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妹的故事
三十七歲的曾妹，以小姐身份謀生整整二十年，出入旅館、發廊、歌舞廳招徠生意。現在年老色衰的曾妹已經不可能再出入燈紅酒綠的場所。於是在華燈初上的時候，人們會時常在馬路邊、廣場上、大橋底下見到曾妹的身影。她依然以賣身為生，不過和二十年前相比，她的生意已很難維持生計了。
在出租屋裏，麵對《冷暖人生》鏡頭化妝的曾妹說，自己要“讓人感覺要新鮮一點”。她的“客人”有些領回來，有些到對方的屋裏去，有些又喜歡在外邊。十幾年來，她的朋友已經沒有幾個人還知道她的存在，更不會有人問起她的故事。
童年的曾妹，曾經是班上的體育佼佼者，還學過舞蹈。曾妹十五歲時早戀，在認識一位比她大七歲的男友之後，曾妹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用繃帶把肚子繃住，還一樣地去上課，上課就打瞌睡，成績急劇下降。她不敢跟家裏說，要生的那天晚上家裏都還不知道。後來送到醫院裏，馬上就要生了，家裏才得知。十五歲的曾妹並沒有見到孩子，嬰兒出生後就送給了陌生人，當曾妹懷著一種複雜的情感回學校上課的時候，卻被告知學校已開除了她的學籍。
曾妹流著眼淚悄悄地跑了。她想時間一長也許家鄉的人會忘記她以前所做的一切。帶著二十塊錢，她開始四處漂泊。在外出打工的路上，曾妹被人販子拐賣到了安徽。在給人做了七個月的媳婦之後，她逃回了老家，而此時家已經不是她的容身之地。家裏說給她介紹對象，但那個男的說，曾妹生過小孩，又被別人賣過，“這種女人我才不得要。”
十七歲那年，曾妹希望在家鄉之外尋找新的生活。剛剛從家裏出來的時候，除了車費錢、住旅館的錢，隻剩幾塊錢。就在曾妹山窮水盡的時候，在一間小旅館裏她遇到了一位自稱是老鄉的女子。那女人半夜教曾妹“起來找錢”，就是去敲男客人的門，“他要耍嘛就耍”。那女人帶著曾妹到一個住著兩個男人的房間裏，她鑽到一個男人的被窩裏去。曾妹站在一邊，男人叫她上床去，曾妹說自己不好意思，“實際上我衣服褲子都不好意思脫下來，”她回憶說，“等於第一次帶有一種強烈性的味道。”曾妹的第一次拿到了二百塊錢，但她流下了眼淚，“不敢想。”
痛苦的日子裏，曾妹染上了毒癮，幾次戒毒，又幾次重操舊業。三十歲那年，她認識了一個男友，並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想，有了娃兒就可以重新開始生活了：“(孩子)剛剛生下來就挨著我睡，我好幸福，就是那一天，就是我最幸福的。特別是生下來的時候，他睡在我的手腕子裏頭的時候，我就一直把他盯著，他的小嘴巴就這個樣子，嘟嘟嘟，就好象餓了一樣的……一種母親的感覺。我可以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幸福的笑容在曾妹臉上沒有停留太久。孩子出世後，丈夫因搶劫鋃鐺入獄，而曾妹和兒子在一次血液檢查時竟被同時診斷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看著活潑可愛的兒子，曾妹再也無法麵對自己孩子的未來。“沒有啥子說的，我隻能跟他說，媽媽是愛你的，但是我做的事情是對不起你的。我不敢去麵對他，我真的不敢想，”曾妹說。
節目主持人陳曉楠說，節目組剛剛見到曾妹的時候，她花了特別長的時間天南地北地寒喧，顧左右而言它，就是沒有切入正題。幾個小時後，談到她的孩子時，她才真正敞開了內心世界，以至於最後難以自持。“或許是因為那些個內心世界裏的故事，她有太長時間都沒有提起了，她自己可能都覺得有點陌生，”陳曉楠說。
曾妹最大的盼望就是回家能看看孩子，可是隻要她一回家，家裏的親戚馬上報警，把她掃地出門。如今，曾妹仍一天一天活著，昏暗的街道就是她唯一的歸宿。“在現實世界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絕望地、如此無聲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為她找到一絲希望，”陳曉楠不禁問道，“真的，誰能為她找到一絲希望呢？”
