有的補貼。”袁海洋如此形容。他告訴《財經》，以組件環節為例，在不考慮電池片、玻璃等原材料的情況下，在美國的製造成本大約是5美分/W，而政府的補貼是7美分/W。這裏的製造成本涵蓋了房租、水電、人工、保險等除原材料以外的各種成本。“在規模效應下，產能越大，實際平攤到每瓦的成本還會更低。”
而從建廠初始投入來看，一條1GW組件產線，設備投入大約1500萬美元。假設租廠房，那麽除了固定資產外，其餘均為流動資金。而生產1GW產品並賣掉，補貼能達到7000萬美元。另據《財經》了解，以某中國企業在美國新建的組件廠為例，根據其投資收益模型，在有補貼的情況下，三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
據InfoLink分析師杜加恩測算，有補貼的情況下，當前在美單設組件廠的毛利率約25%，不同程度的一體化毛利率有望更高。即便美國市場價格下跌，以25美分的價格測算，本土廠商也能夠依靠補貼抵抗價格衝擊——美國組件廠仍然保有10%以上的毛利率。
雖然美國市場和補貼足夠誘人，但不少中國光伏企業仍在猶豫觀望，最令人擔憂的是地緣政治帶來的政策風險——中國企業未必能拿到補貼。“歐洲、印度的企業，在美國看來都是自己人。他們（拿不到補貼的）風險很小，擴產動作也更大。”一位電池片廠商人士表示。
當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擴產以頭部公司為主，產能規模較小，且主要投向組件。目前隻有阿特斯正式宣布擴產電池片環節。杜加恩表示，大多數企業希望先通過投資門檻較低的組件環節進行美國產能布局，等熟悉當地環境、獲得穩定可靠的IRA補貼後才會考慮進行更上遊的擴產。
袁海洋表示，今年是IRA執行的第一年，本財政年度結束後，2025年一季度企業可申請，並於第二季度拿到補貼。也就是說，到明年中旬，企業才能真正落袋為安。
袁海洋和李曉峰均認為，中國光伏企業獲取補貼問題不大。“美國是一個崇尚法律的國家，無論做什麽都要依據法律，且無論是通過還是推翻法律，都是非常難的。IRA已經是一個法律，十年有效，而目前法案和後續細則中，均沒有對中國光伏企業在美投資並獲取補貼進行限製。”袁海洋說。
但這種樂觀伴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今年美國大選出現政黨輪替，政策是否能夠延續？美國是否會將“敏感外國實體”延伸至光伏產業，或者出台限製中國光伏企業的補充政策？“目前美國的態度還不明朗，因此大家都很低調，不太願意談論（赴美建廠）這個話題。”褚海表示。
2023年12月，來自共和黨的眾議員卡羅爾·米勒聯合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提出《保護美國先進製造法案》。根據該提案，如果中資企業股權占比超過10%，就無法獲得IRA補貼。米勒表示，該法案將確保包括中國在內的，旨在削弱美國的國家不會獲得美國提供的稅收抵免。另一位發起者盧比奧則是著名的反華政客，涉疆法案即由他提出。
該法案是否能夠通過還未可知，但中國企業赴美建廠的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政策風險，市場風險也不容忽視。如果供求關係逆轉，美國市場價格進一步下跌，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回報，而這一風險不僅限於中國企業。2月中旬，美國太陽能製造商CubicPV就宣布，受矽片價格下跌和建設成本增加的影響，取消10GW矽片產能規劃。
杜加恩還提示，海外建廠有諸多隱性成本，從選址、招人用工、設計產能及降本，到應對複雜的法律、政治環境等等，都有可能推高企業最終付出的實際成本。“這是一個非常難作的決定，自身稟賦不同的企業會有截然不同的定位和規劃，這需要龐大的法務、稅務乃至外部顧問等專業團隊配合決策。”他說。
綜合來看，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夠承受試錯的成本，赴美建廠更像是麵向少數企業打開的一個短暫窗口。
零部件缺失和“關鍵的10%”
從目前形勢來看，美國可以不用再為組件環節發愁，但上遊供應鏈配套才是關鍵。SMM分析師王雯綺表示，組件環節投資相對較小，容易擴產，但短期內美國矽片、電池片產能遠遠無法滿足本土需求，仍將依賴進口。
據彭博新能源預測，東南亞不受美國新關稅影響的預期年度銘牌產能達到55GW，隨著東南亞產能不斷整合優化，進口組件預計會更加便宜。到2025年底，售價將從今年的略高於23美分/W降至16美分/W。即使在有補貼的情況下，僅在美國做組件環節，長期來看也很難與進口產品競爭。
據InfoLink統計，2025年美國組件規劃產能將達到近80GW，而矽料、矽片、電池環節產能分別僅有25GW、11GW、24GW。伍德麥肯茲則預計，2025年，美國能落成的矽片、電池片產能僅為3GW和13GW，組件約54GW。
上遊環節本身建設周期長、成本投入高、技術也更複雜，而在美建廠將進一步放大這些問題。比如，矽料屬於大化工產業，涉及環保事項，在美國審批的時間很長，約需兩年到三年，而在缺乏矽料的情況下，矽片產能也難以布局。電池片環節也涉及少量化工排放，需要18個月左右的審批時間，兩年到三年才能形成有效產能。
此外，美國當前缺乏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許多企業也缺乏在美製造的經驗。僅以落成的組件環節為例，據《財經》了解，中國企業在美製造的良率要略低於國內，但與其他國家的企業相比，仍要高出5個-7個點。而上遊環節製造將麵臨更大的挑戰。
因此，即便有IRA提供的補貼，上遊環節的擴產規劃仍相對較小，實際落地也會更加困難。
