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十月二號下午
地點：中南海懷仁堂前廳
會議開始的時間是下午兩點，盛宣德卻在一點四十五分便早早站在懷仁堂前廳的門口等候。一同參會的陳靈川坐在輪椅上，在盛宣德的身後陪同等待。今天會議的規格頗高，組織部、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國資委的主管同誌悉數出席，大家都在會場裏靜靜等候，盛宣德唯獨拉了陳靈川一起到前廳迎接即將到來的客人。
一點五十三分，在盛宣德來回焦灼的踱步中，一輛紅旗轎車安靜駛來。車在門口停穩，司機和秘書下車打開兩側車門，身材魁梧的嶽謀忠和英氣勃勃的蒙貞從車內走出，快步走進了懷仁堂的前廳。盛宣德看到蒙貞匆匆前來的樣子，未語已先哽咽：“小周，你......你好嗎？”
一長串淚珠從盛宣德的眼中滑落，沒入了懷仁堂深紅色的駝絨地毯中。陳靈川從側麵看到了這一幕，他也轉過頭去，強忍住眼中的淚水不許滑落。
嶽謀忠上前握住了盛宣德的手，低聲道：“盛老板，好久不見。”
“是啊小嶽，好久不見。這......是你家閨女吧？快進來，我們好好聊聊。”
嶽謀忠和蒙貞跟隨著盛宣德和陳靈川來到了位於禮堂側翼的二號會議室，相關部委的領導同誌們已經在靜靜等候。待到眾人落座，盛宣德開門見山道：“小嶽，你的上報材料已經發給大家看過並征求意見了，我們今天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盛......副總理，感謝您給我們這個小城市的機會，我肯定知無不言。”嶽謀忠生生把到嘴邊的老板兩個字咽了回去。
“過去一年，醴泉市GDP增長12.4%，你認為驅動增長的根本原因是保障房體係的建設？”
“是的。經過這幾年的建設，全市新增需求的85%是由保障房體係供給的，因為按照家庭收入房價比4.5的紅線管控，而之前家庭收入房價比是12，所以不論是購房還是租房，對居民居住成本和消費零售業的房租負擔都降低了60%以上。俗話說‘一鯨落，萬物生’，隨著房租的顯著下降，我們確實監測到了消費和零售行業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在餐飲、娛樂、旅遊和生活服務這幾個細分領域，年化達到了20%以上，而在新能源汽車的銷售上，看到了70%以上的增長。”
“那你如何解釋工業的增長呢？”盛宣德從老花鏡後投射出犀利的眼光。
“我想得益於其他產業的增長和良性互動吧。工業用地我們之前優惠頗多，這次沒有做大的調整。但是隨著區域人氣的提升和下遊產業的興旺，我們明顯看到食品加工業、釀酒產業、包裝材料生產業的快速增長。另外我們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也看到一些行業龍頭喜歡我們的居住和營商環境，所以在新能源產業上下遊也有突破。”
“好。財稅方麵，你給大家解釋一下你們最新的數字意味著什麽。”
“我們這個六百萬人規模的地級市，今年前三季度的GDP總量達到了2400億，純增量在大數220億，全年總量應該能突破3200億，增量在300億左右。說實話，我們之前沒有預計到這麽高的增長。這次來京之前，我們也做了一些深入分析，大體增長來自於如下幾個領域：消費增長18%，帶動了170億的GDP增量；工業增長12%，帶動了100億；農業增長7%，帶動了30億。這300億的新增GDP，給市裏帶來財稅收入的增長達54億，遠遠抵消了土地出讓金減少的17個億。為什麽財政收入增長這麽高？還要感謝溫總理和克強總理任上推行的營業稅改增值稅，不僅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稅負，還加強了征管。目前我國的十幾大稅種當中，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企業所得稅是第二大稅種，這兩個加起來占到了我國稅收的三分之二。得益於醴泉房價的下降，老百姓的口袋裏有了錢，錢又通過消費流通了起來，國民經濟的各個參與部門都獲益，企業也獲得了利潤。營業稅改增值稅後，我國的第一大稅源其實就是流轉稅，隻要經濟和貨幣流通起來，我們的財政收入就會上去。今年前三季度醴泉市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增幅相比去年都達到了20%以上。這兩年的房產改革產生了這樣的結果，確實超出了我們自己的預期：原來是當做一件保民生的行政舉措，沒想到成了促經濟的發動機。”
盛宣德點了點頭，取下老花鏡陷入了沉思，半晌才說道：“營改增是一場硬仗，溫總理任上開啟試點，克強總理將之推廣到全國，實在是居功至偉。不僅是你們，全國的財稅體係現在還都得益於那場改革。”
