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7）
以上說的是老紅衛兵的一些情況，下麵再說說普通紅衛兵、即另外兩類的情況。
八一八以後，大量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迅速冒起。到一九六六年秋冬高峰時，全國紅衛兵數量據我估計大約有五百萬左右。（按：五百萬這個數字是我根據壽孝鶴、李雄藩、孫庶玉主編的《1949 -1985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的統計數字估計的。據《手冊》資料，一九六五年全國大專學校學生為六十七點四萬，中專學生五十四點七萬，普通中學學生為九百三十七點八萬，合計一千零六十萬左右。而六六年的學生數，因為該年大學停止招生，畢業生沒有分配工作，中小學停課，新生不能升學，應屆初高中畢業生不能畢業，都留在學校鬧革命，所以六六年的大中學校學生數應該與六五年沒有多大變化。由於中共從一九五七年起就有計劃地減少非勞動階級出身子女的升學率，一九六二年又下令嚴格限製剝削階級子女進入高等學校受教育，因此到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所有大中學校學生中紅五類和其他非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出身的子女估計要占百分之七、八十。其中符合紅五類條件的學生最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所以我將一九六六年秋冬時期的紅衛兵總數估計在五百萬左右應該不會太離譜。有人說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總數有一千二百萬，因此全國紅衛兵至少也在一千萬以上。其實，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接見的，除了紅衛兵還有相當數量非紅衛兵的普通學生和學校的年輕老師。如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廣場上號稱百萬之眾，據說真正的紅衛兵隻有數萬。所以用毛澤東接見多少紅衛兵來推算紅衛兵總數，會有很多謬誤。當然，以上這個數字不包括農村和工礦企業青年成立的紅衛兵，也不包括一九六七年十月複課鬧革命後從小學升上初中新加入的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冬，除了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紛紛成立紅衛兵，部分地區的農村和工礦企業也成立了由年青農民或青年職工參加的紅衛兵組織。後來大家慢慢明白紅衛兵組織隻局限於學生，這些農村工礦的紅衛兵或自動解散，或轉為了普通的群眾造反組織。）這五百萬紅衛兵大軍衝殺到社會上，足以將社會攪得天翻地覆，周天寒徹了。
前麵說過，各地方的紅衛兵組織最初都是由地方黨委操縱成立的。能夠加入紅衛兵的除了要符合出身紅五類的要求，還得被學校黨組織認為是聽黨話、積極靠攏黨、團組織的好學生。但是，在毛澤東連續幾次接見紅衛兵，紅衛兵成了天之驕子之後，由黨組織來選拔紅衛兵的框框很快被衝破了。許多不獲學校黨領導青睞而出身勞動人民家庭的學生不甘寂寞，紛紛自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於他們是一批不獲黨組織青睞的紅衛兵，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對地方黨組織有一股反叛的勁頭。這是這批紅衛兵與老紅衛兵、以及由地方黨組織成立的紅衛兵政治立場不同之處。還有，雖然他們也是紅五類出身，但他們的父母大多是普通勞動者，因而在他們身上少了一些貴氣而多了一些平民氣。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往往是與普通老百姓一致的。這樣，到了揭批黨內走資派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這些紅衛兵組織就很自然地站到了群眾造反派一邊，與老紅衛兵和禦用紅衛兵對立，形成了紅衛兵中的兩大派別
當時社會上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單打獨鬥的紅衛兵組織已不適應形勢。於是在中共不同立場的政治勢力操縱下，相同立場的紅衛兵開始分別成立地區性的聯合組織。這種聯合組織，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帶有鮮明的革、保標記。如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就是公認的保守派，成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二司、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於九月五日，立場也是保守的。而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即首都三司，則是全國有名的造反派，司令是大名鼎鼎的清華學生蒯大富。三司是在九月六日成立的，它緊接在二司成立後的第二天成立，據說就是為了對抗二司 和 一司的。
然而，派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文革鬥爭的發展和深入，同一派的紅衛兵內部也會因觀點和利益的分歧而起變化、分裂。如清華井岡山兵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後四個月就分裂成兵團總部和四四派兩派。北京有名的五大學生領袖統率的左派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即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也因觀點不同而分裂成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為代表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為代表的地派，彼此之間大打派仗。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了。
