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前一天，黃莉莉給丈夫張洋拍了張一寸照，他們計劃趁著暑假帶兩個孩子去香港旅行。
沒想到，照片變成了最後的遺照。7月6日，44歲的張洋從深圳建築設計研究總院的21層墜樓，那是他此前的工作單位。等到接到警方的消息，黃麗麗才恍惚對應上丈夫在出門前說要去公司跟人力麵談欠薪一事。
張洋已在建築設計行業摸爬了23年。3月，他無奈地從公司離職了，中年失業再投簡曆，他還是了選擇“老本行”。“他是覺得我認定了這個專業。”黃莉莉說。
但直到出事前，張洋仍然沒找到合適的工作。而他的身後，也許是一個行業的失落，曾經風光無二的“建築設計”行業，正在經曆退潮。
困在加班裏
張洋是一名結構工程師，主要做超高層建築的結構審校工作。在妻子的印象裏，張洋的工作一直很忙，每天早上7點出門，最早晚上八九點才回家。雖然工作是雙休製，但是丈夫往往隻能休息半天。在家裏的時間，多半都在書房裏工作，“基本上都是從公司回來，家裏接著辦公。”
偶爾，張洋也會和妻子吐槽工作強度，“他就是說工作時間、強度和薪酬折算下來，這個工作不值錢嘛。”
王一航在兩家設計院工作了累計近三年，去年有段時間他負責一個大項目，感覺自己做了七、八個人的工作量。持續一周的時間裏，他從早上8點工作到淩晨1點。
淩晨一點從公司回家，他反而亢奮，不想睡覺，就通過打遊戲、刷社交媒體進行報複性娛樂，才有點掌控自己時間的感覺。兩三點睡下，夜裏還會驚醒一兩次。
王一航開始脫發，有時抓一下頭就掉頭發，落在辦公台上。頸椎和腰椎也相繼出問題，還查出有脂肪肝和膽囊息肉。
陳子川是2022屆建築學本科畢業生，通過校招進了一家成都的國企設計院做方案設計。他所在的單位曾開過一個會議，領導是個40多歲的中年人，坐在桌子一端，對著圍坐在長桌邊的新人們說：“應該感謝加班，加班意味著還有活幹，現在很多設計院都沒活幹。”
連續高強度的工作終於讓陳子川的身體在從業三個月後發出了警報。去年年末的一個周五，他在打車前往公司的路途中，手腳失去知覺，心跳驟然加快——此前他已經連續一周加班到夜裏23點，又經曆了三天失眠。坐在車上的陳子川感到恐慌，讓司機轉去醫院掛了急診。
那次，他被診斷為“竇性心律不齊”，醫生給他開了安眠藥和安撫神經的藥物。
陳子川的心電圖顯示其竇性心律不齊
陳子川想起剛入職時，代表公司參加集團組織的匯報比賽，他身著白襯衫、深藍色西服，踩一雙白鞋，一手拿著翻頁筆，一手持話筒，頭發偏分，看上去神采奕奕。然而工作7個月後，一位網友在他的社交媒體賬號下留言，“看您的麵貌，真的需要補一下營養”。
一次，陳子川去看酒店改造項目，下午兩點到山上，一群人圍著等領導做決策，幹等一小時，領導講幾句話後，他們繼續等更高層的領導一小時，領導來了，說了兩句話：大家要集中力量想辦法，多一種腦殼就多一種辦法。
山上海拔高，體感冷，下著中雨，設計師和甲方對接工作到淩晨一點，陳子川趕回家路上花一個小時，那時在想：自己的月薪到手不到4000塊錢，為什麽每天這樣加班？
回到家洗漱完，淩晨三點，他又失眠了，想建築學有什麽出路。混亂的思緒持續了一整晚，第二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八點多，他該起床上班了。
某個周日，他在做一個教學樓項目，十點半到單位開會，吃完午飯回工位畫圖，工作到晚上十二點。由於給甲方交的文本所用紙張特殊，他得去單位外打印，單程走了近兩公裏。
取完材料，他獨自坐在打印店外的台階上。路燈照在深夜街頭，他望著閃送騎手騎著電瓶車往甲方方向駛去，看到兩三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男孩女孩開心地朝一家KTV還是酒吧走去，那個瞬間比當天14小時的工作更讓他崩潰。
“延遲”的薪資
困在加班裏的設計師們還可能隨時陷入“討薪”的境地。
設計院設計師的薪資一般由基礎薪資與績效構成，績效與項目產值掛鉤，單位與員工談薪時常常將績效稱為年終獎，多位受訪者告訴澎湃新聞，他們的年終獎一般出現在口頭承諾中，而非書麵合同內。
王一航在這家民營設計院工作後，第二年與公司談到年薪20萬，其中8-10萬於年底發放。關於這筆薪酬，王一航的組長前後和他談了三次話，每次隔兩周左右。
