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關於毛澤東和中共在抗戰時期實行漢奸路線的證據，除了上述尹騏和彭樹華的揭露，還散見於一些曆史檔案和有關資料。這裏就我見到的，將它們羅列於下，作為尹騏和彭樹華揭發材料的佐證或補充。
（一）維基百科“潘漢年”條中的有關資料：
一九三七年九月，潘漢年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潘撤往香港。期間潘指示中共黨員袁殊經杜月笙介紹與戴笠搭上關係，成為國民黨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一九三八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成立“特別調查班”。袁殊此前作為報社記者與領事岩井英一長期保持信息互換關係，因而被招入作為情報員。“特別調查班”後來成為了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情報單位「岩井公館」。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
一九三九年，袁殊按照軍統指示暗殺七十六號負責人李士群，不料軍統上海站站長王木天叛變導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務省情報人員身份說服日本“梅機關”首腦影佐貞昭，將袁殊轉回外務省，要袁殊寫下《興亞建國論》，公開與日本人合作，並要求袁殊負責組建“岩井公館”。潘漢年案中，許多人寫信指責袁殊為漢奸，但袁殊堅稱為潘漢年所指使。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
潘漢年在袁殊的介紹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關心國事者”的身份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麵 ，岩井要求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在香港搜集情資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P96-113。）袁殊稱自己未經潘漢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而岩井英一並未點破“胡越明”的身份，雙方心照不宣地進行信息交換，這一點日後被指認為袁殊的“重大政治錯誤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王朝柱：《潘漢年是怎樣當上漢奸的》，《傳記文學》第69卷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八月，P76。）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魯南：《中共地下黨主持日特機關“岩井公館”始末》，《福建黨史月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 。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昭幀會麵。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麵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BBC中文網駐東京特約記者、日本學者童倩：《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BBC中文新聞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四月，潘漢年在李士群安排下與汪精衛會麵。根據王明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P190-192。）在會見汪精衛時，潘漢年奉上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此次會麵被國民黨宣傳並攻擊，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辟謠此次會麵，然而事實上會麵確實發生了，隻是潘漢年未如實上報。（鳳凰網：《一九六二年最高法院院長談潘漢年案》，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陳布雷（蔣中正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主管政治，蔣中正文膽，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國史館。）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慶祥（蔣中正侍從室機要組組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製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麵，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蔣中正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主管軍事）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來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 。」（《革命文獻——中共詭謀與異動》二，台北國史館。）
陳恭澍（國民黨軍統局上海特二區區長，一九三九年曾帶人前往越南河內刺殺汪精衛，號稱軍統第一殺手。）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責共產黨利用七十六號進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一九八六年，P309。）
