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痛史
抄家痛史（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標誌著從《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最初的批判文化學術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擴大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場“大革命”竟然一革就革了十一年；也很少人料到“文革”會演變成“武鬥”；一大批自以為“老革命”的中共幹部會成為“老反革命”和“走資派”；而早已戰戰兢兢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一個不“漏網”地遭到抄家、批鬥，補上了地主階級在“土改”運動中被“挖浮財”這一課。
當年，我們家也未能幸免此抄家厄運。抄家給我留下了痛苦的記憶，至今無法忘懷。作為國家《憲法》明文列入“人民”範疇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文革中無端被抄家，這不僅是個人之痛，也是民族之痛、國家之痛；不僅是個人之恥、國家之恥，其實也是執政黨中共之恥。這樣的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毛澤東曾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那麽我們今後能否防止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得不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然而，文革剛過不久，就有人說要“向前看”，說不要斤斤於個人的恩怨，似乎不忘文革這一段曆史就是氣量狹小，不識大體。文革成了討論、研究的禁區。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好像忘了什麽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個古訓，也好像忘了中共過去一直在教育人的“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列寧的名言。事實上，他們是在要求人們做選擇性的忘記。這是毫無道理的。這絕不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因此我堅決不認同這種“向前看”的主張。我以為，那些熱衷“向前看”的人，若非糊塗就是缺心肝，又或者是心虛，因為當年抄家作惡很可能就有他的份。為此，早在好多年前我就想寫一篇關於我家被抄家的文章，但當時隻寫了一個草稿，沒有完成。到了二〇一六年，文革發生已五十年了，我才將它完成，但沒有發表。最近我將初稿修改了一下發表出來，也算是對文革的另類紀念吧。
（一）
說到文革抄家，不能不先說一下紅衛兵。因為當初執行對資產階級抄家任務的，主要就是紅衛兵。也不能不說一下中共發動這個抄家運動的目的。這場革命明明標榜的是“文化”大革命，怎麽一開始就來了個抄家運動？未免讓人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關於紅衛兵，我們這些親身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他們並不陌生；但是，對於文革後出生的人了解的恐怕就不多了。因此這裏就需要稍加解釋一下。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經過長期密謀和準備，在十月由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姚文元撰寫的、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據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黨和國家“變修”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一場黨內權力鬥爭。毛澤東要打倒國家主席和排名第一的黨副主席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正式發動。五月底、六月初，北京市幾所高幹子弟比較集中的中學，如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有部分學生開始組織一個小團體。當時，中共嚴禁民間結社，他們幾個中學生敢大膽成立組織，當然與他們的高幹家庭出身有關，也與他們早就從父母那裏看到中共內部文件，知道“階級鬥爭”的動向有關。他們將他們新成立的組織取名“紅衛兵”，第一表明他們的“紅色血統”，第二表明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他們公開宣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因此，紅衛兵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表明它是個極左思潮的產物。
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使紅衛兵組織一下成為全國城鄉大、中學校中出身“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學生仿效的榜樣。出身的優越感，黨的最高領袖的支持，加上從小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鑄成了他們膽大包天，敢於橫行無忌的作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代表，在百萬人的注視下接受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代表宋彬彬贈送的紅衛兵袖章，使紅衛兵立馬取得類似封建社會“禦前侍衛”或德國希特勒手下“衝鋒隊”、“黨衛隊”那樣的特殊地位。而毛澤東在詢問了宋彬彬的姓名後說：“什麽‘文質彬彬’，要武嘛！”也向全國紅衛兵明確地傳達了一個崇尚暴力的訊息。其實，還在毛澤東接見宋彬彬前十多天，宋彬彬，這個父親貴為中共東北局書記的高幹子女就已經與一批同樣是高幹子女的同學——包括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在“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口號下，對學校領導、老師們大打出手了。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在八月五日這天被她們打死的。所以，宋彬彬他們已經夠“武”的了，而毛澤東還要他們更“武”。據說宋彬彬因此立即改名宋要武。一個殺人凶手，沒有受到法律應有的製裁，反而榮耀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最高領袖”的檢閱，其中的含義再清楚不過了。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暴力革命”也就伴隨著紅衛兵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在六六、六七、六八年這段時間內，“紅衛兵”是毛澤東推動文化大革命，發揮宣傳隊、突擊隊作用最得力的工具。可以說，沒有紅衛兵，毛澤東的文革能不能順利發動起來，能不能搞這麽大規模，都是很成疑問的。紅衛兵運動的掀起帶來了三股以暴力為特征的邪風：
第一股是武鬥風。自紅衛兵出世，他們無論在批鬥所謂的“牛鬼蛇神”，或“破四舊”和抄家時，都不乏暴力。雖然，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 “要文鬥不要武鬥” 的規定的。但是，由於“偉大領袖”首先違反了它，提倡“要武”，而中共各級黨組織和“公、檢、法”又包庇、縱容紅衛兵的暴力，因此紅衛兵的暴力從來沒有得到過有效製止。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僅北京市區一地，在恐怖的“紅八月”中紅衛兵就活活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打傷的不計其數，而打人者沒有一個受到法律的製裁。相反，若有人膽敢反抗紅衛兵暴行，立即會被“無產階級專政”。北京曾有一對名叫李文波和劉文秀的老夫婦，因家庭成分小業主被紅衛兵抄家。因紅衛兵百般折辱他們，他們憤而反抗，用菜刀砍傷了紅衛兵。結果闖下大禍，丈夫李文波被逼跳樓自殺，妻子劉文秀被“公、檢、法”抓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中共還將這個消息立刻在報上公布。這無異是中共在公開表態支持紅衛兵的暴力，以專政力量威脅人民不得反抗。所以，在當時這種社會環境下，麵對紅衛兵的暴行，除非抱定決死的勇氣，否則隻能逆來忍受。
第二股風是“破四舊”風。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公布“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於是紅衛兵立即走上街頭，將他們認為屬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簡稱“封、資、修”的文物、典藉、古跡，無情的加以破壞、毀滅，其規模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知大了幾百倍。許多代表中華曆史、文化、藝術的瑰寶從此永遠消失。
而這第三股風就是抄家風。紅衛兵們在揪鬥“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發現，那些“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家庭，不但有大量“四舊”物資，而且有金銀珠寶等物。這不僅令他們眼紅和垂涎，也促使他們迅速調整目標，在進行“破四舊”的同時，又發起一個專門為收刮錢財為目的的抄家運動。而中共也迅速發現了這一條“財路”。 各地黨委紛紛舉辦“紅衛兵功績展覽會”，展示紅衛兵抄家的“豐碩戰果”，鼓勵紅衛兵們更廣泛、更積極地去抄家。《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叫好，說“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於是抄家風就迅速刮遍全國城鄉各地。那些抄家者像篦子篦頭虱一樣，要把他們眼中的“吸血鬼”、“寄生蟲”所隱藏的金銀財寶都篦出來。有些被抄的人家被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一撥一撥的抄了好幾遍。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抄家運動雖遍及各類“剝削階級”和“牛鬼蛇神”，但重點則是民族資產階級，此外還有社會上“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員、名教授和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人物和歸國華僑和僑眷家庭。原因是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在地主、富農、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以後，除了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就數民族資產階級和這些人比較有錢了。而歸僑和僑眷家庭普遍被抄，除了他們家中有外匯和“洋貨”令人眼紅，他們還有“裏通外國”的嫌疑。這是紅衛兵來抄家的好藉口。
“抄家風”的高潮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兩個月。當時全國各地城市、鄉鎮、農村，被抄的人家究竟有多少，我相信中共有過統計。因為當時中共的黨政機構、公安係統都還在正常運轉，不統計乃是失職。隻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數字至今還不見公布。我在網上見過一個數字，說是一千萬戶。我以為這個數字是大大被縮小了的。當時全國八億人口，去掉小孩和部分老人，即以四億人算，按中共慣用的“壞人”占百分之五的比率計，“壞人”就有二千萬，涉及的家庭就差不多有二千萬戶。這二千萬戶人家在文革中大多都逃不脫被抄家的命運。文革前我曾在我們縣城城郊公社的一個大隊“蹲點”。一九六七年初我又去這個大隊住了一段日子。在大隊部我看到堆放在那裏的一些物資，都是些破破爛爛的箱子、碗櫥，桌子。我估計這些都是從這個大隊的地主、富農家抄來的。這些家庭其實早在“土改”運動時就被抄過家，現在已經是家徒四壁仍不免再次被抄，說明凡屬“階級敵人”的家庭一個也不會放過。但是，這些抄來的東西根本不值幾個錢，在統計抄家“戰果”時沒有意義，因此我估計這些被抄的人家可能不會被計算在“抄家”戶數之內的。如果這個推想符合實際，那麽網上說的這個一千萬戶，應是單指為了在“經濟效益”而被抄的人家，亦即是有別於地、富家庭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三名三高”、歸僑、僑眷等人家。
而無論是一千萬戶、還是二千萬戶，這些被抄家的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地、富、反、壞、右、資的家庭應該不會太離譜。這些人是文革受害最大的群體，其受害時間之長，受害程度之深，均非文革中受害的“老幹部”們所能比擬的。我以為這是後世欲了解文革抄家的人首先要弄明白的一個基本概念。但時至今日，這個龐大群體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形，還是被大眾所忽視。除了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對此稍有揭露外，媒體報道較多、因而大眾比較熟知的大多是一些“老幹部”和社會上知名人士受迫害的情況。這中間的差別，不僅僅是因為“新聞價值”不同，其實也反映了中共的媒體，即使在最開明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報道上仍劃有一道明確的階級界線。在他們心目中，地主、資產階級遭到迫害、遭到抄家，仍是不應批評、譴責的。很不幸，我的家也是這一千萬或二千萬戶被抄的人家之一，而且是屬於沒有“新聞價值”的家庭。於是我們這些家庭的悲慘遭遇，如果自己不說那就無人知曉了。如路邊被人踩倒的一棵小草，一隻被踩死的螞蟻，沒人會注意。然而佛說：眾生平等。世界《人權宣言》也說：“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藉或社會出身、財產、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難道不是嗎？這棵小草，這隻螞蟻，它們原來也是有鮮活的生命和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憑什麽他們的受害就可以被忽視呢？文革抄家，被抄去的不僅僅是財物，還抄去了他們應有的政治待遇、社會地位、人生尊嚴。以我本人為例，當時不僅家裏金錢財物被抄走，還受到過搜身的侮辱。這一段人生經曆，如果我們自己不說，無人會替我們說，這段曆史就會從此被永遠湮沒。所以，我撰寫本文的目的，還不僅僅是為自己的遭遇鳴不平，也是為整個文革受害的家庭群鳴不平。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將抄家和一係列文革錯誤行動歸結為“極左思潮”泛濫。這樣說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僅是這樣的認識我認為是遠遠不夠的。從根本上說，發生文革和抄家運動，這是中共堅持“共產革命”的必然結果。然而，共產革命的本質是什麽呢？是他們宣稱的為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貧富，全民共創、共享社會財富的極樂世界嗎？非也！從共產革命的曆史看，從一開始它就是一場煽動窮人用血腥暴力劫掠富人財產的社會動亂。