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9日是小麥“開鐮”第一天。作為當地有名的農場主，除了媒體記者采訪，劉水波（持旗者）還迎來一批參觀者，他這天特意換上黑西褲和白襯衣。（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2023年6月10日下午，劉水波看完天氣預報，決定連夜搶收小麥。“晚上下雨，下了雨（小麥每斤要）少賣一毛錢。”他對兒子劉紫陽說。
這是劉水波本季割麥子的第二天。對這個承包1400餘畝地的“地主”而言，麥收季如同打仗，在這短短十幾天裏，他既要迅速收完小麥，又得及時種上玉米，並盡快進行灌溉。一招不慎，就可能全盤皆輸。
今年還算幸運，除了灌溉遲了幾天，其他環節均正常完成。不過，收完小麥後劉水波一算，發現平均畝產隻有1070斤，比2022年整整少了一百斤。
這遠低於他的預期。實際上，就在收割第一天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劉水波還說一畝地能收1200斤。
除了產量下降，小麥價格也被“打回原形”。2022年，一向較為穩定的小麥價格飆升，由往年的每斤一塊二三漲到一塊五六，創下曆史新高。然而好景不長，春節過後，小麥價格一路下跌，恢複到原來水平。價格和產量均下降，小麥收入要比上年少50萬元。
上世紀五十年代完成土地改革後，作為階級的“地主”已不複存在。不過，近十年來，隨著土地流轉的推進，褪去階級色彩的“地主”，成了村民調侃種糧大戶的新稱謂。但在連續三年的好光景之後，隨著種地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劉水波2023年開始麵臨其成為“地主”以來的嚴峻考驗。
交地租的“地主”
劉水波事後總結，認為造成小麥減產的主因，是5月份灌漿期的那場雨，由於雨水時間較長，影響了小麥授粉，導致看著長勢很好，但打不出產量。
事實上，在全鎮298個種糧大戶中，畝產過千已經是很不錯的收成。劉水波家三公裏外的一位初中同學，種的是一款“優質麥”，往年畝產均能過千，2023年受了凍害，平均畝產隻有400斤。
劉水波算過，就他的投入情況而言，按當季小麥的地租（按500斤小麥、每斤1.45元計算），畝產1000斤以上才能保本。
48歲的劉水波是山東省鄒平市明集鎮解家村人，明集鎮地處華北平原南部，轄區內土地由黃河下遊泥沙衝積而成，大都成方成塊，適合機械化種植。
從2014年開始，劉水波以每畝地700元/年的租金，從別人手裏轉包了本村470畝地，2023年剛好是他包地的第10年。
包地是父親劉芬方的主意。當年他從廣播裏聽到消息：中央要搞“土地流轉”，便認定包地是一條正路。此前，劉水波先後做過小麥秸稈和棉花種子生意，由於收購廠家先後倒閉，正麵臨新的職業選擇。
劉芬方用三輪車將玩累了的拉布拉多犬“歡歡”拉回家。（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如今，劉水波已經認同父親當年的理念：“農業這一塊還行。這個行業絕對不會淘汰，關鍵是自己得操作好了，管理很關鍵。得出產量，沒產量門也沒有。”
700元一畝的地租，在當時算是比較高的。劉水波那時包的470畝地，最多時分屬32戶人家，穿插在村裏各個地塊中，種起來十分麻煩。10年來，劉水波一直堅持輪作小麥和玉米，在包地之初，已基本實現機械化。
2017年秋，在劉水波自行包地3年後，明集鎮全麵推行土地流轉改革：以村民自願為前提，將全村土地“整建製”流轉給少數種糧大戶，這些種糧大戶後來逐漸發展為中國北方地區第一批農場主。