這樣，普通紅衛兵分裂成兩派，加上出身和利益關係特殊的老紅衛兵，紅衛兵實際上可分為三類。前麵已說過老紅衛兵的事，下麵再分別細說一下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特點。
保守派紅衛兵中除了有部分中下級幹部的子女，大部分隻是一般的紅五類子女。與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比，他們在政治上也有一種優越感，認為自己也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份子。黨的階級路線給了他們升學、入黨、做官的優先權。因此他們普遍的表現是聽黨的話，積極靠攏黨、團組織，希望由此給自己爭得一個較好的前途。但同時因為他們畢竟不像第一類紅衛兵那樣有父蔭罩著，一步步向上爬得靠自己努力，因此他們往往表現得比較保守，甚至有點奴性，黨叫幹啥就幹啥，這就禁錮了他們自己的思想。這是他們既不同於第一類紅衛兵、也不同於第三類紅衛兵的地方。當文革發展到反對資反路線階段時，他們除了不相信自己熟悉的、聽從的當權派會是走資派，還因為思維慣性將他們的前途與地方黨委、學校領導的前途連在一起，因此就很自然地會站到地方黨委一邊去保護他們。他們也相信血統論。在社會上流傳鬼見愁那副對聯時，他們積極充當義務宣傳員，不僅積極翻印、轉抄、張貼，還和反對這副對聯的人辯論，說那副對聯的精神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當造反派要起來造反時，他們也高喊隻準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的口號，與造反派作麵對麵的鬥爭。後來他們參加的保守派一度被造反派衝垮了，中央文革也批判他們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他們就似乎很委屈地說，他們受走資派蒙蔽了，或說他們參加保守派是因為對黨階級感情深。其實說到底，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在破四舊以及在對待黑六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態度上，往往也是很囂張的。隻是他們的父母畢竟沒有第一類紅衛兵那樣貴顯，他們的底氣也就沒有第一類紅衛兵足，因此囂張的程度也要略遜一籌。文革中，他們與保守的工人、農民組織結合在一起，組成文革兩大派中的保守派，與造反派和造反的紅衛兵對壘。
第三類紅衛兵，我們或可稱之為造反派紅衛兵。他們中大多數成員的出身也屬於紅五類，但因為個人性格或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不為學校領導所喜歡，政治上被邊緣化，個別人還受過打壓。因此他們從來就對校領導，對黨組織有疏離感，對部分領導有意見。他們參加紅衛兵基本上都是自發組織加入的。他們大多相信毛澤東那套防修反修理論，行動上也隻接受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他們較少保守思想。當毛澤東發動文革，號召揭發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他們就開始懷疑校領導和地方黨委的當權派姓社還是姓資了。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批造反派。後來當工人造反派起來時，也是這批紅衛兵最早站出來支持他們。他們與工人及其他群眾造反派結成統一陣線，跟當權派以及保守派作鬥爭。
在這裏我想要指出一點：文革以後很多人將紅衛兵和造反派相提並論，合在一起說，使後來不知情的人以為紅衛兵和造反派都是一樣的造反群眾組織，其實並不全然如此。不要說紅衛兵分三類，就是第三類紅衛兵與造反派也有很大差別。作為紅衛兵的一份子來說，在文革初期他們都是屬於革命小將、毛主席的紅衛兵，是天之驕子。他們之反對資反路線、衝擊走資派，很大程度上隻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除極少數最初自發起來成立紅衛兵組織的學生曾受到學校黨組織的打壓，一般來說他們起來造反並無多大政治壓力和風險。因為十六條有規定：這次運動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但是，作為單位職工的造反派，他們的情況就大大不同了。最早起來造反的職工，可以說無例外地要冒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政治風險。這第三類紅衛兵也隻是由於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與群眾造反派麵對的是同一個敵人，這才走到一起來了。
毛澤東對紅衛兵隻是暫時的利用。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兩年中，紅衛兵成了毛澤東攻擊黨內走資派最銳利的武器。當初因為鬥爭的需要，毛澤東賦予紅衛兵無上的權威，但這也造成了紅衛兵普遍的、無法無天的膽量和桀驁不馴的性格。紅衛兵不僅深深陷入社會上的兩大派鬥爭，他們內部也山頭林立、爭鬥不已，成了社會最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當毛澤東覺得紅衛兵不再有利用價值反而成了他施政的累贅時，紅衛兵就被他拋棄了。一九六九年初，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所有六六、六七、六八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包括紅衛兵在內，幾乎無例外地被趕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或到邊疆的國營農場去屯墾戍邊。與此同時，所有這三屆大學、大專畢業的學生也都分配了工作。當這些學生、紅衛兵聚集在學校時，仿佛是一個個危險的土圍子；但將他們分散到廣闊的農村、工廠、礦山，這些學生就仿佛是幾粒沙子，很快被大量泥土淹沒，毛澤東也就不再怕他們鬧事了。因此紅衛兵組織雖然沒有明令解散，但到此時也就自然地解散了。
以上是紅衛兵的大概情形。紅衛兵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的名聲都不好，主要是因為紅衛兵在文革中的種種暴行所致。下麵就來說說紅衛兵在文革中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