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裏的記憶（三）
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進行時，也就是我剛開始讀小學的時候。記憶中我在學校最初學到的歌除了一首《義勇軍進行曲》，一首《中朝人民力量大》，還有一首就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歌》。這首歌現在隔了六十多年我仍記得部分曲調和歌詞，其中開頭部分的歌詞是：“六月的花兒香，六月裏好陽光，六一兒童節，歌兒到處唱”——中間的歌詞忘了，後麵的歌詞又記得——“我們要學好本領，把身體鍛煉強壯，努力努力努力，為了實現——毛澤東偉大理想！”從這歌詞可見中共從小就在培養我們對毛澤東的崇拜，把毛澤東的理想作為我們人生奮鬥的目標。不過，這次為了寫這篇回憶，我在網上查這首歌的歌詞時，卻發現那句“為了實現毛澤東偉大理想”，現在也改動了，被改成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我不知這是什麽時候改的，想來大概是文革以後改的吧！可是改動的目的呢？難道毛澤東理想臭了，共產主義理想仍香？仍要欺騙不懂事的孩子？真是無聊之極！曆史的東西，我以為無論好與壞，都是我們民族走過留下的腳印，保留原樣最好。不文過飾非，不作偽騙人，知錯則改，唯有這樣，我們這個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五十年代上半葉，我除了在學校學到了一些歌曲，從社會上也學到一些歌曲。這些歌也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征。這些歌內容涉及多方麵，但大致可分以下幾類：
一是歌頌毛澤東、共產黨和解放軍的。如有一首叫《在那金色的山上》的歌，是歌頌毛澤東的。其歌詞是“在那金色的山上，開滿了金子樣的鮮花。我們上山去摘鮮花呀，摘來獻給毛主席。”一九五一年以後有一首《藏胞歌唱解放軍》開始流行，內容是歌頌解放軍進藏解放了藏胞農奴。這首歌很長，有好幾段，我還記得其中幾句是：“東方升起喲，紅太陽；雪山頂上喲，放金光。萬裏無雲喲，好晴天哪，來了救星喲，解放軍。”我想這一首歌大概是中共建政後，以少數民族身份來歌頌共產黨最早的歌了，為後來才旦卓瑪、胡鬆華等人以少數民族身份唱共產黨的讚歌開了先河。解放軍最早進藏在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中央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其中關於西藏原有製度改革問題，中央承諾今後即使有變，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來決定。但我從歌詞中有“取消烏拉（徭役）恩情大”的內容看，似乎當時中共就已開始對西藏的農奴製開始改革了。而這恐怕是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一九五九年發生藏民抗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等大事，我想起因就是這個吧。一九五二年，還有一首歌與西藏有關，歌名是《歌唱二郎山》，也曾流行一時。其內容是歌頌修築川藏公路的解放軍官兵的。此外，解放軍的軍歌如《解放軍進行曲》、《騎兵進行曲》等那時也很流行，說明當時社會上軍事色彩還很濃。
二是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和有關國家頒布的一些重要政策。這方麵的歌有《咱們工人有力量》、《我們要與時間賽跑》等。這些歌的出現，除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政治地位高，可能還與正要開展的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關。因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工人階級是工業化建設的主力。這兩首歌《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歌詞，開頭是“咱們工人有力量，咳，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咳，每天每日工作忙！”《我們要和時間賽跑》的開頭是“火車在飛奔，車輪在唱歌”，下麵忘了，最後一句是“我們要和時間賽跑，迎接偉大的建設高潮。”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國家頒布了《婚姻法》。這個《婚姻法》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反對買賣婚姻，提倡男女戀愛自由，順應曆史潮流。當時為了宣傳新婚姻法，上海滬劇團創作了滬劇《羅漢錢》，由滬劇名家丁是娥主演，還拍成電影到處宣傳。滬劇、越劇和錫劇是上海地方戲劇，因此一經推出即受大眾歡迎，其中有些唱段連農村不識字的農民也會唱幾句。戲曲雖不同於歌曲，但它們其實是“表姐妹”，起的宣傳功效一樣。一九五五年國家實行“義務兵役製”，有一首歌歌名忘了，記得開頭幾句的歌詞是：“媽媽放寬心，媽媽別擔憂，光榮服兵役，不過三五秋。門前種棵小桃樹，回來把桃收。哎嗨哎嗨喲，回來把桃收。”從這首歌的內容看，可見那時人們對參軍還不太願意。那時社會上還流行“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那樣的話。於是就在同一年又出了一首歌《真是樂死人》，內容是一個青年人訴說他迫切希望參加解放軍和參軍後的快樂心情。不過僅僅幾年後中共就不用這樣宣傳了，參軍已成為青年人熱衷的光榮事情。原因是軍人的政治地位高，在部隊入黨比地方容易。而要當官，必須先入黨，這已是人人明白的道理。即使在部隊入不了黨，複員後的出路一般也很好。農村兵大多也可安排到城市工作。這是農村青年跳出農村戶口難得的機會。
三是抗戰留下的歌曲。這些歌不僅社會上還在流行，學校裏也在教。如《歌唱二小放牛郎》、《二月裏來》、《遊擊隊歌》、《大刀進行曲》、《畢業歌》、《鐵蹄下的歌女》、《五月的鮮花》、《保衛黃河》等等，其中大部分我是在學校學到的。那時抗戰已結束好幾年，而中共仍在大力宣傳抗戰歌曲，我想其目的是要我們從小就樹立一個觀念，即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日本鬼子是中共領導人民打敗的。這當然是謊言。而這個謊言與毛澤東汙蔑國民黨不抵抗，汙蔑蔣介石是“摘桃派”的讕言是配合的。直到現在，中共仍不肯在抗戰問題上說真話。而我們若全麵地回顧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則不難發現中共這種歪曲曆史，想獨吞抗戰之功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營造它執政的正當性。這個布局十分周密，由來已久，且持之以恒。我想在中國大陸，至今還有不少人不清楚抗戰究竟是誰打勝的。
時間到了五十年代下半葉，社會上流行的歌曲就更多了。但這些歌曲配合宣傳政府政策的功能已漸漸淡去，除了歌頌共產黨的主旨不變，更多體現的是抒發人的感情，更多表現的是“無產階級的歌曲藝術”。這些歌大多是電影的插曲。如《我的祖國》，出自電影《上甘嶺》；《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出自電影《鐵道遊擊隊》；《九九豔陽天》出自電影《柳堡的故事》。而“小燕子，穿花衣”的《小燕子》是《護士日記》的插曲； “阿哥和阿妹的情意長”是《蘆笙戀歌》插曲《婚誓》；《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幸福不會從天降》則是來自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六十年代初，流行的電影插曲也很多，如《洪湖赤衛隊》的《洪湖水，浪打浪》，《紅日》的《誰不說俺家鄉好》，《冰山上的來客》的《花兒為什麽這麽紅》。這些歌大多曲調優美，抒情味較重，因此得到大眾喜愛。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花兒為什麽這樣紅》，這首由雷振邦作詞作曲的歌曲一經麵世，立即得到大量觀眾的喜愛。而人們之所以喜愛它，誠如有人評介的那樣：寫作上新穎別致，加長了樂句結構，增強了抒情性，曲調中加變化音的增二度旋律進行，突出了民族色彩。歌詞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民間詩歌的特色，以花象征友誼和愛情，自問自答，既簡潔明了，又誠懇殷切，情感真摯地讚美了友誼和愛情。