（二）文革造反派揭批曾山一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文革中，造反派批鬥時任國務院內務部部長曾山。有人揭發曾山在抗戰中曾經與日本人接觸，要求日本侵略軍“隻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因而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造反派要他交代相關罪行，曾山說這是遵照延安的指示做的。抗戰時期，曾山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和華中局組織部長等職，並協助項英組建新四軍，對新四軍的許多秘密不僅知情而且是參與的。現在曾山被造反派批鬥，要追查他與日軍的關係，周恩來就命令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必須保護好曾山。這個工作具體由辦公室聯絡員孫宇亭負責。而孫為了弄清曾山的問題和責任，給造反派一個交代，在請示汪東興和謝富治得到批準後，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結果被他查到四份電報，證實新四軍與日軍確有接觸。其中包括當年曾山的報告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電報上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親筆簽名，說明曾山與日寇勾結是得到毛澤東、黨中央批準的。據孫宇亭後來說：此事雖然澄清了曾山的責任，但也無意中揭出了一件中共秘密勾結日寇的醜聞。周恩來因此大為震怒，下令追查相關人員的責任。最初，孫宇亭被定了個“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罪名。但是，孫僅是內務辦公室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且是奉命行事，要他頂一個“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罪名，於法於理都難以服人，最後他受了個“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問，下放勞動。而孫的頂頭上司嚴佑民（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則因此事而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被關進秦城監獄。此後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曾山去世，嚴佑民才在九月被假釋出獄。
據嚴幼民兒媳李海文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中華兒女》上的一篇回憶文章說，當年周恩來下令追查孫宇亭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的責任，汪東興、謝富治還有吳法憲三人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半夜突擊審訊孫宇亭。其中汪、謝兩人正是批準孫宇亭去查檔案的當事人。當時汪東興看了孫宇亭申請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報告和他和謝富治的簽名原件，發現他和謝富治的簽名都寫在申請報告右邊的空白處的，於是與謝富治商量：“如果把簽名處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沒有損傷。”謝富治心領神會同意照辦。而此時的吳法憲則閉眼假裝睡著了。於是汪東興讓工作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把剪下來的簽字部分當場燒掉。這樣，汪東興和謝富治就把他們批準查案的責任和證據都賴掉了。然而孫宇亭僅是內務辦公室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隻憑他的身份而沒有相當級別負責人同意，是不可能進中央檔案館查案的。當時的內務辦公室主任正是謝富治兼的，而且那時侯汪、謝都是權勢熏天的人物，他們不肯承擔責任，把自己的責任摘幹淨了，於是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嚴佑民就順理成章地要成為汪、謝的替罪羊。而且，很有可能當初周恩來下令必須保護曾山的指示，就是由嚴佑民指派給孫宇亭的。因為作為一國的總理，似乎不太可能直接下令給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當然，也許也是為了保護無辜的孫宇亭吧，總之是嚴佑民主動站出來承擔了批準查檔案的責任。於是嚴佑民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李海文發表此文，除了揭露汪東興、謝富治的小人行徑和吳法憲的狡猾，目的當然是表彰自己公公的光明磊落。但此文也證實了當年發生的造反派揭露曾山通敵一案，是確有其事的。而孫宇亭的查案，又證實了抗戰時期中共暗中通敵的有好多條線，不僅有饒漱石、潘漢年、楊帆等一條線，還有曾山等線。
（三）《延安日記》中的有關資料：
