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鐵18號線複旦大學站，裝飾設計文藝而有書卷氣。2000年，上海市教委決定正式試行插班生製度，本科一年級學生可以通過考試，轉入複旦大學等高校。（人民視覺/圖）
“如果你真覺得高考很遺憾，還是選上海吧。”在母親的鼓勵下，周可欣把誌願中的外省985高校換成了上海一所雙非院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通過上海獨有的插班生製度，可以獲得“二次選擇大學”的機會。
2000年，上海市教委決定正式試行插班生製度，上海普通高校本科一年級學生可以通過考試，轉入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考核方式由各試點高校自主確定。
23年來，近十萬名考生參與了插班生考試，數千學生的命運由此被改寫。周可欣是其中之一，她於2020年通過插班生考試，從華東政法大學轉入上海交通大學。
但獲得“二次選擇”的機會正變得越來越難。
2023年5月，上海市教委發布通知，同意複旦大學等14所高校繼續開展招收插班生的試點工作。相較於往年“大一修讀課程均須及格”的報考條件，今年多所高校招生門檻變高，部分高校要求成績達到績點滿分的80%至90%，且高考成績需達到一本線。
近年來，這場小眾的考試正被越來越多人熟知。有學生把“大一”變成“高四”，將全部精力投入插班生備考中，耽誤了原本的學業。有考生舍棄更好的選擇，報考上海高校，甚至揚言“如果考不上插班生，就回去複讀”。
這也帶來有關教育公平的討論。有觀點認為，報考門檻變高對部分學生並不公平，特別是讓高考失利者失去了“二次選擇”的機會。人們呼籲一種真正的“自由轉學製度”。
“第二次高考”
2022年，東北考生李雪瑩放棄省內985、211高校，選擇報考“雙非”院校上海政法學院。她想通過插班生考試轉入華東政法大學。
2023年5月初，上海市教委發布插班生招生相關通知，符合條件的上海普通本科高校大一學生，可以報考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14所高校。每位考生隻能報考一所。
看到招生通知後，李雪瑩立即登錄上海市高校插班生統一報名平台，按要求填寫報名信息，並上傳大一的成績單和績點滿分證明，“今年挺多高校有了績點要求，不同學校計算績點的方式不一樣，需要所在院校出具一個績點滿分是多少的證明。”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往年插班生的報考條件通常為：參加過前一年高考、大一修讀課程成績均須及格，以及取得學籍所在高校同意，部分高校還要求是“優秀學生”。
2023年，大部分插班生試點高校在招生簡章中增加績點要求。例如，以績點滿分是4.0為標準，複旦大學要求大一績點不低於3.3，上海大學要求不低於3.3，華東政法大學要求不低於3.0。此外，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政法大學還要求“高考成績不低於當地同科類一本線”。
“既要準備插班生考試，又要兼顧原本的學業，其實並不輕鬆。”李雪瑩介紹，今年新增的績點要求將一部分學生攔在門外，他們不得不考慮更換報考學校或者放棄。
插班生的考試並不容易。考試內容通常包括高數和英語等基礎筆試，部分高校還有專業筆試或麵試。
三年前，來自江蘇的周可欣也抓住了“二次選擇”的機會。進入華東政法大學之初，她覺得自己是“高分低報”，心理壓力很大。“想過退學去複讀，但又不喜歡高壓的‘衡水模式’”，周可欣決定在插班生考試上奮力一搏。
“感覺這個考試沒有範圍，隻能一直學一直學。”同樣是考法學專業，周可欣認為，自己報考的上海交大，其考試難度接近考研。整個大一，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12點睡。
2023年5月27日，又是新一年的插班生考試。考試時間為一天。報考法學專業的李雪瑩回憶，“英語占100分，大概是大學英語六級的難度；語文占100分，考了很多參考書目之外的內容；法律基礎占50分，主要考察專業能力。”
一周後，李雪瑩在華東政法大學招生網站發布的預錄取名單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等到9月開學，原學校會將學籍檔案等材料轉入新學校，她隻需帶上身份證、大一成績單去辦理轉學手續，即可開啟全新的大二生活。
錄取對高考失利的學生而言還有著特別的意義。三年前，周可欣登錄插班生成績查詢係統，一眼看到了象征“通過”的綠色，她緊緊地抱住一旁的母親，“我媽如釋重負，當年鼓勵我改誌願，她也很有壓力。”
跨越20年的調研
通過插班生考試後，有人覺得人生都被“重啟”了。
2020年，進入上海交大的周可欣，對學校的氛圍“特別滿意”。她笑稱第一個直觀的感受是更“卷”，周圍的同學都很自律，自己也被這種學習氛圍感染。與以法學見長的華東政法大學不同，上海交大的課程更多元，“感覺視野一下子被打開了”。
當時，插班生製度已實施20周年，周可欣想借暑期調研去了解製度背後的故事。“因為我自己是插班生，對這個群體充滿研究熱情，也希望通過調研讓這個製度變得更好。”