嶽謀忠心中一酸，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大家可能聽過一個經濟學笑話：在一個小鎮上，從外地來了一個有錢的旅客，他進入一家旅館，拿出1000元放在櫃台，說想看看房間，挑選一間合適的過夜，就在這個旅客上樓時候發生了這樣的事：店主拿著1000元鈔票，跑到屠夫那裏支付掉自己欠的肉錢；肉店老板拿著1000元，去豬農店裏付清了買豬的錢；豬農拿著1000元，出去付清了他的飼料款；飼料老兄拿著1000元，支付裝修房子的工錢；裝修老兄衝到旅館，付清了他和情人過夜欠下的房錢。旅館店主又把這轉了一圈回來的1000元放到了櫃台上，此時那人正好下樓，拿起1000元，聲稱沒有一間滿意，把錢裝到口袋，走了......故事中，沒有這1000元的流通，每個人都欠債，有了這1000元流通，每個人都還清了債務。我們這次通過房地產改革悟出來的道理，其實就是通過降低房價，把房地產市場中已經沉澱和未來還要沉澱的資金釋放出來，流通天下、融通天下，對經濟和財稅收入的提振作用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嶽謀忠話音落下，會議室內寂靜異常，隻有筆尖劃過紙麵的聲音在沙沙作響。過了一會兒，才有人提問道：“對於醴泉這個中等規模的地級市來說，這場改革收效很大，但是對北京這樣的一線直轄市來說，人口組成和家庭收入結構非常複雜，這個方案的適用度如何？這個問題我們之前也發給了你，希望你能係統性解釋一下。”
嶽謀忠看到提問的是北京市分管城建的負責同誌，思索了一下回答道：“您的問題我們確實在來之前就拿到了，也做了一些案頭研究。誠如您所說，北京確實比醴泉大很多，GDP是我們的14倍，人口是我們的三倍，土地出讓金每年都在一千多億，占全市財政收入的20%左右，這個比例確實也遠遠高於我們的10%。但是如果我們做更深入的分析就會發現，北京市每年存量剛需在300萬平方上下，也就是4萬套左右，如果把這300萬平方平均每平方將近40000的土地出讓金打到10000，房價就會回到均價22000的水平，那麽一套80平方米的上車剛需，平均總價也就是180萬左右。北京市社會平均工資已經達到了每年14萬，如果按照家庭核心雙職工計算，家庭收入房價比立刻可以降到6左右，相比之前動輒20以上，會對居民友好很多。如果堅持家庭收入房價比4.5的紅線，那平均總價130萬也不是不可能，隻要做好建設成本管控即可。說到這裏，您可能會擔心每年近700億的土地出讓金減少會給財政收入帶來不可彌補的窟窿，但這部分也僅占全北京財政收入的10%，甚至更少，如果結合醴泉的經驗來看，居民住房成本的大幅降低其實是帶來了千行百業的繁榮：更快的人口流入、更高的出生率、更多的消費、更繁榮的零售業、更興旺的工業。我們認為醴泉GDP兩位數的增長中一大半的貢獻來自於上述經濟場景。如果放在北京的話，那也將是每年4000億的GDP絕對值增量，按照16%的財稅轉換率計算，就是640億，基本上可以彌補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當然，這個轉換過程需要2-3年，政府是會感受到轉型過程中的陣痛的，可是一旦轉型成功，這繁榮是可持續的，遠非土地財政這種短期行為可比。”
陳靈川一邊在本子上記下嶽謀忠說的每一個數字，一邊在心裏暗暗罵道：“他媽的，這小子又進步了，肯定是他老婆和閨女教出來的。”
提問者也在認真對比自己手中的數據，他一邊聽一邊頻頻點頭，接著便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嶽書記，您說的確實很有道理，我們還有一個疑問：如果保障房的供給占到全部供給的80%以上，價格又是之前的三分之一，那存量房地產的價格一旦崩塌，現有居民的財富也會大幅縮水，甚至會傳到到銀行體係，造成巨大的金融風險。這個問題您如何看待？”
嶽謀忠聽到對方的語氣變得客氣而謙恭起來，想了一下緩緩說道：“這個問題我們其實也高度重視過，采用的措施主要有兩大方麵：第一，保障房市場要成為一個封閉的市場，有嚴格的購房、轉售資質和金融管理要求，比如必須是以家庭為單位，單身人士不能購買；必須是取得當地戶籍三年以上；家庭成員不能再本地有任何形式的其他房產，如果之前擁有的話必須出售後才能擁有購房資格；擁有滿五年才能在公開市場轉售；融資的話采用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由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統一管理等等。第二，保障房市場和商品房市場一定是相對獨立的兩個市場，按照醴泉目前的市場情況來看，商品房近年來隨著供求關係的改變價格也大幅下跌，均價是保障房市場的1.5倍，對於沒有當地戶籍的人來說也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對於北京這樣的特大型國際化城市來說，更加有條件將商品房市場做大做強：保障房出於‘居者有其屋’的定位，滿足的是普通民眾的剛性需求，商品房完全可以去滿足高端的需求以及不具備購房資格的人群。北京市戶籍人口在2000萬，但是非戶籍的流動人口和臨時居住人口呢？這至少是上千萬的群體。我們看看新加坡的數據：全國人口570萬，其中公民和永久居民占410萬，也就是有資格購買政府保障房的人口，這當中約有15%的人口也是商品房的購買者；外國人占160萬，他們的住房需求隻能靠公開市場的商品房，但就是這160萬人＋60萬人，撐起了一個規模比保障房市場還大的商品房市場，均價更是保障房的5倍。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們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高淨值人士來中國，一線城市就是這些人落腳的優先選擇。”