伏拉狄米洛夫當年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官兼塔斯社記者。他在日記中有不少關於八路軍不抗日，以及延安與日本人暗中勾結的記載。伏拉狄米洛夫死後，他的日記經兒子伏拉索夫整理後，一九七三年由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其中延安時期的那部分日記由奚明遠、劉守世、高芠芠、黃誌潔合譯後，交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取名《延安日記》。由於伏拉狄米洛夫是國際共產派駐延安的代表，因此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除非中共能證明伏拉狄米洛夫是暗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反革命，書中內容是故意對中共的造謠、汙蔑，或者能夠證明這本日記是有人偽造或篡改過的，否則日記中說的這些情況應該可信。又伏拉狄米洛夫既然是蘇共派駐延安的，他當然也有責任要將延安的真實情況報告莫斯科。所以我相信與日記內容相符的報告，在前蘇聯共產黨的檔案中或許也能找到。隻是目前好像還沒有人去做這件工作。以下是從其日記中摘錄的部分內容：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八路軍及新四軍早已放棄抗日行動，甚至連消極的行動都沒有。中共的領導階層視國民黨為主要敵人，一味不擇手段的全力搶奪中央政府所控製的地盤。此等明顯的自私行徑，實危害全民抗日的大計，增加了中國人的犧牲，並激起與國民黨的軍事衝突。”
一九四二年九月（原著未注明具體是哪一天）：“八路軍係與日軍和平共存。日軍在集結區舒舒服服地安頓下來過冬，而八路軍的部隊就在附近悠哉悠哉的打發時間。在新鄉地區，有為數僅約四五十人的小股日軍占領著幾個村莊，而被在人數上遠居優勢的賀龍的部隊所包圍。我問他們何以不去收複這些村莊，因為要消滅這些敵軍簡直易如反掌……我們下了馬，請他們一起抽煙，他們才承認：‘上頭告誡我們不要去惹他們。上級說，要是我們去消滅了這批日軍，他們就會開來大批援軍，到時候又該怎麽辦？因此，我們就不去碰它們，他們也不來碰我們。”
“中共的領導階層並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牽製華北的日軍，這是不爭的事實。”“就我們所知，八路軍所最關心的乃是國民黨的部隊。中共部隊所作的宣傳，矛頭均指向國軍；將來的作戰行動，當可知亦以國軍為對象。如此一來，使得日軍所采取的作戰行動，幾乎都能得心應手。延安曾經下令八路軍，要不惜任何代價以保存實力，因此，縱令向前推進的日軍兵力微不足道，八路軍亦步步後撤。”
“前線之行，使我獲得證據，確信中共領導層毫無抗日作戰的意圖；他們將此次戰爭看作是紮穩其本身地盤的大好時機。而且，此舉的成功並非是靠他們自己的部隊的努力，而是利用另外兩起國軍與日軍的殊死戰坐收漁利。” “如果日軍大敗國軍，則中央政府的權力就會受到損害，而八路軍的部隊即可乘機蠢動，向該地區滲透。必要時，他們尚可與日軍裏應外合，消滅他們的戰友——國軍——而奪取政權。”
“日軍來犯時即行後撤，毛澤東的用意是要等待國軍與日軍對抗局麵轉變至對他有利的時機。當此國難時期，舉國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而犧牲慘重之際，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荼毒下，國家麵臨存亡絕續的生死關頭，此種策略，也未免過於陰狠毒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一份新四軍的幕僚打來的電報。這份參謀報告絕對證明在中共領導層和日本遠征軍統帥部之間有著永久性的接觸。這封電報，已經毫無疑問地證明關於和日軍司令部接觸的報告，是經常呈送到延安的。後來我查明共軍參謀和日軍部隊之間的這種接觸，已經維持了很長的時間，這種接觸的重點是延安和南京（指汪偽政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延安一道接一道地發出命令。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民兵等紛紛開進日軍占領區。敵軍已無鬥誌，不加抵抗，僅據守要塞，龜縮不出。中共中委會軍事組狂烈蠢動，延安諸人通宵工作目不交睫，主要是爭奪地盤和擄取日軍武器，並阻撓中央軍的前進。延安的秘密命令是要消滅一切向前推進的國軍部隊，並將其逐出新地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葉劍英告訴毛澤東，說我知道新四軍幕僚打來的電報的內容。這位中共主席費了很多口舌向我解釋其理由。這是一件丟人的事實，所以，毛澤東強詞奪理的多方辯解。中共和日軍指揮部的關係是很久之前在極秘密之下建立的，隻有少數高級人員知道此事。毛澤東的情報員（毛稱他為‘聯絡員’）是配屬在南京的崗村的幕僚裏，在日軍反諜報人員的嚴密保護之下，經常來往於南京和新四軍幕僚之間。從中共主席那邊提供的情報就放在新四軍的幕僚裏等著這位情報員（原來是日本人）來拿。而這位情報員所提供的情報，則由新四軍幕僚立即用密碼拍發無線電給延安。”
（四）陳公博的證詞。
曾經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後來成為汪偽政府大漢奸的陳公博，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他在死前於獄中寫的《危險的南京》一文中，也述及中共與日軍勾結的一些事實。他說：“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麵為共產黨宣傳。（日本駐汪偽政權大使）穀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按：陳公博文中所言蘇北“清鄉”計劃日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與《潘漢年傳》中的都甲會見潘漢年一事不僅吻合，並且證明了有實質性的行動。
（五）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的記載。