據時任解家村黨支部書記崔丙江介紹，當年推行土地流轉時未遇到太多阻力，“開了個村民大會，（我在會上說，）你出去打工一天（掙）一百多，地裏才弄多少錢？”
開完會，全村隻剩下十來戶不同意。“我騎自行車轉了一圈，都行了。”崔丙江說。在他看來，反對者並非真想種地，而是想多爭取一點地租。
鄒平當年推行土地流轉的背景是，受益於當地數家大型民營企業，年輕人大都去廠裏上班，即便在家的也是做各種生意，願意種地的越來越少。
全村有五六戶村民和一個混凝土廠參與土地競標，具體做法是：以每畝500斤小麥為底價，參與者以玉米斤數為單位競拍，出價最高者獲得相應地塊的耕種權。
第一塊地就被混凝土廠出價出到799斤玉米。以當年的糧食價格計算，這意味著每畝地的地租將近1300元。劉水波曾參與了這塊地的競標，他出價到720斤玉米，在他看來這個價格已是極限，再高就虧本。
這次土地流轉之後，劉水波在原來470畝地之外，又包下了村裏五百多畝地，平均價格在“500斤小麥+700斤玉米”左右，以當時的糧食價格算，合每畝不到1200元，而以現在的算，則每畝超過了1500元。
劉水波妻子趙文春說，當時聽到有個政策：政府鼓勵“大戶”，包地1000畝以上，會有一項額外補貼，但包下來之後，才發現沒有這回事。
據參與此次土地流轉的明集鎮農業辦主任牛方鵬介紹，事實上，根據中央對於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的要求，當年山東省出台的指導意見中，是以200畝地為上限進行補貼的。“那個階段，種200畝就不少了。”牛方鵬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土地流轉之後，解家村有兩個承包戶覺得地租太高，反悔了，於是找到村委會提出退地。“當時好麻煩。”崔丙江說，他不得不為這幾塊地重新找下家，其中劉水波接下了三塊，合計400來畝。這樣，劉水波包地規模達到1400畝以上，成為當地有名的“地主”。
“長工”與“短工”
成為“地主”後，劉水波建起了農場，用於存放糧食和農用機械。據崔丙江介紹，村裏有三個種糧大戶被批準建農場，但隻有劉水波建了。
劉水波的農場占地7畝多。位於解家村村東，而劉家在村西。每到收割季節時，劉水波夫婦奔波於農場、田地和公路之間，很少時間在家。公路是劉水波的固定曬糧場所。
劉水波有兩輛小車，一輛是奧迪，農忙時節，電動三輪車才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農場共有三輛電動三輪車，他與妻子、父親各騎一輛。農場通往公路和莊稼的路上，隨時可以看到這家人騎電動車奔馳的身影。
農場建成後，75歲的父親劉芬方就常年住在這裏照看。這位操勞大半生的老人閑不住，他養了6條狗、5隻羊和6隻鵝。在農場幹完活，就騎電動三輪車往地裏轉。畢竟年紀大了，在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期間，他的三輪車兩次出現狀況，一次因電瓶故障在路上拋錨，一次掉進了溝裏。
為避免傷人，狗大都被關在籠子裏。事實上，每當收割季節，農場來往人員太多，即使麵對生人，它們也都懶得叫。隻有那條白色的拉布拉多犬“歡歡”相對自由，劉水波23歲的兒子劉紫陽經常帶它下地幹活。
由於地太多，每逢小麥或玉米收獲季，劉水波需要雇傭約20個左右的“短工”，“短工”多是本村老年人。68歲的蘆懷玉是劉水波最早的“短工”之一。他的工資按天算，比如澆地，最初是一天80元，如今漲到130元。2023年麥收，蘆懷玉主要負責架肥，每天工資是150元。劉水波負責管飯，晚飯都去飯店，“酒是好酒，任你喝。菜最低一桌三百多。”蘆懷玉說。趙文春說，2022年秋收時，光飯錢就花了上萬元。
