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留學歸國，正式成為北京師範大學一名教師。
某日我參加同學聚會，發現其他人都開車過來，隻有自己乘公車赴宴。我心裏不由得發問——是不是做錯了什麽？當我和一位師長談起此事，他安慰我說：“你將來比他們混得更好，雖然起步晚點。”言下之意，我過去的確做錯了什麽。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慮》一書中寫過：“再也沒有任何群體比舊時的同學更堪為比照了。……世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看到大學時代表現不如自己的同學今天混得更好，我們尤其有理由抱怨這個世界。德波頓開出藥方，建議我們與那些幸運的家夥保持距離，做到“自己周圍的魚兒不比我們大”便好。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工蜂》，正是一本描述我“周圍魚兒”的書，它的副標題是
“大學青年老師生存實錄”。這本書出版於2012年9月，如今讀來仍使人感歎。盡管大學青年老師這一群體被戲稱為“青椒（青年教師）”，此書卻沒有多少辛辣的味道，讀罷隻讓我感到幾分苦澀。
根據該書提供的調查結果，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師表示自己的收入大於支出，72%的受訪者感到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相較而言，我擁有的物質和工作條件還算寬鬆。像德波頓建議的那樣，知道這一點的確緩解了我個人的身份焦慮。
此書主編廉思曾創造流傳甚廣的“蟻族”一語。他才出“蟻穴”，又入“蜂巢”。他在一次受訪時說，調查“蟻族”和研究“工蜂”的驅動力相似：他本人既當過“蟻族”，也當過“工蜂”，他1999年北大哲學係碩士畢業，在北京東城區的一個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蟻族”之後，又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畢業後回北京任教，成為”工蜂“。
《工蜂》一書沿續了“社會性生物”的研究思路，將視角對準了他自身所在的青年教師群體。廉思和他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五個城市調查了5000多名大學青年教師。
就我理解，“工蜂”一詞
有兩層含義。一是說青年教師工作繁忙，報酬微薄，處在高教體係的最底層；二是說他們缺乏人文關懷，逐漸變成了專業化的知識生產工具。雖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良心也會患上心力衰竭或心血管硬化。
我們就來看看廉思和他的研究團隊如何診斷病理。
《工蜂》一書分三大篇章。第一篇“蜂貌”以新聞筆法記敘了十幾位青年學者的生態狀態和心路曆程；第二篇“蜂骨”采訪了一些知名學者，以對話體呈現了他們對學術體製的觀察和思考；第三篇“蜂聲”則是一份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報告，基於在全國所收取的5400多份調查報告，用統計數字描繪了青年教師的群像。三種不同體裁使此書成為非驢非馬的四不像作品，缺乏統一的框架和連貫的分析。作為一本研究知識分子的專著，《工蜂》明顯為大眾閱讀而撰寫。該書甚至沒有提供參考資料目錄，卻在書末附上一份會議紀錄，類似某些電影片尾的“拍攝花絮”。
盡管《工蜂》並非一本嚴肅深刻的學術著作，這裏我並不想求全責備。在學風浮誇的中國學術界，作者具有憂患意識，並躬身了解實情，已屬難能可貴。此書的確反映出當前大學教師群體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在其他國家不是不存在，可在中國尤為突出。例如，某學者申請一個科研項目，之前須打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其間須準備繁瑣的報批手續，最後還要應付僵化的結項審查。在整個項目進程中，研究人員一半時間恐怕都沒有花在研究上，難怪近八成的青年教師表示科研時間“太不夠用”或“很不夠用”。
過多的教學工作也占用了工蜂們大量時間。在被問及科研時間不足的主要原因時，一半受訪者歸咎於“教學任務太重”。
我認識一位南開大學的教師，她自稱一學期要教五門課；而一位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朋友每周的課時高達三十小時。《工蜂》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年教師每周的教學工作量在十一課時以上，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反對繼續實施高校擴招政策。