據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中的記載，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在毛澤東的號令下清算彭德懷的曆史“罪行”，回顧抗日戰爭時期黨內路線鬥爭時，林彪檢討了他當年參與“平型關戰鬥”的錯誤，說打那場仗“吃了虧”，是“頭腦發熱”，還推卸責任說“是弼時作的決定”。此時毛澤東插話說：“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接著林彪又指責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就接著說：“三個師隻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德懷聽後隻得檢討“百團大戰”的錯誤，說：“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但毛澤東不依不饒，責罵彭說：“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 百團大戰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在八月二日的會上，毛澤東又說：“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準備條件消滅之。”
按：“百團大戰”打日本，竟被毛說成是“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這些種論調與張國燾等揭露的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如出一轍。這說明毛澤東在抗戰之初即指示中共和八路軍實行“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方針是確有其事，而且幾十年後仍認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
2025年6月20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9）
（六）來自毛澤東本人的證據。
中共和日本侵略者勾結最有力的證據，還得說是來自毛澤東本人。當年抗戰爆發，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大力鼓吹抗戰，表示願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但在私底下，卻將日軍侵華看作是打擊、削弱國民黨和發展共產黨力量的絕佳機會。一九三七年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策略和“三國論”的方針。抗戰八年期間，中共就是照此方針執行的。對此，中共當然一直是竭力否認的。但是，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就提到這個講話，並有部分內容的記載。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所說的話，也與張國燾《回憶錄》中記述的話幾乎一模一樣。這就證實了毛澤東對抗戰確實是這樣的觀點：在日、蔣、我（中共）三角關係中，若我積極抗日就是在幫蔣介石抗日，這樣的愛國是在愛蔣介石的國；反之，為了削弱蔣介石的力量，有利今後的奪權鬥爭，除了趁機發展自己的力量，還可與日軍做某種程度的合作。
再從中共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中共幾個元帥的傳記、以及五大野戰軍的《十大虎將》等著作來看，說有這個講話也絕不是無憑無據的空穴來風。我曾仔細查閱過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 1893-1949》，發現幾乎在整個抗戰中，沒有一個由毛澤東或由毛澤東和朱德聯名以“八路軍總部命令” 發出的、明確指示八路軍各部隊如何打擊日本侵略軍的電文；相反，大量的電文是指示如何以開展“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為名去發展“敵後根據地”，指示各部隊如何在汙蔑國民黨不抗日的借口下驅趕國民政府地方政權，以及襲擊堅持敵後抗日的國民政府軍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的電報說：“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複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你估計他放棄平型關，企圖在沙河決戰的決心是動搖的，這種估計是完全對的。他的部下全無決心，他的軍隊已失戰鬥力，也許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會被迫地舉行決戰，然而大勢所趨，必難持久，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誌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作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前幾天以及投降後，毛澤東為了搶占地盤，才下令八路軍進攻日偽占領區，但仍在命令中規定要盡量避免與日軍正麵交戰，主要是找偽軍打。
