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畢業後,他在臨終病房見證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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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場場或失落,或寬慰,或啼笑皆非的聊天中,這部影片將鏡頭長時間對準那些病床上的臨終者,時光也仿佛慢了下來,甚至穿越了時空,將那些真實的畫麵傳遞給了銀幕前的觀眾。大家感動於兩個陌生人之間的善意,震撼於生命最後的頑強。許多人觸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親人和生命故事。

作者 | 段誌飛

編輯 | 程遲

題圖 | 《最後的,最初的》

“愛與陪伴”——這是印在廣州十方緣老人心靈嗬護中心義工衣衫上的四個字。每天一早,義工們去到安寧病房,麵對病床上性格和狀況各異的臨終者,他們把這四個字,牢牢地刻在心裏。

七年前,紀錄片導演羅率,開始用鏡頭記錄下這樣一群義工。在她拍攝的眾多人物中,有一位叫匡勝利,他是這個組織的前負責人。在他的努力下,廣州十方緣得以“進駐”擁有臨終科室的醫院。從失能患者,到癌症患者,義工們嚐試著走進那些臨終者的內心。

在一場場或失落,或寬慰,或啼笑皆非的聊天中,羅率將鏡頭長時間對準那些病床上的臨終者,時光也仿佛慢了下來,甚至穿越了時空,將那些真實的畫麵傳遞給了銀幕前的觀眾。大家感動於兩個陌生人之間的善意,震撼於生命最後的頑強。許多人觸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親人和生命故事。



(圖/《最後的,最初的》)

5月21日,這部聚焦“臨終關懷”題材的紀錄電影《最後的,最初的》經全國公映之後,再一次引發了人們的深思:在中國人的傳統裏,討論死亡是一件忌諱的事情,如今看來,我們每個人都亟須這樣一堂“課”來進行自我教育,但是這樣的觀念普及竟然如此之難,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據了解,2017年衛生計生委(現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將“臨終關懷”“舒緩醫療”“姑息治療”等統稱確定用詞“安寧療護”之後,近年來社會上對以“臨終關懷”為主的安寧療護的關注和討論頗多,但是實施推進卻極其緩慢。

在電影上映期間,記者找到導演羅率和主人公匡勝利,和他們聊了聊“臨終關懷”這件事,並試圖去理解這背後的艱辛與不易。



成為臨終照護者,

最大的門檻是自己

通常,為了應對各種性格和狀況的老人,十方緣會定期麵向誌願者進行培訓,除了“技法層麵”的陪護,比如“祥和注視、用心傾聽、撫觸溝通、同頻呼吸”等之外,還有一種被匡勝利稱為“心法層麵”的訓練,也就是讓臨終照護者先保持自己的狀態穩定。由於十方緣的傳統就是“老帶新”,誌願者一開始也隻是看的多,一旦親自去接觸不同性格的老人,很快就會在過程中“碰壁”。

“每個病人都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特別喜歡和你講話,比較好相處;但是有的人卻一聲不吭,或許還會不停地流淚哭泣;有的人到了臨終前會產生幻覺,甚至還會破口大罵讓我們滾出去。”匡勝利說,這種時候就需要臨終照護者自己的內心足夠強大,可能跟不同的人經過幾十次、上百次的接觸,才能真正積累出自己的經驗。



(圖/《最後的,最初的》)

事實上,在臨終病房裏,意想不到的突發情況時有發生。即使是同一個病人,上一次陪伴的時候還好好的,下一次可能態度就完全變了。匡勝利說,這樣的情況更為複雜,通常很多誌願者就會“卡”在這裏,擔心自己堅持不了做好這件事,而且還要耗時耗力,想了很多,給自己設下了很多限製。

“但情況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難。隻要把心態放穩,去真接觸,真感受,大部分時候,我們都能從陪伴中認識自己。老人們就像是一麵鏡子,你越是擔心什麽,就越會看到什麽。”匡勝利說,“最大的門檻其實也是自己。”

