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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59)

(2025-11-22 12:43:42) 下一個

我的文革(59

在紅八月期間,紅衛兵除了在北京城毫無顧忌地打人、殺人,他們還發動了一個驅趕黑六類(地、富、反、壞、右、資)家庭出北京城的運動。當時被驅逐回原籍的人據說有十萬人左右。關於這件事的傳聞,我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才聽到的。已經有點過時了。而且這個驅趕行動具體實行時是怎樣一種情景,傳聞也語焉不詳。直到文革後我見到一個紅衛兵的文章,回憶他當年在北京火車站看到的情景,我才對這件事有了一個比較感性的認識。

據這位原紅衛兵說,驅趕行動是根據北京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在八月二十九發布的第四號通令而來的。該通令勒令黑六類家庭必須在九月十日以前離開北京回原藉,接受原藉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他那天去火車站看黑六類回原藉是出於好奇。他說他一到車站廣場,眼中所見到處是一堆堆被驅趕、正準備乘火車回鄉下的人,有老有小,帶著幾個小包裹。而一隊隊三五成群、身穿舊軍裝,腰紮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則在人堆中穿梭巡行,見到像是被驅趕回鄉的,就上前盤查出身成分,等證實是剝削階級的,立刻抽一頓皮帶,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哭爹喊娘地求饒。這些被驅趕的人臨上火車時,還要經過兩列排成一條夾弄的紅衛兵,揮著皮帶夾道歡送他們。即每人還要挨幾腰帶的抽打才能讓他們上車。即使到了車上,還有紅衛兵逐車廂檢查,見有不順眼的再補上一頓毆打,直至火車汽笛響起,這些紅衛兵才匆匆下車。然後又去接待下一批黑六類。

我看這篇文章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記得的隻是一個大概。但前不久我在網上發現一篇當年被驅趕的當事人,一位原居住在北京崇文區的女子白玉福的回憶。她所描述的情形與我前麵見到的那篇由紅衛兵寫的文章大致相似,隻是角色不同而已。因為是親身經曆,說的更為詳細。為饗讀者,我在沒有征求白玉福女士同意的前提下轉錄此文,失禮之處也隻得懇請白女士原諒了。

白玉福女士的回憶如下: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新華印刷廠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按:請讀者注意,這是工廠工人也曾成立紅衛兵的證據)。我父親由於曆史上有汙點他參加過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任少校教官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他在工廠被關了近一個月。9月的一天,父親突然在三個年輕紅衛兵的押送下,回到家裏。紅衛兵向我們全家宣布:三天之內,全家滾出北京!

三天?我們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問:怎麽,我們子弟也走嗎?對,紅衛兵厲聲對哥哥喝道:全家都滾蛋!一個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塊去新市委群眾接待站上訪。新市委接待站聚集著一大批遣返對象的子女,他們中有些人還佩戴著紅衛兵的袖章(按:九月那個時候已有自發的紅衛兵組織。但文中那些也帶紅衛兵袖章的黑六類子女,其父母原來的成分不會是黑六類,而是文革中剛被揪出來的。否則在當時情況下,即使是自發的紅衛兵組織也不可能讓他們參加)。這些子女異口同聲說他們已同反動家庭劃清了界限,正在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們一塊遣返,不是把他們往反動陣營推嗎?接待站的人一聽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匯報。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訴我哥哥他們:政治表現好並且經濟上能夠獨立的黑五類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於年齡小,經濟上不能獨立,隻好隨父親一塊離開京城。讓人不解的是紅衛兵也不知道把我們家送往何方,他們隻是見別的工廠開始遣送黑五類,他們怕落後於形勢,便匆匆地訂下了驅趕黑五類的時間表。不過紅衛兵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把我們送到鄉下去。因而他們命令我們少帶東西,幾個鋪蓋卷、幾雙碗筷就足夠了。他們還讓我們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褲子,棉襖棉褲也必須是黑色的,說這是統一規定。若不執行規定,北京站革命群眾根本不讓上火車,還可能被革命群眾痛打。

我們按照紅衛兵的要求,處理了所有的東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月17日,一輛吉普車開到了我們家門口。在一陣四類分子滾蛋了!的喊聲中,我們一家在紅衛兵的監督下,戰戰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車。吉普車很快駛離了我們住了十幾年的緊挨著元大都土城牆的小院,我的心一陣發冷。北京,別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邊了!再也看不見你了!

