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話
（1）兩個“管家”
1959年夏季，媽媽去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和老同學在飯店聚餐染上肝炎，回來後就住進了醫院。那一年，附屬醫院臨街的一座二層紅磚小樓裏，住滿了肝炎患者，據說都是本院職工。半年以後，媽媽病情稍穩定，轉到興城療養院又住了一年。
那時大姨被街道安排了工作，弟弟進了附屬醫院的全托幼兒園。平時家裏隻剩爸爸、姐姐和我。剛開始的時候，我很不適應這種三個人的世界，我想媽媽，想弟弟，想大姨。
爸爸給我和姐姐開了家庭會議，讓我倆自報能做的家務活，再由他來分工。我得到了掃地、洗碗、買糧、買菜的工作，姐姐則負責洗衣、做飯。爸爸說，有分工還要有合作，周日的大掃除和在院子裏種苞米、蔬菜的活要一起幹。我和姐姐認真地做著自己分工的家務活，家裏的一切井然有序。
因為糧食供應緊張，每次都隻限量買一兩天的定量，所以我隔一天就要去買一次糧。我每天上學都把糧本和糧袋裝在書包裏，中午放學的時候直接從學校走到老馬路的糧店排隊買糧再回家吃飯。因為隻有幾斤米或麵，拿起來一點也不沉。蔬菜的供應是每人每天半斤，由錦華商店一個叫老吳的營業員用平板車送到居民區，每天隻有幾種蔬菜：蘿卜、白菜、土豆或芹菜、茄子、豆角，無可選擇，憑副食本供應。我家五口人的定量，由我們三個人“多吃多占”了。
姐姐用這寶貴的二斤半蔬菜給我們做出一日三餐。爸爸將一隻鋁盤紮了三個孔，係上繩子，拴在稱杆上，就做成了一個稱，讓姐姐每次都把做飯的米麵稱一下，否則吃過了量，我們到月底就要挨餓了。為了增量，姐姐每天晚上都做麵條。她把麵擀得很薄很薄，切的絲就多一些，然後再放很多水，加上蔬菜。每天我都會吃一大碗，姐姐也是，爸爸吃一碗半。我知道晚上的定量是七兩，爸爸三兩，我和姐姐各二兩。
晚飯後，姐姐用麵肥發麵，準備第二天早上蒸饅頭或花卷。她從不烙餅，因為發起來的麵顯得多一些。姐姐發麵的技術越來越高，麵發的好極了，饅頭再做的小, 就顯得數量很多。
暑假裏的一天，姐姐為了省下時間看小說，把我倆一天的定量都做了小花卷，那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小的花卷了。姐姐共做了56個，給我分了28個。我欣喜若狂，一邊趴在床上看小說，一邊一點點兒地咬著那核桃般大小的花卷，慢慢享受美味。
姐姐受了我的誇獎，積極性大增，第二天一大早又蒸了一鍋小花卷，騎車去醫院送給媽媽品嚐，想得到媽媽的誇獎。那個坤車鞍座太高，她得站著騎，在雙橋洞裏為了躲汽車，一個跟頭摔得膝蓋全破了，鮮血直流。媽媽不僅沒表揚她，還告訴她以後再不能這樣做了，不然家裏的糧食就吃不到月底。
姐姐六年級的時候，放學越來越晚，再等她做飯吃就更晚了。好在我已經學會了做大米粥和炒白菜片、土豆絲等簡單菜式。這樣，姐姐每天早上起來，蒸好一天的饅頭，晚上就由我做飯了。
（2）票證往事
街道或居民組會在夏秋季的傍晚召開居民大會，由每戶的戶主參加。每當這時，我都會非常自覺的擔任“戶主”去參加大會。會議內容是講一些防火防盜的安全問題和大搞衛生等等。我感興趣的是年底發放各種票證的會議，要拿著戶口本、糧食本領取每人一份的副食票。副食票是編號的，從1號到100號，供應的範圍包括肉、蛋、粉條、豆腐和過年的細菜。至於哪個號碼供應哪種副食是隨機通知的，沒有固定的規則，甚至常常超出“副食”的範圍，連火柴、蠟燭等等都要憑副食票購買。還發過一種“副食本”，每天供應每人的半斤蔬菜都要記在本上。
媽媽有單獨的糧本，上麵蓋著“優待”兩個紅字，每月30斤定量為15斤大米、15斤精粉。後來，又從“優待”升級為“選購”，每月的30斤定量可以任意選購大米或精粉。媽媽也有特殊的“副食證”，每月固定供應一斤豆油，二斤雞蛋，二斤豬肉，一斤糖，節假日還供應其它食品。半年以後，爸爸也有了這種“選購”的糧本和“副食證”，除了以上物品，還額外多了每月一條“高級香煙”。這些供應是在享受市民正常供應後額外加的。