說起發起廣州十方緣的初衷,匡勝利回憶起自己早年的人生經曆。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的他,在環保領域工作了20年。而當有機會接觸到心理學之後,他本能地就被吸引了。小時候就很喜歡聽人傾訴的他,好像終於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長”的事情。



(圖/《最後的,最初的》)

2013年,匡勝利在機緣巧合下聽說了北京十方緣,於是便毫不猶豫地成為了一名臨終關懷誌願者,一做就做到了“三星義工”。來到廣州之後,他從公益講座和讀書會做起,直到2015年6月份成立了廣州十方緣的前身——說是十方緣,實際上到第二年才拿到“民非執照”。

因為直接借鑒了北京十方緣的經驗,匡勝利得以迅速在廣州摸索出了一條因地製宜的道路。盡管來的都是誌願者,但是作為當時的管理者,他也依然堅持將所有的服務規範化,包括在服務之前,大家還要一起開個會,對接下來要陪伴的老人的基本情況和注意事項進行內部交流。

“十方緣的核心理念是‘不分析、不評判、不下定義’。每一個老人,不論家庭條件如何、外表看上去如何、臨終時的身體狀態如何,都需要從嗬護生命的角度,平等地給予關注和關愛。”匡勝利這樣解釋十方緣的“三不”理念。



生命之間的陪伴,

是一場相互的安慰

在羅率的眼裏,匡勝利和自己是同類人,都不怎麽在乎外界對自己的評價。

大概在七年前,羅率從朋友圈裏看到匡勝利關於“臨終關懷”的演講視頻後深受觸動,一個清華畢業的高材生,居然全身心投入了公益。就單憑著這一點好奇,羅率便輾轉找到了匡勝利。兩人一聊,發現各自對“臨終關懷”這件事情後續發展的關注,竟然不謀而合。



(圖/《最後的,最初的》)

他們一個人認為,國內關於“臨終關懷”的影像資料實在是太少了,另一個人則認為,確實到了有必要去普及推廣的地步。但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他們都覺得,臨終病房裏發生的那些事情,確實很值得用影像記錄下來。

除了拍攝匡勝利,羅率還拍了很多人。

其中有十方緣的誌願者馮雪霞,她曾陪伴患有癌症的陳伯三年,陪他經曆了很多難以言說的痛苦,甚至還親曆了陳伯自殺被救的整個過程。事後馮雪霞本來想安慰陳伯,卻發現陳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從容。這種從容帶來的寧靜,至今仍然滋養著她。



(圖/《最後的,最初的》)

此外,十方緣的另一位誌願者江文勇,也吸引了羅率的注意——原本做過IT職業經理人的他,卻選擇去做滴滴司機,隻因為家中有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母親需要照顧。在臨終病房裏,他的陪伴無微不至,就像是照顧自己的母親一樣,他仿佛也是所有人的兒子。

長達三年的跟蹤拍攝,羅率自己也有所收獲。她還記得第一次去臨終病房的時候,看到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讓她內心無比震撼,甚至心裏還產生了一絲質疑——這樣的陪伴真的有意義嗎?

然而,在拍攝臨終病房的過程中,羅率有意識地將自己隱藏起來,做一個客觀的觀察者,直到完成了這一切。當我問她現在覺得“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時,她回答道:“我發現我無法回避,而且我的人生也要麵對各種生死的問題。能夠提前接觸,坦然麵對,人生可能就會少很多遺憾。”



(圖/《最後的,最初的》)

在《最後的,最初的》中,羅率還記錄了一位特殊的臨終者,是一位叫作許滿秀的阿姨。年邁的她曾經也是十方緣的義工,然而在這期間,她自己也被檢查出了身體的問題。在這部紀錄電影的尾聲,許阿姨為自己舉行了一場“人生告別會”,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經曆。最後每一位來參加告別會的朋友,都上前同許阿姨擁抱,並且親切地對她說出了“我愛你”。