而煽動者則乘機奪取政權，取代原來的社會統治者。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幾乎是立即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全部財產。為了防止抵抗和報複，又將他們大量地予以肉體消滅。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以及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也以殺戮為主要手段，以達到其公開掠奪地主財產的目的。一九五六年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名為“贖買”，其實也是無償掠奪。中共在幾乎不花分文的情況下，以“公私合營”的名義吞占了原本屬於民族資本家私有的工廠、商店。這次文革抄家也不例外。雖然，文革中對地、富、反、壞、右、資家庭抄家是一個普遍的行動，但重點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有社會上“三高三名”及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個中原因就是前麵已經說過的那樣：環顧當時整個中共社會，除了中共高中級幹部，就數這些人家比較有錢了。所以這次抄家運動雖然也包裹了一層“階級鬥爭”的外衣，但實際上是一場以收刮金錢為目的的公開搶劫。中共的收獲是豐碩的。據一個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初，全國紅衛兵抄家上交國家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四百二十八億元人民幣，黃金一百十八萬八千餘兩，古董一千餘萬件。其中僅上交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一項，就差不多等於一九六五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總額（一九六五年國家財政收入約四百三十億元）。如果加上黃金、古董等物的價值，這個數字就更加龐大了。有人說其總價值達到二千五百億元人民幣。而這還隻是紅衛兵上交國家的數字，被他們中飽私囊的還不計在內。當年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每次接見過後工作人員都會在現場撿到紅衛兵掉落的金條。這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而以殺戮和掠奪開頭的所謂“革命”，是決不會結出合乎“公平”和“正義”的果實的。“革命”勝利的結果，不過是勝利者在打倒了地主、資本家以後自己取代了地主、資本家的地位。這一點，已有無數的事實證明。
中共在文革中發動抄家運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鞏固政權。秦始皇一統江山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江山永固，萬世一係。毛澤東也一樣。他因為恐懼某些執政的共產黨人因為地位改變而迷失了“繼續革命”的方向，被地主資產階級“拉出去，打進來”，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從而危及他的權力地位，危及共產黨的江山。於是他在高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同時又提出“防修反修”的口號。他懷疑傳統的文化在官員“變修”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壞”作用，於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謂“封、資、修”的思想文化統統鏟除。由於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對私改造”中，沒有像“土改”對待地主那樣予以徹底的剝奪，允許民族資本家保留了自己的住房和金銀財物不予沒收，部分資產階級還能過著相對比較富裕的生活，這不僅令毛澤東和中共幹部們眼紅，也感到害怕。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手中的金錢不僅是他們對共產黨員實施“拉出去、打進來”的“誘餌”，也是他們進行“複辟資本主義” 活動的經費來源。隻有予以徹底的剝奪，才能使”紅色江山”更加安全。於是到文革又補上了“抄家”這一課。
2024年3月24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二）
（二）
“土改”時候中共對地主家庭抄家，那時我還太小，不懂。我對“抄家”的概念最初是從《紅樓夢》書中得來的。在我讀小學時，我在《紅樓夢》連環畫中看到了賈府被抄家時的畫麵：一群衙吏似虎如狼，擄袖擦掌，氣勢洶洶地湧入賈府，登堂入室，大肆搜掠；而賈府中人則俱各惶恐不已，畏縮一邊，全無昔日的威風，如待宰之羔羊。賈府是皇親國戚、數代功勳之家，見了抄家也是這樣懼怕，可見抄家的恐怖真有懾人心魄之威、雷霆萬鈞不可抗拒之勢，令我印象深刻。想不到十多年後我家也遭受了類似的經曆。
文革中，無論是“破四舊”還是抄家，這些邪風都是從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首先刮起來的。其風源蓋都出於中南海，然後刮向全國。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消息靈通，因此隻須隔一、二天，上海的市區便會緊緊跟上。至於我所在的青浦是上海郊區縣城，與市區雖相距隻有四十公裏，但一般人的思想卻要保守很多，因此在行動上又要慢上一拍。而這一拍，往往要幾天時間。記得當上海市區抄家的消息傳到青浦時，我們還麻木得很，聽這些消息仿佛像聽天方夜譚故事一樣，以為這些事離我們很遠，與我們無關；也分不清“破四舊”與抄家的區別。那時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消息，說“破四舊”的人在上海骨傷科名中醫石筱山家裏抄出了好幾百公斤黃金。好多金條是從方磚地底下抄出來的。有一張放在客廳裏外表烏漆的枱子，竟然是用金皮包的。當時我們聽了這些傳聞，首先的反應是驚訝：竟有這麽有錢的人家？連枱子也是金子打的！根本不去想“破四舊”何以會“破”到方磚地麵的下麵去？也不想一想石筱山隻是個醫生，不是地主、也不是資本家，即使家中有幾百公斤黃金，也是他多年勞動所得，憑他的高超醫術掙來的，有什麽理由去抄他的家？然後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想這樣高不可攀的富貴人家現在也終於有遭殃的一日了。不想想人家即使有錢，又妨礙了你什麽，值得你這麽高興？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抄家的命運不久也臨到了我的頭上。真如俗語所說的：“刀子不割到自己身上就不知疼”。後來回想，自己當時這種心態一如魯迅寫的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的心態，除了愚昧，還有的就是麻木和自私：隻要殺人者不殺到自己頭上，怎麽做都無所謂。而那種幸災樂禍的快感，也正是人性中屬於負麵心理的妒忌心的反映。
大約在八月最後幾天裏，抄家風終於也刮到了青浦縣城。那時候我在縣血吸蟲病防治站當臨時工，全站員工正集中在站裏關門搞運動。我們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從五月底開始的。六月和七月上中旬，單位黨支部發動大家寫大字報，揭發、批判“牛鬼蛇神”。那段時間，單位內到處是群眾貼的大字報。“炮彈”橫飛，全單位正式職工加臨時工一百二十來人，中“彈”的有十幾二十人。尤其有幾個被指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精神上受到極大傷害。全單位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到七月下旬以後，揭發批判停了下來，改為分小組天天讀報，討論。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澤東七月十六日在武漢暢遊長江的消息。消息見報後第二天，許多單位組織員工在中午午休時間去附近江河遊泳，學習“偉大領袖”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的精神。我們單位也加入了這支遊泳大軍。先是去城西的漕江，後轉移去南門外的太浦河。去江河遊泳，遊泳時間加上路上來回時間起碼要二個多小時。這樣，下午的學習就無形中放鬆了。大家的精神也趁機放鬆一下。單位領導大約因為上級沒有新指示，也聽之任之，並不多管。八月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公布後，學習立馬又緊張起來。天天反複讀“十六條”，人人都要談學習心得，無人可以漏掉。這樣上午、下午、晚上不停地學，很悶人。因此，中午休息時間大家都喜歡去街上轉轉，散散心，聽聽各種小道消息。那時紅衛兵破“四舊”運動正搞的熱火朝天，他們上街改路名，砸中山公園門前的石獅子，攔人剪“阿飛褲”、“阿飛頭”、砍尖頭皮鞋等等，天天有新聞。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孫龍章一起上街溜達，回來時赫然發現單位大門兩邊牆上和對麵原來鐵器店的門板上都貼了好幾條一尺多長的小標語。記得有一條標語寫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另一條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有誰說過這樣的話。在過去封建社會，誰說要造反，那是要殺頭的！因此我吃了一驚：“誰這麽大膽，竟敢說這樣的話！”但轉而一想，既然有人這麽大膽寫這樣的標語，或許也有根據。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大堆，我絕大部分都沒有讀過，或許這話真是哪個人說的也不一定。但我又想，即使他們說過這樣的話，那也是在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時說的，現在是共產黨掌權了，難道他們還會允許人造他們的反？他們不是一直在喊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嗎？可如果這個造反不是造共產黨的反，那又能造誰的反呢？正在這樣疑疑惑惑，我們在鐵匠鋪邊轉彎準備去街對麵的單位食堂兼員工集體宿舍樓時，卻又發現食堂門外、鐵匠鋪後的一戶鄰居有些異樣。那是一戶木匠人家，祖孫三代。夏天時他們常常在門外擺一張小桌子吃晚飯。往往老夫妻和兒子坐在小桌邊吃飯，兒媳婦則坐旁邊一張小竹椅上先喂小孩。老木匠滿頭白發、身材壯碩，有時會與也是胖子的兒子一起小酌幾杯。兒子在縣城木器廠上班，兒媳在徐涇公社一所小學當教師。徐涇離縣城二十多公裏，小木匠就天天用自行車送她上下班。我們去食堂吃飯經過他們門前，他們也會笑著與我們打招呼。看得出來，這是一家和睦、恩愛、有禮的人家。他家有兩口棺材，原來疊放在樓下客堂靠牆壁處，凡路過他家門的都能看到，是老夫婦兩人百年後用的壽材，很可能是老木匠自己親手做的。但那天經過時，隻見他家大門洞開，兩口壽材卻不見了。老夫婦兩人垂頭喪氣各自坐在小凳上，木然無語。小木匠蹲在門口，滿臉沮喪，見我們張口欲問，就向我們微微地搖了搖頭要我們不要問。看這情形，我猜他家應該是被“破四舊”了。在當時，壽材絕對是屬於“四舊”。那一刻，我還隻是沉浸在對木匠家的同情之中，但孫龍章見了就已連連跺腳，一臉無奈地說：“完了完了，這樣的人家也要抄，我家肯定被抄得一塌糊塗了！”孫與我是同鄉，都是青浦西部練塘鎮上的，家裏是“工商地主”成分。我推想“土改”時他家已被抄過一次，所以對此反應極為敏感。可聽他這麽一說，我心中也掠過一絲陰影。雖然我家“解放”後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衝擊，但我家畢竟屬於資產階級，而且有海外關係，這次運動規模這麽大，來勢這麽凶，連老木匠這樣的勞動人民家庭也不能幸免，我家仍能平安無事麽？我心中無底。於是我也開始忐忑不安起來，天天擔心家裏會否傳來不好的消息。那時在我心裏，隻要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是，正如俗語說的那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要來的遲早會來。在抄家高潮的八月下旬和九月上中旬，我家沒有被抄。但到了大約九月的下旬或十月的上旬，我的家終於也被抄了，而且前後被抄了幾次。來抄家的是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這裏我說“大約”，一是因為事隔多年，確切的日期已回憶不起來。二是因為抄家時我並不在家，而在工作所在地的縣城青浦，因為單位搞運動，期間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回過家。我是抄家過後好多天回家休假才知道家被抄了。當時母親和三姐給我講了抄家的大概經過，但對幾次抄家的具體日期，她們都沒有說，或者說了我沒注意到，現在事隔多年更無法說清楚，所以隻能說“大約”二字。
據我母親說，我家被抄也是“破四舊”開的頭。這大約是八月底、九月初的事。來我家“破四舊”的是當地練塘初級中學的幾個學生，帶隊的是我大姐的大兒子。那天他們來，進門不打招呼就直往樓上衝。我三姐那年從上海外國語學院夜校部畢業，因為文革，分配工作的事沒有著落，就學校住住，回家住住，此時正好在家。見到這個外甥帶人衝上樓心知不妙，但也不知他們究竟要幹什麽，就跟著上樓。結果他們直衝到三樓，從床底下拖出兩隻裝書的箱子，就往外搬書。我三姐不敢阻攔他們，眼睜睜看著他們拿了幾捆書揚長而去。那個時候，除了毛澤東的著作，其他所有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毒草”。“革命小將”來破這些“四舊”，誰敢阻攔？第一次來“破四舊”沒有將家中的書全部拿走，三姐為了保存剩下的書藉，就主動將剩下的書分了一下類，在自認為沒有多大問題的書的封麵上，用毛筆寫了“供大批判用”等字樣，希望下次有人來“破四舊”時或者會“手下留情”。又看到家裏有些瓷器上麵有花鳥、美人圖案，也趕緊用砂石將它磨掉，說是“廢物利用”。結果這批學生先後來了幾次，把我家中幾箱子的書都搬了個空。這些書大部分是我二哥在五十年代買的小說書，其中有上下兩本道林紙印刷精裝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還有我父親留下的一套線裝木刻大字本裴鬆之注的《三國誌》，一套線裝石印繪圖的《聊齋誌異》以及父親從香港寄給我的好幾本字帖。我工作以後也陸續買了一些書。其中有俞平伯和王惜時校對、並有脂硯齋評注的《紅樓夢》，全套四本，包括兩本曹雪芹原著八十回《紅樓夢》、一本高鄂續寫的後四十回和一本校對記，是難得的版本。一套範文瀾注釋的《文心雕龍》，裏邊旁征博引，注釋詳盡，足足有兩大本，也很珍貴。還有如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王力的《漢語音韻》、東北師範大學楊公驥教授的《中國文學》等等，對我學習很有幫助的好書，統統都被抄去。這些書後來不知去向，即使到文革後期政府說要落實政策發還抄家物資也沒有發還。隻有一本特種印刷的沈尹默書的《二王法書管窺》——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在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買的，薄薄的一本字帖，要賣三元多人民幣，差不多是同類圖書價錢的十幾倍，相等於我當時四天的工資——經我三姐苦苦哀求，說這隻是一本字帖，講怎樣寫字的，沒有反動內容，才沒有拿走。後來父親從香港回來探親，很喜歡這本字帖，我將它給了父親帶了去香港。
