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毛澤東去世後，潘漢年終於在一九八二年獲得平反。中共中央在平反《通知》中讚揚潘漢年“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有人認為這是正義終獲伸張，沉冤終於得雪，潘漢年已可含笑九泉；而中共的這個評價也可算是對潘的蓋棺定論了。對於這樣的認識，我是深不以為然的。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並不是說潘漢年不該平反，而是因為這種認識將一個政黨對黨員的要求和評價，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本國國民或本民族族人的要求和評價混淆了，將前者取代了後者。而這兩者是有極大區別的。因為一個政黨的利益和價值取向，與它所屬的國家或民族的利益和價值取向不一定是相同的，有時不但不相同甚至是對立的。就潘漢年個人的遭遇言，我對他受到毛澤東不公的對待寄予同情；但是，無論當初他被冤枉還是後來被平反，這都是中共黨內的事，是中共站在一黨私利的立場上作出的決定，與廣大中國人民不相幹。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潘漢年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在抗戰時期所做的事情與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是有著非常大的關係的，因此對他的評價最終還得由中國人民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來做，才是最合適的，也是真正能蓋棺定論的。當年，潘漢年執行毛澤東和中共的指令，勾結日本侵略軍和日本特務，勾結投靠日本軍閥的汪精衛偽政權，破壞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抗日大業，這種行為違背了中國人的立場，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這樣的人，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叛徒和民族敗類，是一個應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漢奸賣國賊！所以，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通知》，承認這樣的人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那豈不是在公然侮辱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公然踐踏中國人民的尊嚴？所以那樣的評價，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是決不同意的！
潘漢年已經死去多年。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後人怎樣去評價他，有不同看法本不是問題。但有一點需要我們明白的是：所有評價者的觀點，實際上也反映了評價者的世界觀、是非觀和政治立場。如果一個錯誤的觀點得到廣泛流傳並得到廣泛的認同，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那就不僅僅是評價者有問題，包括這個社會都有問題了。在評價潘漢年問題上，我以為就暴露了這個問題。以尹騏所著的《潘漢年傳》一書來說，他一方麵在書中勇敢地揭露出了潘漢年勾結日偽的一些具體的、明顯的罪行，但同時在書中又對潘表露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該書的封麵、封底都印了十六個大字：“一代英才，千古奇冤。劍膽琴心，輝映後人”，對潘充滿了溢美之情。這就令我要感到驚奇了，難道一個做漢奸賣國賊的還可以“輝映後人”？若如此，則尹騏先生豈不是在鼓勵所有中國人都去學潘漢年作漢奸？在這裏，我絲毫也沒有譏笑尹騏先生的意思；而且該書封麵、封底的設計有可能隻是出版者之所為。但我還是感到有點可悲。因為若將所有中國人的智力分上中下三等的話，我以為尹騏先生的智力至少可屬中等以上；然而中等以上智力的人，遇到潘漢年這樣的案例也會有如此自相矛盾的、與中國傳統道德觀、是非觀背道而馳的看法，可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中國人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其黑白是非的標準原本就不是很清楚的，而自從出現了共產黨，共產主義在中國流行以後，這些標準就變得更加模糊起來，有些連是非黑白都被顛倒了，以致令不少人迷失了正確思辨的能力，誤入歧途或陷入矛盾而不自知。於此，又可見中共某些觀念蠱惑人心的厲害，可見中國人的思想已被中共毒害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所以，我們實在需要以潘漢年為典型，將潘漢年們義無反顧地作漢奸的思想根源深入地挖掘一下、剖析一下、批判一下，唯有這樣才能正本清源，分清正邪，以警挽人心。
我曾這樣比較潘漢年和吳開先這兩個人：他們幾乎是同時走上革命道路的，也都加入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然後一個選擇了三民主義拋棄了共產黨，一個選擇了共產主義拋棄了國民黨。這一選一拋之間，當然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從他們後來都各自成為他們黨的重要幹部這一點看，除了他們都具備一定的才幹，更與他們服膺其所選擇的主義有關，並不都如瞿秋白說的那樣是“曆史的誤會”。因此之故，到了抗日戰爭他們一個英勇抗日，被日本人逮捕後麵對種種威逼利誘而寧死不肯投降；一個則無視國家和民族大義，熱心地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勾結日、偽而奔忙。在國家和民族立場上，這兩人的行為南轅北轍。而發生會這樣的差別，誰能說不是因為他們信仰的主義在起作用？
那麽，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什麽不同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一般人看來都是新潮的、“革命”的主義。所以那時候有很多熱血青年或加入了國民黨，或加入了共產黨，也有兩個黨都加入過的，如潘漢年、吳開先然。但是，這兩個主義其實是有本質的區別的。三民主義強調國家和民族的解放和自強，嚴守了中國人傳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與中華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共產主義強調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和國際主義義務。所以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否定傳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的。我以為就是這兩種不同的主義，對潘、吳造成了不同的影響，於是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當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觀念以後，他們的世界觀就會與原來的、傳統的觀念漸行漸遠，並最終會在何為愛國、何為漢奸賣國的認識上，產生一個與傳統的、廣大中國人民不同的標準。當這種新的觀念占據了潘漢年們的大腦以後，當“黨”命令他們“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去做那些勾結日偽的漢奸賣國勾當時，他們就會如喝了迷魂藥一樣不再以此為恥，甚至反以為榮。同樣，當這種觀念占據了尹騏們的大腦以後，也會使他們在評判潘漢年的時候看不到潘漢年對人民的背叛而隻看見他對黨的忠誠。