什麽叫“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毛澤東在發這個電報時，距離紅軍改編為國民政府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的八月二十五日，一個月也不到。朱德和彭德懷在紅軍接受改編的當日發表《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就職通電》，信誓旦旦地說：“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複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當時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八路軍隸屬國民政府第二戰區，受司令閻錫山指揮。時閻錫山正在組織太原會戰，迎擊由北向南和由東向西兩路日軍的夾擊。可是，毛澤東在此時就指示八路軍要獨立自主，那擺明了就是要八路軍不接受國民政府和閻錫山的指揮囉！所以，所謂改編紅軍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共同抗日雲雲，不過是為擺脫紅軍被國民政府軍徹底殲滅命運而施出的“金蟬脫殼”的掩眼法。那麽什麽叫“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呢？顧名思義就是要紅軍分散躲到交通不便的深山去，那裏日軍一般到不了，國民政府軍也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於是八路軍可以放手在那裏發展根據地，擴大武裝，等蔣介石被日軍打敗了或打得兩敗俱傷了，中共就可以出來爭奪天下。這個根據地，後來又加了“敵後”兩個字，稱為“敵後根據地”。這就目的性更明確了，到敵後去發展根據地。為什麽要到敵後去呢？因為當時日軍進攻速度很快，國民政府軍雖然竭力抵抗但仍常常要吃敗仗，不得不後退。然而日軍也兵力有限，對廣大攻占區也不能處處派兵占領。這樣，派兵去這些麵積廣大而又交通不便的農村、山區，就成了中共滲透、發展為根據地的理想之地。以上，就是毛澤東所謂要開展“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真實含義。毛澤東不是一直說國民政府軍不抵抗、時刻想投降嗎？看看這個電報，看他對閻錫山組織會戰的態度，究竟是誰不抵抗，誰散布失敗主義，不是清楚得很嗎！
同樣，在關於新四軍戰史的大量記載中，與日本人交戰的記載幾乎不見，所有作戰、策反的對象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包括國民黨領導的遊擊隊和地方武裝。新四軍在抗戰中發動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投入的兵力動輒數萬。但這些軍事行動都不是針對日本侵略軍，而是針對正在抵抗日本侵略軍的國民政府部隊的，其中部分軍事行動是為了搶占國民黨部隊的占領區而發動的。這種指示在《毛澤東選集》中也可找到多處。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東南局的指示，其中就是這樣說的：“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的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抗日武裝至十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見《放手發展抗體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P711-712。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同日，毛澤東和王稼祥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黃克誠、陳光、羅榮桓、彭雪楓、劉少奇，指出：“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鐵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逄先知主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毛澤東指示中提到的顧祝同，時任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司令，主持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的抗戰；冷欣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江南行署主任和江南挺進第二縱隊司令等職；韓德勤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當時，第三戰區的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已被日軍占領，但在鄉村地區和部分小城鎮還是由國民政府軍和政府領導的地方部隊、遊擊隊等武裝占據並在那裏行使政府職能。毛澤東的電報，就是要新四軍在八路軍的配合下把這些國民政府的勢力排擠掉，成為中共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他們要在那裏擴大軍隊，建立政權，征收稅項等等，實際是以抗日為名與國民政府爭奪地盤。他們鬥爭的對象很明顯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而不是日本侵略軍。必須指出：當時還是中共自稱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部分軍餉還是國民政府發的。新四軍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編製歸第三戰區管轄，受顧祝同指揮。可是毛澤東卻把顧祝同等人稱為“頑固派”，要新四軍不受其限製，“獨立自主”地擴張軍隊，擴張地盤。這個精神，完全符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策略和“三國論”方針的宗旨。由於毛澤東和中共對國民政府和國民政府軍是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計劃，雙方起所謂的“摩擦”也是很難避免的了。一九四〇年十月發生的“黃橋戰役”，新四軍殲滅韓德勤之第89軍一萬一千餘人。十一月，劉少奇又發動“曹甸戰役”，出動十個團的兵力殲滅韓德勤部八千餘人。新四軍對於國民政府軍一係列的攻擊，清楚地表明新四軍已成為國民政府的叛軍和日本侵略軍的友軍。第三戰區的國民政府軍在忍無可忍情況下發起反擊，予以製裁，這就是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新四軍事件”。中共稱為“皖南事變”。在外敵入侵、國家存亡懸於一線之際，中國軍隊卻自相殘殺，這完全是毛澤東想趁抗戰之機，發展壯大一黨力量，伺機奪取國民黨政權的策略所致，是毛澤東的“三國論”所造成的惡果。