第一次對方表示，“今年幹得還可以，也比較辛苦，年終獎會給你發足，甚至可能多一點”，王一航聽了很高興；第二次，組長告訴他，當年部門回款不太行，年終獎可能會打七折或八折，王一航覺得也能接受；第三次，組長和他談的時候臉上寫著“不好意思”，告訴他公司政策有變，年終隻發1-2萬，私下承諾後麵會補，未說期限。那時王一航心涼了，試圖爭取自己應得的薪資。組長告訴他“這個無法爭取”，問他下一年怎麽考慮，王一航選擇了離職。
那天，沒有吸煙習慣的他走到出租屋樓下便利店，買了一包煙。工作一年半，他基本沒有在傍晚下過班。站在陽台上，他難得看了一場異鄉的落日：夕陽西下，天色越來越深，小區的樓房和樹木在粉紫色的晚霞中留下輪廓，中老年人在樓下踱步。王一航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想起剛畢業時很開心地和家裏分享自己的工作，和同學相比，他當時拿的薪資較高，領導認可他的工作能力。工作過程中，甲方業主也覺得他做得不錯，他喜歡設計，項目完成後多少有點成就感。
後來，王一航回老家找了第二份設計院工作。每月的收入除了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發放的基本工資，他還和部門談了“預發”，即把年末發放的年終獎打散，每個月發放一部分。這兩年他和單位談的預發為基本工資的兩倍左右。
去年，他的預發工資實際為兩月一發，有時會拖半個月，但加上年終獎都發到位了。今年，預發工資被拖了很久。這讓王一航不敢購入電子產品或產生3000元以上的消費，聚餐相對減少，開始消耗存款。從2月到5月，他和部門領導為預發工資談過多次，對方每次都答應，但錢款遲遲不到賬。
今年，是方浩然在建築設計行業裏工作的第十年，目前他準備入職湖南的一家國營設計院，擔任建築方案主創設計師。
他在2014年經曆過獎金無法兌現的事，後來這筆錢兌現了絕大部分。疫情中有段時間，他上一家任職的設計單位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發放每月工資，沒發預發的部分。
方浩然也能明顯感到，自己這屆和如今的“95後”工作狀態上的差異。這兩年績效無法兌現的問題頻頻發生，基層設計師對加班比較排斥。
張芸所在的上海某民營設計院有六家分所在一個園區內，她有時晚上九點離開單位，總能看到辦公樓裏亮著的燈光。在她工作的一年半裏，有9到10次通宵加班，每周加班在30小時左右。
張芸21點離開單位時，辦公樓依然亮著。
據她所知，她曾任職的設計院內，有個組長原本月薪3萬，2023年單位降薪，月發降到了1萬左右，組長最終提了離職。
“流水線”與“螺絲釘”
感覺“活怎麽幹都幹不完”的時候，張芸會聞到一種類似油漆和汽油的醛類味道。
她去了醫院，五官科醫生診斷她嗅覺沒有問題。她被建議去心理科室就診，後來診斷為中度焦慮。
張芸入職時懷著對設計行業的熱情，第二天要頭腦風暴，她會在其他員工各出一個方案的時候想兩個。她業餘補充學習專業視頻，看大師作品，關注新建築資訊。
但得不到認可讓她焦慮。在一次投標項目，組長將室內設計的任務分配給她，讓和她同屆入職的男同事做建築外立麵設計。通常，室內設計一般會找裝修公司負責，建築師主要關注建築形體。張芸沒接觸過這類工作，研究了不少時間來完成組長的安排，但組長不滿意，說她“設計得什麽都不是”，耽誤團隊進度。十多萬方的模型，張芸按照組長意見修改了七八遍，組長還是不滿意。
為了這一模型，張芸在那段時間內常熬夜工作到淩晨兩三點，組長最後把她畫的圖置於方案冊中不起眼的地方，她強烈地感到“被視而不見”。
張芸深夜的工作聊天記錄
對職業發展的迷茫也讓張芸煩惱。在校以及實習期間，她向學校老師和事務所導師娓娓道來自己的設計理念；但到了設計院工作，她覺得那些設計圖是“別人的意誌假借於我的手畫出來的”。
有個項目的入口大門，張芸按照甲方提的要求，融入自己的設計想法，出了五六個方案，對方並不滿意。她無奈地和組長說，要不抄抄意向圖，最後產出了一個“四不像”作品，領導卻很滿意。“甲方也沒想把建築做成地標，隻希望用這棟房子去賺錢，不在乎房子設計得有沒有靈魂。”張芸說。