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些歌也好，電影也好，大多出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這種情況我以為一方麵說明了從五十年代下半葉起，中國的電影事業開始有較大的發展；另一方麵也反映了當時的文藝工作者雖然經曆了“反右”鬥爭的衝擊，但大多仍積極向中共靠攏，努力使自己的創作符合中共的要求，為所謂“無產階級文藝”貢獻自己的才華。這種做法我們或許可以指責他們猶未覺悟，甘心為虎作倀；但設身處地想一下，處身在中共統治下，又受到傳統的“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皇家”觀念影響，不努力迎合中共的要求又能怎樣？隻是到了文革，他們所有的努力再次被否定，所有這些歌統統被禁唱，好多作詞作曲者被打成“反動文藝工作者”受到殘酷的迫害。如雷振邦，因為這首《花兒為什麽這麽紅》被江青斥為“靡靡之音”，當時我就聽說他被捕了，直到文革後才聽說他平反複出。這就有點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味道了。
當時，除了這些電影插曲，還有一些民歌也很流行，如《沂蒙山小調》、《牧羊姑娘》、《四季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茉莉花》、《無錫景》等等。這些歌有些還是解放前的。它們不但曲調優美動聽，歌詞也貼近民情，因而深受大眾歡迎，曆久不衰，也是實至名歸。
在那段時期，社會上還流行不少蘇聯歌曲，如《小路》、《喀秋莎》、《山楂樹》、《紅莓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民歌，如印度尼西亞的《寶貝》、西班牙語民歌《鴿子》、朝鮮歌曲《春之光》等流行。這些歌我們當時都叫“外國歌”，主要在大中小城市的一些學生或知識分子中流行。而我則是從我三姐那裏聽來的。因為是聽來的，能將歌詞唱全的不多。這是一件憾事，但不影響我對它們的欣賞。在蘇聯歌曲中，我最喜歡的是《小路》。我覺得它有一股憂鬱但堅定的抒情味，而且歌詞很感性，一句“一條小路彎彎曲曲細又長，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眼前就仿佛出現了一片覆蓋著白雪的曠原，一條印著腳印的小路彎彎曲曲地穿越淡淡的霧氣，隱沒在遠處的樺樹林裏；其中既有堅定的愛情，也有堅定的愛國心，卻又不像大多數中國歌的歌詞，隻會幹巴巴地喊幾句口號。還有一首《紅莓花兒開》，當時我很驚訝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發源地的蘇聯竟然還有這樣的歌曲。因為像這樣以女孩子的身份，赤裸裸地道出思春心情的歌曲，在中國是不太可能出現的。長期以來形成的觀念，凡涉及愛情的歌曲至少是屬於資產階級情調的，嚴重的還會被人指為黃色的靡靡之音。那個年代的文藝，無論是歌曲還是小說，都必須奉行革命至上的戒律；即使有涉及男女愛情的，也必須包一層革命的外衣。記得五十年代國內那個電影《蘆笙戀歌》，插曲中女主角唱“阿哥和阿妹的情誼長，好像那流水一樣……”，算是一首比較大膽的愛情歌了。但這首歌在愛情外麵也是披了一件反抗階級壓迫的外衣的，與《紅莓花兒開》式的純愛情歌，不在一個境界上。至於西班牙民歌《鴿子》那就更不用說了，它曲調優美，有一種獨特的旋律，體現出西班牙民族奔放、熱情、真摯的感情。相比國內那些比較含蓄、或缺少真情流露的所謂愛情歌曲，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情歌。不過，當時社會上會唱這種外國歌的人大多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般的工農大眾不僅不會唱，可能聽過的也不多。因此唱這種歌的人，與隻會唱國內流行歌的人比較，無形中會產生一種“陽春白雪”與“下裏巴人”的區分感。
就整個毛澤東時代看，從五十年代下半葉起到文革爆發前約十年間，應是中共音樂事業最興旺發達的一段黃金時期。那些至今流傳的老歌，大多出自那個階段。
2024年2月18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歌聲裏的記憶（四）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訓”，主動設計了一個“引蛇出洞”的圈套，要求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然後發動反“右派”鬥爭，把大批敢於向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了這個“隱患”以後，毛澤東意氣風發，難得地出國親自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個會上，他發表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論；揚言不怕核子戰爭，說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一半還有一半。因為赫魯曉夫說他們蘇聯要在十五年內在各種重要產品產量上趕上並超過美國，於是毛澤東不甘自弱，也誇下海口，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於是毛澤東人還未回國，《人民日報》已經奉命開始鼓吹“大躍進”。為了給“大躍進”加一把火，毛澤東又在黨內發動反對保守思想的反“右傾”鬥爭。結果兩個“右”一反，就反出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
當年，為了鼓吹“大躍進”，中共推出了不少歌曲予以配合。有一首《戴花要戴大紅花》的歌最流行，電台廣播裏唱，開大會表決心、“打擂台”爭放“高產衛星”時也唱。其歌詞是：“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裏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四句口號式語言簡潔明了，易學易唱，一時間無論男女老幼幾乎都能開口就唱。關於這首歌，我也查了一下網上資料，發現現在歌詞也被改了，“唱歌要唱躍進歌”，被改成了“唱歌要唱革命歌”，把“躍進”兩個最關鍵的字去掉了，真是不知所謂。因為這樣一改就改掉了這首歌的時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以後，“毛式革命”被人唾棄，人民公社也被解散了，“大躍進”成了中共頭頂上的“癩疤”，所以極力想掩蓋掉它。但這是掩蓋不了的。因為僅僅改一首歌的歌詞是不行的。“躍進歌”不但五八年有，五九年也有。那時我讀的學校是半工半讀的農業中學，學校不設音樂課，但老師卻特地教了這首歌。這首歌的歌名叫什麽我已記不得，但至今還記得這首歌的曲調，而且記得歌詞開頭的兩句是：“一九五九年呀，更是個躍進年呀！…….”事實上，中共不僅在五九年鼓吹“繼續躍進”，到六〇年仍在鼓吹“躍進”。隻不過五九年這首“躍進歌”很短命，大約到五九年夏天以後就沒人唱它了。因為我們家鄉的大饑荒也開始了。人都吃不飽，誰還有心情繼續唱“躍進”歌？
一九五八年，除了鼓吹“大躍進”的歌十分流行，還有兩類歌也非常流行，一類是鼓吹社會主義的和“三麵紅旗”，包括歌頌人民公社的；還有一類是歌頌毛澤東的。先說前一類歌。這類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社會主義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等。尤其這首《社會主義好》，雖然是口號式的歌，不好聽，但因為“政治正確”竟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五八年九月我們家鄉成立人民公社以後，很快又成立了公社有線廣播站。每天早上五點鍾開播，用的開播曲就是它。以直到文革開始，開播曲才改為《東方紅》。在我們上海地區，有一首用滬語唱的歌《老太婆看見六樣機》也很流行。其辭曰：“老太婆活到六十幾，從來也隻看見老婆雞。人民公社實在好呀，親眼看到六樣機：拖拉機來抽水機，插秧機來軋稻機，電動機來電話機，隻隻機器本事大（發音如“杜”）呀，啊蓮呀，啊蓮呀，啊蓮花落呀，那個蓮呀蓮子花花落，哎呀哎哎喲。” 由於歌詞腔調引人發笑，在我記憶中也留有深刻印象。據說過去跑街賣唱的有一支曲子叫《蓮花落》，我不知這首歌是否就是用了這《蓮花落》的曲子配了新詞創作的。