“地主婆”趙文春（站立者）在給“掃麥工”發日結工資。（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作為當地政府力推的種糧大戶典型，劉水波還擔任鎮新型職業農民協會黨支部書記，為此經常外出開會。由於分身乏術，從2022年開始，他以每年6萬元的工資，雇自己本家一個侄子在農場全職工作。村裏有人稱他是劉水波的“管家”，但更多人認為他是劉水波雇的“長工”。
除了工資和管飯，劉水波還要負責安全。2023年麥收期間，一個架肥工從車上掉下來，摔斷了胸骨。劉水波負擔了全部醫藥費。類似事情幾年前也曾發生一次：一個負責拾玉米的工人被拉玉米的車輛撞了，盡管主要責任在司機，但劉水波還是全部負擔了醫藥費和營養費。2022年，在一個保險公司業務員動員下，劉水波剛給所有工人都上了意外傷害保險，結果2023年就出事了。
盡管被人戲稱為“地主”和“地主婆”，但在農忙時，劉水波夫婦幹的活一點不比工人少。2023年麥收那幾天，劉水波平均每天睡眠不足3小時，喉嚨也啞了，吃了好幾天藥。而趙文春每天4、5點鍾就要起床，給工人們安排好當天的活，並負責送早飯和中飯。這些日子，她每天步行超過三萬步，在朋友圈一直位居榜首。兩人白天幹活，晚上則去公路“看場”，以防堆在公路上的小麥被人偷走。小麥堆在公路上有幾裏地長，夫婦倆一頭一尾，各自在車上睡。
“貴人”相助
2014年包地之初，劉水波多年做棉花生意攢下的錢，僅勉強夠交地租，購買聯合收割機等農用機械的錢則是借來的。
做農藥、化肥生意的誠豐農化公司老板韓學儉，被認為是劉水波的“貴人”。按他對南方周末記者的說法，劉水波從一開始包地就向他借錢，最多時曾欠他一百多萬元，“當時我這沒有錢，我給他問朋友借，我也得給他拿。”韓學儉說。
按韓學儉的說法，他看中的是劉水波兩口子的為人：“藥、肥料，從來不討價還價，咱說用啥就用啥，咱說啥價格就啥價格。”
如今，劉水波的農場既是韓學儉的“上遊”，也是“下遊”——農場使用的全部化肥、農藥、種子大都由誠豐公司供貨，其中僅一季化肥就近30萬元，而劉水波的麥子也被誠豐公司全部回購，用來培育麥種。賣麥種的價格要比賣普通小麥每斤要高一毛錢。
劉水波還為幾家種子公司種了上百畝試驗田，除了收成歸自己，每季每畝還能得到700元報酬。不過，為韓學儉種的幾十畝試驗田卻是免費，“都是鐵關係，我說（他）光借我錢，（免費用這塊地）算給我利息吧。”韓學儉說。
誠豐公司的總部於2014年遷至明集鎮，也恰恰是這一年，明集鎮在全市率先“整建製”完成土地流轉，倚仗各個種糧大戶，誠豐公司迅速發展，如今已經成為鄒平最大的化肥和種子供應商之一。每年，該公司都要組織種糧大戶去外地開“訂貨會”，一次就要花十多萬元。而作為全市種糧大戶典型，劉水波每次都不能缺席。如今，他成了誠豐公司的最大招牌，“都說我這肥料貴，劉水波全部用我的肥。”一見麵，韓學儉就對南方周末記者這樣說。
“劉水波好（喜歡）投資，用肥料、用（農）藥都是用最好的。去年剛買了個了玉米播種機，今年又換了最新式的。”韓學儉的弟弟、誠豐公司二老板韓東生說。
按劉芬方的說法，在包地的頭三年，剛好把購買農機的投資掙回來，勉強還完了債。
但新的債務隨後又欠下。2017年包地規模擴大之後，劉水波上了烘幹機，僅這一項就投資30萬元。烘幹機主要用於玉米，玉米秋天收獲時最怕下雨，一天就可能黴變。劉水波1400餘畝地的玉米，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後果不堪設想。
在劉水波看來，烘幹機就像個滅火器，“可以不用，但沒有不行”。
不過，有些自然災害防不勝防。包地以來，劉水波出於謹慎，一直不敢種優質麥，盡管後者的產量和價格通常更高。他認為，假如2022年種了優質麥，畝產也像同學那樣僅400斤的話，自己這一下就完了。
