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王毅在紐約召開的第77屆聯合國大會發言。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說，現在是中國領導“全球治理改革”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時候了。這種野心在聯合國體現得尤為明顯。一些美國前政府官員擔心，中國的目標是擴大自己在國際體係中的影響力，並最終用自己的規則取代現有的國際規則。
星期三（4月1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全球衛生、全球人權與國際組織小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就中國對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影響日益加劇進行討論。
小組委員會主席、新澤西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克裏斯·史密斯議員(Christ Smith)說，中國正在尋求主導國際秩序，並取而代之。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通過聯合國這個平台，掌握了顛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藝術，”史密斯說。
國際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主席，前美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安德魯·布雷姆伯格大使(Andrew Bremberg)在作證時表示，過去十年來，中國在聯合國事務中變得越來越自信。
“作為美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如何擴大影響力，並扭曲國際規範以適應北京的惡意利益，有時還專門挑戰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在二戰後建立的西方國際秩序，”他說。
他解釋道，中國積極尋求讓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機構的關鍵職位。在2019年布雷姆伯格大使上任時，已經有四個機構由中國公民領導。在當時，還沒有其他國家能夠在兩個以上的聯合國機構擔任領導職務。
“這些領導地位使得中國能夠影響聯合國議程，以及影響從發展政策，到創新和安全標準等聯合國優先議題，”他說。
布雷姆伯格大使舉例，當中國公民擔任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秘書長期間，中國利用這一契機推廣其專製的互聯網治理模式，並製定推進監視和審查製度的技術標準。其間，中國還在全球市場上支持華為等企業和技術。
前美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代表，聯合國常駐代表凱利·柯裏大使(Kelley Currie)也同意這個觀點。她說，通過將中國公民戰略性的安排在指定職位上，北京能夠在多個組織推進其核心利益，這包括例如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國際電信聯盟(ITU)以及糧食和農業組織(FAO)。
“在這些機構中，中國籍的機構負責人公開推進中國的利益，這違背了他們作為中立國際公務員的就職誓言，”柯裏大使說。
她補充說，習近平領導的中共目前的目標是要係統性地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美國國務院前國際組織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美國筆會會長蘇珊娜·諾塞爾 (Suzanne Nossel)在證詞中說，中國戰略性地使用捐款來影響聯合國的戰略重點。
她舉例說，最突出的例子是聯合國和平與發展信托基金(UN Peace and Development Trust Fund)。該基金由中國政府提供2億美元資助，旨在增加預防衝突、建設和平和經濟發展的能力。
“該基金的指導委員會主要由中國官員組成，他們利用該倡議推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的項目。根據悉尼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分析，自2018年以來批準的項目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支持‘一帶一路’倡議，”諾賽爾解釋道。
中國雖然已經成為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分攤國，但實際上，聯合國的會費分為國家會費以及會員會和其他夥伴的自願捐款。在自願捐款中，中國所出的比例要比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少得多。
諾塞爾說，作為一名曾經的職業外交官，她對中國的態度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我曾經以謹慎樂觀的態度看待中國與聯合國的接觸。當時我覺得，一個融入世界的中國將會更遵守國際規範，“她說，“今天，我認為中國在聯合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是一個急需應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