至於歌頌毛澤東的歌，當時最流行的莫過於《毛主席來到咱農莊》、《毛主席是咱社裏人》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出現了專為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蝶戀花·答李淑一》、《沁園春·雪》、《憶秦娥·婁山關》和《菩薩蠻·黃鶴樓》。這都是時任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的傑作。在此之後，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就漸漸多起來了，如《瀏陽河》（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派人來》（一九六〇年）、《挑擔茶葉上北京》（一九六〇年）。對這種現象我以為可看作稍後出現的“崇毛熱”的先兆。
說起一九五八年，那真是個瘋狂的年代。那時我剛就讀初中一年級，就趕上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這是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的一個重點。我還清楚記得：那年下半年，中共提出年內鋼鐵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街上貼了許多宣傳標語“一天等於二十年”，“鋼鐵元帥要升帳”，“全民動員，大煉鋼鐵”等等。全國城鄉立即掀起一個全民大煉鋼的高潮。我們學校也建了幾座“小高爐”。這“小高爐”是怎麽建的呢？說來很可笑，就是拾一些舊磚，壘一個一公尺左右寬、差不多一人半高的圓錐形的東西作爐體，外麵用爛泥巴塗得不透氣。爐頂留一個一尺多寬的口子用以冒煙，底部一側開一個燒火添柴的爐口，大約一尺見方。爐體的底部則是用破的陶缸片，下麵墊幾塊磚做成的。爐體內一層隔一層放我們那裏出產的一種叫“狗屎鐵”的含鐵物質和敲碎的石灰石，好像還加一點煤塊，然後在爐底用木柴不停地燒。煉一爐鐵，需要連續燒幾天幾夜。這“小高爐”晚上添加柴火的工作都是由年紀較大的同學去做的，我們年齡較小同學的任務是白天去找青石即石灰石，並把它敲成小石子，還有就是找當柴火的木材。我們那裏沒有山，也沒有樹林，找木材比較難。但找不到木材“小高爐”就要熄火。於是我們就去砍路邊、河邊的小樹或樹枝，拆學校裏的桌椅和地板燒。我們學校原來是一所耶穌教堂，有很多長的木椅子，教堂的地板也是木板鋪的，都能拆了撬了來燒。反正為了“鋼鐵元帥升帳”，誰也不敢說這樣做不可以。這些“小高爐”大多建在鎮周邊的空地上、小河邊，或單位的院子內。因此一到晚上，小鎮四周就到處是紅彤彤的火光，連天上的星光也黯淡了。“小高爐”燒上幾天幾夜後停火，把爐體外殼扒掉，裏麵的狗屎鐵已燒結成“沙琪瑪”那樣的東西。這就算是煉成的鐵了。其實這根本不是鐵，一敲就粉碎了。但當時我們那裏的“小高爐”都是這個樣子，煉出來的鐵也一個樣子。大家將煉出來的東西放在籮筐裏抬著往公社送，還要寫大紅喜報，敲鑼打鼓地報喜。而公社幹部也一本正經地稱重量，登記簿冊上報。到年底，報紙上說已經勝利完成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任務。隻不知道我們煉出來的東西是不是也計算在內。
一九五九年春天，與很多學校一樣，我們也種了一塊水稻試驗田。因為毛澤東說農業提高產量要抓住八個環節，即改良土壤、多施肥料、興修水利、推廣良種、深耕密植、防治病蟲害保護植物、改革工具、加強田間管理，被人歸納為“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八個字，稱為農業“八字憲法”。為了貫徹這“八字憲法”，很多地方劈山造田，大興水利。這些大工程我們當然做不到，於是就在深耕密植、多施肥料上下功夫。那年春夏之交正是插秧時節，老師帶領我們深耕土地。要耕多深呢？提出的口號是七市尺。這還不算最深的，因為報紙上刊登的先進事例，還有深耕一丈多的。揮舞十幾斤重的鐵鎝深翻土地，我們年紀小的學生根本體力不夠，好在有一批年紀較大的農村學生，但他們也翻不到七尺，大約翻到三、四尺左右，人站在低處已隻剩個頭和半截胸部在地麵了。我們那邊的地下水位高，翻到三四尺深，底下已成水坑，泥漿四濺，人人好像泥猴子一般。我們比較幼弱學生的任務是將前一段時間割草弄來的草肥丟到深坑裏，然後耙一層土下去，再丟一層草。結果將地表的熟土都填到了深處，生土卻翻到了麵上。而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恐怕老師也沒有統計。至於插秧密植又要密到什麽程度呢？要求是一寸半間距乘一寸半行距。插秧我們年紀小的也能做，但一寸半乘一寸半的距離實際很難掌握，這樣的密度秧株與秧株已快碰到一起，可是老師的要求是隻能密不能稀，於是我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能插多密就插多密。到了秋天，稻棵已長得沒有行距間距。因為通風不良，施肥太多，稻稈都細細的、軟軟的，稻葉卻瘋漲，抽了穗不結籽。整片稻棵都呈灰白色，好像是受潮朽壞了的陳年稻草，倒伏在田中，顆粒無收，倒是賠掉了好幾十斤種子。當年的大躍進，大多都是這樣不符科學、不講成本的蠻幹。
當時政府還宣傳：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隻要大幹幾年，不久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生活是個什麽樣子呢？中共給我們描繪的美景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點燈不用油，種田不用牛”。可憐無知的老百姓並不知道，一直被政府宣傳為“腐朽沒落”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早已過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剛成立時，農村每個社隊都辦了食堂，實行過短暫一段時間“吃飯不用錢”的生活。政府宣傳說這也是共產主義生活的一個方麵，我們已經比蘇聯先一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因為可以暢開肚子吃，有些農民吃的肚子滾圓，割稻腰也彎不下，個別的連路也走不動。可惜這種吃飯不要錢的幸福生活僅僅過了二、三個月就停止了。不久“大躍進”的惡果顯現。我們那裏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大饑荒才開始臨到我們小鎮人頭上的。人們都沉默了。人人關心的是吃，怎樣能盡量多吃一些，讓肚子餓得好過一些，不要被餓倒了甚至餓死了。在那段大饑荒的日子裏，除了每天早晨公社廣播站開播時照例要播一次《社會主義好》，我不記得那時還有什麽歌曲流行。人都快要餓死了，哪裏還有力氣精神唱歌？不知為何，那時公社廣播喇叭中倒是經常播放越劇《紅樓夢》的唱段，那段徐玉蘭唱的《寶玉哭靈》常常聽得人滿心淒涼。
到一九六二、六三年，中共開始公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有一首《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歌和一首《高舉革命大旗》的歌開始流行起來。那時人們還沒有完全從大饑荒中恢複元氣，精神上也多是萎靡不振的。大饑荒剛開始的一、二年，中共對何以會有大饑荒的原因不作任何解釋，但此時開腔了，說大饑荒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中共還說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堅持原則，開展與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展現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範。現在，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已經曆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身上。”這一番話又將不少頭腦簡單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騙得激情澎湃，覺得“蘇修”真可惡，覺得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真自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為了馬列主義大旗不倒，餓幾年肚子也值得，困難再大也不怕。而這兩首歌可說正是應運而生。《我們走在大路上》歌詞有三段，其第一段歌詞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氣勢不可阻擋！向前進，向前進，朝著勝利的方向！”《高舉革命大旗》的歌詞開頭幾句是“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哪裏有困難，那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這些歌的歌詞慷慨激昂，曲調氣勢磅礴，確實很能激發人的豪情壯誌。不過當後來我知道一點大饑荒的真相後，從內心產生了厭惡和鄙視作者的情緒，覺得這種騙子實在太無恥了！