“黃橋戰役”是抗戰中國共兩黨之間發生的一次嚴重的軍事衝突，也是導致“新四軍事件”的前因之一。而這個“黃橋戰役”就是毛澤東中央授意、發動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澤東、王稼祥就以中央軍委之名致電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項英，指出：“華中之皖東、淮北、蘇北成為頑方必爭之地，目的在隔斷我八路軍新四軍之聯絡，陷新四軍於危境。”從而指示他們：“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則應堅決控製在我手中，先肅清地方頑固派，對桂軍力求緩和，對韓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條件下，即當其進到我軍駐地時，堅決消滅之。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 電報還指示“陳毅部隊，應當加緊向蘇北發展。”四月十五日，毛澤東、王稼祥電報通知劉少奇、項英，說八路軍“第115師彭明治、吳法憲支隊約一萬二千人，不日從魯蘇邊出動，向北前進，估計約三個星期內外可與劉少奇方麵配合夾擊韓德勤。”然後在七月十二日再次指示東南局，說“華中目前鬥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以上電文見《毛澤東年譜（1893-1049）》）中共後來將“摩擦”的責任完全推到國民政府軍一邊，是豬八戒“倒打一耙”的伎倆。
一九四〇年八至十月彭德懷在華北發起“百團大戰”，目的是破壞日軍的交通線，主要是正太鐵路、平漢鐵路、同蒲鐵路和白晉鐵路。因此此戰又稱“破襲戰”。參與戰役的部隊號稱一百零四個團，實際參戰部隊包括地方遊擊隊和民兵共約二十萬。毛澤東知道後大發雷霆，說過早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還作為彭的曆史罪狀翻出來批判。可是，差不多同時期新四軍發動的對國民政府軍的戰役，規模也不小啊，也是動輒數萬人，早在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前好幾個月毛澤東就在準備“黃橋戰役”，怎麽就不怕暴露新四軍的實力了呢？兩個戰役兩種態度。所以不難看出，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不願八路軍去打日本人，他領導下的軍隊隻能去打同是中國人的國民政府軍。這就是毛澤東對抗戰的真實態度。
2025年6月23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10）
中共執政後，為了掩蓋他們不抗日的真相，曾捏造事實說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共領導的遊擊隊在抗戰中打了多少仗，消滅了多少日軍、牽製了多少日軍，說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但這些都是空洞的數字，沒有具體的戰績。就我見過的幾本中共抗戰史，除了抗戰初期的“平型關戰鬥”、“夜襲陽明堡”和稍後的“百團大戰”等極少數的幾個戰例，說不出更多的抗戰實例。中共曾出版過五大野戰軍的所謂《十大虎將》係列傳記，這些人應該是中共最具代表性的戰將。但就是這些戰將，在他們的戰史中極少有與日本軍隊打仗的戰例。他們絕大部分的戰績，都是在抗戰前、抗戰中和抗戰後與國民政府軍作戰時立下的。當國民黨政府正在艱難地與日本侵略軍作戰並被中共譏笑為“節節敗退”時，毛澤東和中共在延安及各“根據地”卻忙著搞“大生產”運動和整肅異己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從一九四一年五月開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四月二十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才結束，整整搞了四年。毛澤東正是通過“延安整風”才奠定了他在中共黨內最高領袖的地位。所以大家可以開動腦子想一下：如果中共真是抗日的，它哪有這麽多人、這麽多精力搞“大生產”？如果中共真是抗日的，日本人能允許中共安安穩穩地集中了數以萬計的黨政軍高、中級幹部搞整風運動？
抗戰時期，日軍對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實施了長期的大規模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四三年九月，日軍對重慶共進行了二百十八次戰略轟炸，出動飛機九千五百十三架次，投放炸彈二點一六萬個。炸死一萬一千九百多人，炸傷一萬四千餘人。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由於太平洋戰場形勢逆轉，日軍才停止對重慶的轟炸。然而，日軍對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隻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進行了兩次轟炸，此後就再也沒有針對中共駐地的轟炸了。據中共的一篇文章說，這是因為中共發明了土法製造的高射機槍，日軍飛機不敢來了。這當然是白癡將別人也當成白癡來騙，編出來的白癡笑話。即使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解放日報》的“統計”，說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日寇飛機空襲延安共十七次，共投彈約一千六百九十枚，炸死二百十四人，炸傷一百八十四人，那也與重慶遭到的轟炸天差地遠，甚至比延安周邊陝西、甘肅、寧夏國統區的城市挨炸的次數也少。