在我這個外甥幾次帶人來我家“破四舊”抄書的過程中，小鎮上關於抄家的氣氛也迅速緊張起來了。各種有關抄家的傳聞滿天飛。一些原來以為與“反動政治”不搭界的人家，這次也被抄了。本來，“解放”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我家都不沾邊。雖然父親以前開過一爿出售土布的小店，家庭成份屬“商”，但小店早在一九五一年就關門了。大哥原來在上海一家紗廠“學生意”，上海“解放”前夕老板將工廠搬遷去香港，他們很多員工也跟隨工廠一起去了香港。此後，我父親和二哥分別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也經政府批準去了香港。政府能同意我父親和二哥去香港，這本身就可說明我家沒有政治問題，否則怎能獲得批準？可是，我家所在的是一個鄉下小鎮，公開的、大眾所知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大概隻有我們一家，很引人注目。這不由得母親不心慌。於是她就像當時許多膽小而又不甘心財產都被抄走的人那樣，將不多的幾件金飾偷偷分散藏到水缸裏、灶膛底，也有一兩件金飾無處可藏，隻得悄悄丟到家門前的市河裏。
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我母親雖沒讀過多少書，這個道理也是懂的。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張揚的人，此時更是低調，最好大家都忘記了她這一家。但外甥夥人來“破四舊”，弄得小鎮上幾乎人人皆知。母親恨得牙癢癢的，卻也無計可施，隻好眼睜睜一次又一次看著這個外孫來“破四舊”。偏偏這時候鎮上有一個潑皮窮光蛋對我家也動起了齷齪念頭，天天用一套漁民扒螺螄的工具到我家門前的市河裏東扒西扒，至少要扒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才罷休。一天他說從河裏扒到了一隻金戒子，於是消息立刻傳偏了全鎮。誰丟的戒子？我家自然成了最大嫌疑。後來聽人說，他拿了戒子到銀行，銀行鑒定說不是金的，是銅的。但不管是金的還是銅的，我家已成大眾目光的聚焦點。我母親又氣又恨又怕，真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船破卻遇頂風浪”。這種“一日三驚魂，夜夜不得眠”的日子過了一段，終於也沒有逃脫被抄家的厄運。
來抄我家的是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現在有一個誤解，以為紅衛兵都是學生。其實，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份，即社會上出現造“當權派”反的“造反派”和保當權派的“保皇派”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以前，有不少工廠、商店等單位，在單位當權派的支持下也成立過“紅衛兵”。其成員大多是出身成份好的青年黨、團員和職工。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一是仿效學生中的“紅衛兵”組織，為保衛黨組織和單位領導人免受文革的衝擊；二是利用他們去做一些領導不便出麵做的事情。如對單位職工抄家，黨組織自己不便做，就由“紅衛兵”來做。因此這種紅衛兵組織說白了就是當地黨組織的保鏢和打手，所有行動都是有人指使的。來我家抄家的“商業紅衛兵”就是這樣性質的紅衛兵。
那天，一群“商業紅衛兵”突然湧進我家裏。為首的向我母親宣布，你家屬於資產階級，他們是響應毛主席、黨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來執行“革命行動”的。然後，勒令我母親必須老老實實地交出家中所有的金銀首飾、現金、銀行存折、公債等物，不得違抗，否則就是抗拒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要罪加一等。母親當然不敢抗拒，領著他們到二樓房間開了五鬥櫃的門，將現金、銀行存折、公債券等拿出來交給他們。但是，金銀首飾丟的丟，藏的藏，一下子已拿不出來。紅衛兵問金銀首飾藏在哪裏？母親不肯說。這批紅衛兵就開始動手，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房間裏找不到東西，他們經驗老到地到廚房把水缸敲破，並將原來小半截埋在地下的水缸連根拔起來，把磚砌的灶頭整個地扒掉，結果找到了原來母親偷偷放在水缸和灶肚中的幾件金飾。這一次抄家結束時，除了帶走抄到的金飾，以及現金、公債、銀行存折，還將一些比較好的衣服、家中僅有的兩條毛毯、以及一些零零星星屬於“四舊”的東西也都帶走。
因為第一次抄家抄獲的金銀首飾數量不多，幾天後第二次又來抄。這次來，除了將原來抄過的地方又抄一遍，將我家中的地板也一塊塊撬了起來，要看看地板下麵是否藏有東西。在牆壁上用鎯頭東敲西敲，聽見聲音有異，就把牆壁敲破，結果在牆上敲出了好多個大洞。這批來抄家的人在我家整整折騰了一天，搞得滿臉塵土，卻沒有收獲，離去時都有點憤憤不平。於是又來了第三抄家。
這一次，帶隊的一來就亮出了底牌。他對我母親說：你家至少有二斤多金子。“解放”前有一次強盜來鎮上搶東西，你們曾把一盒金子放到你娘家。這事有人可以證實，所以抵賴是沒有用的，不說也是沒有用的，抗拒更沒有好下場。你們必須把這些金子交出來！不然，我們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來！母親不知是氣昏了還是因為素來脾氣剛硬，就是不說話。他們又向我三姐進行威脅恐嚇，逼著她說。結果我三姐頂不住壓力說出了藏金的地方，是在三樓屋頂的大樑上邊。那批抄家的把藏金起出來後一看，隻有七塊小金塊，是每塊一兩的（十六兩一市斤）那種金塊，共七兩。抄家的人既感到興奮，又不滿足。他們又對我母親和三姐軟勸硬逼一番，看一時再逼不出新的東西，就帶了這七兩金子的“戰利品”收隊回去。因為怕我們還有藏金，臨走時將我母親等全家人都趕到門口原來做店麵的隻有十二三平方的堂屋裏住，隻允許拿出兩條棉被和一隻燒飯的行灶，以及放米的米桶。
2024年3月29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三）
家裏被抄家，我在縣城一無所知。當時因為文革，全站員工集中搞運動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放假了。本來，我還不能回家，是單位要我回去征求母親意見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我才回家的。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曾幾次動員上海地區城鎮的無業青年去新疆“支援邊疆建設”。一九六六年的九、十月間，社會上又來了一波動員。當時我已在縣血防站當臨時工二年多，卻也算作“無業”而屬動員對象。單位領導找我談話，問我態度。那個時代，公開拒絕是不行的，最多是找一些借口，強調一些家庭的“特殊情況”，請求領導高抬貴手不去新疆。我以父親在香港，母親身體不好為由，表示去新疆父母親可能都不會同意。領導要我寫信去香港問父親意見。不久父親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單位地址的。單位一位兼站長辦公室秘書工作的黨員，拿了我的信給我後卻不走。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更明白父親信怎樣寫的並不重要，關鍵在領導的一念之間。於是我將信當他麵拆開，先看了一遍，然後交給他看。果然，父親來信強調母親身體不好，我是母親獨子，不同意我去新疆。可單位不罷休，又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沒有辦法，我就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回了一次家。結果就撞上了被抄家這個尷尬的局麵。
那天我回到家還沒有進家門就看到，我母親、三姐、還有三個妹妹，全家五個人都侷處在門口那一小間屋內，地上雜物淩亂，地板被撬起後沒有釘牢，隻是馬馬虎虎地拚在一起。一張方桌、一個燒飯的行灶，已占去房間三分之一地方。通向裏麵灶間和去樓上的穿堂腰門關著，上麵赫然貼了一張封條。以前腰門裏麵半間屋因為太暗，父親特地請木匠在腰牆上做了兩扇窗。現在這窗上也交叉貼了兩張封條。兩邊牆上都是一個個被敲破的窟窿。見到這個情景我腦袋突然轟的一聲，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棒，又好像有人在我耳邊猛敲了一記大鑼一樣發暈，腳下無力似乎要倒下。我努力撐住，定了一下神，明白家裏也被抄家了。這一段日子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母親坐在一張骨牌凳上，麵容憔悴，看見我回來，默然無語，隻微微點了一下頭。三姐輕聲問我：“你怎麽也來了？”我看了看她，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才好，就沒有回答她。我進了門，在一張靠牆的凳上坐下，呆呆地看著屋內情景，腦子裏一片空白。等我歇了一陣，母親才開口說話。母親用很輕弱的聲音對我說：“正要托人帶訊，叫你們不要回家，結果你們兩個都來了（另一個是指我三姐）。”此時我已恢複思維，覺得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為免母親更加擔心，我就隻說我是回來看看的，不巧碰上了。
那天早上我從縣城乘輪船三個小時到家，此時早已過了吃中飯時間。我至今想不起這天這頓中飯有沒有吃，若吃了是怎樣吃，吃什麽，印象中好像大家就是這麽枯坐著，不說話。一直到了下午二、三點鍾光景，母親才又開始說話，把從“破四舊”到抄家的經過大概地對我說了一遍。三姐則在旁不時插一句二句話。她又向我解釋她所以將藏金地點說出來的原因。她說：“當時壓力很大。再說他們是有備而來，有人去告了密，不說也不行。不說，保不定他們還會采取些什麽行動。我又想，反正這些金子現在不能賣又不能當錢用，放著也是放著，就想不如說了。說了也許就可以解脫了。”我聽了三姐所言，也無話可說。我明白，這樣的情勢，不說肯定是過不了這一關的。不過以我的脾氣，我是不肯說的。你們有本事就自己抄吧！我也不是心痛這點金子沒了；而是氣上不服，憑什麽輕巧巧一句“你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革命行動”，就比強盜還霸道，“理直氣壯”地將人家辛勞節儉幾十年積累的財產一朝擄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父親辛勤勞累了大半生的積蓄，就此盡付東流水了。
對於家裏有藏金，我也是知道的。這些金子還是父親去香港前藏起來的。一九五六年父親去香港時母親正在生病，因通行證簽證快過期才不得已離開。父親很不放心，因此隔了一年多，父親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後，在一九五八年又特地回家來看看。就在這次回家時，父親把藏金的事告訴了三姐和我。父親藏金事原來隻有母親知道。這次父親也告訴三姐和我，可能是因為我前母所生的幾個哥哥姐姐都已在外獨立生活，不在家鄉，而三姐是我母親所生的第一個女兒，也是家中最大的子女，我則是我母親所生的獨子，這是父親所以隻把藏金事告訴三姐和我的緣故。父親還告訴過我，這些金子是“解放”前，因為物價飛漲，鈔票貶值太厲害，他托我叔叔家的一個堂哥陸續去換來的。這些幾乎是我父親辛勞大半生的全部積蓄。我也明白父親當年失業也不肯變賣黃金的用意：那時我們幾個姐弟年紀還小，如果他有什麽變故，以後家庭經濟就靠這些金子來支撐了。
我在這裏說這些金子是我父親辛勤勞動的積蓄，而不承認這是什麽“剝削”所得，是因為這些金子上確確實實留有我父親奮鬥生活淌下的血汗。由於父親去香港時我還是一個不太懂事的大孩子，父親從沒有親口對我說過他的往事，我也沒有機會聽他說他的往事。我對我父親的曆史的了解，是從我母親、哥哥、姐姐等人的談話中，點點滴滴拚湊起來的。
父親出身在一個讀書人家庭。縣城南門有一片房子聚居了不少與我們同姓的本家，可見當時也曾是一個大族。據我大姐說，我曾祖或高祖做過什麽官。祖父是一個秀才，但早逝。因此我祖父這一房很早就衰敗下來。父親幼年隻讀過很少書，十歲時就被家裏送到上海十六鋪一家衣妝店當學徒。過去，我常在一些“憶苦思甜”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回憶當年當學徒，每天天不亮要起身替老板、師傅端洗臉水、倒痰盂、倒夜壺，晚上端洗腳水，吃的是老板、師傅吃剩的殘羹剩飯等等，受很多苦。我沒有聽我父親說起過這些。但我想他既然也是學徒，做這些活，受這些苦也是免不了的。學徒出師以後父親做了些什麽，我不清楚。小時候我跟父親去上海，還有本縣的朱家角等地，他與那裏的幾家衣妝店很熟，我猜他是否在那裏打過工，或與他們有過生意上的往來。
抗戰爆發，日軍占領上海後進攻周邊地區，青浦縣城遭到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南門一大片房子夷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遭了殃。據文革後新修的青浦縣誌記載，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日軍飛機曾三次轟炸青浦縣城。我估計我家老屋就是在這三次轟炸中的某一次被炸掉的。縣城不能居住，祖母帶領全家遷移到練塘鎮上。三個兒子各自貸屋而居，祖母與我父親住在一起。父親遷居練塘後不久，結發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個孩子，中饋乏人，就繼娶了我母親。
我從我姐姐的一篇《我的父親》的中學作文中知道，在抗戰時期父親曾以跑“單幫”為生。那時，從家鄉練塘鎮去上海可以先乘“紹興船”到鐵路滬杭線上的石湖蕩車站，再轉乘火車去上海。這種“紹興船”我小時候也乘過，依稀記得每人船資一角二分人民幣。這是五十年代初的價錢。那時候去鎮上書場聽一場評彈八分錢，加一壺茶四分，也是一角二分，所以不算貴。當然也可步行去石湖蕩。練塘到石湖蕩這段路有十二華裏，步行約二個多小時。姐姐在作文中說：為了省那幾個船錢，父親經常背了貨物走路而去。因為走路費鞋，他就赤腳走，等到了石湖蕩找個河邊水橋洗洗腳把鞋穿上，然後上火車。雖寒冬臘月也一樣。這條路我讀初中時候也走過多次，是與同學去石湖蕩看火車。路還算好走，都是一公尺多寬的泥路；但途中要經十二座小橋。這些小橋大多有一丈半多高，在三四丈寬的河麵上用三條一尺多寬的木跳板搭建而成，也有是用四五根毛竹拚成的橋板搭的，旁邊扶手僅是一根毛竹。整座橋空蕩蕩的，膽小的不敢過。尤其毛竹搭的橋，因為滑，橋板彈性大，下雨天或冬天橋麵結了冰霜，人很容易掉下水去。而父親還要背了貨物過橋，著著非常不容易。有時貨多父親一個人拿不了，會拉了大哥一起去。當時大哥隻有十幾歲，隻是個大孩子。後來，我又在一本《上海通史》的《經濟篇》分冊上知道，日軍占領上海後封鎖城鄉物資交流，於是催生了一批以“跑單幫”為生的人。他們從鄉下將上海城裏需要的物資販運進去，又從城裏將鄉下需要的東西偷運出來。肩扛手提，來來去去都要穿越日軍的封鎖線，不僅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險性，有時甚至是生命危險。所以，賺那一點錢也是十分的不容易。但風險大相對利潤也較大，為了生活鋌而走險，其中有些人就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成為小康之家。我想父親也是這樣才一點一滴地積到了後來自己開小店做生意的本錢的。
大約是在日寇投降前一二年吧，那時侯父親已慢慢積了點錢，剛好有一戶人家，夫妻兩人都是好吃懶做又吸食鴉片，將祖上傳下的財產都花費光了想將房子賣掉。我父親知道了就把這房子買了下來，除供一家老小居住，還用臨街的一小間店麵開了一家土布店。土布的來源，除了向當地農民收購，自己也買了幾架織布機，在近鎮邊的鄉下找了一塊空地，搭了一個草棚，讓我大哥大姐等人在裏邊織布。千百年來，織布一直是中國農村婦女必備的生活技能。《木蘭辭》中“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那個傳說中的花木蘭是南北朝人，距今已一千多年。而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農民身上所穿的衣服，大多仍是用自家織成的土布所縫製。那個曆史上有名的紡織業祖師黃道婆，就是我們青浦毗鄰的鬆江縣人。在“解放”前，我們這一帶農村的紡織業也是很發達的，很多農民家中都有一張織布機。農家婦女除了忙田裏活、忙家務，再有空餘就紡紗、織布。她們織的土布除了供家裏人穿著用，有多餘的還會拿去集市賣了換油鹽醬醋什麽的。所以布的來源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樣的布質量不一，花色也不多。後來我父親想法學會了染紗技術，去上海買進原紗自己將紗染成各種顏色；又自己設計圖案，將紗配色後再交給農婦按圖樣織成布，父親則支付她們加工費。這樣質量有保證，布的銷路也就更好。小店以我父親為主，母親協助，兩人一起經營。有時父親不在家或去染紗，小店就靠我母親一人支撐。而家務和照顧小孩則大多委托保姆負責。就這樣，我父母克勤克儉努力創業，開始有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家裏的幾兩黃金也是在那個時期置下的。不過好景不長，中共建政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一月中央政府頒發《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禁止私人棉紗、棉布買賣。小店隻好關門。父親失業後幾年找不到工作，急得走投無路。那時我大哥在香港紗廠工作，認識一些人，就寫信叫父親不如試試申請來香港，說那邊工作還比較好找。結果我在五十多歲時還向政府申請去香港謀生，於一九五六年獲政府批準。以後我全家就靠父親寄來的外匯維持生活。