麵對《冷暖人生》的鏡頭，曾妹唱起了一支歌：“在這分離的那一瞬間，讓我輕輕說聲再見，心中雖有萬語千言，也不能表達我的情感；在這短短的一瞬間，讓我再看你一眼，心中雖有萬語千言……” “我唱不下去了，”曾妹停下說。
小玉的故事
與曾妹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小玉，在市中心的一個地下商場經營大頭帖。三十一歲的小玉說，她剛剛跨過了一道坎，一道生命旅途當中涇渭分明、可能是天堂和地獄之間的一道坎。這是她第一次從事所謂正常的職業，在此之前，她做了十年的“坐台小姐”。
十年間，小玉穿梭在沿海和內地之間，這一次她決意不再作回程打算，主要是因為“到那邊的人越來越多，不管是漂亮的不漂亮的，還是哪裏的，去那邊的人越來越多；加上錢越來越難找----以前是那邊的酒店去招‘小姐’去他們那兒上班，安排食宿，現在則是‘小姐’自己跑去它那邊求工作。”而小玉“不想死在外麵”。
一九九二年，正在讀高中的小玉在舞廳裏結識了第一個男友。那是位“大哥級的人物”。“我都不知道我喜歡他哪一點，”小玉接受陳曉楠采訪時說，“可能就是因為他是我的初戀吧，還有他當時對我比較好。因為比較單純，很容易接受一個人。”
盡管小玉的初戀遭到家人的反對，但為了愛情，她毅然退學並和男友同居。看著男友整天打打殺殺，為了過穩定的生活，小玉決定到沿海打工。當時她計劃過去找一點錢，回來就不出去了，“我沒有想過靠他”，小玉說。去沿海是做“小姐”，但小玉想，隻要自己“站穩立場”，“不去陪做一些過分的事情”，自己“也能夠接受”。
經朋友引薦，小玉在廣州一家剛剛開業的酒店順利找到一份工作。第一天去上班時，小玉先穿上自己的衣服，但酒店的人說太土了，便給他找了又露肩又露腿的衣服。小玉穿上後好不習慣，覺得這樣太暴露，重新找了一套有點帶職業裝味道的衣服。
小玉第一次坐台，陪的就是她那個酒店的老板。小玉回憶說，“叫我拿東西吃也不敢去拿……想上廁所都要憋著……就抱著手在那裏坐了一晚上……從晚上八點多一直坐到二點多下班，最多不超過十句話。”但她第一次坐台就賺到了二百元，這是她想都不曾想過的。“第一次找那麽多錢，覺得很高興很高興，”小玉對《冷暖人生》節目主持人陳曉楠說。
待了幾個月以後，小玉就成了那裏的“紅牌”----點台數最高、客人最多的“小姐”。小玉身邊的客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客人們並沒有過分的舉動，直到有一天，有客人向她提出了額外的要求。客人把錢扔在桌上說，隻要你今天跟我出去，你要再多，隻要你手拿得到我都給你。但小玉拒絕了。
“你在外麵那個世界裏幹了很長時間，那個時候還是覺得你男朋友最吸引你嗎？”陳曉楠問道。“心在他那裏。就算在外麵，始終心裏麵都想的是他，”小玉說。
小玉往返於廣州和家鄉之間，並把自己做台的小費全部交給男友，希望有了積蓄之後能成家立業。然而一切並沒有按照小玉的希望發展，不久男友就染上了毒癮，身邊又有了別的女人。1997年，小玉在廣州聽到了一個來自家鄉的消息：男友因私藏槍支被判刑十三年。當“小姐”積攢的幾十萬積蓄也早已被男友揮霍一空。
感情上很受傷害又一貧如洗的小玉不想就這樣以失敗者的身份生活下去。1997年她再次南下，命運也由此發生轉變。這之前，酒店不準“小姐”出台，但後來因為生意難做，加上“小姐”比較多了，酒店的要求也改變了。“比如說，客人點到你，你不出台的話，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小玉說，“這個轉變我覺得太快了。”
此時小玉已心灰意懶，她開始用毒品麻醉自己。霓虹燈下的她徹底地迷失了自己。她第一次“出台”是遇上一個香港客人。“他確實對我比較好，而且那次我跟他說我家裏出事，給了我一萬塊錢，所以我又把我的立場往後退了一點，”小玉說。想到“出台”可能碰上形形色色、不知底細的人，小玉如今也感到挺後怕。每次從客人手上接過錢時，她也有一點點難受，隻要是從房間一跨出來，就有了輕鬆、解脫的感覺。