一九六四年，大陸音樂舞台上出現了兩組大型組歌，一個是《長征組歌》，一個是大型音樂舞蹈劇《東方紅》。《長征組歌》由時任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作詞，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譜曲，共有十首歌曲。《東方紅》全劇分八場，有歌曲三十九首，由總理周恩來親自導演。一九六五年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上映後，其中很多歌曲迅速成為流行曲。尤其男歌唱家胡鬆華演唱的《讚歌》，和西藏女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最得人喜歡。人們喜歡他們的歌倒不在歌詞，而是他們唱得實在好。特別是才旦卓瑪的嗓音，也許是來自空氣清新雪域高原的原故，清純嘹亮，得天獨厚，有一種特別的穿透力。而她唱歌所用的感情也似乎特別真摯。這也許與她的農奴出身有關。因此聽她唱歌與聽別的歌唱家唱歌，感覺就是不一樣。此後凡她唱的歌，幾乎首首受歡迎，首首成為流行熱歌。特別是《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在北京的金山上》、《遠飛的大雁》等，學唱的人特別多。這些歌歌詞的內容除了歌頌中共，大多是歌頌毛澤東的。尤其《東方紅》全局三十九首歌，幾乎都是頌揚毛澤東的。這對於當時正在形成的“崇毛熱”，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重大作用。在中共曆史上，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開“崇毛”先河，到文革林彪將之推上最高峰。而期間周恩來對“崇毛”所起的作用卻往往被人忽視。其實，他的作為雖不慍不火且十分低調，卻潛移默化，攻心為上，起的作用不容小覷。
2024年2月24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歌聲裏的記憶（五）
一九六六年春，隨著揭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分子”運動的全麵鋪開，醞釀已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頭終於被點燃了。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揭批本地區“小‘三家村’”和“黑幫”分子的熱潮。在此基礎上，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除了撤銷和批判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毛澤東更劍指黨內各級當權派，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通知》還指出：多年來，修正主義、牛鬼蛇神的作品“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藉、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說當前開展的文化革命“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麵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在此之前的四月十日，中共中央還轉發了一個名曰《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文件。文件說“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這就將文革前所有的文藝作品包括歌曲基本上都否定了。在這樣一種黑雲壓城、炮聲隆隆、肅殺之氣四處彌漫的政治氛圍下，以前流行的歌曲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除了《東方紅》、《國際歌》、《社會主義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極有限的幾首歌曲外，其它的歌都自動或被動地被禁唱了。
禁唱的理由五花八門。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禁唱是因為它屬於“靡靡之音”；《洪湖水，浪打浪》禁唱是因為它出自影片《洪湖赤衛隊》，而這部電影據說是為“反動軍閥”賀龍樹碑立傳的。電影被禁，於是歌曲也被禁了。又如電影《紅日》插曲《誰不說俺家鄉好》，因為江青指責影片裏的一個人物石東根連長醉酒縱馬像土匪，“極度醜化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形象”，於是被禁。《九九豔陽天》被禁，其罪名是影片《柳堡的故事》宣揚愛情至上，瓦解了解放軍革命鬥誌。歌曲《小燕子》及其影片《護士日記》被禁，罪名是它“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煽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黨的領導”。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插曲《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幸福不會從天降》被禁唱，是因為這部影片宣揚“中間人物”。電影《五朵金花》中好幾首歌曲如《蝴蝶泉邊》、《太陽一出雲霧散》等被禁唱，是因為這部影片“攻擊三麵紅旗，醜化少數民族，宣揚愛情至上”。當時，連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被禁唱，原因是歌詞作者田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被魯迅批判的“四條漢子”之一，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了。至於那些蘇聯歌曲、外國民歌被禁唱的理由更簡單：因為它們都是屬於“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在這“反修”、“反帝”雙拳並出的年代，誰還敢唱這些歌“頂風作案”？
然而，這些罪名絕大多數都是毫無道理或理由不足的。這裏，我以一首歌為例試為大家略作分析。《克拉瑪依之歌》在文革前也是比較流行的一首歌。它歌唱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開發新疆克拉瑪依油田今昔的變化，主旨也是對中共歌功頌德，並無“反動”之意。歌詞開頭的幾句是這樣的：“當年我趕著馬群尋找草地，到這裏我勒住馬瞭望過你。茫茫的戈壁像無邊的火海，我趕緊轉過臉向別處走去。啊，克拉瑪依，我不願意走近你，你沒有草沒有水連鳥兒也不飛……”然後是“今年我又趕著馬群經過這裏，遍野是綠樹高樓紅旗，密密的油井和無邊的工地，我趕緊催著馬，向克拉瑪依跑去。”歌詞抒發了一個普通牧民對克拉瑪依今昔不同的兩種感受。應該說這也普通人正常的感受。因為一個正常的普通人，除非負有特殊的使命，如去做地質勘探等等，一般都不願在這連鳥兒都不飛的戈壁沙漠多停留的。然而，就因為歌中的牧民不願在未開發的戈壁灘上多停留，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說歌曲抒發的是資產階級貪生怕苦、投機享現成的感情，歌唱這種感情就是歌唱修正主義。歌唱修正主義，這在當時是多大的罪名！這樣的歌誰還敢唱？由此，文革極左思潮的不近情理可見一斑。