蘇州的一個商業項目落地時，張芸和同事去參觀了自己設計的建築，但她隻能遠遠看著，如果往前湊近，會發現與最初圖紙上的設計對照幾乎“麵目全非”——最終的模樣是經過很多人調教過的結果。
近十年來，設計院基層員工所做的工作愈發“流水線”。方浩然2013年畢業後加入設計院，那時他可以獨自把一個項目全程做下來，把它當成一手養大的小孩，每天想著怎麽把項目變得更好。
而現在的設計師更像是“螺絲釘”，比如一個員工擅長畫平麵，可能一直負責建築平麵設計，適應某一塊的工作，效率提升對公司更有利。
方浩然說，現在一些工作三年左右的設計師，獨立去完成一個項目幾乎不可能，但工作能力不夠全麵，要想在職位上獲得晉升又很困難。
不對等的“甲方”
如今轉行的張芸回想起在設計院的經曆，隻覺得難過。
2022年五一期間，張芸居家做一個西安的投標項目，連續數日熬夜，有天熬到淩晨4點，第二天9點又要開會討論，身體上的疲乏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終於在衛生間滑倒了。磕到後腦勺去了醫院，她檢查完回家看到項目負責人發來微信，讓她把文件打壓縮包發給他再休息。
張芸二十多歲，她上班化妝，有時穿著色彩鮮豔的裙子，會有同事說她“工作量不飽和”。離職那天，組長對她說，“你天天上班打扮成這個樣子，心思也沒在工作上，你要不轉行吧。”
到了新單位，有天張芸穿了一套新衣服，同事們誇她，那一刻她覺得很感動。
除了單位內的人際關係，和甲方的相處也讓她有不適的地方。有一個蘇州吳中區的項目，張芸負責改酒店的一個立麵，改了十五六個版本，甲方每一遍都不滿意，又沒有給出一個標準，她隻能憑著感覺改。改到淩晨一點半，她將文件發去，第二天早上十點仍未收到回複，她問甲方，這不是很著急嗎，方案行不行呀？對麵說，等一下再看。之後一整天沒再理過張芸。
陳子川理解設計單位和甲方之間的話語權不對等，“現在的行業狀況是項目少，設計院在搶，就要作出讓步，我先給你做方案，你不滿意不需要付出代價，更極端的是，方案白送你。”
陳子川參與過一個安置房項目，在一個村莊的十塊地上蓋房子，需要先調研居民的需求。甲方讓他們在調研結束前做了個方案，統計完需求後，甲方對項目用地的要求有變化，居民需求也變了，又讓做了一個方案，“甲方最後買的是讓自己滿意的一個方案，他可以讓（設計單位）做無數個。”陳子川說。
方浩然介紹，甲方內部是層層負責的關係，一個設計師和甲方不同層級的人都需要打交道，他們之間的要求會有出入，設計師也就需要來回調整。
他之前參與一個商業項目，前前後後修改了一兩年。在此過程中，甲方對項目的定位一直變，開始說做多層建築，然後加高層建築，後來要求大量高層建築，甲方對於三層、四層、六層的各種情況都需要設計單位做前期方案設計，來比較成本。
“也有甲方通過項目設計來融資，如果融不到資，可能會要求更換設計院。有的甲方就不會給設計院支付報酬。”方浩然說。
他感覺，越來越多的設計院在強調服務，有些地產公司不管時間早晚，隻要有事，隨時找到設計師。目前的工作強度也侵襲著他的私人生活，他感到難以平衡。
浪潮退去
方浩然大學剛入學時，聽過一些故事：甲方會用麻袋裝著現金跑到設計院，求著他們做項目、畫圖；設計院的前輩、總工通過手繪效果圖賺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在上海買房子。而到了2013年，方浩然這屆學生畢業時，房價相比五年前漲幅迅猛，但設計工資沒漲。
他入行時感到設計師們都希望能在行業裏越做越好，越走越深。現在的設計師們想著怎麽“逃離”，大家需要做更多的項目量，才有可能獲得原來的收入水平。
隨著城市化進程放緩，房地產行業也發生了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降10%。
過去三年，據方浩然的觀察，一方麵，來自政府的項目量在收縮。另一方麵，一些設計師原本在做的項目長期無法落地，拿不到設計費，績效無法兌現。這三年內，他有近一半的項目麵對著無止境的修改或無限期的延遲。
對於設計院來說，方案設計包括委托項目和投標項目。在方浩然看來，一些設計單位投標項目的比重在增加。他參加的此類項目一般有十多個競爭單位。做一個投標項目可能要持續一個月的勞動，成本包含工資、項目圖製作、文本打印等，投標期間設計師基本每天加班，招標階段可能要通宵。但如果投標不中，隻能虧本了。