隨著希望一步步走向破滅，小玉不再想像將來如何能和相愛的人成家立業，也不再想想未來她的人生將會是怎樣的結局，隻是迎來送往，如行屍走肉。後來，酗酒、吸毒就是她全部解脫的方式。那時候的小玉每天至少必需要找四百塊錢的毒資。為了尋找吸毒錢，她不得不投入各種各樣客人的懷抱，開始以販賣自己的身體聊以度日。
“每天晚上你希望客人點嗎？”陳曉楠在采訪中問小玉。“既然去上班的話，就肯定希望客人點台，”小玉說。“你到後來還覺得跟陌生人有身體上的接觸是一件讓自己心理抗拒的事情嗎？”“如果我不吸毒，可能不會這樣。但是吸上毒以後，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必須要錢，你必須就要付出。”“這個過程還會很痛苦嗎？”“多了就沒有什麽事了，就覺得不像以前去想很多……覺得反正一個也是兩個也是三個也是。就這樣的。”
小玉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了她二十五歲的生日，毒品讓她一天天消瘦，曾經人來人去的出租屋前也變得門庭冷落。十七歲在廣州歌舞廳裏走紅的小玉，二十七歲黯然回到家鄉。十年青春歲月在小玉的回憶中，竟然恍如一夢。小玉說，她經常也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退十年的話，多好啊。
在父母的勸說下，小玉在家鄉留了下來。為了生計，她開了一個經營大頭貼的小店，日子雖然平淡，但小玉說，她過上了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不求太多的錢，隻求能夠吃飽穿暖，然後有一點零用錢花就夠了知足了。”
陳曉楠對小玉說：“同樣的這個群體當中，就是吸過毒、也得過艾滋病的這個群體當中，我覺得你好像是我們所見到最陽光的一個。”“不可能不得啊，還不是要總有犯病的一天，再繼續苦惱那麽多的話，病很可能還犯得快一點。想得開一點，人活得開心一點；高興一點，可能身體會好一點，”小玉說，“從十來歲到二十幾歲的這個人生的路，走過好象很不平常的一條路。馬上就三十一了，是一個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年紀，就是跨檻的時候。看一下這個轉折點，能不能給我人生的一個轉折吧。”
陳曉楠講述說，因為沒有錢能租到比較好的攤位，所以小玉的大頭貼生意其實非常冷清，但她說自己必須要堅持，隻有這樣她才能告訴自己，真的過上了一份正常人的生活。她說，如果是在死的時候自己還是個吸毒者，還是個賣淫女，那太沒有尊嚴了。其實“正常”兩個字如今在她的心裏，比任何東西來得都更有分量。正如小玉麵對“如果有一天不在這個世上，你會希望留下什麽”這個問題時所說的，她希望“記住我以前最漂亮的時候，不希望記住最糟的時候的我。”
小紅的故事
2007年新年剛過，小紅就找到一個朋友，希望她介紹自己做一個公共汽車售票員。這個請求讓朋友大吃一驚，無法相信做了十幾年“小姐”而遠近聞名的小紅，竟然想找一份月收入僅500元的工作。
“我也想好好的活一下，像正常人那樣……每次看見一家人----兩夫妻牽著小孩，那個時候，我就是最痛苦 最難受的時候，”小紅對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節目說，“我曾經也有這樣幸福的，但是這些一切都不存在了。”
1994年9月的一天深夜，剛到這座沿海大城市不久的小紅跟著一個男人走進了一家賓館，這是小紅第一次“出台”。那一年她24歲。而她第一次出台，遇上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香港人。“單獨麵對的時候，有一點害怕。”因為小紅曾聽姐妹們說，有些香港人是性虐待。但那個人“很溫柔”，令第一次出台的小紅不僅不覺得抗拒，“反而覺得幸運”。