肉體的疲倦尚可承受，精神的困頓則難以忍受。選擇大學老師作為終生職業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理想情結。當他們為了評職稱而去拚揍低劣的論文，為了講課費而去教授平庸的學生，卻依然追不上不斷攀升的房價時，那種幻滅足以讓人產生強烈的虛無感，並否定自己走過的書山之路。
《工蜂》提供了一個側麵的例證：盡管高校青年教師還保留著學生時代養成的藏書習慣，這些讀書人的讀書時間卻少得可憐。除了專業教材，
46%的青年教師一年之內讀書冊數在十本以下。亞裏士多德曾言：“我們反複做的事情造就了自己。”那麽我們不做的事情便消磨了自己。
原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孔憲鐸在他的著作《我的科大十年》中這樣概括他的治校之道：“聘請最好的人才，並讓他們保持快樂。”《工蜂》書中接受采訪的一位青年政治學者也說：“現在大學體製的問題就在於，天天逼著教師開竅，卻搞得他們很不開心。……如果能做到開心與開竅的良性循環，所謂世界一流大學也就不遠了。”
中國的大學體製顯然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廉思團隊調查了一些有海外經曆的青年教師，其中四成人對回國的選擇表示後悔。
很多原因促使大學青年教師感到不開心，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學術機構缺乏獨立性。正如《工蜂》第二篇的開卷語所言：“……在這個名為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卻不再是價值的尺度，而僅是價值的工具。”
有一年暑假，我在貴陽參加了中國社會學年會，它算得上國內社會學界最高級別的學術會議。會上共設四十多個論壇，大多緊跟“城鎮化”的政策步調，還有一個解析“中國夢”。我並不認為社會學不應當研討現實問題，可這個年會似乎將學科自身發展拋到了一邊——你在會上甚至見不到一個關於社會學思想史的論壇。
市場力量對學術價值的侵蝕並不輸於政治權力。清華大學舉行百年校慶時，將政治局成員的頭像放在諸多大師之上，已廣為國人詬病；而該校將一座教學樓冠名“真維斯樓”，更是成為坊間笑柄。清華大學當然有權讓企業為大樓冠名，可或許更應將冠名的榮譽給予學術大師，以彰顯他們為該校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服務於商業價值的短視舉措激勵著大學教師走出書齋，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經世濟民”。我在北師大的同事於丹老師，便是其中的知名代表人物。但法國學者皮耶·布迪厄就針對學者向媒體靠攏的現象批評說，那些看似民主的媒體評價手段取代了專業學術標準，從而賦予商業邏輯一種合法性。把愷撒的還給愷撒，把摩根的還給摩根，把牛頓的還給牛頓，這應是大學爭取學術獨立的目標。
在《工蜂》公布的調查結果中，有關職業滿意度的報告最令我驚詫。在被問及是否願意從事目前的高校教師工作時，近七成（68.8%）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換言之，三分之二以上的工蜂們被逼無奈地拾起教鞭，
“公務員”、“企業管理者”或“金融從業者”才是他們的理想職業。可見，大多數青年教師的人生旨趣並不清高，反而與主流價值觀高度一致。汲汲於名利而不可得，冷板凳自然也坐不踏實。
“采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這是工蜂們必須麵對的價值選擇。學術界盡管受到政治和商業力量侵蝕，畢竟還給青年教師們留出一些自由空間。人在江湖，難免隨波逐流；鑽進小樓，隻管自成一統。政治學家蕭功秦因而建議後輩們抱著“千山我獨行，何必相送”的態度，“在體製內爭取自我邊緣化”。怕是要多讀些聖賢書，年輕人方能練就這等淡泊名利的功夫。
回到身份焦慮的問題，德波頓的建議其實頗為消極。“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也算得一種自我激勵吧，學術事業自有其趣味和價值，青年教師不應在空間上與同輩比拚，而應在時間上向前賢看齊。這不僅有助於緩解焦慮，也將促進士林重振學風。我也希望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國大學教師能夠恢複其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既使他們仍乘坐公共汽車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