嶽謀忠一口氣說了這麽多，也感到口幹舌燥，喝了兩口茶繼續說道：“我們在北上廣深杭這些一線城市，完全有條件打造像新加坡一樣的兩個房產市場：麵向國民的保障體係，供應超過80%以上的剛需；以及麵向全球高淨值人士的自由市場。在這兩個體係下，金融機構可以提供低風險、低利率的公積金貸款，以及較高風險、較高利率的商品房貸款。在這兩個市場的共同作用下，我的判斷是未來地產相關的係統性金融風險不會顯著提高，長遠看甚至有平衡和對衝的作用：公積金貸款的比例上升並成為主體後，風險是由購房者本人、配偶和雇傭主體一起承擔的，比現在的主流商業貸款更加穩定。當然，短期的陣痛也不可避免，比如一些現有的房屋擁有者可能希望套現以出售房產造成房價踩踏性下跌，但是我認為，與前幾年大量地產公司暴雷無法保交房相比，政府為主體承擔80%以上的剛需保障房建設，不僅對我國未來的地產行業健康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還對金融體係的係統性風險起到積極的化解和緩釋作用。地產業作為驅動經濟發動機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未來我們一定是要靠高科技、智能製造、綠色低碳、文旅、智慧農業這樣的產業發展來驅動經濟的，而房地產價格的合理化與大眾化，是會支持千行百業的蓬勃發展。總書記多年前提出‘房住不炒’的目標，我們是時候要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
盛宣德在自己的筆記本上重重寫下了“堅持家庭收入房價比4.5的紅線”這幾個字，思緒還在翻騰，便有聽到了有人提問：“請問嶽書記，保障房要如何規劃和建設，才能真正滿足人民幸福生活的要求？我去參觀過香港的公屋，說實話，環境不敢恭維，很多地處偏遠，條件遠遠比不了我們近年來新建的居民小區。”
盛宣德目光看去，是深圳負責城市和住建的有關同誌。嶽謀忠並沒有過多思考，立刻回答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一千五百年前詩聖杜甫寫下的千古名句，為後世立下了‘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治國理想和標準。慚愧的是，杜甫當年的夢想，率先被新加坡政府實現了，創造了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最佳房地產發展範例，完美演繹了政府該如何為人民服務。
我三年前帶隊去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政府組屋，分布於全島各地。每棟組屋通常有十多層樓高，屬於密集型建築。但是新加坡建屋局十分注重房屋的位置分布。每個小區內的組屋常以前後錯落、或者高矮不一的方式排開，避免形成香港政府公房的"房屋牆"。同時當局也十分重視房屋的采光和通風，每一層都由一條半開放式的走廊連接。因此身處組屋的人們，同樣可以享受到充分的陽光和自然空間，不受較高密度人口分布幹擾。
組屋最為人稱道的一點，是其齊全的周邊設施。在城鄉規劃方麵，政府成功采用了西方衛星鎮的建設理念，在全島規劃不同的功能區域，並在每個功能區域都配套一定比例的組屋區，甚至在寸土寸金的繁華商務區周邊也撥付土地修建組屋。每個組屋區都設有商場、電影院、圖書館、養老院、社區醫療、食閣、辦公樓、學校、交通樞紐等建築設施。居民無需走遠，在自己居住的城鎮裏，便可以工作、學習、娛樂及生活。可以說組屋的分布是遍及全國。
組屋配套設施的完善也體現在細節方麵。針對新加坡多雨的特點，遮雨棚由組屋樓下一路連至停車場、食閣、小區活動中心、地鐵站和公交車站等，基本上可以做到雨天出行不用打傘，建屋局以人為本的細節可見一斑。截至目前，新加坡建成的組屋已經超過120萬套，新加坡人均住房擁有率是91%，遠遠超過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比如英國的68%和美國的67%。我建議您可以帶隊去新加坡實地考察一下，我們與建屋局有聯係，可以幫您安排。”
“謝謝嶽書記，非常期待！”
“嶽書記您好，我有一個問題，在過去三年的改革中，您有沒有精細化測算房地產供給側改革對實體經濟發展的邊際影響？我們在研究一個大模型，想測算地產價格變動和宏觀經濟的關聯關係，尤其是敏感度分析。”