其中轟炸西安，從一九三七年至四四年，據不完全統計共轟炸了一百四十五次，出動飛機一千一百〇六架次，投彈三千四百四十枚，炸死二千二百四十四人，炸傷一千二百四十五人。比西安更西的蘭州，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到四一年八月，日軍也對蘭州進行了三十六次轟炸，出動飛機六百七十六架次，投彈二千七百三十八枚，造成傷亡一千四百二十六人，都遠比延安厲害。這就顯示出了日軍對國、共的區別對待。日軍何以這樣優待中共？雖然延安是小城市，不可與西安、蘭州比，但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啊，是中共所謂的“抗戰中心”啊，論政治重要性遠比西安、蘭州重要，僅次於重慶而已，如果中共真是積極抗日的，真是所謂抗日的“中流砥柱”，日軍會這樣優待延安嗎？聯想到抗戰伊始，紅軍甫接受改編，毛澤東就密令八路軍與國民政府戰區司令不告而別，去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幾乎與此同時，潘漢年指示手下特工袁殊不僅參加汪偽政權，擔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成為日本駐滬總領事岩井英一領導的日本外務省駐滬戰略情報係統的成員。因此我想是不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共就開始了與汪偽和日軍的秘密交通，日本侵略軍已與中共“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呢？否則，何以解釋中共能這樣放心地在延安搞“大生產運動”，搞“延安整風”運動；何以解釋日軍不怕國民政府的戰鬥機和高射炮，仍持續不斷地轟炸重慶，何以日軍的飛機可以越過延安去距離更遠的西安、蘭州、銀川等地轟炸而就是放過延安？
毛澤東在搞“延安整風”那段時間，也是中國處於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在抗戰中，國民政府軍打了二十二次大型會戰，一千一百多次大型戰鬥，犧牲了二百多位將軍；而中共除了誇大戰績的平型關戰鬥和所謂的“百團大戰”，再也拿不出像樣的戰績，以致後來隻能靠童話式的“地道戰”、“地雷戰”來騙人。而就是這少得可憐的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這兩次戰鬥，還遭到毛澤東多次的批評，說過早暴露了中共的軍事力量。當平型關戰鬥結束時，中共向蔣介石謊報戰績，說殲滅日軍一千餘人。蔣介石被蒙騙過去，還發了嘉獎令。“百團大戰”結束時，八路軍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發表過一份《百團大戰總結戰績》，說從八月至十二月共斃傷日軍20645人。但當時日軍的戰報則說整個戰役中日軍戰死467人，失蹤33人，負傷251人，合計751人。兩者的數字差了幾十倍。戰後，日本政府經過調查，將百團大戰中死亡日軍人數改正為302人。至於整個二戰期間，日軍陣亡了多少人，死於哪個軍隊之手，日本也有一份陣亡將士統計名單：有318,883人死於國民政府軍之手，有126,607人死於蘇軍之手，有851人死於中共軍隊之手。其中百團大戰中死亡302人，平型關戰鬥中167人。所有死者均有姓名、年齡、履曆、部隊番號、家鄉地址，以及死亡地點和死亡原因等詳細記錄。顯然，這是一份有真實憑據的名單，不像中共的隻有一個空洞的數字。
在整個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僅有二名將軍戰死。其中一名是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軍“掃蕩”太行山區時，在指揮八路軍總部機關之一部“轉移”行動中（注意：是轉移，而非主動出擊。）被日軍炮彈炸死的，勉強可說是死在“抗日”戰場上。另一名是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這位彪悍的將軍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在河南夏邑八裏莊指揮圍攻所謂的“土頑”，即國民政府地方武裝部隊和平建國軍時，被冷槍打死的，並不死在與日本人作戰的戰場上。這與國民政府軍在抗戰中犧牲了二百多位將軍的數字比較，誰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也就不問可知了。
那麽中共後來說的，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遊擊隊、民兵在抗戰中共打了多少多少次仗，消滅了多少多少日軍，這些個數字是怎麽來的呢？這些數字最早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一個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中共為抓住這個機會，計劃通過記者團的口和筆去宣傳中共抗日的“功績”，由時任八路軍總參謀長的葉劍英安排手下緊急聯絡各根據地突擊“統計”、上報、匯總，然後在八月三日的記者會上由葉劍英公布出來的。當然，這些數字有多少可信度，那就見仁見智、因人而異了。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汙蔑蔣介石是“摘桃派”。其實真正的“摘桃派”不是別人，正是他毛澤東自己！中共利用抗日的機會，鑽到所謂的“敵後”，大肆發展一黨所有的軍隊，擴展一黨所有的“根據地”，養精蓄銳，為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爭天下創造了實力基礎。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曾說：“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看當時的戰場實在也是那種情形，頗為滑稽：日軍為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用裝備相對精良的軍隊攻擊守衛國土的國民政府軍。