和當地其他種糧大戶一樣，劉水波的那位同學購買了保險，用於預防自然災害等重大風險，然而，損失認定遠比合同簽署來得困難。保險公司最後隻認定50畝地“苗期絕產”，總共賠了兩萬元。而相較於正常年份，同學2023年的損失超過了12萬元。
劉水波在麥收期間所雇的一個“短工”，就在南方周末記者拍下這張照片兩天後，他從拉化肥的車上掉下來摔傷。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最掙錢的三年
“劉水波包地發了，一年能掙上百萬。”在解家村村民和消息靈通的糧販子口中，流傳著這樣的話。
但劉水波本人清楚，包地10年，他手裏仍然沒錢。
據劉水波介紹，自包地以來，真正能掙錢的年份是2020年、2021年和2022年這三年。
這三年主要得益於糧食價格的上漲。2019年時，玉米價格尚不到1元/斤，結果2020年下半年漲到1.2元，後來又漲到1.4元。到了2021年下半年，一向比較平穩的小麥價格也漲起來，2022年最高時漲到1.6元/斤，創下曆史新高。
去年，最離譜的是糯玉米價格。往年價格比普通玉米不過高5分錢，結果2022年一路瘋漲，最高時賣到每斤四五元，讓種糧大戶們驚掉了下巴。
不過，劉水波雖然種了500畝糯玉米，但由於賣得較早，並沒有趕上最好的行情，價格僅比普通小麥略高，與此同時，普通玉米因水災減產，兩相抵銷，2022年的玉米其實並沒有賺錢。今年，劉水波又種了600餘畝糯玉米，僅種子錢就花了十幾萬。是去年價格的3倍。但是，誰也說不好今年的糯玉米會是什麽行情。去年，有糧販子認定小麥價格還會繼續，為此大量囤積，結果隨著小麥價格急轉直下，一個個都傻了眼。明集鎮有個糧販子，去年囤積了上千噸小麥，按小麥當下的價格，賠的錢可以在當地買一套房。
為了降低風險，明集鎮的土地流轉實行的是“實物計價、貨幣結算”模式。也就是說，種糧大戶根據轉包合同裏寫的小麥或玉米斤數，按價格折算成錢，向村委會交地租，再由村委會分給原承包戶。但是，轉包合同中並沒有寫清楚以何時的糧食價格計價。而當糧食價格出現波動時，矛盾就出現了。“大戶嫌高，老百姓嫌低。”牛方鵬說。
劉水波算過，在最近這三年，一畝地平均能有六七百元的利潤，他1400多畝地，一年能賺個七八十萬元。
然而這三年也是劉水波投入最大的三年。其中，2021年建倉庫花了60萬元，2022年購買新烘幹機、播種機和拖拉機，又投入80萬元。按劉水波的說法，購買新烘幹機，是想在種地之外收點玉米，烘幹後賣掉，從中賺點差價。今年，明集鎮另一位種糧大戶曾聯係劉水波試圖到外市包地種，但因資金不足放棄。
由於投資太大，作為眾人口中的“地主”，劉水波更像一位“佃農”，除了支付地租，還得償還累積多年的債務。
使用大型噴灌時，劉水波發現有的噴頭會掉下來，便用老虎鉗和鐵絲將其固定住。（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迄今為止，劉水波在農場上的固定投資已有三百多萬元，這基本上也是他包地十來年的所有利潤。
作為1400畝的“大戶”，劉水波一季糧食的地租就得上百萬元。根據承包合同，劉水波得“先交錢，後種地”——需要在5月1日之前交上本年度種玉米的地租，9月1日之前交上種小麥的地租。最初確實如此，但最近幾年劉水波也是和其他種糧大戶一樣，拖到收完麥子、種上玉米之後再交地租。
麥收之前，劉水波本已準備好本季玉米的地租，然而麥收之後，他發現這筆資金出現缺口——麥收期間的各項開支竟有約十七萬之多，且還不包括大部分人工費。為此，劉水波不得不從老韓處臨時借了20萬元。
在明集鎮，種糧大戶欠債現象並非孤例。解家村的另一個種糧大戶，由於欠別人錢還不上，今年麥收時，債主直接將他的麥子從地裏拉走了幾車。
麵對部分種糧大戶出現的“手頭緊”問題，明集鎮農業辦主任牛方鵬說，有幾家銀行推出了各種形式貸款，比如“農擔貸”，種糧大戶隻要有地有合同就可以貸款，一畝地授信1000元，因為政府有補貼，利息比較低。