每個月我都會和姐姐去一次位於燒鍋大坑的“食品公司”（即現在的金淩商廈）興衝衝地采購這些物品。回到家裏，姐姐馬上跑到廚房，給我倆一人煎一個荷包蛋。我倆一邊吃蛋，一邊興致勃勃地討論晚上是吃紅燒肉還是吃糖三角。不知道怎麽回事，小時候我本來是個不愛吃飯的孩子，飯量也很小，那時候卻變得格外能吃，還總是感到餓。
除了爸爸媽媽，我還知道叔叔和鄰居李叔叔都有這種單獨的糧食本和副食本，所以以為它是一件平常的事。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爸爸媽媽當時享受的全月細糧和額外的副食供應是經濟困難時期國家對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待遇。國務院1960年轉發的文件將此待遇稱為“特需供應”，並且還分為多個級別。
我和姐姐的糧食供應每月隻有一兩斤大米和麵粉，兩斤小米，幾斤高粱米，其餘的就是苞米麵了。可是因為媽媽住院期間隻交糧票，所以我們家領到的口糧幾乎全是細糧了。我隻知道，我們借了媽媽的光。一直到上了中學，我中午帶飯的時候，發現很多同學帶的飯都是高粱米飯和苞米麵餅，我的飯盒裏卻天天裝的都是大米飯。我覺得不好意思，每天吃飯時，都把飯盒蓋立起來，擋住飯盒，不想讓坐在一起吃飯的同學看到我的飯菜。
我鄭重其事地向媽媽要求：買點兒苞米麵，給我做大餅子帶飯。可是，那就要每天早上做兩樣飯，媽媽有些為難。一個星期天，我正在跟媽媽討價還價，張老師來家訪了。聽媽媽說了原委，張老師對我說，你嚴格要求自己是對的，可是不能給大人添麻煩。父母工作很繁忙，你就別再搞特殊了。
多年以後，我又知道，特需供應的簡稱“特供”，早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就存在了。一開始局限在最高級的幹部層麵，不僅有嚴格的級別限製，還有專門“特需供應站”,模仿的是蘇聯模式，采用的是蘇聯專家的設計。政府建立專門的生產基地，采用蘇聯的先進技術設備，設置專用屠宰場、肉食及糕點、糖果、熟食加工廠，生產、加工、特製優質糧油、蔬菜及肉、蛋、奶、水果。從原料生產、采摘、監測、加工製作、檢測化驗、包裝及調運配送、驗收各個環節，全由政府專職人員負責。隨著“特供”範圍的逐步擴大，在大饑荒時期，擴展到了知識分子層麵，為的是“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一樣叫特供，目的卻是不一樣的。內容也和高層權力部門完全不同，是在一般市民供應的空白處增加了定量的糖、蛋、肉、油等。
直到1980年代，我也才知道，“特供”的規定一直都存在。那個在文革中被一再提及、批了又批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王實味，就是因為當年在延安從事翻譯馬列著作的工作時目睹了嚴格的等級供給製度，在1942年寫了一篇雜文《野百合花》，感歎革命隊伍裏“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被批判、被鬥爭、被關押、被殺頭的。死後的20幾年裏還一直被口誅筆伐。
這一切，對於曾經在國人挨餓的大饑荒年代就由於沾了父母的“特供”光，而沒有更多挨餓經曆的我是強烈的震撼！那時我隻是一個孩子，不懂這其中的玄機和奧秘。當我在成長歲月中一次次被直接、間接的所見所聞而震驚的時候，除了深切痛惜，還會有不安和慚愧。是為自己在那個饑荒年代裏沒有更多的挨餓經曆？還是為我的同代人忍饑挨餓的悲傷往事？我也說不清。我的感覺很複雜，隻是有一點很清楚：這個社會有很多的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一直以各種原因和理由在延續和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