這並非學界第一次關注插班生製度的實施效果。2013年，華東理工大學招生辦公室及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曾發起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上海三所高校的240名插班生。研究發現，插班生招生在科學性、公平性、經濟性上達到了較高的要求，這表明這項製度是可行的。
有調研想法後，周可欣先找了四五個同校的插班生，討論調研計劃。
核心成員之一的鄭子睿也是2020年的插班生，他從上海一所高校跨專業考入上海交大。
一開始，這群大學生隻對一個問題好奇，20年來，插班生製度的實施效果是怎樣的？
他們先是設計了摸底問卷，了解插班生的備考信息、考試結果、社會支持、教育公平等問題。除了團隊轉發問卷外，還讓插班生聚集的輔導機構的老師幫忙發放，共收回134份有效問卷。這項調研覆蓋了上海市32所高校，考生來自十餘個省份，考試時間橫跨12年。
他們發現，大家對插班生製度的評價都較為正麵。插班生製度較好地實現了選拔人才培養、構建“教育立交橋”、推進教育公平的目標。另外，該製度也有利於學生提高自我認知、養成良好學習習慣、培養抗壓和受挫能力等。
故事並未因暑假調研而結束。2022年，周可欣團隊希望能進一步完善調研，給有關部門提供參考。
偶然間，調研團隊得知，上海交大副教授沈洋也曾是插班生。
2004年，沈洋從一所211院校插班進入複旦大學，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沈洋讀研時也想過研究插班生，但因數據太少未能實現。周可欣回憶道，“我們經常討論到停不下來，這場跨越近20年的插班生對話，本身就很有意義。”
沈洋常常想起當年的自己。那時候，複旦大學規定插班生要試讀一學期，其間若有課程不及格，則取消資格並予以退學。剛轉入複旦時，她覺得壓力很大，靠著“爭口氣”的勁頭，努力把成績保持在中上水平，也逐漸發現做學術的樂趣。
調研發現，插班生在轉入新學校後也常名列前茅。根據調研數據，57.46%的同學在新學校仍然保持著前10%的成績排名。
這進一步證實了華東理工大學十年前的研究結果：從人才培養來看，插班生的適應性良好、學業成績較好、進一步學習意願較強，這表明插班生製度使一部分優秀的學生享受到了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了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
上海大學原副校長葉誌明也有類似觀察。在他主持招生工作的十幾年裏，積極推動插班生招生，並關注這些學生的後續發展。他發現，插班生可能來自比上海大學差一些的高校，但畢業時往往成績優異，甚至比上大原有的學生更優秀。
未被推廣的製度
調研完成後，沈洋有了支持插班生製度的底氣。但讓她困惑的是，“在上海試行了二十多年，為什麽這項製度沒有推廣？”
調研小組也嚐試探討插班製度推廣的可能。他們向學生、家長、大學教授等發放了111份問卷，支持推廣比例高達91.8%，支持理由包括：提供“二次選擇”機會，減少因不適應大學而退學的情況，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習慣等等。
但23年過去了，插班生製度仍處於“試點”狀態，且隻在上海試行。
“插班生轉學要調動檔案和學籍，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主導。”鄭子睿認為，其他省份的高校可能由教育部、省、市進行管理，地方政府不一定能對高校有強有力的影響。而上海的高校均由市教委管轄，四所985高校也由市政府和教育部共建，具有共享資源的便利性。
“上海本身就是一座創新包容的城市，教育理念比較開放。”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認為，插班生製度的試行需要製度、人力和物力的保障，對當地教育條件和理念也有一定要求，而高校雲集的上海具備這樣的土壤。
但上海推行插班生製度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2000年，上海市正式試行插班生製度，首批試點高校包括複旦大學、上海交大、同濟大學等7所高校，“改革本著先試點後完善的原則進行。”
插班生製度曾陷入困境。2009年，僅有4所高校繼續招生，是史上試點高校最少的一次。2010年，複旦大學宣布退出下一年的插班生試點。
試點高校不積極或與經費有關。葉誌明介紹，生均經費並沒有隨插班生轉移，特別是由市屬高校轉入部屬的，後者幾乎拿不到補貼。“這相當於招的學生越多，高校虧的錢越多。”
在試行初期，上海大學的老師們擔心，插班生製度會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葉誌明不認同這種短視的觀念，他回應道，“一流高校，不是通過扣住好學生來成為一流的。”
2011年，上海市教委開始按照生均經費補貼6000元的標準，根據招生計劃數撥款給複旦大學等6所試點院校，另撥了20萬工作經費給各校招生部門，用於組織插班生招生考試、招錄等工作。