那天下午，母親和三姐向我說了被抄家的經過，其中也說了有人告密一事。據母親說，“解放”前，鎮上常有土匪來搶劫。（當地湖泊眾多，河江縱橫，交通不便，是土匪藏身的好去處，因此曆來匪患頗盛。澱山湖邊屬於昆山縣的金家寨就是一個有名的土匪窩。據說那時候金家寨的農民絕大部分都幹土匪營生，平時拿了鋤頭是農民，丟了鋤頭換了刀槍就是土匪。）我們家因為房舍淺狹，又在街麵，藏不住東西。外婆家地方大，後麵還有院子，院子後麵是大片稻田，隨便找個地方就把東西藏了。因此有幾次聽聞土匪要來了，母親就把家裏的金子和貴重東西拿到市河對麵外婆家交舅舅保管。家有藏金，這是極機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會知道的。所以來抄家的人說是有人揭發的，我們就懷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後來，有一個我們熟識的人偷偷告訴我們，說鎮上商業紅衛兵早就想來抄我們家，但一時吃不準政府對華僑家屬的政策，不敢動手。此時正好你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去告密，說你們家有二斤多黃金，還告了二次。這才使商業紅衛兵下了決心來抄了你們家。而這也是紅衛兵拿到了七兩黃金後仍不罷休，還要繼續追查的原因。這件事讓我感到十分寒心，也感到有點悲哀。若說這種事是不相幹的人做的，那也無可奈何；若說是至親骨肉的人做的，有什麽深仇大恨要下這樣的毒手？難道這個社會真的是“親不親，階級分”，真的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清朝的曹雪芹借《紅樓夢》中王熙鳳的嘴說出中國人的通病，那就是外鬥外行，內鬥內行，慣於窩裏鬥。王熙鳳說：“似我們這樣的大家族，外頭人從外麵殺進來，一時是殺不幹淨的；必要自己人先從裏邊殺起來才殺得幹淨。”（大意）一個家是如此，一個國何嚐不是如此！試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如中共那樣總是挑動一部分人去殺、去鬥另一部分人的？
那天不知是否極度緊張後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說話，於是都枯坐著。我記不起三個妹妹當時是在家還是躲了出去，因為家中的氣氛實在太壓抑人了。這時，突然有幾個人闖了進來。為首的一個男青年腳有些不便。母親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立刻醒悟到抄家就是這批人來抄。據那為首的青年自我介紹，他們是鎮上的“商業紅衛兵”，他本人是工人階級出身。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抄我家是因為我家是資產階級。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符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著，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說了一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要求我們把還藏匿著的財物交出來。我和母親都沒說話。三姐則向他們再三解釋，說所有的財產都已交出來了，連你們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動交出來了，還有什麽可藏匿的？就這樣軟磨硬頂了好一陣，這幾個商業紅衛兵估計也弄不出什麽東西來，就又教訓了我們幾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們走後，母親告訴我那天領頭來抄家的就是今天的這個小青年。但我明白，這個小青年也隻是個幕前的嘍羅，幕後策劃指使的另有人在。
2024年4月4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四）
晚上，母親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單位和學校去。我們也覺得留在這裏不好。以前溫馨的家，此時已覺得如同地獄般的難受，但又擔心母親一個人怎樣應付這個局麵，三個妹妹畢竟還小。母親說她不怕，反正家也抄過了，他們要的東西也都拿到了，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沒有做過什麽壞事，能把她怎樣！於是決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輪船離開練塘。睡覺時，沒有床，隻有兩條被子，母親、三姐和三個妹妹在已被撬起過、沒有釘平的地板上打地鋪。我沒有地方睡，就在一張原來就放在門口的破藤椅上躺了一夜。那天晚上，我突然發起高燒來。母親聽見我夢中說囈語，連聲問我怎麽了，我被驚醒後忙說：“沒事，沒事。做夢。”
第二天早上，燒已退下。我和三姐胡亂吃了一點東西，各拿了自己的行李，就悄悄離開家門，到碼頭去等候乘輪船。根據我以前從“革命回憶錄”和一些小說得來的經驗，我很耽心鎮上的紅衛兵是否會輕易放我們離開。因此從家裏到輪船碼頭，我們一路小心低頭避人而行。到了輪船站也是揀了一個角落靜靜等候。從我們鎮上到縣城青浦，每天有兩班輪船往返。頭天晚上從青浦開來的船，放掉客人後就開到一個離碼頭不遠的地方過夜，第二天早上到時候再開到碼頭接客。那天我們等到輪船開來接客，其他乘客都上船上得差不多時，我們也走出輪船站準備上船。可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出來幾個人把我們攔住，不準我們上船。看樣子他們是一直在暗中監視我們，知道我們要離開就早早派人守候在這裏了。麵對此情此景，我們雖心有不忿卻也不敢抗爭，也隻得任他們在眾目睽睽下將我們押走。這時，我才切身體會到被人像罪犯一樣押著在街上走是什麽感覺。我像是被人剝光了衣服放在大庭廣眾中展覽，人的尊嚴頃刻間蕩然無存。那時我真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將這裏的一切，包括我一起埋葬！
這幾個人將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銷合作社一個農副產品門市部，從一個大門進去，穿過一條長弄，又進一個側門，上樓到了一間光線暗淡的房間。我估計這裏可能是商業紅衛兵的一個據點。這座大房子原來的主人叫龔仰之，做過練塘鎮商會的會長，“解放”後被中共槍斃，家產全部被中共沒收。這房子後來成了供銷合作社的地方，一排七八間門麵房做門市部，後麵幾進深的一大片房子，卻不知都做了什麽用途。這房間裏麵有一張寫字台，幾張椅子，已另有一男一女二個人在等著。我們到後他們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牆的地方，將我們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開。包裏隻有幾件換洗的衣服。他們就一件一件地仔細察看，用手摸索，看裏麵有沒有夾帶東西。接著這一男一女上來分別對我和我三姐進行搜身，連鞋子也要脫下來檢查。搜查我的那個男的，小學時曾是我的同班同學，其實即使不同學，多年來住在一個小鎮上大家也都認識，而今天竟然來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時的表情有點尷尬，目光躲躲閃閃；而我則覺得非常悲哀和憤怒。我在心裏吼道：這是什麽世界？我有何罪？要受這樣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麽也沒有搜出來。他們的用意我當然明白。在他們而言，始終不會相信我們會老老實實將所有財產都交出來，必然還有藏匿的。尤其是他們抄到的金子總共也不過七、八兩，與有人密報二斤多金子的數量還差很多。他們猜我們或者會乘機轉移，於是來這麽一手。其實，我家根本沒有那麽多黃金，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們故意誇大黃金數量，無非是攛掇人來抄我們的家，乘文革運動之機來泄他們的私憤。
突然襲擊沒有收獲，他們隻好放我們走。但船早已開掉，我和三姐隻能先回家再說。本來中午還有一班船，但因確不定他們是否還會再來攔截，就沒有再去乘。中午時分，我發覺有人在門口探望。一看，是我單位的同事黃琪旌。他雖不是領導，但是是“四清”中“社教”工作隊培養的預備黨員。他的工作從來與練塘這些地方無關，因此我直覺他是單位領導派來的。而他這麽快就趕到練塘來，我估計是昨天下午或晚上鎮上什麽人與我單位通過氣。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就走到門外。顯然，他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一開口就直截了當地問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親從香港帶回來的，還是原來就有的？我不知他這樣問的用意是什麽，也不知兩者又有什麽區別，就照實說是原來就有的，不是從香港帶來的。他又問我什麽時候回青浦？我說本來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攔住了不讓回。他皺了一下眉頭，沒有說話。然後向我點了一下頭，示意我談話結束，就掉頭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試著去碼頭乘船，這次沒有人來攔截。我和三姐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三姐到青浦後直接乘車去了上海學校。我回單位。我原以為單位領導會來問我被抄家的事情，但沒有任何人來問，甚至也沒有人來問我母親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但這件事關乎我今後一生的去向，雖然單位領導不問，我卻放心不下，內心一直惴惴不安。後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知道這次動員，我們單位有兩位臨時工去了新疆。這兩個臨時工都來自一個叫商榻的小鎮。當時全站臨時工還有二十多個，來自全縣八、九個小鎮，其他鎮來的臨時工都沒有去新疆，而單單商榻來的兩個全都被動員去了。可見這“動員”也是政府做的假戲，誰去誰不去，是單位領導與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我們沒去的人都是“陪綁”，虛驚了一場。
那天我勉強挨到晚上學習結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渾身無力。半夜裏我又發起高燒來。第二天早上同宿舍的人都去上班了，我卻燒得昏迷不醒。這次生病，我足足發了一個多星期高燒，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個多星期。燒發起來的時候，昏昏沉沉全無知覺。我那一間宿舍住有五六個人，其間沒有任何人來問過我一聲，或跟我說過一句話，仿佛這個宿舍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一樣。但我不怪他們。因為對於我這樣一個剛被抄家的人，政治上與我劃清界線保持距離，是普遍的一種“明智”的做法。我甚至高興他們不理睬我。畢竟，在當時大陸這個環境，在人們普遍的意識上，被抄家總是一件不光彩的、甚至有嚴重政治麻煩的事情，我不想害人，同時我也有點害怕人家問我抄家的事。宿舍所在地沒有食堂，我也病得沒有食欲，因此我不記得這一個多星期中我有否吃過飯之類的東西。我隻記得因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掙紮著去街上茶館打了一瓶開水，買了一包天津鴨梨回來，覺得口渴或有一點餓的時候，就喝一點水或吃半個梨。
文革以前，我們縣的人民醫院在朱家角鎮，縣城隻有一所紅十字會醫院。房子是原來哪個大戶人家的住宅，共產黨將它沒收過來做了醫院。因為格局所限，無發展空間，因此前兩年又在東門外汽車站北麵新造了一個醫院，改名為縣人民醫院，文革開始時剛搬遷完畢。文革前，我們單位有很多臨時工，平時都分散在各公社工作，在本單位集體宿舍沒有床位。現在要搞運動，員工集中不下鄉，於是就都借住到這原紅十字會醫院裏來。這房子十分老舊，有幾層進深，房間雖不少，但陰暗潮濕，光線很差，若一個人進來，即使在大白天感覺也是陰森森的。而且既然作過醫院，難免會有人死在裏邊。因此剛住進來時我很有一些害怕，進出都是結伴而行。但這時，從早晨到晚上很晚，隻有我一人留在這空蕩蕩的地方卻不再有害怕的感覺。那時已夏盡秋至，白天漸短。其他人因為參加運動，常常要到晚上九點以後才回來。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時把外麵中間穿堂的電燈關掉，就要到晚上九點後有人回來了才會再開亮。我一個人躺在房間內，有時清醒，有時昏睡。傍晚醒著時，我就看著從天窗裏射進來的光一點一點昏暗下來，最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宿舍裏有電燈，我卻不想開。這黑暗像一張可以觸摸得到的、巨大的、絲質的幕布，從四麵輕輕地溫柔地裹著你，讓我覺得舒服，感到安全。有時，我覺得傳說中的死神就在我身旁，它俯著頭在半空中默默注視著我，那溫柔的黑絲絨幕布就是它的翅膀。我不知道它要對我說什麽，或者要對我做什麽，但我已不再覺得死亡可怕。與外麵喧囂的世界比，死亡倒是一個靜謐安寧的所在。我忽然明白為什麽有人會自殺。那一定是他們覺得死了比活著更好。我也突然明白古人為什麽會有“時日曷喪，吾與汝皆亡”這樣憤怒的呼喊，那一定是這個社會的統治者無道到了極點。而現在的社會也正是這樣的社會。不過，我不想自殺。我想過好多種自殺的方法，覺得哪一種方法都不好，死前要承受痛苦，死後還要遭受額外的侮辱，被人說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對自己說：順其自然吧，如果這次真的要病死，那就死吧。我也不再怕鬼，覺得如果真有鬼，以後在陰間也是一種生活，或許不再受欺侮，也不會孤獨。
當時，有些單位也抄員工的家。但我們單位沒有。後來才知，單位黨支部不是不想抄，而是準備抄卻沒有來得及抄。據單位黨支部書記張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時向造反派的一個檢查，說當社會上抄家風達到高潮時，黨支部也曾擬定了一張抄家對象的名單。他說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但可能因為當時縣級的企事業單位都沒有成立紅衛兵之類的組織，而黨組織又不便公開出麵對單位的員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團組織出麵，於是一直在觀望形勢，不敢將計劃付諸行動。不料後來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他們已自顧不暇，抄家一事就不提了。單位沒有對我抄家，這總算沒有令我二次受辱。
2024年4月11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五）
行筆至此，人們也許有一個疑問：為什麽原來應該是至親的舅舅家會在文革中誣告我們？現在，讓我來揭開這個謎底。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但今天我不得不要揚一下家醜。因為在這件人倫悲劇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悲劇，那就是一件本屬尋常的親戚間的小矛盾，有些人因為受到中共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的蠱惑，於是變得是非不分、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做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來。而要說清這件事，還得從頭說起，尤其要說一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五反”運動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即中共所謂的“三年自然災難”對我們兩家關係的影響。
