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大學女生去食堂吃飯，發現沒帶飯卡，就用微信轉賬給食堂阿姨，轉頭她就把阿姨給舉報了，因學校飯堂規定隻能使用飯卡，用其他支付方式會被罰，結果阿姨被罰兩萬，而該女生獲得兩千元獎勵。原本阿姨出於好心為她行使了便利，她卻以德報怨，令網絡嘩然。今天說說告密這種無恥卑劣的人類品格，說說告密者這種聲名狼藉的幽靈。
告密行為，是人性深處最卑劣的品質。我對告密深惡痛絕，最早記憶來源於讀小學二年級。有位同學被老師罰站在走廊，寒冬的湘北刺骨的冷，我見同學冷得鼻涕橫流，擅作主張要他休息，並幫他在老師辦公室門口放哨。這家夥休息完後，跑到老師那告密，說我鼓勵他不遵守懲罰。
老師非常生氣，轉頭就表揚這家夥，並讓我罰站兩小時，這次是站在學校操場的雪地裏，把我凍成了個雪人，我媽把我這根冰棍抱回家用被子包了很久才回過暖來。這事發生後，小小年紀的我，很長時間內都有陰影，對誰都不敢說真話，總是疑神疑鬼。
直至成年懂得了一些道理後才發現：告密雖然是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裏卻如長了翅膀的瘟疫肆虐於神州大地，催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這裏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纏繞人群揮之不去的夢魘。
告密這種幽靈至今還徘徊在我們周圍，我認為原因主要出現在兩方麵：一是很多地方依然還鼓勵告密，並給告密者以獎勵。另一方麵是我們還未擁有“認識人”的教育，還無法理解和分辨出公私域界限。
在英語中告密者，即可恥的人的意思。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告密者應該被唾棄，因為這是一種人格上的破產。在鼓勵告密的環境裏，信任感被嚴重剝奪，人人自危、驚恐猜疑，會讓群體陷入一種近於歇斯底裏的狂躁、捕風捉影的猜疑和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這種殘酷的道德摧殘，會吞噬掉人群間的基本信任，催生漫山遍野的謊言，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敢對他人報以信任。
可是，從曆史來看，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鼓勵告密的環境裏。在這樣的境遇下，人與人間信任感被嚴重剝奪，捕風捉影、驚恐猜疑、人人自危，這樣的時代已成為曆史痛點。但是，或許我們太健忘，對於曾經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災難的“告密”，我們總有著難以割舍的情結。“文革”過去四十餘年，“告密”事件時有發生，甚至“遺傳”到了下一代，原因何在？隻因為我們將告密賦予了某個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甚至我們還鼓勵告密。
凡是盛產告密者的地方，一定缺乏良知和人性。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就能找到告密的脈絡。比如，武則天時代的告密成風，酷吏橫行；朱元璋時代的東廠西廠，特務政治；康雍乾時代的文網密布，以言治罪。這些都太遙遠了，告密之風使得夫妻反目，父子相告，兄弟鬩牆的悲劇反複性地上演，譜寫了曆史的悲歌。而現在，告密之風又沉渣泛起，比如那些XX群眾，就是行走在我們身邊的幽靈。
我相信那位女學生，在舉報那位好心幫助她的食堂阿姨之後，內心還是“擁有正義感”沒有任何愧疚心理的，她根本未意識到人性的卑劣。因為我們很多教師，至今還在培養這些小告密者，鼓勵同學間打小報告，這種看似為了“班級公共利益需要”而貌似顯得具備正當性，實際上是犧牲個體基本人性為代價的。
事實上，這種鼓勵告密的行為，歸根結底就是想控製他人，這種教育是與教育的真締背道而馳的。我真心希望如果你是教師，千萬不要鼓勵學生打小報告。如果你是家長，你的孩子有打小報告的苗頭，馬上告訴他這是卑劣的行徑，因為告密者的下場都你那麽好。
告密對人類脆弱道德具備致命打擊能力，讓人群彌漫著猜忌與仇恨，調動起人類身上最卑劣的惡，極大瓦解人群之間的信任。有人把“舉報”與“告密”混為一談。在我看來，舉報應該嚴格限定在刑事犯罪範圍內，即刑法規定不能做的行為，而不是某個小圈子的規章製度，比如學校這個小群體製定的規則，因為沒有象刑法那樣擁有國民讓渡的強製規範力量，就不應該屬於舉報的範疇，如果要打小報告，那就是無恥的告密。
假若成都那女學生以食堂阿姨違反學校製定的規則為自己辯護，是不構成消解自己告密這種行徑的卑劣的。
告密者隻適合呆在地獄的最深處。我希望在一個擁有著告密傳統的地方，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審視能力，別丟掉了人性的基本底色，因為告密者沒有立場，也沒有未來，丟棄人性而邀功領賞，這是人所唾棄的最卑劣品質，這種人最終的歸宿，就是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