共產黨人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與廣大中國人不同的那個標準是什麽呢？從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看，這個標準不是別的，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的理論。為了這個階級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都要靠邊站；當階級利益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時，可以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不顧。在這方麵，被中共捧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列寧曾為各國共產黨做出過“光輝榜樣”；而前述毛澤東和中共叛國、賣國的種種行為，乃至潘漢年們的賣國漢奸行為，我以為也莫不由此而來。
2025年6月29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12）
下麵我們就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入手，探討一下中共漢奸政策的根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認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也曾這樣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他們看來，開展階級鬥爭是推動曆史發展和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正當事業。他們鼓吹和進行階級鬥爭，正是站在了曆史發展正確的一邊。
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P189-190。）“既然各國工人的狀況是相同的，既然他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又有相同的敵人，那末他們就應當共同戰鬥，就應當以各民族的工人聯盟來對抗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兄弟聯盟。”（《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P411-412。）列寧也這樣認為：“資本是一種國際的勢力。要戰勝這種勢力，需要有工人的國際聯合和國際友愛。”（《巴爾幹和波斯的事變》，《列寧全集》第十五卷P201。）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由來。
那麽，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對於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矛盾又應該怎麽處理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民族之間矛盾的關鍵在於階級剝削，隻要“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簡言之，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的一種；解決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也就會迎刃而解。所以，民族之間的矛盾、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應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鬥爭的障礙，“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共產黨宣言》）
列寧說：“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稱，隻要承認民族平等就是國際主義，同時又把民族利己主義當作不可侵犯的東西保留下來（更不要說這種承認純粹是口頭上的），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P292。）總之，民族利益要服從階級利益；不然，就不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話，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即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觀點提供了理論依據。
無產階級在實施國際主義的過程中，可能會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當自己的國家和別的國家，自己的民族和別的民族發生戰爭時怎麽辦？他們應該站在哪一邊？對此，列寧有一個觀點對國際共運深具影響。他說：“承認保衛祖國，就是承認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從什麽觀點出發來看這種正當性和正義性呢？隻有從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及其爭取自己解放的觀點出發；其他的觀點，我們是不承認的。如果是剝削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而進行戰爭，這就是罪惡的戰爭，這種戰爭中的‘護國主義’就是卑鄙行為，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如果是已經戰勝本國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而進行戰爭，那末這種戰爭就是正當的和‘神聖的’。”（列寧：《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P306，中央編譯局翻譯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寧將保衛祖國的戰爭區分為“為‘剝削階級’而戰的‘罪惡的戰爭’”和“為‘無產階級’而戰的‘神聖的’戰爭”，這完全顛覆了人們傳統的戰爭觀和國家觀、民族觀。不能不說這樣的分析是對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性質，第一次做了劃時代的區分。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尤其列寧以階級作為區分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的標準，就為叛國者的叛國行為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理直氣壯的藉口。