我母親出身在一個世代以製櫓為業的手工業者家庭，到舅舅這一代至少已是第三代。練塘地處太湖下遊，那裏河道縱橫，湖蕩密布，居民無論勞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否則寸步難行。當地農民除非赤貧，一般都有自己的船。而行船必須用櫓，櫓是船的動力來源。所以在我們這一帶製櫓修櫓與造船修船的手工業都是頗為發達的。我舅舅一家幾代人就靠製櫓、修櫓為生。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共生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小兒子有病早逝，留下我母親和舅舅兩人，關係一向是很好的。舅舅從小就跟外祖父學製櫓手藝。製櫓是很吃重的力氣活，一個人幹不行，必須要有幫手。又因為是手工業，傳統還興帶徒弟。這些人都是要由主家供飯的，所以家中吃飯的人，除了家人還總有好幾個外人。碰到買樹請解樹師傅來開櫓胚，家中吃飯的人更多。可能手工業者花力氣多，大多喜歡吃，我外祖父也喜歡吃，而且請來幫手的師傅也不可怠慢。因此這家中負責買菜、燒菜的人就很重要。外祖母雖然非常善良但能力較差，於是我母親很早就擔當起了“內當家”的角色。我母親除了負責買菜，會燒一手不錯的菜，還會做糕、糰子、粽子，這些是請解樹師傅來解板時必備的“點心”。後來舅舅結了婚，舅媽是農村來的人，燒的菜總不合外祖父的脾性，非我母親燒的菜他不吃。就這樣，因為外祖父喜歡我母親，離不開我母親，一直不舍得她出嫁，到三十歲我母親成了“老姑娘”，外祖父才不得不將她嫁給我父親做了填房。也許是這樣的經曆，養成了我母親能幹而又倔強的性格。
外祖父去世後，舅舅子承父業。他的手工作坊生意也不算差，雇了一個幫工，收了兩個學徒，雖賺不到大錢，但也衣食無憂，算得上小康之家。這樣的狀況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就慢慢有了變化。一九五〇年爆發“抗美援朝”戰爭。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發動“三反”運動。緊接著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又發動了“五反”運動。“三反”是指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主要針對黨和國家工作人員。 “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改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主要針對私營工商業者。在“五反”這個運動中，幾乎所有的私營工商業者都被“查出”犯有“偷稅漏稅”等罪行，不僅要補繳稅款，還要罰款，而且都是數額巨大。中共威脅不繳罰款者要坐牢判刑，嚴重的可處死刑。絕大多數的工商業者都被這一招整得傾家蕩產，也有人因此而自殺的。我舅舅也不例外，說是查出了不少偷稅漏稅，不僅要補交稅，還被罰了一大筆罰款。舅父傾其所有繳不清罰款，因擔心坐牢，急得走投無路。全家人也惶惶不可終日。
我父親本來也開有一家小土布店，但是早在“五反”前一年就已關門歇業。原因如前述，是因為中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發了個《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即日起禁止私營廠商銷售棉紗、棉布。因此，“五反”時我家小店已經關門一年多，父親正處在失業狀態。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家當時已不算商戶而因禍得福，還是因為我家不是查稅的重點——據我後來看中共副總理薄一波的回憶，說當年“五反”查偷稅、漏稅，主要查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的這二、三年，重點是查一九五一年的賬。原因是中共認為在這一年對私營工商業政策上寬鬆了一點，讓資產階級賺到了一些錢，認為有油水可撈。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一文，收錄了從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五二年三月的幾條有關指示。其中第五條之“一”也說：“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例如補稅一般隻補一九五一年的）”，說明重點也是一九五一年。——總之，這次“五反”運動對我家打擊不算大，家中還有一點錢。這時，是我母親叫我父親拿出錢來幫舅舅繳清了罰款，舅舅才算過了“五反”這一關。這筆錢當時說好是借的，但實際上此後近十年時間舅舅沒有還過分文，我們也沒有去要過。非但不去要錢，還時常要幫他們一把。原因是舅父經“五反”打擊以後經濟上一直翻不了身。因為經濟困難，舅舅還曾把六個小孩中最小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送給了人家。也是我母親知道後心有不忍，想方設法打聽到孩子送在什麽地方，用錢把他們贖回來還給了舅舅。據我回憶，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難”後期，即一九六二年以前，舅舅家和我們家的關係一直是很好的。
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後，兩家的關係開始有了變化。變化的原因是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發生了長達幾年的大饑荒。那幾年中，幾乎人人吃不飽飯餓肚子。餓死的人也不少。嚴重的饑荒在我們家鄉是從一九五九年夏天開始的。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年夏天政府糧管所供應的糧食，大米供應突然減少，以黑豆、紅薯幹等物充數。食油、食糖等計劃供應的物資供應量也減少。商店裏魚、肉、蛋、蔬菜等副食品頓時成了稀罕物，並且很快地要憑票證供應。自由市場上的副食品價格則突飛猛漲。這種情形到一九六〇、六一年更加嚴重。我記得當時自由市場上的胡羅卜本來二、三分錢一斤，那時要五角一斤。而當時鎮上一般人的工資一天不過一元左右。一隻雞要二十多三十元，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在那幾年中，我們與舅舅家一樣，也是餓肚子艱難度日。我母親、我四姐因為營養不良還得了浮腫病，腳上的皮膚亮晶晶的，用手指一按就是一個坑，久久恢複不了。一九六二年春，中共開始允許海外親友寄食品包裹回國以緩解災情。我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後就開始從香港寄食品來給我們，我家的狀況才稍有好轉。但是，中共規定一個包裹隻能寄一斤食品。一斤食品如豬油、大米、花生等，在香港購買隻要幾毫或幾元港幣，並不貴；可是郵寄費和包裝費卻是食品價格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我父親那時在香港收入也不多，所以也無能力大量郵寄，隻能顧及自己的家。母親收到食品包裹，當然也先要顧及自己的子女，因此分贈舅舅家的也就有限。在那時，我們就聽到舅舅家的怨言，埋怨母親給的太少。
當然，單是這樣，我想舅舅家與我們的關係還不致破裂。但一九六三年九月發生的一件事卻令兩家的關係急轉直下。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一九六二年，我三姐從青浦縣高中畢業。學校推薦她報考上海外國語學院。她自己也以為依她的成績和在學校的政治表現，升大學應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放榜結果她竟然名落孫山。當時她還不明原因，以為是考得不好而不錄取。母親原意想讓她等待街道分配工作去賺錢，也好減輕一點父親負擔。但一則因三姐讀書心切，還想著要讀大學；二則當時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正在“調整、下馬”階段，本來在工廠工作的也要動員回農村，以“幫助國家度過困難時期”，根本沒有工作可分配，於是母親同意了她第二年再考。可是第二年又沒有錄取。這才知道大學招生標準從前一、二年起就有了變化。像她那樣家庭成分資產階級又有海外關係的，基本上一律不予錄取。她十分沮喪。但就在此時她在報上看到一個消息，說上海外國語學院辦了一個夜校部，大學沒錄取的學生可以再次報考。後來到文革中才知道，這所夜校是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委文教負責人楊西光出麵開辦的，目的是從統戰角度按撫一下上海的資產階級。因為那兩年上海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絕大多數被大學排斥門外。當時，三姐看到這個招生消息立刻趕到上海去報名考試，結果被錄取了。據學校說，學生學習三年畢業後，不列入全國統配計劃，但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工作，一般去向是當中學外語老師。這對這批青年人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因此母親也很高興。但是，由於這是普通高校放榜後再考試招生的，放榜後沒幾天就到了開學日期。學校規定如在開學日期前沒有報到的，取消讀書資格。又因為這是匆促之下開辦的夜校，學校不設住宿。我們在上海市區沒有親戚，因此首先住宿就是一個難題。不過這個難題通過朋友關係很快找到了一家肯讓我三姐寄宿的人家，問題得以解決。可是，寄宿人家每月要付十多元食宿費，還有開學買書等也要一筆錢，這都是在家庭經濟預算之外的。我們家的家用是每月由父親從香港寄來的。因為匯款的日子沒有到，母親手頭的錢不夠供三姐去讀書。寫信給父親去要吧，一封信上海香港來回至少要半個月，時間上是無論如何來不及的。三姐第一年高考沒錄取，現在眼見有書讀了，卻湊不夠錢去報到，自然十分著急。母親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什麽地方可以借到錢，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就去向自己的親哥哥開口。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她當時的想法：她說她知道舅舅家生活一直很苦。但近兩年來子女陸續大了，除了最小的一個女兒還在讀書，其餘五個都已在工作，雖然工資都不高，但經濟狀況與前比已有改善，就算不是還以前的借款，讓他湊個十幾二十元幫外甥女去讀書，應該也是可以的。現在是臨時急用錢，隻要目前難關解決了，等父親寄錢來後還他也可以，而且以後也不會再去向舅舅開口。但是萬萬沒有料到，舅舅聽了我母親說明來意後，以為母親是去討債的，非但不肯湊錢應急，反而暴跳如雷，拍台拍凳地破口大罵。母親是個脾氣剛硬的人，見舅舅這樣不講理，心頭火起也不肯相讓，結果兩人大吵一場，母親哭著回家。錢自然也是一分都沒拿到。
母親回家後氣憤不過，認為舅舅不該不念親情、舊情，恩將仇報，恨恨地說了一句：“救人救隻落水狗，翻過頭來咬一口”，她要我寫信給舅舅在無錫工作的大女兒，要她評評理。母親為什麽要寫信給大侄女呢？因為這個大侄女小時候差不多是我母親帶大的。母親對她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現在覺得受了委屈，就要找這個侄女去訴說訴說。而我家自父親去了香港後，家中書信來往一般都是我寫的。那時我邊聽母親說邊寫。當時我聽到母親說“救人救隻落水狗”這句話時也感到說得太重了，有點不妥，但拿不定主意，就問母親是否這句話也要寫上去。母親正在氣頭上，斷然說：“寫上去。” 當時我雖然已是十六、七歲的人了，卻還是不太懂事，不知權變，竟然真的把這句話寫進了信裏，寄給了我的這個大表姐。這就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俗語說：“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言。”母親在氣頭上的話怎好當真？所以這是我的罪過。無論如何，舅舅是我長輩，我不該將這種大不敬的言語寫進信裏。後來聽說我大表姐接信後哭了一場。我估計很可能就是這句話大大地傷了我表姐的自尊，傷了舅舅家人的心，令他們顏麵無光，從此懷恨在心。結果到文革就釀成了告密抄家這場大禍。
以上，就是我家與舅舅關係從好到壞的全過程。至於三姐去讀書的錢後來是怎樣解決的，我現在已記不清楚，好象是母親先把家用的錢拿出部分交三姐去用，那位介紹我三姐去上海寄宿的朋友也借了幾塊錢給我們，這樣兩下裏湊湊終於讓三姐如期去上海報到上學。
且說自我家被抄家並且知道是由於舅舅家人去告密後才抄的家，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作為至親的舅舅家，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對待我們？同時我也仔細地檢討了我們一方應負的責任。最後歸結起來，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無非是以下兩個：一個是社會方麵的原因，一個是屬於個人方麵的原因。下麵先說社會方麵的原因。
社會方麵的原因，主要當然是因為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紅衛兵運動和抄家運動。但這隻是表麵的原因，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共長期宣傳的階級鬥爭觀念，資產階級被妖魔化了。而我舅舅家人主動告密慫恿紅衛兵來抄我家，顯然也是因為受中共階級鬥爭觀念的蠱惑。此外，顯然也與中共的階級鬥爭觀念已經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有關。從文革前幾年起，中共就一直在宣揚“親不親，階級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要求人們“劃清階級界限”，“大義滅親”。至於傳統的道德觀、倫理觀，如古人說的“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以及“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些話，早已被看作“封建主義糟粕”被批判、拋棄。流行的觀點就如舞台劇《白毛女》宣揚的那樣，不是窮人欠富人債，而是富人剝削窮人，富人欠了窮人幾千年的債。地主黃世仁向佃戶楊白勞討債，就是向勞動人民反攻倒算。根據這樣的邏輯，不要說窮人借了富人的錢可以不還，就是沒收富人的全部財產瓜分也是天經地義的。在這樣的社會氛圍熏陶下，很多人無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是因為其他原因，漸漸變得六親不認，以階級劃線，以“大義滅親”為榮了。我以為這些都是誘使我舅舅家人去告密的社會方麵的原因。
