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話
（2）景色美麗——兒時夥伴景蓬
上小學第一天，我遇到了住在我家附近的景蓬。她看著我，笑了。我看著她，也笑了。她走過來說：“以後咱們一塊上學吧，我知道你家，我去找你。”我點點頭，我們倆的手就拉到了一起。
從此，我們上學、放學都在一起走，輪到我值日或她值日，我們都自動幫助對方小組打掃衛生，然後再一起回家。我第一次去她家時，她姥姥對我們說，以後我倆就是好朋友了，不能打架，要互相幫助，一塊學習，一塊兒玩。就這樣，景蓬成了我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她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最重要的朋友。
當時景蓬家隻有她一個孩子，姥姥、爸爸、媽媽都圍著她轉，尤其是姥姥，對她嗬護得無以複加。不管她和誰有了矛盾，姥姥都會立刻跑到胡同口，大聲斥責對方。結果，沒有人敢和她玩了，她變得很孤單，現在有了我這個朋友，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好東西都拿出來和我分享。
在她家前麵的胡同口，有一個她家存放雜物的屋子，很快成了我倆重要的活動場所。那個屋子裏有一個很大的火炕，我倆在炕上寫作業、欻子、上演童話故事。我倆還每天跑到外麵和同學們一起玩跳皮筋、跳“房子”、打口袋，玩起來就忘了時間，忘了一切。每當天色漸漸暗下來，可我們依然興趣盎然時，一個略帶焦急充滿慈愛的聲音就會由遠而近的響起:“蓬啊，回家吃飯了。”是景蓬的姥姥在呼喚。像回應她一樣，家長們的呼喚此起彼伏的響了起來:“回家吃飯，回家吃飯……，”小朋友們隻好戀戀不舍的散去。
夏日午後，我們最喜歡的遊戲場所是我家院子。碩大的葡萄架下，鋪了一層磚，磚上是涼席。在涼席上,我們玩兒“過家家”，擺出一個個“家具”：“寫字台”、書櫃”、“八仙桌”、“床”。我最喜歡的是媽媽給我的一整套玩具炊具，有飯鍋、菜鍋、碗和勺子，還有一個帶爐箅的小爐子。我們把小鍋放小爐子上，在爐灶裏點火，把木柴用鉛筆刀削成小片當柴燒；在菜鍋裏加上水，放進從院子裏摘下的花朵和花葉，燒成菜；再把飯鍋裏放進米粒和水，煮成飯。我們不斷變換花樣，越玩兒越起勁兒。困了，就躺在涼席上，蓋上毛巾被睡一覺，睡醒了繼續玩兒。
每個星期六下午，我和景蓬一起走很遠的路，去附屬醫院的幼兒園接弟弟回家。不管多熱多冷，景蓬都毫不猶豫，總是高高興興和我一起去，風雨無阻。我們領弟弟回家的時候，常常等不到公共汽車，弟弟走不動，我倆就輪流背弟弟，邊走邊玩兒，一點也不覺得累，就像是快樂的郊遊。我倆甚至在上學的時候都常常盼望快點兒到星期六的下午，那是我們的自由時間。
我們五、六年級的時候，老師整天想著提高升學率，與保二小學競爭，每天放學很晚，還留許多作業。有些算術題今天做了，明天還做，翻來覆去做個沒完，第二天早上老師還要檢查，使我看小說的時間都被擠沒了，我心裏很煩。有一天我發現媽媽的抽屜裏有一盒複寫紙，靈機一動，把它放在作業本裏試著寫字，果然效果很好，像用藍色鋼筆寫的一樣。景蓬心領神會，把我的作業本放在她的作業本本下，中間放好複寫紙。這樣，我倆就在我家的寫字台上，一個看小說，一個複製兩份作業，然後我再給她講小說的內容，配合默契。因為有了這個妙法，直到六年級畢業，我都沒有寫過作業。景蓬是個最夠朋友的人。升初中前夕，我們一起填報學校，都填了四中，我真想永遠和她做同學，可是老師私自改了我的報考表，我們的理想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機會一起上學了。
1964年暑假，剛從四中畢業的姐姐被找去幫忙填寫新生檔案。她回來後告訴我，景蓬的爸爸景明伯伯是1949年後新政權的第一任遼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我以為姐姐弄錯了，便去問爸爸，卻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爸爸說，我家剛來錦州時，貼滿全城的“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判決書上，都有當時遼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景明的簽名，景明伯伯當時是錦州市叱吒風雲的人物。在我眼裏景伯伯根本不像一個威嚴法官，而是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