嶽謀忠看到提問的是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的負責同誌，這個問題他之前也拿到了，也做了一些準備，便提起精神回答道：“您好，這個問題我來之前就拜托了我的女兒在研究，我請她代為回答。”
“好的，非常感謝！”
蒙貞打開了麵前的話筒，她剛才表麵上是在靜靜聽著會議，其實心中也是高度緊張。爸爸一周前跟她說要她一起前往應對國務院副總理組織的質詢會，並告訴她會上任何一位與會者的職級都高於他，蒙貞一開始是怕給爸爸掉鏈子而婉拒了，直到嶽謀忠提醒她，許多變革是因為她的建議而起，有部分問題也跟她正在研究的課題相關--比如剛才這個產業發展影響因素敏感度分析，她才同意陪爸爸前來一同參加。蒙貞斟酌著開始回答：
“您好，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確實也在研究，但是目前尚處在初始階段，符合統計學意義的高信效度解釋模型還沒有完整構建。不過初步的結果表明，醴泉市年化12.4%的GDP增長中，房地產價格下降釋放出的動能預計可以占到8%左右。我更想跟您分享的是我們觀察到的經濟學底層邏輯在醴泉市這個小小樣本中的展現：在本次保障房改革之前，全市的投資和消費疲軟到了極點，處於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位，進出口也處在衰退的邊緣。普通民眾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按照可比價格計算是在下降通道，這其實是造成經濟衰退最關鍵的因素--富裕階層掌握的資本所創造的商品和服務，普通大眾完全沒有意願去消費，這就造成了醴泉本地經濟實際上的通縮和衰退，因為民眾對未來的預期變了，他們會更加謹慎和小心地對待手中的資金。這樣就進一步加劇了富裕階層對資本投入的焦慮，也變得更加謹慎起來，不願投資擴大產能。如此以來，區域經濟便陷入了預期悲觀-消費降級-投資疑慮-通縮加劇的死循環。我們後來的分析認為，這次地產改革，收入房價比4.5的紅線比之前下降了70%以上，打破了大眾對消費投入的悲觀，重建了對政府的信心，釋放了民眾之前為了購置房產所貯備的大量資金進入到千行百業。比如我們看到了新能源汽車銷售的爆發性增長、餐飲和文旅業的快速增長，以及其他相關行業的穩健增長。在第二個年頭我們就觀察到了區域商品價格產生了溫和的通脹，這也是經濟發展的理想狀態：人們對未來的前景預期更好，會在當下進行投資和消費，推動商品和服務價格溫和上升，這也會進一步促進資本的加速投入，形成正向反饋和健康循環。最後我們悟出了一個道理，經濟的增長的最終根因還是靠普通大眾的消費增長，也就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帶動的，無論是地產、能源、製造、交通行業，還是紡織、食品、文娛、農業，概莫能外。所以總書記曾經說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句話是點出了我們經濟發展的根本邏輯的。”
“所以你的觀點是，人民群眾才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而不是富裕階層和資本方？”
“是的。毛主席曾經說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這句話強調了人民群眾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根本力量，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革命戰爭莫不如此。主席說的‘人民萬歲’，是他發自他內心真實的感慨。我國目前GDP構成中，消費已經占據了60%，而美國和西歐是75%左右，我們如果不麵向消費端發力，那就是沒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麵。您可以看看全球市場價值最高的前十大公司，除了沙特阿美是純粹2B的業務外，蘋果、穀歌、亞馬遜、特斯拉、微軟、禮來製藥Eli Lilly、Visa、聯合健康和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無一不是直接麵向消費者的。要想破解我國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局，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改善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增強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醴泉這次改革，我覺得最成功的其實是在這三個方麵都有了突破，並因此走上了經濟增長的第二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