在實踐中，列寧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叛國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當時正流亡瑞士的列寧就宣稱“我們是反愛國主義者！”“我們要把戰爭引到本國去！”“要讓本國政府戰敗！”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並開始對俄國不利時，列寧——這個接受敵對國德國政府資助的“革命者”——就用這些蠱惑人心的言辭，煽動前線的俄國士兵掉轉槍口去打倒沙皇政府。接著，他又用這些言辭煽動追隨布爾什維克的民眾推翻“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奪取了俄國政權。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俄國還在與德國交戰中。俄共掌權後，為了保住這個新生的政權，列寧單方麵謀求與德國停戰，不惜簽訂了賣國的《布列斯特條約》。根據這個《條約》，蘇俄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庫爾藍、俄屬波蘭等總麵積達到一百二十六萬七千平方公裏的土地，割讓給了德意誌帝國和奧匈帝國。當時，生活在這些被割讓土地上的人口有六千二百萬，相當於俄國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隨著這些土地的割讓，俄國損失了全國農業產業的百分之三十三，工業的百分之五十四，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此外，在條約補充條款中蘇俄還承諾賠款給德國六十億馬克。這個數字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貨幣發行的總量。由於這個條約嚴重出賣了俄國的利益，也出賣了蘇維埃的利益，俄共中央在幾次表決時都遭到多數人反對，但最終在列寧的堅持下《條約》仍得以通過。雖然，該條約後來由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後戰敗而中止執行，六十億馬克賠款得以免付，蘇聯紅軍還收回了部分已割讓的領土，但大部分的失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收回。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即為了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否就可以出賣整個國家的利益？這個國家究竟是屬於沙皇個人的，或屬於蘇俄“無產階級”的、甚至僅僅屬於布爾什維克黨的，還是屬於全體俄國人民的？為了一個國家內部分人——即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出賣整個國家的利益，為了反對沙皇而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這樣的革命是否還具有正義性和正當性？所以依我看，在這個所謂“十月革命”的全過程中，列寧以他自己的實踐，就已經揭示了他那種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真相。
列寧簽訂《布列斯特條約》所造成最嚴重、最惡劣的影響，就是為其他國家共產黨人提供了一個經典的、為了所謂“無產階級利益”而賣國的“光輝典範”。因為，既然為了政權生存可以賣國，則為了奪取政權，賣國當然也是可以的了！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蘇維埃。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軍隊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這番話，可謂深得了列寧主義的精髓。但這番話是否正確卻是大有疑問的：一、當時的國民政府雖是由國民黨蔣介石掌權，但難道這個中華民國就是蔣介石一人的私產了？因為你反對蔣介石、反對國民黨，難道就可以放任讓外國侵略者來占領你的祖國、來屠殺你的同胞？二、如果日本真的占領了整個中國，蘇聯會幫你再打回來收複全部國土嗎？他毛澤東確信蘇聯能打贏日本嗎？在此之前，蘇俄與日本發生過一次戰爭，那就是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結果是蘇俄失敗了。可見，毛澤東為了說服其同黨跟著他一起走漢奸道路，已不得不要靠販賣漢奸論的“三國論”和說不靠譜的謊言來騙人了。
從上述列寧和毛澤東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在煽動叛國、賣國勾當時，為了騙人同意和執行他們的漢奸主張時，他們除了強調階級利益高於一切，都故意將國家和政權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起來、等同了起來。為了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即使勾結外國侵略者賣國也並無不可。關於這一點，從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恩格斯起，到他們的徒子徒孫列寧、毛澤東，都毫無列外。所不同者就是運用的場合不同而已。“十月革命”後，列寧將蘇維埃政權等同於俄羅斯國家，把保衛蘇維埃政權說得如同保衛俄羅斯國家一樣神聖。而抗戰時期的毛澤東，則是將國家等同於國民黨政權，將叛國行為說成僅僅是反對國民黨政權。隨後到了中共執政後，他們又將中共政權等同於中國國家，尤其在共產主義已經破產的情況下，他們高張“民族主義”旗幟，動輒將不滿他們統治的人民，強加以顛覆國家罪、漢奸罪，就是明證。其實，他們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言辭解釋他們這個黨或“無產階級”，與國家、民族關係的說辭，統統都是詭辯，要害都是為了維護他們一黨的私利。
因此，如果我們以上述這些“革命導師”的言論和行動來對照中共的曆史，那末自中共建立起，種種公然背叛國家、背叛民族，驚世駭俗的無恥做法，都可從中得到“合理”的解釋。例如：
一九二九年，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的“少帥”張學良，因要收回蘇聯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而與蘇聯發生了軍事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當時，身為中國人的中共黨員們在黨的指示下不僅不起來保衛國家利益，反而站在蘇俄一邊反對自己的國家。中東路路權原是沙皇政府趁甲午中日戰爭後清廷虛弱的時機，從清廷手中攫取的一項不平等利益。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根據國民政府外交部推行的有關“革命外交”指示精神，為維護國家主權欲收回中東路權益，但遭到蘇聯反對。蘇方在多次恫嚇無效後，幹脆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動海陸空八萬軍隊入侵中國，欲以武力來維護沙皇政府留下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權益。這件事，蘇方雖有曆史條約為據，但這個條約本來就是沙俄用不光彩手段取得的不平等條約，理應廢除；而蘇共在奪取政權後也曾多次宣布過要廢除過去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的不合理權益。所以張學良收回中東路的舉動，即使有羅莽之嫌，其立場和大方向應肯定是正確的。中共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無論如何是不應站到蘇方立場去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反對自己國家的軍隊的。可是，蘇方自一九二九年六月中旬開始在中蘇邊境地區增兵作戰爭準備，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汙蔑本國的政府為“帝國主義”，號召民眾“擁護社會主義的蘇聯！”宣稱“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此過程中，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召集中共人員到領事館開會，接受蘇共的指示，在東北各地發動武裝叛亂，配合蘇軍進攻。