紀錄片記錄了這場以告別為名義的聚會,但在匡勝利看來,最打動他的地方,其實是許阿姨身上釋放出的探索不止的精神。

“許阿姨一直在學著改善自己和老伴的關係。老伴去世後,她又在學著改善自己和孩子們的關係。她一直在調整自己,一直在學習。”與許阿姨長期接觸以來,匡勝利看到了每個人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麵。



(圖/《最後的,最初的》)

對匡勝利來說,十年來承受著別人的質疑的眼光,堅持做公益,讓他也收獲了精神層麵的寬慰。這種寬慰來自每個人無形的魅力和能量,也來自人與人之間充滿善意的連接。



將“死亡教育”前移,

而不是等到臨終前“積重難返”

2023年,匡勝利從廣州十方緣離開之前,做過一番激烈的心理鬥爭:十方緣的理念和模式,在所有的公益機構裏已經算作數一數二了,但是在他看來,社會上現階段的臨終關懷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比如通過陪伴隻能減少臨終者心理上的焦慮和恐懼,但卻很難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真正的人生問題。

彼時,這部記錄了廣州十方緣最鼎盛時期的電影,已經進入了後期製作的尾聲。羅率非常理解,匡勝利並非是那種一定要將某件事幹成多大事業的人,所以匡勝利最後將十方緣托付給其他人,而自己選擇離開,她也並沒有感到意外。“我從沒覺得他做成了某件事,甚至在我看來,臨終關懷這件事,也仍然是一個未完成時。”羅率說。



(圖/《最後的,最初的》)

作為公益組織的廣州十方緣,自成立以來一直都是勉力維持。匡勝利告訴記者,盡管經過多年的培訓和講座,廣州十方緣積累了6000名以上的誌願者,但是能走進臨終病房,真正參與服務的誌願者,可能隻有半數,而且在這半數之中,流失率高達80%~90%,能堅持下來的誌願者隻有10%。

另一方麵,廣州十方緣所服務的醫院,早在2008年就成為了全國第一批“臨終關懷”試點醫院。在匡勝利看來,真正的臨終關懷,不能隻是局限在養老院和社區服務,而是一定要去到醫院服務,所以比較幸運的是,他們一直在做的,是真正的臨終關懷。然而不幸的是,放眼全國來看,要想在一家具備大病醫療資質的醫院推行臨終關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圖/《最後的,最初的》)

比如,大醫院要考慮病床的周轉率,但臨終者需要長期住院。如果按照廣州的醫保政策,沒有設立臨終科室的醫院每15天就要轉院一次,而來回地折騰並不利於病人的狀態穩定,較高的死亡率還會拉低醫院的指標考核。此外,對於要考慮醫療資源分配的醫院來說,臨終者還可能存在過度治療的爭議。

“重重阻礙,不單是公益組織所麵臨的難題,一個健康良性的醫療環境,不應該隻靠公益組織來支撐,公益組織應該隻是作為一股補充力量。”匡勝利說,這也是他選擇離開廣州十方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采訪的過程裏,我和匡勝利聊起近期讀到的書籍《超越語言的力量》(吳超、夏維倫 著)、《我們終將被藝術治愈》(呂素貞 著),他都展現出極大的興趣,並表示自己現在也在不斷地接觸和學習新的“音樂療愈”方法。



(圖/《最後的,最初的》)

在匡勝利看來,隨著我國漸漸邁入老齡化社會,基於尊重生命理念而開展的“死亡教育”尤為必要。除了研究心理學,如果能夠通過藝術療愈、靈性療愈等方式,將“死亡教育”這件事情“前移”,讓人們在自己的生命過程中主動汲取養分,把自己活明白,而不是到了臨終前“積重難返”,能做到這樣,才算是真正地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我和匡勝利麵對麵坐在一起的時候,很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這個中年男性,他曾經用自己的眼睛,祥和地注視過多少生離死別。

看著這雙眼睛,好像一瞬間就明白了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