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兼論中共漢奸政策的根源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1）
前幾年，我見到唐德剛教授的一篇文章，裏邊提到他的夫人吳紹文是吳開先的女兒，不禁暗暗稱奇：原來世界這麽小，久聞大名的唐教授竟然是我們練塘人的東床，豈不快哉！前不久，我在網上又見到一篇唐教授的文章：《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這是一篇紀念他丈人吳開先兼有為其辯誣意思的文章。文章詳述了吳開先在抗戰時期由國府派往上海領導地下抗日鬥爭，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後又被日本人釋放回重慶陪都的經過；以及當時社會輿論有不少人懷疑吳開先是否變節投降了日本人，使吳氏一時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後是蔣介石還了他清白等情事。閱此文後，不覺浮想聯翩，感慨係之，因想也來說幾句。
一
吳開先是我的鄉前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們練塘人提起陳雲和吳開先這兩個人，都還要翹一下大拇指，將他們並稱為“練塘的兩個大好佬”，很為家鄉這麽小的地方（據《章練續誌》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統計，全鎮人口七千五百八十三人。）而竟然一下子出了這麽兩個有名人物而感到榮耀。隻是很快地吳開先的名字就很少再有人提及了。原因當然因為他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一九四九年去了台灣，屬於“國民黨反動派”，再提他就有可能招來不必要的政治麻煩了。不過，吳開先的名字從來也沒有在老一輩練塘人心中消失過，甚至也從沒在我心中消失過。
我沒見過吳開先。吳開先去台灣時我還很小。陳雲我倒是見過一次。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次陳雲來練塘，他被一大群人簇擁著走在下塘街上，我在上塘街上正巧被我隔著狹狹的市河看到。說起來，吳開先家以及陳雲家，與我舅舅家都是緊鄰。吳家在西，陳家在東，中間就隻隔著我舅舅一家。（至上世紀末，因為政府要建陳雲紀念館，陳雲家的老房子，吳開先家、我舅舅家，還有附近一大片民居以及城隍廟都被拆除了。）陳雲從小父母雙亡，由他舅舅、舅母收養，所以所謂陳雲家實際是陳雲舅舅的家。陳雲舅舅姓廖，陳雲小時候的名字也叫廖陳雲。陳雲舅舅家很貧苦，靠開一爿小飯店維生。我小時候常聽母親說陳雲小時候讀書很勤奮，常常天不亮就聽見陳雲朗朗的讀書聲。總要讀了一陣早書，然後聽見“吱呀”的開門聲，這是陳雲出門去茶館泡開水（“泡開水”是上海土話，意即用沸水衝在熱水瓶等容器中。那時茶館有“老虎灶”，也兼向附近居民出售開水）。泡了開水回家，吃了開水泡飯，陳雲再去上學。天天如此。後來陳雲書不讀了，經人介紹到上海去做學徒。以後的事我母親就不太清楚了。再後來，“解放”了，傳出消息說陳雲在北京當了大官，是政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之後排名第五。不久，陳雲將舅母一家和他一個守寡的姐姐都接了去北京。鎮上人都說是去享福去了。總之，人窮而誌不窮，日後終於有了大出息，這是我從母親的話中得到的啟發。
母親還說到吳開先。說吳開先、陳雲與我舅舅小時候都是一起玩的小夥伴。吳長大後去上海讀書、做事，回來時還常來看我舅舅。“往往人還沒有進門，‘嘉福、嘉福’（舅舅名字）的喊聲就先到了，中氣十足，聲音大得我們住在後埭房子裏的人也都聽到。”母親如是說。我舅舅隻讀了幾年書，後來就繼承祖業成了一個製櫓的普通手工業者，文化程度不高，應該說與吳開先不論社會地位還是精神境界都隔了好幾個層次。但吳開先富貴而不忘故交，因此在我感覺中他是一個性格豪爽、講義氣的人，雖然是個“反動派”，但我並不覺得他可憎。我曾這樣想象吳開先，覺得他既然是個大嗓門，後來又當大官，應該是一個身材壯碩、雄赳赳的大丈夫；及至後來從網上見到他的一張照片，白淨的臉上戴一副眼鏡，竟然是一個斯文俊秀如學者、教授一般的人，則大出我的意外。由於有這樣的淵源，我對吳開先這個人一直抱有興趣，可惜甚少見到他的資料。這次見了唐教授的文章，我不僅詳細拜讀，還上網查閱了他的一些資料，才算大體上對吳開先有了一個比較全麵的了解。
吳開先（1899—1990），本江蘇省金山縣楓涇鎮人，因從小過繼給居住在青浦縣章練塘鎮（一九五八年金山、青浦兩縣均劃歸上海市，章練塘則簡化為練塘）的叔父，在練塘長大，因此又算練塘人。吳畢業於上海政法大學經濟第一期，當過中學教員，也辦過中學擔任過校長。吳熱衷政治，先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又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吳開先與陳雲等人一起在青浦地區開展革命活動。為迎接北伐軍，他參加過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後，他的立場就完全轉到了國民黨一邊。在國民黨內，他擔任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國民黨青浦縣黨部監察委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委常委、組織部長、上海市社會部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職。一九三三年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第五屆全國代表會上，吳開先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三六年七月補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開始以後，隨國民政府撤退重慶。