至於個人方麵的原因，我以為這跟當事人的性格、還有普遍的人性等都有關係。先說當事人的性格。憑心而論，我這個舅舅讀書不多，平日不苟言笑，既不善言辭也不善交際，是一個十足十的老實人；但是脾氣暴躁，且往往是沒來由的脾氣。我小時候聽母親說，我大表哥還在一、二歲的時候，一次舅舅在幹活，大表哥搖搖晃晃從一端走來經過他麵前，不知怎麽就惹他來氣了，放下手中工具，一把抓住我大表哥的雙臂提起來就往外扔，扔出一丈開外，扔過一個小天井“噗”地一聲掉在地下，周圍看到的人都吃了一驚。幸而落地的地方是泥地，沒有被摔死，要是差一二步落在石頭台階上，那就要出大事。舅舅這樣的性格，可想而知遇事難免會因衝動而分不清是非，隻顧順著自己的心情走。而我的母親呢？小時候隻讀過一年書，基本不識字，普通的家庭婦女，其見識當然也隻是一般的小市民見識，說不上“深明大義”，也不會“婉轉陳詞”這一套，但基本的為人道理是懂的。她性格剛強，吃軟不吃硬。這樣兩個人湊在一起，一言不合，結果原本可以好好商量溝通的事情弄到以大吵收場。這就不能不說是兩人的性格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性格，我認為也與普遍的人性有關。有時候我想，在大饑荒歲月，為什麽母親不多給一點父親寄來的食物給舅舅家？這樣或許就不會引起他們的不滿了。而沒有不滿，則後來母親去商量籌措給三姐去上海讀書的錢，或許也不會一提這話就惹怒舅舅，後來或許也就沒有去惡意告密這一件事了。但是，我想了一下，現實中很難做到。我們都是凡夫俗子，不是聖賢。在那場延續數年的大饑荒中，食物就是生命。人人餓的半死不活，很多人得了浮腫病，也有不少人餓死，人人想的是如何多吃到一點食物。當時全國好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肅、山東等地還發生過人吃人的慘劇。當時母親寧願自己餓的得浮腫病。也先要顧住自己的孩子，盡量先讓自己孩子吃得飽些。這些我們都是看在眼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饑荒情形稍有緩和，但食品仍然十分匱乏，肚子還是吃不飽。那時我父親可以從香港寄食物來了，但限於經濟能力，寄來的食物有限。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我母親像照顧自己子女一樣照顧舅舅家，那也是強人所難了。所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天注定”的，非人力可以挽回。然而，追根溯源，造成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中共各級官員；還有，當初“五反”時逼得舅舅家傾家蕩產的也是毛澤東，也是中共。（毛澤東發動“五反”的目的是為了給“抗美援朝”戰爭籌措戰費。關於這一點我另有文章專門論述。）可是，舅舅家人不恨毛澤東，不恨中共，卻恨我們，則我們也無話可說了。我隻能說中共的騙術高明。後來我知道了“斯德哥爾摩症”這個名詞，就想他們得的可能也是這種病症吧？當年，好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他們處處受壓，前途暗淡，卻不敢恨中共製度的不公，於是反過來恨自己的父母，為什麽不做工人、貧下中農而去做地主、富農、資本家？為什麽不去參加共產黨而是參加了國民黨？為什麽不安分守己做個小老百姓，而要去響應黨的號召幫黨“整風”，結果當了“右派”。為了表示自己願意追隨中共革命，他們與父母劃清界限，甚至“大義滅親”。我想他們這種想法與我舅舅家人的想法，其實都是一個病症。
2024年4月17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六）
（三）
自被抄家，各種苦難開始絡繹不斷地降臨到我們頭上。
首先是房子。我家自被鎮上商業紅衛兵抄家後，房子被封掉。隻留門口十一、二個平方左右的一小間房讓我家人居住。不算在外工作或讀書的三姐、四姐和我，單我母親和三個妹妹，就有四個人，吃喝拉撒都在裏麵，有好幾個月。沒有床，寒冬臘月也隻好打地鋪睡。後來終於解封了，卻同時宣布房子已被沒收。鎮房管所的人來說：有兩條路供你們選擇：一，你們可以繼續住在這裏，但每月要交八元房租（是八元還是十元我已記不清）；二，如你們嫌貴，也可以自己去找房子住。可自己找房子，去哪裏找？再說，母親也希望著有朝一日這房子能還給我們，如果今天搬出去，那就是“掃地出門”，今後要回來希望就更渺茫了。無奈之下，母親咬著牙答應付每月八元的房租，繼續住在老家。當時的八元人民幣，可不是一個小數。在我們小鎮上，一般職工工資三十多、四十元左右。我們對門的張阿姨做清潔工，天天早起倒馬桶，一個月工資隻有八元。我那時當臨時工，每月工資也隻有二十八元。那時我父親每二個月從銀行寄一次錢回來給母親作家用，每次三百元港幣。當時匯率是一百元港幣兌人民幣四十二元七角，平均每月人民幣六十多元。這六十多元除了供母親和三個妹妹的生活費和讀書費用，還包括還在讀書的三姐的部分生活費用。這樣算下來，平均一個人的生活費也就是十三、四元。所以每月交八元多房租，對我母親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自被抄家，我們全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最苦的是母親。文革前，母親做過街道小組長。這個微不足道的職務當然不足以證明母親就是政府信任的人了，但至少可證明當時政府沒有將她當敵人看待，否則是不可能讓她當街道小組長的。但抄家後，母親就開始被街道列入地、富、反、壞、右等“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行列，一度被罰每天掃街。因此，抄家成了我家屬於“人民”還是人民“敵人”的一個分水嶺。街道每次開大批判會，不論是批劉少奇還是批林彪，她都要被“上批下聯”批一下，常常被人指著鼻子斥罵。一次我問母親：街道開會批判你，批判些什麽呢？母親說：“也批不出什麽來。我是做手業人家出身，又沒有做過什麽壞事，能有什麽可批的！”“那他們怎麽批呀？”母親有些苦澀也有些輕蔑地說：“他們要我站起來，不準坐，指著我叫：‘你是資產階級，剝削分子’，‘你們有海外關係’，‘你男人在香港’。我有時忍不住就頂幾句：‘我男人是在香港，但那是政府批準去的，不是自己跑出去的。’主持會議的人見我頂他們，但也無法駁我，隻好罵我態度囂張，要我老實點。”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是寧折不彎的人。
文革中，學校從一九六六年六月開始即不上課，高中、大學不招新生，小學生到了應該畢業那一年自動升級成為初中生。到一九六八年底，全國已經積累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屆至少上千萬的、城鎮居民戶口的初、高中畢業（？）生，他們升學無望，就職無門，遊蕩在社會上成為中共擔心的“不安定分子”。在社會秩序正常時，工礦企業和城市商業至少可吸收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但那時因為文革加上武鬥，生產不正常，根本就無力吸收新人。那時毛澤東正急於結束文革，解決這批學生的出路成為當務之急。於是這位“偉大領袖”心生一計，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發動了一場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至於農村戶口的畢業生，那裏來，那裏去，無條件地回自己的生產隊當農民。）無特殊原因基本上城裏一個不留，當時叫做“一片紅”。 而“上山下鄉”又分兩條去路：一條去農場，當農場工人；一條去農村“插隊落戶”，即落戶農村生產隊，與普通農民一樣靠掙工分養活自己。那時全國絕大多數農村都不缺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是與當地農民爭食。所以這個政策實際是將應由國家負擔的“包袱”甩給了農民。當時，我兩個妹妹一個是六六屆初中，一個是六八屆初中，在這種形勢下當然也隻能隨大流去“上山下鄉”。但由於她們的家庭出身，即使“上山下鄉”也要受到比一般人更差的待遇。
那時農場都是國家辦的，去農場也算是當了國家職工，有最低工資保障；而插隊落戶靠勞動掙工分吃飯，什麽保障也沒有。因此，“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很多人認為與其去農村“插隊落戶”，還不如去農場好，都爭著要去農場。我兩個妹妹當然也想去農場。但是被學校管分配的老師斷然拒絕。一個老師輕蔑地對她們說，你們沒有資格去農場，隻能去“插隊”。什麽原因呢，後來聽人說才明白，原來農場大多設在邊疆地區。當時上海地區學生去的農場主要有雲南、黑龍江、內蒙三個地方的軍墾農場。中共怕有人叛國投敵，因此對去邊疆農場的人要進行政治審查，其中內部有特別的一條規定是有海外關係的學生不準去。既然邊疆農場不準去，那就本地插隊吧。當時學校說：本地插隊的有本公社和鄰近的小蒸、蒸澱兩個公社，共三個地方可選擇。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別原因，都選本公社的。因為離家近，照顧家庭方便。我兩個妹妹當然也選本公社。但學校公布的分配方案是我兩個妹妹都去小蒸公社。她們很失望，商量後向學校提出，說母親身體不好，否能一個去小蒸，一個留在本公社插隊，這樣離家近一點方便照顧。結果也被學校拒絕。開始她們想不通，既然是有三個公社可供選擇，怎麽她們就沒有選擇權而必須服從分配？同樣是“插隊”，隻不過要求一個插在本公社照顧母親方便一點，怎麽連這一點也不能通融？她們不服氣，想再去向學校反映。結果有人提醒她們，說這是有人專門在刁難你們，難道你們還看不明白？雖然要求留本公社的人比較多，可能名額上分配不過來，但你們兩姐妹有一個去小蒸也交代得過了，為什麽兩個都要去小蒸？還不是因為你們好欺負。所以你們再去說也沒有用。話說回來，即使你們有一個留在本公社了，若他們專門挑一個最遠、交通最不方便的、分配水平最差的生產隊讓你們去，豈不是以後日子更難過？小蒸雖遠一點，但不屬他們管，說不定你們處境反而會更好一點。這才解了她們的心結。
兩年後，我最小的妹妹七〇屆初中畢業也開始麵臨上山下鄉問題，但這時的去向“行情”已起了變化。邊疆農場都不肯去了。原因是邊疆農場地處荒僻，物資稀缺，生活艱苦，農場低微的工資常常還養活不了自己，需要家中不時接濟；而且交通不便，回家探親路遠迢迢，路費就不是一筆小數。算起來家有一個子女在邊疆農場，整個家庭在財力上就會感到吃緊，若有兩三個子女在邊疆，那簡直要傾家蕩產。所以後來很多家長寧願選擇子女當地插隊。而當當地插隊成了“香餑餑”後，眼看著我最小的妹妹也是當地插隊，學校管分配的一些人心裏又不平衡了。或許他們想：你們這種剝削階級家庭，怎麽在這一點反倒被你們占了便宜？於是他們不知用了什麽手法，硬把我小妹妹分到了去內蒙農場的名單中。我小妹妹不肯去內蒙，以有風濕病不宜去內蒙這種苦寒地區為由推搪，還給他們看了醫生證明。但他們根本不予理睬，強橫地說不去也得去。他們自己說服不了我妹妹，就要駐校軍宣隊上門來逼。一天，一個軍宣隊員找上門來，責問為什麽不服從分配不肯去內蒙？我母親突然想起兩年前兩個女兒想去邊疆農場不準去的往事，就想試一試是否現在政策變了，就主動對那位軍宣隊代表說：“我女兒她父親在香港，而且身體不好……。”那個軍宣隊代表一聽香港兩字，立刻追問：“她父親在香港？”母親回答說：“是的”。那個軍代表聽到我母親肯定的回答後，立刻拉下臉來，氣呼呼地一言不發就轉身走了。大概他也明白上了學校的當了。從此學校再也不說要我妹妹去內蒙的話了。最後，我小妹妹也被分配去了小蒸公社。
這件事後來母親告訴了我，我突然悟到任何事物真的有兩麵性。“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古人誠不我欺。 “海外關係”在當時幾乎就是“特務關係”、“裏通外國”的代名詞，人人望而生畏，但在某種情況下，它又是一種對我們可以起到保護作用的鎧甲，是一種可以用來以“毒”攻毒的武器。我還悟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想改變家庭成分或改變中共的階級路線都是不可能的，但從這件事，再聯想到文革前中共的某些政策，如大饑荒時期街道街長陪著笑臉上門要求我們海外親人多匯外匯回來支援國家建設，以及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縣委統戰部每年要召開一次僑眷聯誼會活動等動作，說明中共對“海外關係”，除了利用，還是有一些忌諱的。由此看來，有“海外關係”的人家比起其他地、富、反、壞、右、資等全部被中共控製了的人家，其實還是多了一條活路，多了一個希望。如下圍棋一樣，我們這種人家若斷了海外關係，被對方團團圍住沒了通“氣”口，那就真正的成了一盤死棋，可以任由人魚肉。因此，當社會上幾乎人人畏懼與“海外關係”沾邊時，我卻希望保持這種關係。
那時候，不管有理無理，幾乎什麽人都可肆無忌憚地來欺負我們一通。有一次星期天，那時已經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了，我正好回家休息，有一個女人氣勢洶洶地罵上門來。什麽原因呢？說來可笑。我最小的妹妹——那時學校停課幾年，她小學也沒有畢業卻已算是初中生了——她有個女同學，因為天熱就在街邊的市河裏遊泳。我妹妹和其他幾個女同學正巧經過，就站在岸邊看，取笑了她幾句，說她不會遊，像狗爬；又說她一個女孩子也學男孩子在市河裏遊泳，不知羞。這女同學回去向她母親哭訴。一起看遊泳的女孩有幾個，這個女人不找別人，就單找上我家，滿口汙言穢語罵人。我向我妹妹問明原因後，覺得妹妹笑這個女同學在市河裏遊泳不知羞，確實不對，也是腦筋守舊；但這個女人為這一點小事就上門來鬧，也太過分。我猜她來鬧，大約是以為我們家被抄過，已是低他們一等的“賤民”了，所以別人取笑她女兒可以，我們就不行，於是就罵上門來。我叫妹妹不要怕，然後對這個女人說：“這又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小姑娘在河裏遊泳又不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在青浦的遊泳池裏，男的女的還都在一起遊泳。旁邊也有好多人看，遊得不好也會有人笑他，但沒有人說連看也不準看，笑也不準笑的。不信，你也可去青浦看看。所以你這是少見多怪了。為這一點小事，你根本就用不著這麽來鬧的！”我這麽一說，她就答不上話來，嘴裏雖還在哆囔，卻已經訕訕地往回走了。不料剛走出了我家門幾步，這個女人突然又回身指著我罵：“你父親在香港！”她終於忍不住露出了敢來吵鬧的“底牌”。我也不肯示弱，立即高聲地回答她：“我父親是在香港，那又怎麽樣呢？”因為她根本沒有道理，我的氣勢又壓倒了她，她氣怔怔地看了我一會，就灰溜溜地走了。
2024年4月23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七）
以上這些被人欺負的事，果然令人氣憤，但一般還不會有嚴重的政治後果。可有些情形卻就難說了，是分分鍾會陷你於風險莫測的政治陷阱的。如那時候我舅舅對我外婆很不好，一次還竟然用手敲我外婆的頭，罵她可以去死了。我母親知道後氣憤不過去與他理論，有一個鎮政府的幹部知道了就說這是“階級報複”。要知道，在當年“階級報複”是一個令人恐怖的罪名。很多人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偶有小故，如工作出現差錯、與人糾紛等，就被人扣一隻“階級報複”的帽子，整得死去活來。前不久我縣朱家角鎮有一個婦女就因“階級報複”罪被槍斃。她是怎樣的“階級報複”呢？據我單位一位家住朱家角的同事說，這個被槍斃的婦女原來是個“小業主”，夫妻倆開過一家小店，因為脾氣比較強，嘴巴也不肯饒人，就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很多地方將“小業主”也作資本家看待，她所在街道就趁機拿她當資本家批鬥。她不服氣。街道幹部見鬥不服她，就以“反動氣焰囂張”為由將她隔離起來審查。（街道居民委員會並非司法機構，也非地方一級政府，但在文革這樣無法無天的混亂年月，連這樣的組織也可以將人關起來“隔離審查”。可見當時社會無法無天、混亂情況一斑。）看管她的是兩個待業在家的女青年。這兩個小女子不知是因為要得到街道幹部的好評，以便將來優先獲得安排工作的機會而表現積極，還是因為年輕浮躁，反正是“拿了雞毛當令箭”，對這個被看管的女小業主十分苛刻。一天，其中一個女青年一邊逼她寫檢查，一邊又不停地訓斥她。也許是那個女小業主嫌她欺人太甚，一時怒火中燒，忍無可忍，失去理智，就用寫檢查的圓珠筆去刺那個女青年的臉，結果不巧刺在那個女青年的眼眶裏。這隻眼大概是報廢了。這就闖下了大禍。這個女小業主立即被逮捕。其時又適逢“一打三反”運動的風口浪尖，結果她以“階級報複”罪被判處死刑。“國慶”前數日，縣城專門召開了萬人公判大會槍斃了這個女小業主。而類似的事情我也碰到過一次。雖沒有上麵說的那件事那樣凶險，但構陷者居心也是夠陰險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就在那次公判大會後不久，我們單位組織人下鄉“促生產”。我和一位黃某和一位葉某三人一組，被分派去朱家角公社。當時單位革委會成立不久，兩派的“派性”還很嚴重，單位領導為減少矛盾，總是將同一派的人分在一起工作。但實際上同一派的人相互之間也會有矛盾。我們這三人之間有些什麽矛盾呢？這要從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說起。一九六九年春，我們單位在工宣隊、軍宣隊操縱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原黨支部書記兼站長張宜被結合進革委會擔任臨時召集人，而原來的兩派群眾組織則各推二個人為委員。我們這一派有兩個造反隊，兩個造反隊頭頭本來是最佳人選。但由於在成立革委會前，其中一個頭頭王某被調去縣城新成立的鎮衛生所當負責人，這樣除了另一個頭頭許某，就需要再推選一人進革委會。結果引起造反派內部幾個人的明爭暗鬥。其中就有這次與我同行的黃某和葉某。這個葉某，年紀比我大兩三歲，出身好，造反精神足，是我們單位內最早起來造反的人之一，做過造反隊的小頭頭，本來也是進革委會的合適人選。但問題在於他平時為人做事總是嘻皮笑臉不著調，給人的感覺不穩重，做事刁鑽，因而就沒有人提他的名。他就常常在我們麵前發牢騷，說什麽“我是看破紅塵無所求”等等。但越這樣就越沒有人推薦他。我當然知道他想進革委會，但大家都不推薦他，我也不便表態。再說，我早就知道中共對有關政權的事十分敏感，而我家庭成分不好還有海外關係，平時我就對這種事常采主動回避態度，此時也不想捲入太深。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早已提出“整黨”和重建各級黨組織的事。從將來的趨勢看，等單位黨支部建立起來以後，一切權力都會歸黨支部。造反派除非入了黨，否則進了革委會也沒有用。可單位內的黨員都是對立派的，造反派想入黨要這些黨員舉手同意，這是難乎其難的事。所以從根本上我就對建立革委會的事不熱心，對葉某進不進革委會的事自然也不願去多管。或許是因為這樣，葉某就對我有些不滿。