景伯伯的肚子裏裝著很多戰鬥故事，都是他的親身經曆。每當我和景蓬瘋玩兒夠了，安靜下來的時候，景伯伯就會叫我們坐到他身邊，聽他講故事。他講的安詳、平和，從不慷慨激昂、也不橫眉立目。
景伯伯還經常在星期日和寒暑假的時候帶我倆去他的工作單位，一個叫“王屯”的地方，離市裏很遠。那裏有一個大院子，住著許多老年人。我和景蓬每次去都會給他們擦窗戶、擦桌子、掃地，然後坐在炕上聽他們聊天,景伯伯也常常和那些老人坐在一起談天說地。我一直以為那是一個敬老院，直到前幾年和景蓬在電話中聊到往事，才知道那裏是錦州市收容所，景伯伯從法院離開就被安排在那裏工作，直到退休。
景伯伯為什麽從法院離開，對於我曾是個迷。當破解這個謎的時候，曆史的車輪已毫不遲疑地跨過了五十餘載。當年那個聰明過人、才華橫溢的景伯伯即將就任省委秘書長之際，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被誣陷報複的景伯伯中槍落馬了,在他付出了一生最好的年華和聰明才智之後，變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病痛纏身的無語者。
可敬可愛的景伯伯曾經給我們講過無數個抗日故事，多年後才知道他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離開這個世界近半個世紀後，我沉痛地回望他的滄桑往事：從事律師職業的景伯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放棄了事業、家庭，離開了故鄉，投身抗聯。他參加戰役無數，因負傷致殘而轉做地下工作。由於形勢險惡，為了不殃及家人，景伯伯把自己的真名實姓放棄了，改名景明，他盼望祖國遠景光明。
一代人的艱苦卓絕、流血犧牲的往事淹沒在曆史的長河，可我不會忘記童年時陪伴我成長，給了我親人般關愛的景伯伯。景伯伯那布滿蒼桑的麵容和跛腿走路的身影從來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他的腿上一直有沒取出的子彈，是他在抗聯時與日本侵略軍作戰留下的。
景蓬的媽媽陳義阿姨開朗、幹練，十八九歲時就參加了誌願軍，去過朝鮮，是個年輕的老幹部。陳義阿姨曾是遼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審判長。因為景伯伯的牽連，被調離法院，做了一名街道幹部。
姥姥、景伯伯、陳義阿姨對我像對自己家的孩子一樣。我每天都會隨時隨地跑到景蓬家，不管他們一家人正在吃飯，還是在休息，都毫不見怪，無拘無束。一次，我和陳義阿姨聊天時，無意中說出了大姨家的困難情況，陳義阿姨就通過她工作的站前街道，把大姨一家五口人的戶口從彰武縣的農村遷到了錦州市。在整個過程中，無論是大姨，還是爸爸、媽媽都一次也沒到景蓬家拜訪，沒向陳義阿姨當麵致謝過，現在想起來有些不可思議。當時隻因我一個十歲小孩子的一番話，陳義阿姨就四處奔波、大費周折，一手辦理了大姨一家人的戶口遷移，從而改變了大姨一家人的命運。
幾十年後我才知道，那是大饑荒的年代，如果不是陳義阿姨的幫助，大姨一家人在農村既沒勞動力，又是地主成份，很可能就會活不下來。每當想起這些，我對陳義阿姨充滿了感激之情。陳義阿姨不僅幫助了大姨一家，她還幫助了很多生活困難的家庭,幫助他們找工作、轉戶口、解決他們子女的就學、就業難題。她還在大饑荒的年代幫助素不相識的外來“盲流”找到解決溫飽的工作和棲身之地。
陳義阿姨原來的名字叫陳秀英，改為陳義，足以詮釋她的一生為人。誰能知道，僅僅幾年之後，陳義阿姨一家就遭到了滅頂之災，那個溫馨美滿而幸福的家庭永遠不複存在了。
“文革”剛剛開始，陳義阿姨就被街道和居委會的“造反派”打成了“叛徒”，被專政,被毒打，被關押在街道。家裏隻剩下年邁的姥姥和失去健康的爸爸帶著十幾歲的景蓬和一個剛剛七歲的妹妹，整天提心吊膽的苦熬苦度。當我還在認真的當著“保皇派”，為我的校長和老師被專政而憂心忡忡的時候，陳義阿姨已經處於了水深火熱之中。