那時候一大批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作詞家，與作家、畫家、藝術家、知名學者、教授們一樣，遭到學生和紅衛兵的批判鬥爭。當時我們聽說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被鬥得很慘，打得渾身是傷，家也被抄了。青年鋼琴家劉詩昆傳說被紅衛兵用錘子敲斷了手指（很多年後來才得知是手臂被紅衛兵打成了骨裂）。著名翻譯家、作家傅雷本身就是文革衝擊的對象，加上他兒子傅聰在波蘭音樂學院進修時“叛逃”英國，罪上加罪，因此文革一開始傅雷就受到嚴重衝擊，由於不堪批鬥侮辱，於六六年九月三日與夫人一起自縊而死。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交響樂團青年鋼琴家顧聖嬰——當時與傅聰、劉詩昆、殷承宗、李名強同被譽為“中國鋼琴五聖手”之一的她，也因為受不了批鬥的侮辱，與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氣自殺。不久，又聽說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著名樂曲《思鄉曲》作者、小提琴家馬思聰因為不堪迫害，全家從北京逃到廣州，又偷渡到香港，再流亡去了美國。
說實在的，我們這些居住在小縣城的人能知道這些人的不幸，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全國知名人士，有關他們的消息才得以在民間傳播。至於名氣不及這些人的音樂家、作曲家、作詞家們，他們在文革中究竟遭遇了怎樣的苦難，那就較少人知道了。在此同時我還要指出：上述這些人在文革前其實都是中共的“寵兒”或受中共“禮遇”的統戰人士，他們中有不少人還是中共的“老革命”，絕對不是所謂的“階級敵人”和“反動派”，但是到了文革竟然也遭到這樣非人的待遇，可知“革命”的可怕！
當時的我，也正是從這種所謂的“革命”方式中開始見識那些“紅衛兵小將”的殘暴和邪惡的。那時第一代的紅衛兵基本上無例外地出身於中共高幹家庭。因為他們自以為“血統高貴”，是當之無愧、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因此個個自命不凡，言行上也多表現為膽大妄為之徒。他們大多喜歡穿父兄的舊軍裝，習慣用銅頭皮帶隨意抽打“牛鬼蛇神”。那時在紅衛兵雲集的北京市，光一個“紅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他們活活打死，而沒有任何一個紅衛兵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對於僅僅是批鬥這些學者、專家、“臭知識分子”，而還不是活活將他們打死，在這些紅衛兵眼裏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這些紅衛兵的暴行令我震驚。我以為，他們隨意抽打人還不過是表現了他們“紅色血統”的驕狂和以“革命”外衣包裝的殘暴本性而已；但是，用錘子敲斷一個鋼琴家的手指，和在大庭廣眾批鬥學者、專家，侮辱他們，在男的頭上戴廢紙簍做的高帽再淋上墨汁，將女的頭發剃成陰陽頭，這種做法卻暴露出了他們本性的另一麵，即狹隘善妒和陰毒狠辣。因為，對於一個鋼琴家或者小提琴家來說，手指就是他們的生命；對於大多數抱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傳統的知識分子，侮辱他們的人生尊嚴甚至比直接剝奪他們的生命更令他們痛苦。這些紅衛兵是深知這一點的。所以他們之所以這樣做，說穿了就是發泄他們心中的不平：我得不到的，也絕不讓你得到；我達不到你這樣的成就，我就徹底把你毀掉！我不知道這些“小將”這樣做是否都是因為背後有“長胡子的人”教唆的結果，但我深信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線的。有什麽樣的底線，就會有什麽樣的言行。一個人的品行高貴還是低賤，是光明正大還是陰險齷齪，決定於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是出身成份！至於有人將思想還未成熟的青少年專往邪惡道路上引，那更是惡毒、無恥之尤！
到了那年八月，隨著“崇毛熱”的溫度越升越高，“毛主席語錄歌”開始出現。《毛主席語錄》上的好多條語錄被人譜了曲成為了歌。雖然這些歌幾乎無例外地不“優美動聽”，倒與“鬼哭狼嚎”差不多，但潮流如此，為了標榜自己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大家也隻得照唱如儀。那時最流行的“語錄歌”要算《下定決心》和《造反有理》這兩首。《造反有理》歌最流行的時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出現以後至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歌詞據說出自毛澤東早年的一段話。其辭曰：“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在那段時間中，紅衛兵和學生們先是唱著這歌去揪鬥他們的老師和“牛鬼蛇神”，去“破四舊”和抄家，接著又唱著這樣的歌去造各地“走資派”的反。《下定決心》歌則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一直流行到一九六八年。特別在六七、六八年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大武鬥時最流行。武鬥時，發動攻擊的一方往往先整隊朗誦一段毛澤東的語錄，諸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後齊聲高唱《下定決心》歌。唱了幾遍以後，歌聲變為節奏短促的朗誦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當朗誦聲變得越來越急促時，猶如搭了箭的弓弦越拉越開，領隊的高喊一聲“衝啊！”箭被迅速射出，攻擊者們就舉著鐵棍、長矛一窩蜂地衝上前去。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次武鬥情景。文革後期我參加“學大寨工作隊”，據一個老家在蘇州的工作隊同事告訴我，她見到她家鄉一次中學生武鬥，是一批學生去攻擊另一批據守在一棟大樓裏的學生，發起攻擊時也是這個樣子的。攻擊的學生抱著炸藥包要炸大樓；樓上的學生就用槍射擊，當場死了好多人。
提起文革武鬥，那時許多地方都用上了真槍、真炮，比起我們縣的武鬥要厲害得多。但即使這樣，我們縣在曆次武鬥中也死了二十多人。所以那些用真槍真炮武鬥的地方，我想死傷必然更多。一九六七年十月，我為躲避本地區武鬥去安徽馬鞍山二姐家住了一個多月。一次免費搭二姐公司廠車到南京去玩，途中見到路邊田野裏一長排飄著白色紙幡的新墳。我數了一下，有六十多座。再開過一段路，又是一長串幾十個新墳。同車者告訴我，這是南京最近一次大武鬥死去的人。因為是不同派，死者分兩處埋葬。現在有些年輕人不是不知道文革武鬥，就是以為這武鬥與小孩子玩家家一樣，不會來真的。其實那時候參加武鬥的人，真的是要有一份“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思想準備的。所以那時我雖不讚成武鬥，害拍自己被卷入武鬥，但對參加武鬥的人卻不敢藐視。不管怎麽說，他們都比我勇敢。當年武鬥時兩派都說自已是“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可我始終懷疑那些因武鬥而犧牲了的人，死得值得不值得？因為你說是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死的，但毛主席不認賬，中共也不認賬。固然，毛澤東曾說過“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說過“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這樣的話，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武鬥激烈時還有過發槍給左派的打算，江青因此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可是當“武漢兵變”發生後，毛澤東的態度就起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他出人意料地嚴懲了剛被捧為“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以及關鋒、戚本禹；要求兩派群眾組織立即停止武鬥“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他指責兩派武鬥都是由於“派性”作怪，要求兩派都要“鬥私、批修”。當年，許多地方的兩派群眾組織都為自己一派的武鬥死者建了“烈士陵園”。然而文革結束後這些陵園就被當局統統鏟平了。十多年前看報道，好像重慶有一個公墓中還存有“烈士陵園”的一角，但從照片看已荒蕪不堪。至於到了現在還在不在，因為不見有人提起，我就不清楚了。