至於那個黃某，是解放初成立單位時的老員工，學徒出身。文革初期被人貼過大字報，說他有反動言論，一時也淪為“牛鬼蛇神”。造反初期他不動聲色，等造反成了潮流後他就也參加了進來。“一月革命”時他在造反隊內表現比較積極，但做事比較極端，一些明顯有違常人道德或禮貌的事，別人不會做他就會做；平時流露的思想意識又很小市民，一度是對立派口中的“混進造反派的壞人”。這時他也想進革委會，當然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於是他就拚命拍許某的馬屁，天天伴在許某身邊，見了許某低頭哈腰表示絕對服從。許某吩咐什麽事，他就學電影《清宮秘史》中的太監“小李子”，用 “喳”的一聲做回答，又或者突然立正敬禮，學軍人喊一聲“是”，種種醜態難以一一描述。一時人們看他如同看小醜一樣。我見不慣這種令人作嘔的事，更因為年輕腦子簡單，受一種理想主義的支配，覺得進革委會的人選，應該各方麵都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至少作風要正派吧，似這樣的人怎能進革委會！我這種看法，有時在幾個談得來的人中也表露過，或許被黃某知曉，就此對我懷恨在心，而我卻不知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個黃某後來竟然成功地成了單位革委會委員。
按當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精神，進革委會的人是先要經群眾醞釀推選，再經上級批準的。實際並非如此。黃某成為革委會委員，在我們造反派群眾中事先沒有經過討論，也無人推薦他。甚至他成了委員後，開始知道的人也極少。他是怎樣成為革委會委員的呢？後來我們才知道是他走了駐我們縣“工宣隊”某個主要負責人情婦的門路，由情婦吹了“枕邊風”吹進去的。當時對籌組革委會權力很大的是“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們縣的“工宣隊”都是由上海市區各工廠派出的，大多是“工總司”成員。這一位“工宣隊”負責人從市區來青浦，不知怎樣的就和縣城的鎮衛生院的一個女醫生發生了婚外戀。而這種事又如俗話說的那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黃某知道了這個秘密以後，他就去走這個女醫生的門路。也不知他是怎樣去說動這個女醫生的，結果是黃某如願以償，進了革委會。然而僅僅幾個月後，那位工宣隊負責人由於奸情敗露就被撤銷職務調回上海原廠勞動思過。那個女醫生也無顏再在本地工作，因為丈夫在廣州部隊工作，經組織安排也調了去廣州。按常人推想，這個黃某既是通過不正當手段進革委會的，事情敗露後雖沒有撤他的職，至少也應該有點自知之明，做人要低調點。然而他卻仍然自我感覺良好。這次一起去朱家角工作，他對葉某還算客氣，對我就處處以領導自居，並開始尋找機會對我進行報複。
我們到朱家角後，住宿在公社血防組的辦公室，地點在放生橋北麵東井街現在稱為“阿婆茶樓”的那座樓上。當時這座樓是空的。樓下一大間，是街道開會的場所。樓上南北隔了好幾個房間，被公社血防組占用了。公社血防組將我們三人安排在樓上向南臨河的一間房間內。這裏風景不俗，推窗外望，下麵是寬闊的漕江，河上往來船隻川流不息。左邊不遠處就是上海地區跨度最大的五孔石橋“放生橋”。河對岸，是朱家角鎮商業最集中的北大街，也叫“一線街”，街道狹得站在樓上窗前，好像兩邊的人可以手拉手一樣。烏沉沉的瓦屋、白色的粉牆，挨肩疊背，鱗次節比。據說那都還是明清時期的老建築，古味盎然。十月天氣，江上陣風吹來，涼爽宜人。白天，公社血防組組長老蔣上午陪我們去幾個大隊轉轉，下午就回鄉下自己的家去了。文革中很多機構工作不正常，老蔣能上午陪我們下鄉走走已經很不錯了，我們也不能強求。像其他幾個組員連人麵也不見，老蔣也不解釋這幾個組員為什麽不來。因為無人陪同，我們隻能在鎮上各條街胡亂走走，消磨時光，等在公社食堂吃過晚飯在街上再轉一會，然後回到這樓上睡覺。我們三人在文革中都是同一派的，按理我們呆在一起是有很多話可說的。但也許是成立革委會時各人心思不同，此時關係也變得淡薄了。說話不投機，常常是各自早早睡覺。我因為有看書的習慣，晚上總要看一會書再睡，所以要比他們兩人睡得晚些。
一天，可能是十月十日吧，反正那天是星期五，已是晚上九點多鍾，我剛看完書睡下不久，卻突然聽到樓下突然人聲鼎沸，來了好多人。由於樓上樓下隻隔了一層木地板，傳來的聲浪很大。開始嗡嗡營營、雜亂無章的聲音吵成一團，聽不清楚，隻聽到其中有大聲斥罵人的，有拍桌子罵人的，也有幫腔的，還有一個細聲哭泣的女人聲音，和聲音略高帶著哭聲申辯的另一個女子聲音。是發生了什麽家庭糾紛來這裏調解的？開始聽不明白。我看看葉某、黃某，他們睡著一動不動，不知是否已入睡。此時我反正被吵得睡不著，就躺在床上靜心細聽起來。這一聽，漸漸聽出了名堂。 原來，下麵鬧的與我前麵說那個被槍斃的女小業主同時判刑的一個案子有關。那時，在一九六九、七〇、七一這幾年，“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運動一個接一個。中共在“五一”、“十一”“元旦”等大節日前都要召開公判大會，大殺、嚴判一批所謂的“反革命分子”。這次“十一”前上海召開全市公判大會，一次就判了好幾十個“反革命”案，殺了一批人。其中除了那個被押到青浦來槍斃的女小業主是朱家角人，在這次公判中還判了朱家角中學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案，涉案的有幾個老師，都被判了徒刑。而樓下的這一幕，主要是街道幹部們要驅趕涉案的其中一個老師老婆的妹妹，不準她在朱家角停留安慰她的姐姐，是屬於這次公判大會的後續風波。
那晚我聽聲音辨析：那個大聲斥罵人，聲聲“我們街道”的，估計是街道女街長之類的人。而這個拍桌子的男人，開口閉口“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應該是當地派出所的公安幹警。還有一群附和著訓斥的人，估計是街道裏的“積極分子”。那兩個哭泣的女子，細聲哭泣的女子應是丈夫被判刑的，她本人也是朱家角中學的老師。而另一個帶哭音申辯的女子則是那個女教師的妹妹。從她們的語言中得知，那個女教師的妹妹在安徽插隊，這次來朱家角探親，碰上姐夫被判刑，就想留下來多住幾天安慰安慰姐姐。但被當地街道幹部和派出所不容，要趕這個妹妹回安徽去。我猜其用意是要徹底孤立這個“反革命分子”的老婆。這在當時也是常有的事。這次，街道和派出所夜間將她們姐妹倆弄來，就是為逼迫妹妹離開朱家角而進行的暴力威脅。那個妹妹說：“我來探親探望我姐姐，我不是“四類分子”，難道我連探親的權利也沒有了？”那個女街長則高聲咆哮：“不準就是不準！我們街道不歡迎你來朱家角。你明天就必須離開這裏！” 女街長接著高聲叫道：“大家說，我們歡迎不歡迎她來朱家角？”。其他人就轟然答應：“不歡迎，滾回去！”那個男公安則拍著桌子威脅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在安徽什麽地方插隊。我們都知道。你不聽勸告，不肯離開這裏，就是同情你姐姐，對人民政府判你姐夫刑有抵觸情緒。你同情反革命分子，這是什麽性質問題，你自己考慮！我警告你，明天天一亮，你必須立即離開這裏回安徽去。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絕不會輕饒你！”
這時，我發現葉某、黃某其實都沒有睡著，也在聽。但我們三人誰都不出聲。可能樓下的人也沒有察覺樓上還有人在旁聽。我一邊繼續屏息靜聽一邊默想：按法，即使那個反革命丈夫有罪，但他的老婆是無罪的呀，老婆的妹妹就更加無罪了，這些人怎可以這樣對待她們？丈夫被逮捕判刑，妻子必然精神受打擊，妹妹來住幾天安慰安慰姐姐，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要這麽趕盡殺絕呢！而且，即使姐夫是反革命，但姐姐不是呀；妹妹同情的是姐姐不是姐夫，怎麽到了這位公安幹警口中，說“你同情反革命分子”，好像這位姐姐也成了反革命。很明顯，這個街道幹部和公安幹警這種株連無辜的做法是違法的。但是，文革中這樣違法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無地方可以申訴。我同情那對姐妹，但我也不敢為她們主持正義，幫她們說話。因為樓下這批人根本不是可以對之說理的人，共產黨也不是可以對之說理的黨。在那種社會中，尤其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時候，即使一個人出身好，政治上無辮子可抓，也是不敢貿然去幹涉這些人的行動的，不然很容易就會被人扣上一頂“同情階級敵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何仿我是這樣的家庭出身！說難聽一點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有資格去主持正義！我有點恨自己軟弱，恨自己“明哲保身”，但我既然沒有這個勇氣去和“無產階級專政”抗爭，也就隻能選擇沉默。那一夜，樓下一直鬧到很晚才收場。我則心潮起伏，幾乎一夜沒有睡著。我不知道黃某和葉某聽了樓下的那一場“暴力戲”以後會有怎樣的想法。但我萬萬料不到黃某竟因此而受到“啟發”，對我起了壞念頭。
第二天星期六。因為交通不便，按照當時單位內不成文的慣例，家不在青浦縣城的人，可以在星期六中午後即啟程回家，到星期一中午前回單位報到。這天上午老蔣沒有來，我們三人自己出去轉了轉回到住宿地方，還不到吃中飯時間。黃某突然板著臉對我宣布：“下午你可以離開這裏回家，但不準回青浦。星期一在中午十二點以前回到這裏報到。也不準經青浦再到這裏。”我問他，“為什麽不準回青浦？”他凶橫地說：“不準就是不準，沒有那麽多為什麽！” 這種態度，是中共政工人員對待被管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文革初期“牛鬼蛇神”的態度。我突然明白，他是在學昨天晚上樓下那一幕。我向葉某望望，希望他出來說句公道話，畢竟他也曾是我們造反隊的頭頭之一，都是同一個造反隊的“戰友”。可是葉某斜倚在床上， 一言不發，靜看黃某這樣欺負我。葉某這樣的態度頗出乎我所料，但再想一下就知道了原委。他是在為當初成立革委會我沒有推薦他而在還我顏色。我實在估不到就為了這一點事他竟然就記恨在心。當初造反派中沒有人推薦他，他不找自身原因，卻遷怒於我，如此胸襟，可見當初大家都不推薦他確是有道理的。麵對這樣的形勢，我看得很清楚：黃某這樣做，無非是以他的“革委會委員”的身份在欺壓我，是在報複我當初不讚成他進革委會的“一箭之仇”。而他之所以敢這樣對待我，無非是抓住了我的資產階級家庭成分、有“海外關係”、還有被抄過家這些“軟肋”。在黃某剛對我“發威”時，我還存過一絲希望，希望葉某能站出來主持最起碼的一點公道，幫我說幾句話。待見到他如此寡情薄義的真麵目後，我知道這個局麵隻有靠我自己去應付了。
怎麽辦？我站在窗前，麵對漕江想了又想，直覺如果這一次屈服了，被黃某的陰謀得逞，以後他就會時時處處欺壓我，我以後在單位內永遠也抬不起頭。因此我必須要粉碎他這個陰謀才行。我必須反擊，除此之外別無出路。但怎樣反擊？弄得不好，說不定會被他反扣一頂“反對革命委員會”之類的帽子。而革委會是反對不得的，尤其以我這樣的家庭成分，若被坐實了“反對革委會”的罪名，就很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是黃某的用心險惡之處。昨天晚上那對姐妹不敢反抗，就是因為她們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家屬”，腰杆子硬不起來。黃某估計我的腰杆也硬不起來，不會反抗。但是他有幾點估計錯了：第一，他低估了我反抗的決心。第二，樓下那對姐妹的丈夫、姐夫是才剛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她們反抗，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這是在反抗“無產階級專政”。而我的問題是家庭出身，社會上像我一樣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有一大把。即使被抄過家，也已是二、三年前的事情了，人們一般不會將我反擊黃某的行動看成是“階級報複”。第三，血防站是縣級事業單位，因為血防衛生工作常常需要發動群眾，所以我們的工作性質既像技術幹部，又像行政幹部，一般員工大多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這與街道是不同的。明顯違反政策的事，不會有很多人支持。我估計葉某雖沒有站出來為我說話，但也不會認同黃某的做法。至於單位革委會負責人張宜是老幹部，他過去的表現使我相信他不會像街道幹部那樣沒有政策水平。第四，黃某這個人在單位內人緣不怎麽好。對立派過去一直稱他是“壞人”。這次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鑽進革委會，不僅對立派的人不齒，同一派的人也不齒，全縣衛生係統知道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要說威望，連起碼的人望也沒有。他這樣對待我，估計也不得人心，不會有多少人支持。他若以“反對革委會”的罪名來整我，成功的機會也不大，畢竟他個人不能代表革委會，他在血防站也不是可以一手遮天的人。而且，文革初期就批判過“反對某個黨領導就是反黨”的謬論，大家對這一點還是能分辨清楚的。總之，我不僅需要反擊，估計取得反擊勝利的概率還很大。主意拿定，我決定立即采取行動。我不但要反擊他，並要將他擊敗，使他不敢再以我的家庭出身問題整我。於是我睬也不睬黃某，拿了自己的行李就離開這座樓，去汽車站搭車回青浦。
到了單位內，我先找到張宜。我直截了當地問張宜：“我究竟算不算‘階級敵人’、‘四類分子’，要被管製行動？”張宜看我從來也沒有這樣怒氣衝衝地說話，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就問我怎麽回事。我把黃某在朱家角不準我回青浦的事告訴他。張宜立刻說這是不對的。但他也不敢過多指責黃某，隻說青浦是單位所在地，單位員工出差後回單位是天經地義的。有了張宜這樣的表態，我決心乘勝追擊，到工宣隊去“告狀”。駐衛生係統的工宣隊在原縣衛生科的地方辦公。工宣隊一個姓朱的負責人正坐在辦公室門口，以前開大會我見過幾次。我就先自我介紹，說我是縣血防站的，我是來揭發壞人的。老朱不認識我，但因為聽我說是來揭發壞人的，他也隻好接待我。此時將黃某塞進革委會的那位縣工宣隊負責人的“風流韻事”已經“東窗事發”，被調回上海。現在我去工宣隊“告狀”，所告的人又與這件事有關，所以我直指黃某是混進革委會的“壞人”，是通過不正當關係鑽進革委會的。老朱因為事關工宣隊的醜聞，也奈何我不得，隻答應會去調查。其實，說黃某是“壞人”，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過份，但此時形勢所逼也顧不得這些了。我做了最壞打算，如果工宣隊包庇黃某，我就準備寫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讓大家來評理。
這樣一圈下來，我還趕上下午的輪船回練塘。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悲憤莫名。我為自己的出身悲。不但為自己悲，也為朱家角那對姐妹悲，為世上與我一樣因為家庭出身而處處遭人欺負的人悲。我又感到憤。如果打擊來自對立派，還可理解；而打擊竟然來自自以為同誌、戰友的人！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心的險惡，人情的澆薄。一個人，一旦手中有一點小權，就要用它來謀私利，用它來報複人。這樣的造反派與“走資派”又有什麽兩樣？甚至比一些所謂的“走資派”更壞。還有，人與人之間竟然可以這樣薄情，昨天還是同誌戰友，今天就如同不認識的路人。我感歎這個社會為何到處是不公不平，不正不義！我想起曾經去過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深山老林，真想從此離開這個處處陷阱、人鬼莫辯的世界，即使獨處深山與野獸為伍，也要比與這種蛇蠍心腸的人在一起要安全些。
