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正成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的新情況新變化之一。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比2021年減少10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比2021年下降0.75‰；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下降0.94‰。
“過去40年，中國家庭轉型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家庭規模的小型化。”近日，在由上海市人口學會和上海市計劃生育協會聯合主辦、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承辦的“城市人口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專題報告會上，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副院長沈可作了《家庭功能變遷與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報告。
沈可 主辦方 供圖
沈可展示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一代戶中，一人戶家庭的占比從90年代的6.3%上升到2020年的近25%。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一人戶家庭的主要成因，從1982年的“喪偶”變成2005年的“單身”。“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我國婚姻的推遲。”沈可說。
家庭功能的變遷分析，有助於帶來應對生育下滑問題的更多思考。沈可結合全球各國現行生育政策的“他山之石”提出建議，應著力在加快建設普惠型的托育服務體係、加強對隔代照料的支持、降低多子女家庭的住房壓力等。而雖目前時機未成熟，但將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也需被納入考慮範圍。
站在長遠來看，如男性產假或雙親育兒假的落實，延長女性的帶薪產假等，也是有待商榷、進一步完善的配套措施，
“很多人擔心這會加深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所以完善用工成本的分擔機製，也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和評估的做法。”
“我們可能也需適當地調低對於生育回升和對生育政策立馬奏效的預期，逐漸適應、接受這樣一個低生育的人口新常態，並以更完善的製度和政策去應對人口新時代。”分享的最後，沈可談道。
一人戶家庭最大成因從喪偶變為單身，或體現婚姻年齡的推遲
報告會上，沈可提出，過去40年，中國家庭轉型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數據顯示，1982年中國平均家庭戶規模是一個家庭4.41個人，到2020年下降為2.62個人。
中國家庭規模變遷 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鄒佳雯 圖
放在全球維度比較，從聯合國2017年數據看，在如北美、歐洲、澳大利亞等發達地區，平均家庭規模都是在3人以下的；而非洲及西亞的一些國家，目前的家庭規模仍有6人以上。
沈可談到，中國家庭小型化最直接的一個動因是家庭結構的變遷。一代戶家庭的占比經曆了顯著上升，從1990年的13.5%，上漲到2020年接近50%。其中，一代戶家庭中的一人戶家庭的增長極為迅猛，從1990年的6.3%，上漲到2020年的25.4%。與之相對應的是二代戶家庭的縮減，從1990年的近7成，到2020年的36.7%。三代直係家庭的占比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在1990~2010年的20年間，保持在16.5%上下，直到最近的10年有所下降，來到13.3%。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2015年發表的文章中，探討了一人戶家庭的成因，無外乎4種：單身、已婚但夫妻兩地分居、離異、喪偶。
在我國全國層麵的數據看，在1982年的時候，一人戶家庭中有4成是因喪偶所形成的，主要是老年的一人戶家庭，排名第二的是單身的一人戶家庭。而到2005年時，一人戶成因的占比排名變成了單身、已婚但夫妻兩地分居、喪偶、離異。
“這種成因的變化，起碼反映了兩個現象，一是婚姻年齡的推遲，二是本世紀以來人口的一種大規模流動，造成了夫妻兩地分居比較多的現象。”沈可分析。
三代戶家庭從全國層麵來看，占比相對穩定，但其間仍有值得關注的結構變化。沈可談到，相對於1982年，到2010年時，5歲以下嬰幼兒、20歲末30歲初的年輕人、60多歲的低齡老人，他們居住在三代戶的比重顯著地高於1982年的數據。
以0～3歲嬰幼兒為例，1982年該年齡段的孩子約有40%住在三代戶家庭，即家中有祖輩同住，2010年這個比例則到了將近70%，“這樣的一種三代戶家庭構建，更多是出於家庭中祖輩照顧孫輩的需求，其實從側麵說明，社會化托育服務供給的短缺，這是中國乃至很多國家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沈可分析。