文革時期的流行歌曲，還有一首不得不要提一下，那就是《抬頭望見北鬥星》。這是文革前拍攝的《東方紅》電影中《長征組歌》中的一首。一九六七年“二月鎮反”發生後，在全國的造反派中十分流行。造反派為什麽要唱這首歌呢？因為這首歌的歌詞頗切合當時造反派的心情和處境。那年二、三月間，中共各地軍隊（主要是地方武裝部），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批準的中央軍委文件《八條》為理由，在公、檢、法部門和保守派群眾組織配合下，對造反派組織大肆鎮壓。全國除上海“工總司”等極少數幾個組織外，幾乎所有造反組織的骨幹都以“反革命”罪被抓進監獄，組織被勒令解散。造反派們在嚴重的政治恐怖下，吉凶莫測、前路茫茫，心情十分憋屈，就常常聚在一起大唱此歌，藉以抒發悲情愁懷，寄望毛澤東的搭救。在那時，被整的造反派總覺得這是堅持資反路線的黨內、軍內走資派聯合起來搞的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是對“一月革命”的反攻倒算；而毛澤東是被蒙蔽的。但文革後我看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說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有鎮壓造反派中反革命分子的念頭。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譚震林對毛說，造反派中混有好多反革命分子，想趁機報複共產黨，毛深以為然。所以稍後軍委這個《八條》，也隻是投毛之所好而已。此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運動，主要矛頭都是指向造反派的，證明毛澤東始終對造反派抱有戒心。所以，鎮壓造反派原本就是毛澤東的本意。然而造反派卻把他當作救星，聚在一起高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豈不太可悲、可笑了！
本來，全國造反派遭到這次鎮壓以後不會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然而造反派都被鎮壓了，毛澤東的文革沒有社會基層力量的支持也進行不下去了。因為那些保守派本來就是反對“整走資派”的，而毛澤東發動文革最大的目的就是整肅黨內“走資派”。這樣，毛澤東不得不改變初衷，從新將造反派扶植起來。經過不知怎樣的一番策略調整後，到了四月頭中央軍委又頒布了一個《軍委十條》。《軍委十條》並不承認《八條》鎮壓造反派錯了，隻是說了“不準隨意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將被捕的造反派釋放，被勒令解散的組織重新恢複。然而即使做了這樣的補救措施，造反派元氣已經大傷，再也恢複不到“一月革命”時的盛況。而經過這樣一番波折，保守派的力量不僅站穩了腳跟還得到了很大發展。尤其在農村地區，保守派的力量占絕對優勢。而且，他們繼續得到軍隊和地方黨政當權派暗中的支持。因此到那年五月，保守派開始發動農民進城武鬥，試圖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徹底打垮造反派。許多地方軍區公然出動軍隊配合保守派圍剿造反派。於是武鬥迅速升溫。武鬥的武器從長矛大刀迅速發展到步槍、機槍，甚至坦克、大炮，隻差飛機沒有用上，真正的成了一場內戰。說實在的，當時造反派的生死真的掌握在毛澤東的一念之間。造反派都希望毛澤東繼續支持他們。因此之故，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那個武鬥最激烈的年月，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成立了文藝小分隊宣傳自己的立場，爭取群眾的支持。而文藝演出的重頭就是歌頌毛澤東。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前後，由江青主持的京劇改革開始“大放異彩”，其中京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龍江頌》、《海港》、《杜鵑山》、《奇襲白虎團》，以及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鋼琴伴唱《紅燈記》等“革命樣板戲”的劇本開始陸續定稿並公開演出。那時候的文革新歌大多歌詞粗劣，曲調難聽，缺少音樂的美感，而且千遍一律不是歌頌毛澤東就是歌頌解放軍。相比之下，有些京劇樣板戲的唱段倒更動聽一些。因此一時之間京劇大行其道，不少過去對京劇聽不懂，不愛聽的人，此時也愛聽甚至學唱某些唱段。 特別是《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一些唱段，很多人都會唱上幾段。京劇誕生以來已有一百多年，號稱“國劇”，但事實上之前普及的麵一直很有限，隻有到了文革時期，京劇才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唐代黃巢曾寫過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我花開後百花殺”，我看借用在這個京劇樣板戲上倒也蠻貼切。文革中所有劇種、劇目都禁止演出，唯有這京劇樣板戲“一花獨放”。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中雖然京劇樣板戲“一花獨放”，但也不是可以隨意亂放的。因為這些樣板戲的劇本都是由江青“欽定”的，更改一句台詞，一個動作，甚至一個道具都不允許。演出稍有不慎就會惹來殺身之禍。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然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接踵而至。連續好幾年每年“五·一”、“十·一”節日之前，全國各地都要召開一次大的公判大會，殺一批人，判刑一批人，以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實際是社會不穩定，中共以殺人來恐嚇人民，不得妄動。有一次上海市一下就槍斃了五十多人。其中有一個叫談元泉的，是靜安區一個業餘京劇團演員。他在演出《智取威虎山》時扮演楊子榮，因為在“打虎上山”一場中擅自加了一句引人發笑的台詞，結果以“破壞樣板戲”罪名判了死刑。這固然是由於當時上海市革會的頭頭們為取悅江青而草菅人命；但同時也顯示了文革時期文藝界的“職業危險”程度。
不過，就在這嚴酷的政治寒冬，也有不怕死的文藝幼芽偷偷成長。我這裏指的主要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創作的《南京知青之歌》和一些地下小說。《南京知青之歌》說不上動聽，歌詞也說不上優美，但它傾訴了遠離家鄉、上山下鄉青年心中的苦悶，實際是對中共“上山下鄉”運動的抗議，在知青中流傳很廣。據說文革中全國先後有一千六百多萬知青上山下鄉。我相信在這一千六百萬知青中，不會唱這首歌的恐怕沒有多少。此外，有一些所謂的“反動歌曲”也仍在偷偷流傳。例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洪湖水，浪打浪》這些歌，因為曲調優美，文革前就廣為流行，很多人在無人時仍會忍不住偷偷地唱幾句。一九六八年夏天，那時我們縣的武鬥還沒有停止，單位革委會也還沒有成立，工作無人管。一天我和一個同事呆在集體宿舍中聊天。他比我要大十來歲，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高中畢業生，妻子與我同鄉，因此他就認我為半個“老鄉”，平時也常在一起聊天。那天聊著聊著，他突然問我有沒有聽過《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我說我聽說過其名，好像“舊上海”時期很流行，但沒有真聽過歌。他看了我一眼，從本來斜靠著的床上起身走到房間門口向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把門小心地關上，過來對我輕輕說：“我唱給你聽。”於是他輕輕地唱了幾句。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周璿首唱，日藉女歌星李蘭香繼唱，日本侵華時流行於中國和日本，“解放”後早已被禁唱。