“無底洞”
隨著糧價上漲，地價也開始竄升。2022年，明集鎮有幾個村因首輪土地流轉到期，土地重新拍賣，結果地租最高達“500斤小麥+1000斤玉米”，折合1900元。這被種糧大戶認為是一個遠超合理水平的價格。
“掙了兩年錢都脹飽（當地方言，意為‘膨脹’）開了。”一位種糧大戶這樣說。
牛關村的種糧大戶孫廣飛，在這一年包了本村267畝地，價格是“500斤小麥+888斤玉米”，合1790元。按他的說法，這塊地是全村最便宜的。孫廣飛本季的小麥畝產隻有930斤，他把小麥存起來，想等到價格合適時賣出。他算過，麥子隻有賣1.4元/斤，他才能不虧本。為了支付下季玉米的地租，他曾考慮向銀行申請貸款。
據孫廣飛介紹，由於地租太高，2022年他們村但凡不種糯玉米的種糧大戶都虧本。為此，村裏將本季小麥的地租每斤降了5分錢。
牛方鵬也認為，由於參與競標的村民不夠理性，導致有的村地價“偏高”，“今年有些（種糧大戶）絕對賠。”他說。牛方鵬擔心一些種糧大戶因此棄種，那樣將導致新的矛盾，“他不包了，你能（把土地）收回去嗎？”
與此同時，近年來，隨著當地幾個大企業變得不景氣，一些農民失去了工作，有人看到種地有利，想重新種地，但地卻收不回來了。
明集鎮邢家村的郭念通是比劉水波更早的一個“地主”：2010年，他從一個公司轉包了一片700餘畝的國有農場，每畝租金500元，為期13年。他手頭的錢也不夠，靠借錢才啟動，一直到了2021年才勉強還完。在郭念通看來，農業投資是個“無底洞”，“（農用機械的）更新換代太快。”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頭幾年我也是拚了命地往裏投。投來投去，看了看不行。一個是利用率低，再一個是你自己弄不了，得雇人，人家能用心使嗎？就容易損壞。”
在郭念通看來，以中國目前的機械化水平，300—500畝是一個家庭農場最合適的經營規模，超過千畝就會有很大風險。
劉水波的兒子劉紫陽是00後，他幹農活時，經常帶著那條叫“歡歡”的拉布拉多犬。（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圖）
郭念通原本也想上烘幹機，但最終放棄。如今，他認為這是一個明智選擇。2023年，他的承包期到了，政府重新拍賣那塊地，結果別人以126萬元的年租金拍下——這個價格是郭念通當年承包價的三倍。郭念通的底線是85萬元，以他多年的種植經驗，再高就會賠。結果有兩個競標者一直出到126萬元以上，其中一個在最後一秒勝出。
那片地原本種樹，郭念通投資20餘萬元才將其整理成耕地。競標落敗之後，他等於為別人做了嫁衣。“就好像他往這塊地裏存了13年的錢，下一個承包的人卻直接從裏麵取錢。”熟悉郭念通的一位朋友如此形容。郭念通心有不甘，但沒有辦法。他擔心將來出現這樣一種狀況：會種地、想種地的人，因為缺乏資金導致沒有地種，而不會種地的人靠資金優勢拿到了地，卻種不好。
這並非僅是隱憂。幾年前，一家公司曾在鄒平先後“圈”了10萬多畝地，試圖“以工業化的方式經營農業”，結果後來資金鏈斷裂，所有投入均打了水漂，老板則因非法集資入獄，當地政府也不得不為該公司包的地重新尋找下家。
和劉水波一樣，郭念通也建了一個農場，隻是投資遠比劉水波少。在失去承包權之後，這個農場對他已經沒有用處，他惟有低價轉讓給新的承包者。
劉水波的承包期還有5年。5年之後將會怎麽樣？他心裏也沒底。
父親劉芬方則仍對包地充滿信心。他打算5年之後讓孫子“接班”，並在下一輪土地流轉中爭取將全村的地都包下來，這是他年輕時就有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