一九三九年秋，汪精衛在南京籌組偽政府，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主要領導和大部分成員紛紛變節投向汪偽。因上海地位重要，蔣介石指示“上海陣地不能丟”。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吳開先就奉了蔣介石之命，經南洋潛返上海，在杜月笙、黃金榮等人幫助下，重組國民黨上海地下組織，統一指揮國府在上海的地下抗日工作。為打擊漢奸氣焰，在吳開先指揮下，國府地下工作人員曾刺殺多名死心塌地投敵的漢奸頭麵人物，甚至與敵展開街頭戰鬥，大大鼓舞了淪陷區人民的士氣。日、汪懸賞十萬銀元收買吳氏的頭顱，因吳居住在租界，得美英勢力及杜月笙手下幫派勢力的暗中保護，日、汪陰謀未能得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租界搜捕吳開先。吳憑著他對上海情況的熟悉以及廣泛的人脈，堅持留在上海不撤退，直至一九四二年三月才落入敵偽之手。
吳開先被捕後，汪精衛以老上司的身份對他溫語招降。吳不為所動，幾次以服毒、跳樓、吞回形針、絕食等方法自殺，均被救活。一九四三年初，美軍在太平洋上取得一連串勝利，日軍受到嚴重打擊，急於想與重慶國民政府講和，結束大陸戰爭，以便集中力量對付美軍。但誰來向重慶政府傳遞這個信息？經多方考慮，認為最佳人選莫過於被他們掌握在手的吳開先。雖然，吳被捕後一直不肯投降，但日本人認為殺他僅能泄憤而再無利用價值；若不殺而放歸，即使不能由吳氏達成任務，但因為吳開先的身份，必會造成轟動效應，無論如何是將講和的信息放出去了。因此，日軍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用專機將吳開先送到廣州灣釋放。吳氏得釋後輾轉回到重慶。當他在重慶珊瑚壩機場下機時，前來迎接的親朋甚眾，其中如於右任、洪蘭友、楊千裏、程中行、葉元龍、程潛、喬大壯、潘伯鷹、梁寒操等詩人墨客紛紛賦詩誌慶，並由書法家沈尹默集書成一卷長軸。而唐德剛，後來就以此為由頭，寫了《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一文。
唐教授撰寫此文，主要目的自然是為丈人辯誣。因為日本人不殺吳開先而以專機放歸，必然要惹人猜疑，以為吳氏必已投降日本人，且必帶有日本人特殊任務，而這個任務亦必與中日媾和有關。這對於蔣介石政府一貫堅持抗戰的立場難免會罩上一層灰色的疑雲，不利國府形象。在整個抗日時期，中共一直在攻擊國府，說國府有投降傾向。而據唐教授說，自美國與中國合作抗日，美方也一直擔心重慶政府會否與日本單獨媾和，因此對日人放歸吳氏一事也是疑慮重重。國府為自身形象起見，其實很有必要及時地對吳氏歸來一事加以澄清。但是當時蔣介石正在與美國鬥法，想為國民政府從美國方麵爭取更多的權益，便利用美方的這種疑慮，故意不對吳開先歸來一事作澄清。於是一時間謠言四起，吳開先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唐德剛的這個說法是否符合實際，因我對這段曆史的詳情不太了解，不便遽下判斷。但我看過當時在汪偽政權中對汪偽高層十分熟悉的金雄白先生（主編《毛澤東傳 1893-1949》的金衝及之父，也是青浦人）所著的《汪偽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其中對吳開先被捕至釋放的過程述之甚詳。據金氏所言，吳開先被捕後沒有投降敵人是可以肯定的。吳開先的被釋放，關鍵是得到了周佛海的營救。周、吳原就是舊識。周隨汪精衛脫離重慶另成立偽政府以後，複又與國府暗通款曲，所以周營救吳極有可能亦是奉了國府命令。而周的營救能成功，主要是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上了周佛海的當。原因就是當時日本人很想與重慶國府媾和，周佛海便向在汪偽政權中擔任最高顧問的日軍影佐昭幀將軍建議，認為留吳開先在此一無用處，不如放他回重慶，由此來傳遞媾和意願。結果影佐同意了周的建議。當時日軍的政策是不投降便殺，周佛海用此計實是想保吳開先性命。而吳竟能因此而脫險也是實屬萬幸。
吳開先回重慶後，坐了一段時間冷板凳，且處於不白之冤中。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吳開先繼續當選中央執委，抗戰勝利後再任上海市社會局局長，這就變相澄清了吳氏是清白的。而且，即使在這差不多兩年的坐冷板凳的日子裏，國府對吳開先也並沒有過任何非人的待遇，與共產黨對潘漢年的處理有天壤之別。國府對吳開先的處理，我認為體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尤其難得的是蔣介石沒有因為吳開先被捕不死而就懷疑他的氣節，也沒有為要避嫌而就從此棄吳氏不用，顯示了蔣介石作為一國最高領袖的坦蕩胸襟和明察事理的公道心。試想：若蔣介石有一點私心，即使不嚴懲吳開先以示自己抗戰立場堅定，恐怕也要對吳開先避之不及，不可能再重用吳氏。這一點，是毛澤東不可比擬的。一九四九年，吳開先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一度退出政界，改任台灣中華書局董事，後又由當局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九〇年一月，吳開先病逝台北，終年九十二歲。