“項目少，設計單位要搶項目，領導或甲方會讓設計師做以前不用做的事。”王一航提到，例如以前搶投標項目時做出CAD和Excel，後來被要求出效果圖、出文本、出全麵方案介紹；以前做ppt做60頁，有的公司把ppt做到160頁了，其他公司發現不行，接不到項目了，得做到300頁。
“總有人下限比你低，總有人價格比你更便宜。”在方浩然看來，行業存在惡性競爭。他和同行討論過，一個律師事務所低價接了案子，受到律師協會的處罰，但是在建築設計行業裏，“沒人來管。”
以長沙市場為例，按照設計公司價格，住宅設計的整體方案加施工圖應該收到25元每平方米，但是在前幾年，大部分設計院可能隻收15元左右，甚至低至八九元。價格傳導下來，設計師的工資更低了。
目前工程勘察設計收費標準執行的還是2002年的版本。不過，在2023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建築西南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馮遠提交了《關於盡快製定和出台新版建築工程設計收費標準的建議》。
出路
現在孩子們的爸爸離開人世，黃莉莉要獨自撫養10歲的女兒和9歲的兒子。她告訴澎湃新聞，在丈夫墜樓的第二天，街道辦組織公司、家屬和派出所進行調解，公司告知四萬多元的薪資已經轉到張洋的銀行卡裏。
7月14日下午，福田區人力資源局信訪辦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關於欠薪的情況，正在調查中，暫無定論。
事發前，張洋多次聯係公司人力資源工作人員詢問欠薪，電話未能接通。
黃莉莉回憶，今年四五月，丈夫張洋在無法隱瞞失業的事情後，告訴她，公司在3月份用一些手段讓他離職了，“雜七雜八的活都往你身上堆。”
幾位受訪者提起這些年的行業裁員情況。方浩然原來的單位有200人，在疫情期間裁員近半；王一航工作過的設計院有個部門整體被裁。
沈哲馭是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的律師，他2014年從同濟大學建築係畢業後，在設計院工作了3年，隨後參加司法考試，轉行做律師，從2017年起一直從事建築行業的法律工作。
他去年代理過一個建築設計師的案子，設計師所在的港資企業在2022年裁了600多名員工，占到員工人數的3/5。這名設計師在病假期間被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案子勝訴後，他的十幾個同事都來谘詢沈哲馭，但最後沒人選擇委托。
在沈哲馭看來，建築設計業流動非常快，一個建築師可能在一家公司工作兩到三年就會跳槽，相對於漫長的訴訟流程，各種訴訟費用，訴訟的性價比並不高。在他代理勝訴的這個案例中，設計師維權用了7到8個月。此外，建築師的圈子不大，有些人會覺得采取法律手段的人是“刺頭”。有個建築師和他說過，希望能和平處理一些問題，留一份體麵。
沈哲馭感到，不僅設計師這麽想，設計院也更傾向於避免衝突。據他了解，很多國有設計企業可能從來沒有打過官司。無論對方欠了他們多少錢、多少年，往往是每年給對方發個信息，提醒該給自己設計費了，如果對方說自己最近沒錢，這次便作罷。甲方選擇的餘地很多，設計單位想盡量平和地解決矛盾。但近兩三年，有些設計院回不了款，麵臨生存問題，來找他谘詢的人變多了。
沈哲馭就讀本科期間，正值2010年世博會召開，同濟大學的建築學院內經常提起一句話“設計，讓生活更美好”，不少建築學子最初懷著美好的理想踏入行業。
“城市化的高潮過去了，建築師的輝煌可能已經結束了。”沈哲馭如今感慨，不過他也覺得，擁有建築設計能力的人依然能有作為，在接受學校的建築專業訓練時，他得到的是基於美學的綜合型培養，身邊有同學去做了遊戲中的建築設計，也有人做了策展。
黃莉莉還能想起丈夫張洋有次開車經過深圳坪山區人民醫院時一臉自豪的樣子，他告訴孩子，“你看爸爸最近跟的項目就是這家醫院。”她清楚這份工作帶給丈夫的成就感，如今看來像是昨日榮光。
（應受訪者要求，黃莉莉、張洋、陳子川、方浩然、張芸、王一航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