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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第一次見我，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其實我是個最老實、最善良的人，結果卻受到了這樣的對待。”我去安徽省黃山市的一個鄉村裏采訪時，一位受害者對我說。她剛因戀愛分手後遭遇了暴力、跟蹤、騷擾與死亡威脅。
她這句話我記了很久，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一位農村老年婦女，辛勞了大半輩子，隻是想找個搭夥過日子的老伴，卻遭遇了分手暴力，被對方多次威脅，家門口被貼上侮辱信，村裏的風言風語壓得她喘不過氣，茶葉地裏的收成也全荒廢了。
可幾乎所有的苦，她隻能自己一個人默默吞下。她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跟誰說。女兒有自己的家庭，在縣城裏打拚，她不想再給孩子增添負擔。但暴力發生的時候，她幾乎從來沒想過逃跑，因為根本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對她來說，忍耐是唯一的選擇。
我跟她第一次見麵時，她剪了一頭短發，招待我吃她自己做的零食。她坐下來，準備跟我講她的故事，還沒開口就哭了。我感覺她等待這個把自己的經曆講出來的時刻已經太久了。其實，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我為什麽會來聆聽她的故事，也不清楚當她的故事被寫成報道時意味著什麽。
我明明隻是一個以外來者的身份闖進來的人，但她卻願意在一個初次見麵的陌生人麵前將自己最隱秘、最脆弱的一麵暴露給我看。采訪結束的時候，她一直不舍得我走，將我送到村口，即便在我一次次說著“您回吧”後，她還是站在路口，遠遠目送著我。
像她這樣受困於分手暴力的女性還有多少呢？當她們在這個年紀遭遇了傷害時，她們能怎麽辦？她們該向誰求助？這是我第一次這麽真實地直麵農村獨居的高齡女性的困境。我不禁反思，當媒體在報道發生在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案件時，是否遺忘了那些生活在農村裏的女性，是否忽視了老年婦女可能麵對的困境？
她們不懂法律，沒有發聲的渠道，很多人可能連手機上網都不會操作。當她們遭遇暴力對待時，她們不知道該如何自救。更何況在鄉村裏，“家醜不可外揚”與“男尊女卑”的思想傳統根深蒂固，“受害者有罪論”時常占領輿論高點。
此案的受害者是幸運的，她碰上了一個負責任的女檢察官曹愛紅。她同情受害者的遭遇，知道如何用最恰當的方式來幫助受害者。
在這個縣裏，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很遠，很多地方路況不好，一來一回時常是數小時的顛簸。曹愛紅不僅負責承辦案件，還常去學校與村委會進行普法教育。她跟受害者時常一打一個多小時電話，用聊家常的方式撫慰受害者的不安與恐懼。
該案案發後，曹愛紅跟村婦聯主席和村支書談了話，要他們關注受害者的心理狀態，特別是村裏的流言蜚語對她的影響。然而，就像曹愛紅所說，靠她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檢察機關的觸角所能達到的地方是有限的。
老年農村婦女其實是最為弱勢的群體，卻無法得到有力的支援與幫扶社會資源。暴力就是暴力，傷害就是傷害，她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年齡和所處的地域而成為“不被看見的死角”。相反地，社會應該給予她們更合乎實際和有針對性的保護。不要合理化暴力行為，不要將暴力弱化成“家庭瑣事”和“家庭內部矛盾”，相關部門不要“和稀泥”、做“和事佬”，而是要通過建立鄰裏家暴報告製度、為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援和臨時避難所等方式，為她們的安全真正建立起一座堅實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