2025年5月30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2）
縱觀吳氏一生，叱吒風雲，有驚有險，而終獲平安且得善果。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了與吳同時代的另一個人物——潘漢年。當年，潘漢年是活躍在上海、香港等地的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論地位、功績，潘氏不僅可與吳氏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尤為巧合者，一九四三年四月日軍釋放吳開先回重慶之時，亦正是潘漢年到南京會見汪精衛之時。這是後來毛澤東整肅潘漢年的主要借口。而其後來的遭遇、結果，卻與吳開先大相徑庭。潘氏前半生在情報界、統戰界縱橫捭闔，幾無往而不利，功績輝煌；後半生悲慘屈辱，含冤而死。兩相比較，不能不說是吳氏幸遇明主，才得了個善終；而潘漢年則不免令人有識人不明，致自墮地獄之歎。
潘漢年，生於一九〇六年一月，江蘇宜興人，初中肄業，自學成才。一九二五年夏，潘漢年進中華書局任校對。不久，潘經人介紹加入國民黨，第二年十一月又加入中國共產黨。潘加入中共以後開始一段時間做左翼文化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始轉行做情報工作，與陳雲、康生同為“特科”三負責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十月，潘漢年參加紅軍“長征”，中途與陳雲兩人被秘密派往上海聯係共產國際，後又轉去莫斯科。一九三六年四月，潘漢年奉王明之命回國，負責與國民黨聯係做統戰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潘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奉命組建華南情報局，並統一指揮香港、上海、以及整個華南地區的情報組織。此後，潘常撲撲於港、滬兩地，周旋於日、汪、蔣特務之間，與日本、汪偽的一些大特務都建有合作關係。
一九四二年十月，潘漢年奉中共中央命令撤離上海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其時陳毅為新四軍軍長，饒漱石為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潘漢年在淮南時，時任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長楊帆因“特務”嫌疑在“整風運動”中遭逮捕審查。潘漢年作為審查小組三名成員之一，本著實事求是精神，為澄清這一冤案起了重大作用。從此兩人結成深厚友誼。一九四三年，潘被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長，繼續領導上海、南京等地區的情報工作。該年四月，潘漢年為了了解敵占區日、汪的“掃蕩”和“清鄉”計劃，在汪偽大特務李士群的陪同下，曾在南京會見了汪精衛，又在上海會見了日軍都甲大佐，商定了新四軍與日軍合作事宜。一九四五年二月，潘漢年到延安參加四月舉行的中共“七大”會議。十月，潘被派往東北，然後去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開展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最輝煌的成績是他領導的情報組織預先偵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決策和發動的時間，並輾轉通報了蘇聯和美國。蘇聯據此將東線原來防備日本的軍隊西調對付德軍，贏得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由此更扭轉了整個蘇德戰爭的形勢。而美國因對中國人情報的正確性抱有懷疑，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結果駐紮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到日軍偷襲，損失極為慘重，並由此開啟了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饒漱石任中共華東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任上海市長，潘漢年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市委第三書記，負責政法和情報工作，同時兼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長。而原華東局情報部負責人楊帆則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負責情報工作，不久任局長。