此後，插班生試點高校數量增加，一直保持在十所以上。
高校對招不到理想生源也頗有怨言。2010年，複旦大學教務處老師曾表示，插班生考試偏離了高校招生的初衷，複旦招生專業主要是基礎性學科，但大多數報考學生是衝著名校報考，而非真正對這些專業感興趣。
複旦大學在2011年恢複插班生試點，但招生計劃由26人降到20人，專業由9個變成2個。各個試點高校的招生人數和專業也在每年變動。
通過2023年考試的李雪瑩，沒有被華東政法大學的法學專業錄取，而插班生是無法轉專業的。她決定放棄插班機會。
周可欣等人的調研報告也指出：部分院校不招生，放出的專業比較冷門。有受訪者提到：“感覺有幾個學校招插班生，隻是在完成一個任務”。
南方周末記者觀察到，根據相關文件，插班生名額控製在本科高校一年級在校人數的2%以內，由上海市教委根據試點高校上報的計劃進行統籌。南方周末記者觀察發現，近年來上海招收的插班生數量為200至400人，遠未達到2%的比例。
“高校資源是有限的，在高考招生時已經進行了分配。如果突然插進很多學生，可能連宿舍都住不下。”葉誌明認為，高考失利的學生畢竟是少數，如果插班生招生規模太大，可能會影響原有的教育資源分配和教學秩序。
在樊秀娣看來，插班生隻是為少數學生提供“二次選擇”的機會，沒必要大麵積鋪開。“如果插班生大規模招生，可能就會撼動高考的公平性。”
“設想高考之外的路”
如果能重來，李雪瑩可能不會再考插班生。
她發現這個小眾的考試正變得越來越“卷”。有人把“大一”變成“高四”，將全部精力投入插班生備考中，耽誤了原本的學業。也有人衝著插班生選上海高校，甚至揚言“如果考不上插班生，就回去複讀”。
市場上隨之湧現出一批輔導機構。多位插班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些機構能針對某所高校插班生考試進行培訓，費用在幾千到幾萬不等，但質量參差不齊。部分機構存在虛假宣傳、冒用往屆插班生信息、騙取考生錢財等問題。
“插班生考試是為了讓優秀學生進入更好的平台，而不是挑選應試能手或孤注一擲的賭博者。”周可欣覺得這些人違背了插班生考試的初衷，調研團隊建議提高報考門檻，增加對學生原先學校專業綜合排名的要求。
但沈洋並不讚同提高報考門檻，她覺得插班生製度是為了“構建教育立交橋”，為高考失利者提供二次選擇的機會。如果考生高考達到一本線，績點也名列前茅，可以通過考研或保研進入更好的學校。“這樣好像起不到給高考失利的人，再一次選擇機會的作用。”
即便隻是試點，但很多人已在質疑，插班生考試會不會撼動高考的公平性。。
鄭子睿剛轉入上海交大時發現，別人自我介紹可以脫稿講幾分鍾，他則磕磕巴巴。他會自卑，覺得那些優秀的同學是通過高考“明媒正娶”進來的，自己則是由額外的途徑轉入，“這會不會不公平？”
但鄭子睿又覺得自己付出了一年努力，所以還是“相對公平”的。他說，“沒必要把高考‘神聖化’，以為這是唯一的途徑，卻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雖然插班生製度有點像高考，也有點像考研，但本質上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高中時，鄭子睿把許多精力花在學生工作上，而在備考插班生時，他更多時間是在靜心讀書。這讓他體會到了不一樣的快樂，轉入上海交大後，他不再去做學生工作，而是想走學術道路。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看來，並非隻有通過高考錄取才公平。
“相比於插班生製度，我們更希望能推動建立大學的自由轉學製度。”熊丙奇指出，在探索校際轉學製度時，應該賦予學生和高校更多自主選擇權，建立多元的評價體係，提高學生與學校、專業的匹配度。
國外的轉學製度也值得參考。山東交通學院威海校區教師高源研究發現，美國高校轉學製度的基礎，是各高校學分製教學管理製度的成熟、高校之間學分互認製度的完善。“大部分美國高校實行的是學分製，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選課，隻要完成相應的學分即可。”
以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為例，課程的學分通常可以從一所大學轉至另一所大學。
“國內如果要建立更靈活的轉學機製，還需要相關保障機製、社會環境和公眾認知達到一定的程度。”濟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紅認為，嚴格的轉學製度是為了保證高等教育的公平。目前，國內高校未實施真正的“學分製”，高校間的轉學製度仍處在探索階段。
但沈洋覺得不能“因噎廢食”，因此否定插班生製度。
即便過了二十年，沈洋仍記得高考失利後的挫敗感。她感謝插班生製度給予的二次選擇機會，“如果我沒轉入複旦，那可能碩士進不了交大，博士去不了倫敦政經，也無法回到交大做老師。我覺得這還體現了一種累積優勢，就像一個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
（應采訪對象要求，周可欣、李雪瑩、鄭子睿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