當時有一批正在蘇聯的中共黨員，如後來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伍修權等，則直接接受蘇軍征召，參加了蘇聯遠東軍對中國軍隊的作戰。因為這種做法是公然的叛國行為，七月二十八日，前中共黨魁陳獨秀致函中共中央，批評中共此舉會“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可是中共非但不聽勸告，反而在八月三日複函陳獨秀，嚴厲地指斥陳獨秀“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悍然通過決議將陳獨秀開除出黨。由此可見中共在叛國立場上的決絕態度。他們已經毫無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唯所謂“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從了。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武裝侵略中國的重要步驟。就發動事變的日本軍閥言，它有三個目的：第一，將占領東北作為占領整個滿蒙的第一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第二，占領東北也是全麵侵略中國的第一步。第三，將東北作為侵略蘇聯的基地。當時，直接的受害者是中國而不是蘇聯，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作為中國人，不管將來日本會不會去打蘇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起來保衛自己的祖國。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因為斯大林認為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目的是為了侵略蘇聯，下令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於是中共就根據斯大林的指示馬上發表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和《中共中央為滿洲事變宣言》等文件，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調子說話，聲稱“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 當時中共在各根據地書寫的大標語，不是“武裝保衛中國”而是“武裝擁護蘇聯”，“武裝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在中共眼裏，中國根本不是他們的祖國，蘇聯才是他們的祖國。
那麽，中共又是用什麽樣的方法去武裝保衛“祖國蘇聯”呢？是將紅軍開赴東北去打日本人以阻止他們去進攻蘇聯嗎？如果人們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說來可悲可歎，中共竟是以發動武裝叛亂，攻擊本國政府的方式來保衛蘇聯的。中共在給各地黨組織的指示中，要他們“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奪取一省、數省勝利和實行武裝暴動的總計劃。”中共還號召“全中國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兵士嘩變。”中共臨時中央在九月三十日發表的《就滿洲事變第二次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公開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苦民眾宣言：中國共產黨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不可調和的死敵。”更有甚者，十一月七日，即離“九一八”還不到二個月，中共在蘇共具體指導下，竟然在其割據地江西瑞金成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貨幣上印的不是中國人的頭像，而是蘇俄領袖列寧的頭像，表明這個所謂的“共和國”不過是蘇俄的殖民地。十二月一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明確地說：“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家，他的旗幟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於全中國，為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兵士及其他被壓迫群眾的利益而奮鬥，為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而奮鬥。”這些，就是中共為保衛蘇聯所采取的行動。一句話，就是努力給國民政府添亂。
然則中共以給國民政府添亂的方式來“保衛蘇聯”，其中又有什麽奧妙呢？這恐怕是很多老實人想不透的事情。其實奧妙就在於這樣做，或許可以引誘日本軍閥改變其原來的、也許確實有過的侵蘇計劃。簡言之，就是要引誘日本擴大侵華而不是去進攻蘇聯。原因是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將滿蒙看作其生命線，而蘇聯對滿蒙也一直抱有野心，雙方在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間為了爭奪朝鮮半島和滿洲地區的控製權就打過一仗。因而日本一貫將蘇俄看作它的頭號敵人。在“七七事變”以前，日本軍閥內部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繼占領東北以後擴大對華侵略，直至把整個中國納入日本的控製範圍；另一種是暫停擴大侵華步伐，先把東北滿洲國建設好，作為將來進攻蘇聯的基地。這兩派時而這一派意見占上風，時而那一派意見占上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政府致力各項建設取得不小成績。這種形勢令日本軍國主義者坐不住了，他們擔心中國迅速強大起來，會使以後侵華增加許多困難，因此要搶在中國強大前完成對中國的侵略。而此時的中共武裝叛亂給國民政府製造了很大麻煩，牽製了中國政府軍隊很大一部分力量。這讓日本軍閥認為現在正是擴大侵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於是這才先有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然後又有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在中共的設想中，隻要誘使日本軍閥擴大侵華，由於日軍兵力有限，勢必會放棄原來進攻蘇聯的計劃，這樣就達到了保衛蘇聯的目的。所以，這是一個“曲線救蘇”的策略。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當時隱藏在國民政府軍第29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張克俠，為什麽要指使人向在盧溝橋邊軍訓的日軍打黑槍，從而挑起“盧溝橋事變”，挑起中日戰爭了。所以，中共故意挑起中日戰爭是有多重目的的，不僅僅如人們過去認為的、為了解除被包圍在陝北一隅之地的紅軍困境那樣簡單。
以上這些事實：每一件都告訴我們，共產黨人就是這樣以保衛、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為借口，肆無忌憚地背叛和出賣國家利益的！
2025年7月2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