楊帆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任內，經潘漢年和饒漱石批準，曾利用一批原國民黨和汪偽政權的人員協助中共破獲國民黨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收到很好的效果，為迅速安定上海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高饒事件”爆發後，楊帆先是在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秘密扣押審查，然後在五五年四月十二日正式逮捕，罪名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五五年三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潘漢年作為上海市代表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要一切與高崗、饒漱石有牽連的人，過去有沒有說清楚的事向黨說清楚。潘漢年因為過去工作上與饒漱石、楊帆有密切關係，饒、楊接連出事後他就感到很大壓力。毛澤東的講話在他聽來就像是向他說的一樣，思來想去自己沒有什麽對黨隱瞞的，唯有一九四三年見汪精衛這件事過去沒有向組織說過。因此四月一日，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找老領導陳毅說了這件事。四月二日，陳毅將此事向毛澤東報告，同時呈上潘漢年寫的詳細經過。毛看了後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當天下午，毛澤東又下令：“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四月三日晚八時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帶人到潘漢年住宿的北京飯店將潘逮捕。
潘被捕後，中共將潘漢年和楊帆聯在一起，定為“潘、楊反革命集團”，作為“高饒反黨集團”之下的一個旁支的反革命集團。從此潘、楊兩人被分別關押了二十多年。楊帆在牢獄中精神失常，雙目失明，直至毛澤東去世後的一九七八年底才獲準保外就醫。一九八〇年獲平反。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七歲高齡去世。潘漢年被捕後，開始一直被關押在北京功德林監獄，一九六〇年秦城監獄建成後又轉押到秦城。在最初的七、八年中，當局對他不審不判，仿佛要無聲無息地將他關死在獄中。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常委會因大躍進失敗，決定讓毛澤東“休息”，改由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工作，潘的處境才稍有轉機。一九六三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潘漢年認罪為條件，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個月後又以潘服刑期間“表現良好”為由予以假釋，轉到北京大興縣團河農場管製勞動。其妻董慧也被安排到團河農場，算是照顧他生活。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不久，潘漢年重新被逮捕關入秦城。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共再次審判，判決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永遠開除出黨。
一九七五年五月，監獄將潘漢年夫婦轉到湖南省茶陵縣米江茶場（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作為特殊犯人看管。此時潘漢年已患肝癌，但一直得不到應有的治療。直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潘漢年病情十分嚴重時才獲準送長沙治療。妻子董慧欲隨侍去醫院也不準。四月十四日潘漢年即將病危，農場才通知董慧趕去長沙，總算在潘漢年咽氣前數小時見了最後一麵，終年七十一歲。其時文革雖然已經結束，但“凡是派”還在台上。潘漢年死後安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而隻準用他曾經用過的一個化名：肖淑安。其情形一如劉少奇死後火葬不能用真名，而隻能用“劉衛璜”這個假名一樣。由此可知中共對潘漢年這個名字有多恐懼！一年多後，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漢年妻子董慧因高血壓併發腦溢血，也死在勞改農場，終年六十一歲。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陳雲提議下，中共中央終於為潘漢年進行了平反。《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指出：“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對黨忠誠”四字含意深厚。這是一份遲來的正義。但其人已逝，且《通知》對當年為何逮捕潘漢年一事並沒有作出明確的交代，所以還不能說這就是真正的平反昭雪。
2025年6月2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