當時他唱給我聽，我因不知道歌曲的創作背景，除了感覺曲調頗柔和優美，有一點“靡靡之音”的感覺，與當時的“革命歌曲” 風格完全不同，其他倒也覺察不出有何“反動”之處。不過我明白在這文革極左思潮泛濫的時候，唱這樣的歌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經曆了這件事，我和這位同事以後也算是有點患難與共的知心之交了。誰承想十多年後鄧麗君的歌風靡大陸，由她重新翻唱的這首《何日君再來》竟然差不多家喻戶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我這位同事前幾年已經作古，回想前塵，其音容笑貌仿佛猶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讓人高呼“萬歲，萬萬歲”的毛澤東活了八十三歲去世了。十月，華國鋒、葉劍英等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共說“粉碎‘四人幫’，全國人民獲得第二次解放”。在我而言，我在這第二次“解放”中確實也獲得了解放。一九七八年春我父親在香港去世，我趁機提出去香港奔喪的申請，結果被批準了。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有“海外關係”包括港、澳、台關係的人家，都屬公安局秘密監督的對象，都是特務嫌疑，等閑都不敢提出“出國”的申請。那年四月下旬，我乘火車離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經廣州到深圳，然後過海關，跨過人稱“奈何橋”的羅湖橋。從此，我脫離了中共的統治，開始我新的生活。
此後，進入我耳朵的是香港電視中和大街小巷錄音機喇叭中的粵語歌，大多是武俠劇中的插曲。大陸流行歌對我開始變得陌生起來。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傳到香港來的、崔健的搖滾歌曲《一無所有》，那種如同老狼嚎叫一樣粗獷沙啞的吼聲，傾訴出大陸老百姓在中共統治下過了幾十年，仍然窮得一無所有那種憤怒而又無奈的心情，令我心靈震撼。我個人覺得，在我離開大陸幾十年中，除了這首《一無所有》，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出色的歌曲了。
2024年2月29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歌聲裏的記憶（六）
二
算起來，我在大陸生活的時間前後共有三十多年，曾經會唱的歌曲也有一、二百首。這些歌都刻有深深的時代烙印。但就我個人而言，它們隻是曆史長卷中閃過的一個畫麵而已。然而，另有一支曲和一首歌在我的生命曆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每當我唱它們的時候就會勾起我特殊的回憶，心中便會湧上一股難以言說的感受。
一支曲是電影《小刀會》中“弓舞”的樂曲。電影《小刀會》是一九六一年上映的一部歌劇，講的是十九世紀中葉民間秘密團體小刀會響應太平天國發動武裝起義，占領上海縣城一年多的故事。全劇有很多段優美的樂曲，其中“弓舞”這一段樂曲是我最喜愛的。當時我看完電影不知怎的就能大體上哼唱它了。那一年夏天，我初中畢業，學習成績也可說優秀，我渴望著能繼續讀書，卻不能升讀高中。因為我就讀的這所學校是一所不正規的半工半讀的農業中學。這所學校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由剛成立的人民公社辦的。因為“大躍進”失敗，大饑荒來臨，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學校勉強等我們這一屆學生畢業，就停辦了。我們這批學生的出路學校也不管。但就在這年年底，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萬載分校卻來上海招生，我就報名去了。這個分校的校址開始在一個叫仙源的山溝裏。從縣城到學校要翻越好幾座大山，行車要幾個小時。那天當幾輛卡車載著我們吃力爬山去學校時，幾個女同學望著旁邊深不可測的山溝都嚇得哭起來。這樣交通不便的地方本來是不適合選做校址的，據說就因為仙源曾經是紅軍的老根據地，學生要接受革命教育，繼承革命傳統，才把這裏選為校址的。學校來招生時，說學校有新建的三層教學樓，設備齊全。然而我們到後一看，根本就沒有三層樓的教學樓，隻是三排平房沿著山坡高低建築而已，且格局根本不是教室，僅可作校舍。此外還有幾間用作飯堂、廚房的棚屋。我們到達後，這幾排平房果然都作了我們的宿舍。而教室則還毫無影蹤。因此，一到學校我們就有一種被騙的感覺。最初，學校承諾三個月內開課，我們也期望三個月內真的能開課。但後來學校不再提開課事了，而是組織學生去深山裏扛木板。冬季山中多雪，常常山下的、向陽麵山坡的雪融化了，山裏背陰的地方還是一片雪白。我們這些習慣生活在平原的人，上山感到吃力，但下山路滑，旁邊就是深溝，更是膽戰心驚。眼看開學讀書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實現，困在這山溝裏無聊兼苦悶，我就常常以哼歌來打發時間。
一天我正哼著這段“弓舞”，卻聽見下麵一排校舍中傳來也是這段音樂的手風琴聲。我沿著山腰小路循聲找過去，居高臨下，透過窗玻璃看到一間宿舍內有一個女同學正在拉手風琴，旁邊圍著一堆人跟著手風琴在唱。這一排校舍住的都是從上海市區來的學生。以前我隻知道同學中有一批市區來的學生，還聽說這些上海學生中有好些是“阿飛”。我那時很保守，生活、活動隻與我們幾個同一個鎮來的在一起，當然更怕與這些“阿飛”同學交往了。但此時我卻起了好奇心。這個女子的年紀比我要大幾歲，看上去文雅嫻淑，絕不像是上海人說的“阿飛”。憑直覺，我估計他們都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既升不了學也不獲安排工作，與我們一樣，被街道、裏弄騙到了這裏。這天，我站在山腰小路上居高臨下地看她們拉手風琴唱歌看了好一會，才回自己的宿舍。又有一天，天正下著小雪，我從自己的宿舍出來透風，在門前的小路上遇見了那個女子。我以為是路上偶遇，但當我經過她身旁時，她突然伸手拉住我的袖子，說她們要組織一個歌詠隊，問我能不能也參加。我不知她怎麽知道我會唱歌，其實我唱的很不好，而關鍵是我那時很怕羞，非但怕登台表演，更怕與不相識的女子講話，結果我一言不發掙脫了她的手，立即跑回自己的宿舍，不敢再出來。
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農曆新年，學校組織了一次文藝會。文藝會在飯堂舉行。會上很多同學上台獻歌獻舞，但幾乎都是上海市區來的。那個女同學自然也有表演。好幾個同學獨唱、合唱節目，都是那位女同學用手風琴伴奏。這些節目都表演得不過不失，獲得了不少掌聲。而真正引起我震驚的是一位人高馬大的男同學。他唱了一首美國黑人歌曲《老人河》。當低沉渾厚的歌聲從他嘴裏流淌出來，感覺那聲音不是從人的嗓子裏出來的，而是從一隻低音大喇叭裏出來的。我甚至可以感覺到飯堂裏空氣的震動。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男低音的魅力。中國的男低音歌唱家好像並不多，我在電台播放的歌曲中，聽過男高音、男中音，但很少聽過男低音。我不懂音樂，也不懂評判歌聲的好壞，但感覺上他比電台裏播送的歌唱家唱的歌並不差多少。當他唱完後，禮堂裏爆發出雷聲般的掌聲，很多人激動地呼喊：“再來一個！再來一個！”聲浪大得簡直要將屋頂也掀掉。我一邊鼓掌，一邊卻禁不住深深地為他感到難過：這樣得天獨厚的嗓音、難得的人才，不去音樂學院深造，不去歌劇團表演，卻來了這個荒僻的山溝溝，這不是糟蹋人才麽！又有一位也是男同學登台，報幕的說他表演口琴技藝，並介紹他曾經跟隨石人望先生學習過多年。隨後這位同學用兩把口琴調換著吹奏了幾首歌，記得其中一首是《騎兵進行曲》。他在表演中運用了許多口琴特技，令我們這批從鄉下小鎮出來的“鄉巴佬”大開了眼界。兩年後我也學習口琴了，才知道石人望是我國最著名的口琴家。多年來我一直感歎這批市區來的同學中真是人才濟濟，臥虎藏龍，但上海市區的街道、裏弄幹部，恐怕是將他們當垃圾那樣“清理”出去的吧？