政府軍不敵，屢敗屢戰而仍不得不步步後退。然而日軍攻下了大片土地，卻因兵力有限而無法處處派兵防守。日軍隻能占領一些城市和主要交通線。結果被中共鑽了空子。中共派部隊打著“抗日”的旗號，鑽到了“敵後”遠離日本人的鄉村、山區去發展根據地，發展中共一黨所有的軍隊。那些地方雖然仍有國民政府留守的政權或小支武裝，但國民政府大部隊撤走了，已不是中共的對手，很快被擠走或消滅。於是日本打下的土地成了中共的根據地。這其實也是一種“摘桃”行為。所以從某種角度看，毛澤東能夠從延安窯洞搬進北京中南海，實是拜了日軍侵華“良機”之所賜。而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對來訪的日本人表示感謝之意，良有已也！是知恩圖報也！如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時，一九六一年與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談話時，毛澤東都對日本人說了感謝“皇軍侵華”的話。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訪華，在與毛澤東會見時田中代表日本政府對當年侵華一事向毛澤東道歉。田中角榮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可毛澤東趕忙打斷田中角榮的話，說：“不是對不起啊，是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毛又說：“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黑田壽男偕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再次訪華，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提到日本侵華一事時，再次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日本侵略中國，毛澤東卻說日本皇軍是中共的“大恩人，大救星”；還說沒有日本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這就將毛澤東在抗戰中依靠日本人削弱國民政府力量伺機奪權策略的底牌全部公開了出來。所謂“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毛澤東也清楚地坦白了抗戰中中共要對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蔣介石。
以上毛澤東的這些話，在文革中紅衛兵編輯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文革後中共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等書藉中都可以看到。有人辯稱這是毛澤東獨特的說話風格，並不是真的感謝日本皇軍。但是，正如毛澤東自己說的那樣，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為日本侵華，中國軍隊在抗戰中犧牲了四百多萬，人民死亡一千七百多萬，經濟損失以一九四五年美元價值折算就達六千五百億美元，假如日本不發動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就不會遭此無妄之災。又據曆史學家考證，抗戰爆發前十年是二次大戰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最快的十年，要不是日本侵華打斷了這個進程，到四、五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很可能會步上一個更高的台階。因此，日本侵略對中國的傷害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毛澤東作為中國抗戰勝利後取代國民政府執政的一國最高領袖，不對昔日的侵略者提出抗議，要求賠償，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人表示感謝，聲明不要賠償。而當時的中國還是他所謂“一窮二白”的中國，並非闊氣得不需要賠償了。所以，毛澤東說這些話，他究竟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說話，還是站在中共一黨的立場、仰或他一人的立場說話是十分明白的。如果不是毛澤東刻意置民族利益於不顧，骨子裏對日軍侵華幫助他奪權成功感恩戴德，何能說出這樣不顧廉恥的話來！請問那些為毛辯護的人，世上難道還有這樣獨特的說話方式？對照毛澤東對侵略中國的日本皇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謝，相反對於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蔣介石、國民黨卻除了汙蔑就是仇恨，好多抗戰有功的國民黨將領在中共執政後被以“反革命”罪槍斃，其愛恨立場何其鮮明！看八年抗戰時期的國、共、日三方關係，在大部分時間中，中共和日本侵略軍屬於一種曖昧的友軍關係是無可抵賴的曆史事實。所以，天公地道地說句話，毛澤東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大漢奸！他和汪精衛相比，不過是一個明一個暗而已。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汙蔑，很多話是連汪精衛也說不出口的。雖然，毛澤東這個漢奸，勾結日寇的勾當做得很隱密，但到今日，即使在中國大陸也已有不少人知道。我相信徹底清算毛澤東的罪行，包括清算他賣國當漢奸的罪行，這個日子一定會來到。
2025年6月26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