多年後，昔日的鄰居給我講她當年目睹的場景：陳義阿姨胸前掛著“反革命”的大牌子，被造反派們按著跪在批鬥車上，車後是一邊跑、一邊哭喊著“我媽媽是好人！不許打我媽媽”的景蓬。摔倒了，爬起來，再追著汽車哭喊。當年隻有十五歲的景蓬麵對的是這樣一個家：被突如其來的打擊氣暈臥床不起的爸爸，三天兩頭被街道的惡婦們拉出去批鬥的姥姥，需要照顧的年幼的妹妹，還要一天三次送飯給被專政的媽媽。
陳義阿姨被放回家時，已重病纏身了。她得了肺癌。我永遠記得那一天，1970年的春節剛過，我從農村帶弟弟來附屬醫院做摘除扁桃體手術，在醫院的走廊上迎麵碰見了景蓬。這是我們從1966年之後的第一次見麵，但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景蓬愁容滿麵，她告訴我，陳義阿姨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匆匆和她趕到病房，看到熟悉的陳義阿姨已經大變，四十剛過的她白發叢生，形容枯槁，不能平臥，不能坐起，趴在一摞被褥中喘息著。陳義阿姨掙紮著伸出手拉住我，斷斷續續的對我說：“旭啊，你幸福，蓬不幸福啊。”艱難的說出這句話，陳義阿姨大口的喘息著，再也不出聲了。我的眼淚頓時嘩嘩地淌了下來，我不敢看景蓬，隻能低下頭，緊緊地握住陳義阿姨的手，很久很久。想不到，這是陳義阿姨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幾天以後，當我再一次推開那個病房的時候，陳義阿姨已經不在了。我知道，她是多麽的不放心，不甘心啊，她才隻有四十四歲。
陳義阿姨和我最後見麵的那個鏡頭和遺言，被我無數次追憶、深思，牢記心中。幾十年裏，隻要想起暗無天日的文革時代，想起我的親朋好友在文革中的慘痛經曆，我都會在心裏問自己：我在做什麽？我為他們做了什麽？自責和悔恨就會充溢我的心間。如果我當時是一個清醒的人，一個理智健全的人，一個重視友情、親情的人，我怎麽會對這一切置若罔聞。哪怕我為陳義阿姨送去一次飯，哪怕我守在景伯伯和姥姥身邊一個晚上，哪怕我幫過景蓬一點點忙，我都會為自己找到一絲絲解脫的理由。可是，我什麽都沒有做過，沒有做過。陳義阿姨離開一年以後，景蓬的姥姥，爸爸也相繼離去，隻留下她和不滿十歲的妹妹相依為命。
我再見到景蓬的時候，已經是1976年的年底了。那時我調到市防疫站工作，剛剛報到，我便迫不及待地找到景蓬家。這時候，我們倆都是做母親的人了。在景蓬的身上，我看到了當年陳義阿姨的所有特征：精明，幹練，溫情和滿懷的母愛。她家簡單陳設的小屋讓我感到熟悉、溫馨，不願離去。幸運的是我們都成為了一個係統的職工,我們的子女都進了同一所幼兒園的同一個班，後來又進了同一所小學的同一個班。無論是開會，還是接、送孩子我們都常常見麵、聊天，好像我們從來就沒有分開過，好像我們一直都在一起。
1987年夏天，我要去上海護理住院的姐姐，怎麽安置兒子讓我傷腦筋。景蓬知道後，果斷地說：“讓大鵬來我家吧，我來照顧他。”在上海的二十多天裏，我收到了景蓬的三封長信，每封信裏她都不厭其煩地向我講述兒子每天的衣食住行、學習、遊戲和休息，母愛滲透在字裏行間，讓我自歎不如。我還驚喜地收到了兒子給我寫的第一封信，是他的景姨讓他寫的。
當我從上海回來接兒子回家的時候，兒子竟然對我說:“我不想回家了，想在景姨家住。”當時真讓我吃驚，因為兒子自出生以來還沒有離開過我身邊。後來兒子告訴我，每天晚上，景姨照顧他洗漱完畢，帶領他和玲玲讀書遊戲後，都要看著他睡著才會離開。有一次他身體稍有不適，景姨守著他，一會摸摸頭，一會揉揉腳，幾乎一夜沒休息。每天餐桌上都是他喜歡的食物：豆製品大全。他跟玲玲從小在幼兒園一起長大，玩起來無拘無束，經常頑皮鬥嘴，有時把玲玲氣哭了，玲玲問她的爸媽：“你們是不是不喜歡我了，隻喜歡大鵬了？”
後來景蓬去北京工作，一去二十餘載，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麵。有了微信，我們又天天“見麵”了。半個世紀過去，一切都變了，又一切都沒有變，她還是我的兒時夥伴，更是我一生的摯友, 不管分開多久，我們的心永遠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