實際上，出來之前，她們在家裏時就已經對做“小姐”有了思想準備。小紅出生在一個西南小城，一家四口靠著父親微薄的工資生活。她和哥哥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幫母親做小生意。18歲時，小紅和一個廚師結婚，不久有了一個兒子。日子本來沿著父輩們相同的軌跡清貧地過著。但90年代初，越來越多到南方沿海淘金的姐妹掀起的一股風潮，改變了一切。“都說那邊錢好掙，隨便再醜的女孩子過去都能掙到錢，”小紅接受采訪時對節目主持人陳曉楠說，回來的人都戴著耳環、金戒指之類，大家都羨慕，有人就請她們把自己的侄女之類也帶過去，而且，出去找那麽多錢回來，家鄉人“絕對不會看不起，反而如果你出去沒找到錢回來，人家就看不起你”。1994年，小紅和五個最要好的姐妹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車，就連她的嫂子也把工辭了一起去“淘金”。小紅的老公也對她說，那麽多人都過去了，過去就過去吧。
“那你自己不覺得很委屈自己嗎？”《冷暖人生》節目主持人陳曉楠問。“不覺得，反而覺得很好，掙錢快，又好玩。”小紅對陳曉楠說，女人出賣身體，“也許在你們這些有學問的人，就覺得不可理喻。但是在我們這些沒文化、社會底層的人，……就覺得怎麽樣找到錢就是最棒的，你就是最好的。”
“錢高於一切。除了錢，什麽都是假的”，這個對小紅而言簡單而統一的邏輯，使陳曉楠猛然意識到：“其實我和小紅的對話是在兩個世界裏進行的，恐怕根本沒有交集。”
接了第一個客人，拿到1500塊錢後，小紅希望每天出台、每天遇見香港人，趕快掙夠錢就回家好好過日子。“當時計劃著，在外麵幹幾年，找個一百萬就回去，”小紅說。
六姐妹都有了各自的第一次。豐厚的收入讓她們確信，在這燈火輝煌的城市能夠掙出一個不一樣的未來。她們租了一套兩居室，開始了新生活。每天晚上大家回來煮宵夜吃，然後再聊天，聊自己坐台遇見的人如何如何；如果有包夜回來的，第二天就要開玩笑地問“哎，是不是遇見了性虐待狂”。她們往往睡到中午起床，吃了飯就去找台坐。如果下午實在沒台，就去逛街。“晚上才是最重要的，晚上才是真正的上班，”小紅說，那段生活裏最讓她高興的，是每次數錢的時候，然後給家裏匯回去。至於自己，過得一般，每周上館子吃兩次川菜，輪流作東。
因為聰明乖巧，小紅的客人很多。不久她就被一個本地客人包養，住進了專門為她準備的一套豪宅。“最後是他老婆哭著來找我，她說阿紅，我求你了。我說大姐你不要這樣說。她說，她說我現在求你，他有三個兒子，我們全家都要靠他。她說反正你還年輕，就當大姐求你，你就不要再找他了，”小紅說，“我看見她，我都哭了。我就答應了她。我說大姐你放心，我答應你，我絕對不會再找他了。”小紅說到做到，很快就搬回了六姐妹的出租屋，並多次拒絕了客人要她再次回去的懇求。
“想到這段會不會覺得總是生活裏的一個陰影？”陳曉楠問小紅。“如果老公不追究，我想應該不會吧。隻是有些時候自己想起，覺得有點對不起老公，但是有些時候我又平衡了，你掙錢是為了他掙的，為了他，為了那個家嘛，”小紅說。
小紅不停地往返於沿海和西部小城之間，頻繁自然地在妻子、母親、“小姐”幾個角色之間任意轉換。一百萬的夢想牽引著她和五個姐妹不停地向前走。這一走就是近四年。
不知從何時起，一種白色的粉末在小紅和她的姐妹們“工作”的場所開始出現，並迅速蔓延。小紅說，那時候在“小姐”群體裏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吸毒，“純粹都是好奇吃的，還有一個就是人家引誘，就像文萍引誘我一樣的，她說你吃了不會煩惱，又會減肥，”小紅說，她那時並不知道毒品會上癮。不久，她的丈夫、哥哥也都先後染毒。當賣身的錢像流水一樣流走，當小紅意識到，這樣下去自己掙一百萬的計劃將永遠也無法實現的時候，她和她的姐妹們都早已無法自拔。“我有個姐妹，她死了。好漂亮，就像那個湯寶如，好多香港人喜歡她，”小紅回憶說，自己當時想，“說不定哪一天我也是這樣的。”