第二天中午，我剛吃過中飯，黃某突然來我家裏。顯然他是早上乘輪船特地來的。他說他是來向我道歉的，請我原諒他。但他沒說清楚道歉的原因，他究竟做錯了什麽而要向我道歉。所以我沒有接受他的道歉。他見我不理睬他，就灰溜溜地又趕搭來時的輪船回青浦去了。星期一中午我也回到青浦後才知道，因為我這一告狀，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許某覺得不好向自己同一派的人交待，因為黃某進革委會他也是有責任的。他怕事情鬧大，就狠狠地罵了黃某一通，要他立即向我道歉。而黃某在我不理他的“禁令”回青浦後，大概頭腦也清醒了些。當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高潮雖已過去，但還沒有宣布結束。“清隊”有一個主要目標是清除造反派中的“壞頭頭”。黃某在本派中人緣不怎樣好，在對方一派更是他們口中的“壞人”，他可能也在怕一不小心真的成為“混進造反派內的壞人”，被人“端出去”，再加上許某一頓痛罵，這才不得不迅速低下頭來向我道歉。
這次反擊我勝利了。但我明白這樣的勝利是僥幸的。我清楚知道，在當時那個“無產階級專政”聲浪甚囂塵上的社會，像我們這種人對於各色各樣橫逆而來的欺負，很多情況下是無力反抗的。不然，你很可能會“自取滅亡”。但是，我又以為：即使處在不利的環境下，人也還是要有一點骨氣的，不能總是消極地逆來順受。關鍵是要能夠審時度勢，盡量利用各種矛盾，然後在有理有節的情勢下給以適當的回擊。否則，真的會人人都可以騎到你頭上拉屎拉尿。
2024年4月28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八）
（四）
一九七二年秋，我父親在相隔了十四年後再度回來探親。當年，因為政府不準私人經營棉紗、棉布業，父親失業幾年後不得已在五十四歲那年申請去了香港，在一家布廠當一名小職員。當年父親去香港時母親正在生病，由於通行證上期限所迫，不得已忍痛離開。父親放心不下，一年多後在一九五八年秋季就回來探親。此後一直要隔了十多年才再回來，原因是一九五八年後發生了連續幾年的大饑荒，父親要留在香港寄錢寄食物救濟我們；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國家陷入動亂不敢回。這一年年初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父親認為形勢有了好轉，於是就大著膽又回來了。關於父親要回來探親，他事先沒有告訴我們，倒是鎮派出所的人來說我們父親要回來了。估計原因是香港的中旅社向國內作了通報。那時港澳同胞回國都要經中旅社辦有關手續。那時，有一些知名美籍華人在尼克鬆訪華後也紛紛回國探親訪友。中共那個時侯正拚命想要拉攏美國對抗蘇聯，所以對這些人都視如貴賓。據社會上流傳的小道消息，這些人還未來，政府就已對他們的親屬優待有加，不僅發還以前抄家沒收的房子，還幫忙整修一新。個別人因家在鄉下，交通不便，政府還迅速給修了路。這種事，我知道是做給這些有社會影響力的“外賓”看的。我父親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不起眼的普通老人，沒有統戰和宣傳價值，不會有這種特殊待遇，所以我們對此也不抱什麽奢望。我們隻暗中希望，因為父親要回來，鎮政府是否會將沒收的房子還給我們。但事實證明了這是妄想。父親回來後看到了家中被抄後的破敗情景，暗自傷心卻也不敢說什麽。父親一回來，當地派出所就來人通知，要父親把來往香港通行證等證件交給他們保管，說等他走時發還。這情形與五八年那次回來一樣。因為通行證被收掉，弄得我們個個心神不定，擔心到時候不放父親回香港。父親也提心吊膽、坐臥不安，在家中悶悶地呆了六個月。總算派出所沒有食言，在父親準備動身回香港前兩天把證件發還了。至於抄家的事，鎮革委會毫無表示，我們也不敢去問，怕落個“反攻倒算”的罪名。
那時父親已七十多歲，年齡大了，更思鄉心切。一九七四年春，父親在隔了一年後又回來探親。在此之前，我已聽單位內一位家在上海市區的同事說，市區有的街道已開始落實文革抄家政策，如發還房產等，而且範圍較廣，不像七二年那次隻是針對少數特殊對象。但因為他們所在的街道也還沒有“動起來”，所以究竟什麽樣的人可以落實政策，具體的政策“杠杠”還不清楚。我聽了覺得有點希望，也暗自高興。因為從大形勢來判斷，“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為了挽回人心，做了一些順應大眾心理的事情，如臨時工轉正，低工資調整等，所以落實文革抄家政策也在情理之中。本來我想這次父親回來，鎮革會或許會有所表示了，結果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仿佛上級根本沒有這種政策。父親在家住了六個月以後仍然失望而歸。
大約一九七五年的時候，我又聽說中央有文件下達，要求對文革初期被抄錯家的人落實政策，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因“海外關係”被抄了家的，要歸還他們的財產。聽說王洪文在上海市革會內部也有一個講話，說要加快落實政策的速度。那時他已經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沒有見過這些文件，但有人告訴我說中央確實有這個精神，而且上海市區有很多人家已經落實政策了。然而練塘的“鎮革會”依舊無動於衷。母親與我商量，要不要去鎮革會問問。我考慮了一下覺得還是不要問好。因為越是小地方，天高皇帝遠，有時候事情越不好辦。隻要有一個人從中作梗，一件本來很容易解決的事情也會解決不了，或會拖上一年、幾年。再有，“林彪事件” 後中共中央發過一個文件，說凡是在中央公布“林彪事件”之前，因攻擊林彪而被判刑的人一律不準平反。理由是“林彪事件”公布前沒有人能預知林彪會出事，因此當時攻擊林彪就是屬於“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性質的現行反革命。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而這樣的文件竟然出自中央，可見這個黨顛倒是非到了何種程度！在這樣的社會中，中央有沒有真的落實抄家政策的文件，我們普通百姓無法親眼見到；即使真有而如果當權者不承認，我們也沒有辦法證實。如果我們去問了，若被反問一句“你是從何得知的？”到時加你一個“造謠”或“刺探國家機密”的罪名就反而不妙。再說，中央既有這個文件，鎮革會早晚終究要落實這個政策的吧！因此勸母親不如再等等。當時我這樣想固然是膽小怕事，但我對這批共產黨幹部的品性也太了解了，通人情、正直的幹部固然有，但肚量狹小、慣於弄權作威作福的也不少，要是撞上這樣的人，他們節外生枝刁難你，事情反而更難辦。上次母親為舅舅敲外婆頭罵她怎麽還不死，母親去與舅舅理論，被一個鎮革會幹部說這是“階級報複”，可知他們是怎樣慣於以“階級鬥爭”來看人看事的。
這樣又過了一段時期。一次我回家，母親對我說：鎮革會叫人來傳話，說希望我們將抄家被抄去的黃金結算成人民幣後，主動上繳給國家。母親問我怎麽辦？我想：當初你們凶神惡煞一樣來抄家，挖地敲牆扒灶頭，說穿了不就是眼紅這一點黃金嗎？現在說落實政策，我們錢還沒有到手，卻已要我們“主動上繳”，那還叫落實政策？文革搞了那麽多年，特別是林彪“折戟沉沙”後，毛澤東的威望一落千丈，文革的敗象已顯露無遺。中央在各方麵“落實政策”，說穿了就是在體麵地“認錯”，以挽回人心。在這樣的形勢下，這些人還在搞逆勢而行的小動作，豈非太不識時務了！因此我對母親說，寧可他們不給我們落實政策，也不要主動表示上繳；如果上繳了，與不落實政策有什麽兩樣？上繳了，說明他們抄家還是抄對了。否則何需上交？他們自己月月拿國家的工資，是否也上交過一分一釐？上麵有政策要歸還抄家物資，看他們拖到什麽時候。母親也同意。就這樣，我們不表態；而他們竟然也不再提落實政策的事。
就這樣，落實政策的事一直拖到文革結束後才解決。一九七七年春天，我父親生前最後一次從香港回家探親前數天，鎮革會才又來人通知，說根據上級政策，文革初期你們家被抄去的黃金、金飾將發還給你們。但黃金實物一律由銀行收購，共作價八百元人民幣，遲下銀行會來通知你們。至於其他被抄走的衣物、書籍等下落，來人隻字不提。我猜測，鎮革會在我父親即將回家探親前才給我們“落實政策”，並不是巧合，而是鎮革會已經知道了我父親回來的消息，才匆忙作出的決定。 因為落實政策是中央的決定，他們長期不執行已經沒有道理，而若等我父親回家後再落實政策，就顯得更被動了。至於鎮革會做出這個決定，是不是還有上級有關部門的幹預，那我就不知道了。果然，那天上午鎮革會來人“落實政策”，下午銀行就來人通知去取錢。銀行定的黃金價格是每兩人民幣九十九元，以當時匯率合港幣二百三十二元。半年多後我去了香港，見到香港金行掛牌的金價在每兩八百多港元，合人民幣三百四十元左右。算起來，中共的黃金收購價大約隻是國際市場價的三分之一還不到。
二天後，鎮房管所也來人通知，說根據上級精神，從即日起將房子歸還給我們。我母親問房管所的人，這十年來交了近千元的房租，這筆錢是否也應該還給我們呢？那人說要回去研究研究。又過了二天，來了一個人說，他們查了記錄，這十年來他們為維修這房子也花了差不多一千元，與所交房租相等，因此是“兩清了”。確實，這房子在抄家時牆壁、地板都被破壞過，後來整修是也花了一點人力、物力的。但這整修是十分馬虎的，隻是將翹起不平的地板釘釘平，將敲破的牆壁用紙筋石灰修補一下，並沒有像樣的整修。此後十年中，房管所也極少再為“維修”這座房子而花多少人力、物力。文革是中共發動的，房子被破壞是因文革抄家造成的，按道理說，整修費用應由政府負責。即使這筆費用要由我們來付，所有這些開支，以當時的人工、物價估算，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二百元。但房管所“耍賴”，你又能將他們怎樣呢？難道拒絕接受房子？還是打官司？那個年代隻有官告民，而沒有民告官的。於是隻能做一下阿Q，自己安慰自己了。我對母親說：以前交的房租看樣子是要不回來的了。相比有的人家抄家後房子被沒收，現在政府說歸還，但房子已被別人占去，要人家搬走也是一件大費周章的難事，說歸還實際是一句空話。我們的房子沒有別人家住進來，省了好些麻煩。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至此，這一件曆時十年多的抄家悲劇才算告一段落。後來，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報章雜誌上看到，有些人家文革初期被沒收的房子，文革後政府說要歸還，但房子已經被別人占用了，當地政府又沒有具體的措施，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仍然沒有歸還的也還有不少。
2024年5月6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抄家痛史（九）
（五）
自我家被抄家後，最痛苦最內疚的恐怕要數我外祖母了。一個是兒子，一個是女兒，都是至親骨肉而竟發生自相殘殺的事情，做母親的怎能不痛苦！舅舅家人去告密，外祖母事先並不知道；就算知道她也阻止不了。在我們小時候，因為母親一個接一個生孩子，外祖母就常常來幫忙做些家務，帶帶小孩。我最小的妹妹生下來時因為早產，渾身青紫沒有體溫，又正是冬天，以為救不活了，外婆把她捂在胸前，用棉衣緊緊包裹，坐在床上整整捂了三天三夜才把小妹妹救活。一九五六年我父親去香港以後，母親身體不好，有好幾年外祖母一直住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家庭。因此我們姐弟幾個都與外祖母親。“三年大饑荒”期間，外祖母也在我家斷斷續續住了一段時間。直到文革前二年，她說年紀大了，執意要回舅舅家住，我們才讓她回去。後來舅舅家與我們關係破裂後指責我們說：“在她做得動的時候幫你們做；做不動了就推回來。”這真是冤枉之言。我們絕沒有因為外祖母年老了，做不動了就推她回家。我三姐就曾跟我商量過要將外祖母留在我家養老送終。但外祖母執意要回舅舅家。當時外祖母已八十高齡，我認為老人可能有老人的想法，以傳統觀念來說，也許隻有兒子的家才是她自己的家，我們這裏再好也是女兒女婿的家，一般老人都有“葉落歸根”的想法。因為這樣，她執意要回去，我們也就沒有阻攔。當時我們想：雖然舅舅家生活條件不如我家，好在舅舅家就在市河對岸，走二分鍾路，過一座橋而已，我們經常過去看望她，走得勤一點也是一樣的。此後，我母親和在家的三個妹妹，三天兩頭輪流走去看望外祖母，每次去總帶一點她喜歡吃又吃得動的東西去。這是鎮上很多人都看見的。我工作後，後來常有出差機會，有兩次到太倉縣，那裏的特產是肉鬆，我看到商店裏有供應，而我們本地沒有，就每次都會買一包帶回來給外婆吃。所以，這種指責是不符事實的。那個時代中共宣傳的是“親不親，階級分。”但事實上真正的親情是隔不斷的。我家被抄家後，有一段日子我們的確不再去舅舅家了。但過了一段日子，因為思念外祖母，我母親和幾個妹妹又開始往舅舅跑，隻是繞過舅舅他們住的地方，直接去外祖母住的地方。
一次我回家休息和一個妹妹一起去看望外祖母。她與小孫子單獨住在後邊院子中一間原來做廚房的小屋裏。燒飯的灶頭拆掉了，安了兩張單人床。外祖母坐在床上被窩裏，我坐到床邊與她說話。外祖母瞪著兩隻已經幾乎完全失明的眼睛，抓住我的手，撫著我的手背痛苦地對我們說：“當初你舅舅有急難時是你們父親母親救他們的呀！他們不該這樣對你們的呀！”我聽後十分心酸，卻不知說什麽好。隔了一會，外祖母又說：“去告密的不是你舅舅、舅媽，是那個二女兒和大媳婦。唉——”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為當時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都在鎮上的商業係統工作。這個大媳婦也是二女兒介紹給她大哥的。聽人說，這兩個人的作風都很“潑”。而“潑”，正是那個時代所謂“思想先進”的女子的一種典型作風。此後，我又去看過幾次外祖母。一次我帶我的未婚妻去看她，她十分高興，像老樹皮一樣的臉上綻開難得一見的笑容，向著我未婚妻站立的方向問道：“這是永成的新娘娘嗎？”我未婚妻就過去坐到她床邊，拉住她的手，說：“是的”，並依我們的叫法叫她“娘娘”。娘娘欣喜地說：“永成也有新娘娘了！永成也有新娘娘了！”又以略帶歉疚的神情對我未婚妻說：“我現在沒有錢，等以後我有了錢，要送你一個紅包。”我妻子隻見過娘娘一麵，但以後每當我們提起娘娘，她就說娘娘好。一九七八年三月，外祖母去世，享年九十多歲。那時母親剛巧隨父親去了香港探親，不及送終。我們在家的幾個姐弟都去參加了外祖母的喪禮。
與我們家始終保持良好關係的還有我舅舅的小兒子，即使我家被抄家後也一樣。他和他的妹妹當初因為家窮被送給人家，後來是我母親去贖回來的。他曾多次對我說，他始終記著這份情。當時城鎮居民煮飯、燒水都用煤球爐，每天生爐子要用鉋花、木塊等引火物。他在船廠工作，就常常乘工作之便收集了，隔一段日子就買一麻袋給我母親背來，省了我母親不少麻煩。這一背就背了差不多二十年。外祖母在世時，他與外祖母住在一起多年，對外祖母也多有照顧。這是我們始終感謝他的地方。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文革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我也早已去了海外。記不清是我哪一次回家探親，母親對我說：“你舅舅已經過世了。你舅媽來過一次看我，說她已經信了耶穌了，又說以前的事都已過去了，大家都不要計較了。”我問母親：“你是怎麽回答的？”母親遲疑了一會，然後低聲答道：“我沒有說什麽。”我看母親的眼裏似乎有淚水。我想她在想舅舅。畢竟，舅舅是她唯一的親哥。這人的感情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啊！現在，我舅舅、我母親都已作古，願他們的在天之靈安息，願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從新開始曾經有過的親密的兄妹之情吧！
文革抄家，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劇。在這場悲劇中，無論是抄人家的紅衛兵還是被人抄的人，其實都隻是一群受人蒙騙、受人支配、卑微可憐的小人物。他們之間的恩怨的確可以不再計較。但是，文革抄家運動作為一場社會性的罪惡，它的發動者、指使者的罪惡卻不應不被追究，更不應被忘記，而應該永遠被記錄在史冊上，作後人之鑒。
2024年5月12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