加強隔代照料的支持製度，如給予經濟上的認可
事實上，生育率下滑是全球各國共同麵臨的難題，各國政府也在采取相應鼓勵生育的政策。
沈可介紹，聯合國曾做過生育人口政策調查，1976年時，全球隻有8.8%的國家實行了鼓勵生育政策，到2013年，比例上升到27%。
在我國，從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開始，生育政策開始加快調整和優化。經過對家庭結構變化的分析，一些我國當代育齡人群不願、不敢生育的現象，有了更清晰的畫像。基於此，如何進一步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沈可參考一些其他國家的經驗，提出幾方麵的想法。
第一，要重視加快建設普惠型的托育服務體係，以此降低生育的、特別是女性的機會成本。具體而言，一方麵可以探索鼓勵社會力量開設家庭式的或社區的小型托兒所，好處在於其成本較低。如在德國，三歲以下的幼兒可以在私人家中獲得照料，一個家庭可能托管4～5名嬰幼兒，當然照料者必須經過一定的資質培訓及有關部門的批準。
一方麵要考慮建設分階段、多類型的托育運營體係。以新加坡為例，其為2~18個月的嬰兒提供護理服務，兒童保育中心則可為18個月到7歲以下的兒童提供保育方案，幼兒園提供學前教育方案。韓國在近期針對未滿3歲的嬰幼兒推出全日製服務，針對12歲以下的兒童提供小時製的托管服務。沈可介紹，中國也可以考慮像日托、夜托或是節假日托管這種喘息式的多類型的托育服務。
另一方麵要考慮對低生育家庭的托育補貼，主要分為補貼托育機構及需求方兩類。對於需求方的補貼可能考慮以收入作為標準。如新加坡，家庭每月總收入在12000新幣以下的在職母親，有資格享受額外的托育服務的補貼，同樣瑞典也對於多子女和低收入家庭，可享托育服務的費用減免政策。
第二點，要加強對於隔代照料的支持製度。“因為現在很多祖輩是有意願去照料孫輩的，年輕的父母也希望如此。對於國家來說，如果祖輩承擔了分配照料的職責的話，也是在幫政府減緩壓力。”沈可認為，因此政府和社會層麵，應對於隔代照料給予更多經濟上的認可。“這也是對於老年人非市場化勞動貢獻的的認可。”沈可說。
如澳大利亞照顧孫輩的老人，可申請政府的專項補助。韓國、新加坡等亦有此類補貼、優惠政策。
第三點，降低多子女家庭的住房壓力。沈可分析，如今上海育齡人群不願生，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住房太貴。這點上，全國也有多地在探索推行相關政策，如北京在公租房政策上優先照顧“三胎”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據未成年子女數量在戶型選擇等方麵給予適當照顧；山東淄博二孩及以上家庭購買首套或二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積金可貸額度上浮20%等。沈可認為，應探索其中更多的利好政策。
第四點，把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沈可坦言，這仍需進一步考慮，“未必現在是一個成熟的時機”，要看未來在什麽條件下有逐步推進的機會，讓真正想生的人能夠生出孩子來。
事實上，丹麥、法國、匈牙利、俄羅斯已把輔助生殖技術納入公立醫療，而在奧地利、意大利、葡萄牙、挪威、英國、日本是部分報銷的，西班牙僅針對40歲以上的女性可享受報銷。“那麽中國也可以考慮漸進式地逐步推進，比如可以給第一胎進行輔助生殖技術的家庭以更高的報銷比例。”
另外，要加強對於三孩配套政策的宣傳。新加坡關於深入支持生育政策的宣傳冊做得非常詳盡，且簡明生動易懂，其中包括生育津貼多少錢、育兒假怎麽請等等。沈可認為，中國也可通過居委會等一些組織，用更直觀的方式，讓民眾充分地知曉一係列政策。
低生育國家生育政策的轉型比較
適當調低生育回升以及生育政策立馬奏效的預期
沈可談到，還有幾點有待商榷，但也值得納入考慮範圍。如直接發生育津貼，這種獎勵國內有些地方在做，但從實踐過程上來看，會給財政帶來多大壓力，政策標的如何明確，又能有多大成效，目前難以得到比較嚴謹的檢驗。
又如探索男性的產假和雙親的育兒假。“對東亞社會來說，它可能短期成效並不會太明顯，但它是一個很必要的措施，”沈可說，“需要長期地去逐漸改變家庭育兒分工的意識，讓爸爸更多地參與到育兒當中。”
以韓國為例，2019年男性產假是10天，和上海目前是一樣的，2019年韓國男性陪產假的休假率在21.2%，“從絕對量上看並不高，但相對於幾年前還不到10%，已有長足的進步。”
第三點，延長帶薪產假。“很多省市都在延長帶薪產假，但對於很多女性來說都會有擔憂，這是否會增加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沈可坦言。
沈可認為，由此可能要考慮完善用工成本的分擔機製。再以新加坡為例，16周的帶薪產假，在一胎、二胎家庭，前8周的產假工資由企業支付，後8周由政府承擔；生三胎以上，所有的產假工資都將由政府來支付，“這樣可能會削減企業在用工方麵對於女性的歧視，當然政府方麵還需要評估財政壓力和可持續性。”
分享的最後，沈可坦言，我們可能也需適當地調低對於生育回升以及生育政策立馬奏效的預期，“北歐在全球已是家庭福利製度最完善的地區，但其實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十年，它的生育率仍是下行的趨勢，雖然可能沒有其他一些國家那麽‘陡峭’。”
“我們可能也需要逐漸地去適應，然後接受這樣一個低生育的人口新常態，以更完善的製度和政策，去適應這新的人口新時代。”沈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