但袁海洋提醒，不能隻看製造環節的補貼，這並不是關鍵。他認為，IRA對製造商的各種補貼都不足以使美國製造的產品更具競爭力，最關鍵的其實是“額外的10%”。
根據補貼細則，非戶用光伏項目，若滿足美國本土製造的要求，可以獲得10%的額外補貼。所謂本土製造，即鋼鐵須100%來自美國，且構成係統的製成品中，美國製造成本占比超40%（2025年/2026年及以後開工項目比例為50%/55%）。
“美國現在組件廠商很多，但缺乏本地供應鏈，因此最重要的是把零部件做出來。電池片、輔材等才是真正長遠的機會，這些都是能幫助組件實現本地製造要求的。”袁海洋說。
他進一步解釋，電池片占組件成本的比例約為50％，按照目標55％的本土製造要求，未來隻有使用美國製造的電池片，客戶才能享受多餘10％的退稅。而對於終端客戶而言，額外10%的補貼將超出其為美國製造付出的的更高成本，因此客戶會更傾向於選擇本土製造的產品。
今年2月底，以喬恩·奧索夫為代表的數位參議員致信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進一步要求，隻有使用美國生產的矽片，才能算作美國本土製造。
袁海洋預計，美國將用八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完整的光伏產業鏈。他認為，兩年後，隨著美國逆變器、支架及組件的部分零部件本土產能初步建立，進口組件在美國將失去生存空間。
從電池片環節擴產來看，當前，TOPCon技術是中國光伏電池環節擴產的主流選擇，以晶科為代表的企業在TOPCon路線上積累了大量專利。但在美國，HJT卻能與TOPCon勢均力敵。據杜加恩統計，2025年的電池規劃產能中，44%為HJT，34%為TOPCon，PERC擴產則居少數，其餘未公布技術路線。
據《財經》了解，主要原因包括四點：
一、技術層麵，海外企業掌握HJT技術專利，且其能更好地與下一代光伏材料鈣鈦礦相結合，因此被海外企業青睞；
二、美國市場的價格敏感度不及國內，或可為HJT的高成本買單；
三、一些TOPCon生產設備的基礎平台技術原始專利屬於歐美，在美國使用存在風險；
四、從產業層麵來看，TOPCon產線勞動強度大，各種機器需要精細調試，對勞動力和生產管理的要求都很高，在美製造麵臨較大挑戰。
當前，國內光伏頭部企業紛紛向上下遊延伸產業鏈，以實現垂直一體化。但林雪萍認為，到了國外，重資產投入風險更大，回歸主業是更好的方式。“中國製造在出海時，很多場合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來商量。不是說要搞價格壟斷，也不是商定價格聯盟，而是實現更好的產業鏈分工。”他說。
本土化挑戰
幾年前，某頭部光伏公司找到袁海洋谘詢美國建廠事宜，但兜兜轉轉，在拍板的最後一刻還是選擇了馬來西亞。而就在前年，因為成本競爭優勢不明顯，這家公司關停了馬來西亞的工廠。袁海洋覺得可惜，“如果當時工廠落在美國，它現在就是唯一一家在美國生產電池片的公司，地位就不同了”。
他認為，中國公司來美國建廠最大的阻礙，不是錢，更不是技術，而是觀念。光伏企業創始人對美國模糊的恐懼，來源於對其文化、法律和社會的不了解。而東南亞在地理位置、社會文化上都更接近中國。
“比如說環保審批，在中國和東南亞都可以快速進行，但在美國，條條框框很細碎，也不能變通，企業就會覺得很麻煩。”但袁海洋認為，這在另一方麵也給中國企業提供了保護——如果無法可依，美方就不能成功給中國企業使絆子。
褚海表示，美國製造各方麵配套很慢，所有事項都需要自己慢慢去做，而在國內，政府可以通過代建等形式快速提供基礎設施。但另一方麵，美國的工廠一旦建好，後續稅收等事務就相對簡單，不及國內複雜。
李曉峰提醒，在歐美國家注重ESG方麵的合規尤為重要，不僅結果要合規，過程也不能有瑕疵。他的客戶為了認證工廠能夠生產符合美國要求的產品，花了一年時間進行各方麵論證。
“企業在申請補貼時需要提供大量材料，其中如果某一項合規資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就有可能被退回。”他指出，合規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重要的，中國企業也有能力應對。
中國企業麵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融入美國，打造本土形象。“舉個簡單的細節，美國人了解你的第一步是上你的網站，結果你的服務器在中國，半天上不去，上去了也是一堆中文，人家肯定覺得你不是個美國企業。福耀、海爾的官網，那給人的感覺才是美國的企業。”袁海洋說。
他認為，在法律和公共形象方麵，企業一定要有充足的預算。美國的法律非常細分，不是一個律師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而在公共關係、工作簽證、政府補貼等各種細項事務上，都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
不深入了解美國的情況，就很容易踩坑。據《財經》了解，某光伏企業原本給美國工廠的裝修預算為4000萬-5000萬美元，但由於選址地夏季炎熱，當地管理部門對空調數量、裝修效果均有更高的要求，最終花了9000萬美元。
杜加恩統計，當前各國光伏企業在美建廠選址的前三名為得州、佐治亞州、猶他州，除了稅收優惠以外，勞動力資源、物流網絡等都是廠商考慮的重要因素。
袁海洋表示，美國國土麵積大，組件遠距離運輸費用高，因此組件廠應離客戶越近越好；而矽料、矽片、電池片，應該建在水電費便宜的地方；玻璃、支架、邊框等輔材則應建在離原材料更近的地方。
“總而言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