九十年代末，在沿海大城市做“小姐”的女孩子驟然增加。雖然小紅加班加點拚命賺錢，但年長色衰的她已很難掙到自己和丈夫的毒資，無奈之下，小紅和嫂子帶著一個堂弟離開沿海，輾轉內陸。但那裏純粹就是陪客人上床。“我嫂子就不能忍受那樣的，待了沒多久就回去了”，而小紅和堂弟整起了“仙人跳”，就是由她勾男人進屋，堂弟再進來冒充是她老公，以敲詐錢財。雖然這樣做的時候“有罪惡感”，但小紅說，“這沒辦法”。
幾年後，小紅回到家鄉，靠偷、靠騙、靠“站街”招攬客人艱難維持。因吸毒、盜竊，她被勞教兩年。這期間，她的哥哥、丈夫因為吸毒先後死亡。小紅釋放的那一天，當她辦完手續準備離開勞教所時，值日警官告訴她，她已經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警官與她長談兩個小時後，小紅對警官說：“你們放心吧，就為了你們這樣勸我，我不會輕易的去死的。”
小紅也曾想過：“為什麽別人能傳染我，為什麽我不能去傳染別人？我就是偏要去，越傳得多越好。”但後來她想通了，“我覺得沒有必要……我為我兒子積一點德，自己得了就算了。如果有這病的人都這種想法的話，那很可怕的。”每次有客人，她都要對方戴安全套，“如果不告訴人家的話，我覺得對不起，”小紅說。
兒子和癱瘓在床的母親是小紅繼續活著的理由，但是沒有其它技能的小紅離開勞教所，也隻能重操就業。而她在街上偷東西時，兩次被兒子無意中碰見。
“你兒子看到你偷東西會怎麽說？”陳曉楠問小紅。“他不說。”“你心裏會怕他看不起你嗎？”“怕。”小紅說，所以現在當兒子做錯事時，自己雖然想以母親的身份批評他，但是又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兒子為了幫她回到正軌戒除毒癮，願意教她上網，還給她申請了一個QQ號，但小紅上了一次網，感到沒興趣。兒子又勸她去聽歌、看電影，但她都坐不了兩分鍾。
12年前，六個姐妹滿懷希望一起離開家鄉踏上南下的列車。12年後，除小紅的嫂子用掙到的錢買了店鋪，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外，其他四姐妹中，三個離開了人世，一個至今下落不明。“如果有來生，我真的願意再做做我老公的妻子、老婆，我真的好好珍惜它。可是，不可能了，”小紅感歎。她覺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希望麵對鏡頭，以自己的慘痛教訓，告訴人們，不要“像我這樣走錯了路再後悔”，“真的，這是我的心裏話”。
陳曉楠曾經問小紅，如果當年不去南方的話，她會做什麽。小紅說：“我父親是個司機，所以可能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頂替他去當售票員吧。”但她又說：“我特別暈車，我可不想當售票員。”但，人生有的時候真是個挺大的諷刺。小紅兜兜轉轉這麽多年，好象畫了一個圈又回到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原點，可是這個點離原來的那個點遙遙十萬八千裏。
讓《冷暖人生》節目組有點吃驚的是，小紅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她每天堅持寫日記。在日記裏她述說著那些別人恐怕已經不愛聽了的心裏話，在日記裏她一次次下著她已經不敢奢望別人會相信的決心。“我無數次做夢，都夢見我一家人真的好幸福啊！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所以我好想在這有生之年，好好找一點錢來，幫我媽治病，”小紅說，自己還有信心，“2007年對我來說，應該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