吉普車開到了北京火車站,我下車一看,嚇了一跳:滿廣場都是穿著舊軍服、腰紮武裝帶、手裏拿著皮帶、木棍的紅衛兵,足有幾萬人。廣場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通道,跟我們一樣穿著黑棉襖、黑棉褲的黑五類扶老攜幼在這條通道裏慢慢蠕動著。紅衛兵們不時舉起皮帶、拳頭朝黑五類砸去,黑五類躲得了這邊,躲不了那邊,一副悲慘相。

看到這情景,我父母想往後退。但押送我們的新華印刷廠紅衛兵不答應,說早晚得過這一關,而且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沒辦法,我們三口人隻好硬著頭皮往前走。還好,連走30多米都沒挨著皮帶,紅衛兵站在兩旁隻是譏笑我們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襖。由於時間緊,我母親隻用大針縫縫就給我們爺倆穿上了,所以棉襖很不合體。我父親的棉襖一邊長一邊短,袖子還掉了下來;我的棉襖又肥又大,後邊還撅著。引得紅衛兵們一陣大笑。

但快到進站口時,情況有點不妙。我們前邊的一對老夫妻被紅衛兵截住了。紅衛兵開始搜他們的身,當搜到那老婦人時,老婦人有些慌亂。紅衛兵立刻警覺起來,挨個口袋翻查老婦人的衣服。突然,一個女學生翻出了一疊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誰讓你藏現金的?沒看見我們的布告嗎?黑五類不能帶任何貴重物品上車。你為什麽違反規定?這時那黑五類老頭扭過臉說:這都是我們近幾個月的工資,到鄉下要花錢的。好啊,你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隻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時鮮血如注。老婦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幾個紅衛兵死死拉住。打!隻聽一聲喊叫,十幾個紅衛兵一齊朝老頭撲來,棍棒、皮帶雨點似地落下。老頭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連地上也汪了一灘血。他的臉腫得嚇人,紅衛兵停下手後,把他像拖死豬似地沿著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經嚇傻了,呆呆地不知該怎麽辦。一個女學生大喝一聲:滾!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動。但沒走幾步,不知哪個學生喊了一聲:這是地主婆!於是老婦人遭到了四麵八方唾沫的襲擊,學生們爭先恐後朝老婦人身上啐。老婦人身上臉上頭發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隻是嘴裏一個勁兒地喊:饒命!饒命!

厄運終於也落到我們家頭上。我父親由於走在前麵,腳步快了一些,學生們立即截住了他,一陣拳打腳踢。隻是由於我父親嘴裏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紅衛兵才放過了他。接著是我母親。由於紅衛兵從她身上搜出了100元錢,幾個女紅衛兵揪著她頭發往地上撞。要不是後來廣場上突然響起了紅衛兵指揮部的緊急廣播,我母親必死無疑。就這樣她的眼睛都睜不開了。上站台時得我牽著她。

以上是白玉福女士的回憶。其實,紅衛兵驅趕黑六類出北京,並不是紅衛兵原創的主意,他們不過是在執行中共的既定方針。一九六一年,時任北京市長的彭真就擬定過一個計劃,要將北京城內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驅趕出去,使首都北京如玻璃板、水晶石那樣透明、純淨。這個計劃對於北京的高官子女來說並不是什麽秘密。所以主要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才會下這樣的通令。北京紅衛兵實行這樣的政策,其他城市的紅衛兵當然也要仿效。據有人統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裏驅趕到農村去的人,總數達三千九百多萬。

但是,彭真早在紅衛兵出現以前就下台了。如果紅衛兵驅趕黑六類的行動是執行彭真的旨意,中共中央不會不覺察,應該一開始就製止了。所以,這個行動其實也是中共現領導層的旨意應屬無疑。據我見到的有關資料,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初期一直懷疑有人要搞政變,主要是在北京搞政變。為此,那段時間他一直躲在外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由周恩來負責,葉劍英任組長,成員有楊成武、謝富治、汪東興等黨政軍要人,主要任務就是負責保衛首都的安全工作。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商議後擬定了具體措施,在書麵報告毛澤東獲得批準後立即行動。這些措施主要有:一,改組擴建北京衛戍區,並由傅崇碧任司令員;二,調解放軍第 63 軍駐防石家莊的 189 師,以及第 65 軍駐張家口的 193 師來北京,作為衛戍部隊,擔任首都衛戍任務;三,待這些部隊到京後,立即對原來擔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門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等新聞宣傳機構的警戒保衛部署,全部作重新調整。(以上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 31 至 32 頁)而驅趕黑六類出北京城,從保衛首都安全角度考慮,也是完全符合這個要求的。這才是這個行動就在中央眼皮底下轟轟烈烈發生,而沒有受到政府公檢法任何部門製止的原因。

多年來我一直無法想象當年的紅衛兵、一群青少年,他們與那些被打被驅趕出城的黑六類,究竟有多大的仇恨才下得了手能夠如此凶狠地將人往死裏打?這難道不是中共幾十年一貫地向他們灌輸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觀念的結果嗎?而他們如此野蠻、如此凶狠、如此喪心病狂地殺人、打人,說穿了不就是因為他們懼怕資本主義複辟後,他們的特權和遠比一般人民優渥得多的生活條件會隨之喪失,所以才激起了他們對階級敵人無比的仇恨嗎?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雖號稱是為了反修防修,但他支持的紅衛兵們的思想、行動,恰恰是修正主義的具體表現。因為這種暴行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僅僅是為了保住他們一小撮人的特權。如果他們真有解放全人類的心胸,他們就不會那麽殘暴了!所以,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暴露了其反修理論的虛偽,紅衛兵的行動也實證了文革的反動和反人民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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