春節過後不久，學校將所有同學分成兩批，我們一批人遷移到了離一個叫麻城的小集鎮六七裏遠的鄉下一座祠堂裏，學校準備在這裏建造校舍，而另一批主要是上海市區來的同學卻不知去了哪裏。又過了二個月，因中央下達“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方針，學校建造教學樓的計劃徹底停擺。學校上不了課，也不能留著這麽多學生吃幹飯，於是動員年幼願回家的學生回上海。開始，我還想有朝一日能讀上書而不願回上海，但後來眼看讀書無望，而母親看到已經回家的其他同學而我卻沒有回來，非常著急，父親也來信要我回去，到五月我也終於回了家。這次江西行，是我平生第一次離家遠行，也是一次失敗之旅。我的求學願望落空了。但是，這半年的江西生活，使我更多地了解了這個社會，也讓我見識到祖國山河壯麗的一麵。尤其冬季下雪的日子，看漫天飛雪，群山皆白；雪停後日出，紅裝素裹，氣象萬千。這是生長在江南平原地區的我從未見過的景象。那段日子後來也就成了我常常思念的歲月。幾十年過去了，但每當我唱起那首“弓舞”，我就會回想起那段在江西的日子，也會想起這批不知姓名的上海同學，心中就會有一種自己也說不明白的惆悵。李白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事實上能得到被“用”機會的人並不多。相比那些文革中受迫害的音樂工作者，我覺得他們至少還有過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可這幾個富有音樂天才的同學，連這種機會都沒有。追根溯源，不能不說都是中共階級路線造成的。據我所知，這批上海市區同學稍後有部分也回了上海，但也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回來。我不知那個拉手風琴的、唱“老人河”歌的、和那個吹口琴的同學，他們是否也都回了上海，還是一輩子留在了那群山之中？
除了上述的那首《弓舞》樂曲，在我生命中還有一首歌也有特殊的地位。那就是歌劇《江姐》中的《紅梅讚》。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共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發表，將“反修”鬥爭推到了最高潮。接著不久，赫魯曉夫被勃烈日涅夫趕下台。赫魯曉夫的下台，中共大肆宣傳這是毛澤東領導的反對蘇共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勝利。在此同時，《九評》中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此時卻正在國內發酵。城市、農村正在分批開展“四清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氣氛被搞得濃濃的。就在此時，歌劇《江姐》麵世了。《江姐》取材於當時的當紅小說《紅岩》，講的是被國民政府逮捕的共產黨員在獄中堅持鬥爭的故事。劇中主角江姐死於勝利前夕，形象地體現了中共革命烈士如紅梅一般不畏嚴寒，不怕犧牲，不爭春光的崇高精神，與毛澤東寫於一九六一年的詞《卜算子·詠梅》所表達的精神境界十分相似，因此歌劇一出即轟動了整個社會。劇中有很多唱段被人傳唱，而最有名、最得人喜歡、也最多人傳唱的就是這首《紅梅讚》。當時這首歌也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我還清楚記得當年一次聆聽這首歌時的情景：那是一九六五年春節後的一天，我在家裏過完春節回到工作所在地的徐涇公社。那天也許我到得太早，辦公的地方還沒有別的人，就一個人到外麵街上去瞎悠轉。那天天色陰沉，朔風凜冽，公社大院前麵的場地上空無一人，隻有豎立在公社大院圍牆邊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這首《紅梅讚》。高亢激揚的女高音在空中激蕩，此時好像是特地播放給我一個人聽的。這首歌我不是第一次聽到，但那天我立在寒風中靜聽，忽然心中若有所感。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滿一年，從小受中共政治宣傳影響卻沒有經曆過任何政治運動，心中正澎湃著一股政治熱情。那歌詞中“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喚醒百花齊開放，高歌歡慶新春來”，在我看來那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我學習的榜樣嗎？革命需要獻身精神，《紅梅讚》成了對這種獻身精神最好的詮釋。我自問沒有江姐那樣視死如歸的勇氣，但也暗暗立誌，要努力學習先烈的革命精神，做一個時代的革命者。這年十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革拉開序幕。第二年春中共發動批判《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同時開展群眾性的揭批全國各地“小‘三家村’”和“黑幫”分子的運動，我就以滿腔熱情投入，結果卻傷害了一個不該傷害的同事。雖然我很快覺悟了，但已追悔莫及。事後分析，我的那種所謂革命激情，有一部分就是在那時候聽《紅梅讚》種下的禍根。不過雖然如此，《紅梅讚》作為一首歌曲，我至今仍喜歡它，隻是對於何謂“革命”，理解已有不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很快《江姐》不演了，《紅梅讚》也不唱了。原因是有人揭發寫作《紅岩》的作者，以及《紅岩》書中一批原來作為英雄、烈士歌頌的人物原型，竟然都是叛徒。《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因此被逼得自殺。隨後，毛澤東的黨中央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為契機，發出“揪叛徒”指示。於是全國凡地下黨出身者全部受到審查。劉少奇的“白區黨”差不多成了“叛徒、特務”的同義詞。期間被冤屈的不知其數。如我們小鎮一位姓車的中學校長，因為“解放”前是一位地下黨員，結果也被迫害致死。當時，誰都看出毛澤東是將打擊白區黨作為打擊劉少奇的手段，社會上才興起了如此大的波瀾，但誰也不敢道破。因為這還牽涉到黨內不同派係的權力鬥爭。此後直到文革結束後好幾年，白區黨被平反，歌劇《江姐》才又重新麵世，《紅梅讚》才又播唱。一支歌、一部歌劇、一本小說，如此深地被卷入黨內鬥爭，在當時文字獄遍地的中國大陸，還是很具典型意義的。
2024年3月5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歌聲裏的記憶（七）
三
說完了因歌聲回憶起的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段曆史，心中也有幾點感想順便想說一說。
第一點：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不斷。如果說建政初期發動“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還有一定客觀理由，那麽發動其餘運動的理由就不那麽充分了。尤其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大躍進”，為什麽要發動“反修鬥爭”包括中蘇論戰，為什麽要開展“四清運動”然後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幾次把國家搞得一團糟，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中間除了權力鬥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驅動因素，那就是毛澤東的個人野心。他這個野心，先是想取代蘇共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頭”，發展到文革又想當馬克思、列寧之後第三個“偉大導師”，樹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第三塊“裏程碑”。而最初引發毛澤東野心的契機則是斯大林的去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七十四歲的斯大林因腦溢血去世。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雖然有很高威望，在國際共產領袖中也有一定聲望，但相比斯大林還是差了一大截。當此時也，毛澤東雖心中對斯大林有諸多不滿，也隻能暫時隱忍。然而等到斯大林去世，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就開始急速膨脹了。他覺得赫魯曉夫這個“十月革命”以後才入黨的礦工，無論資曆、威望、功績都不及他遠甚，所以斯大林死後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這個“頭”由他來當才合適。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結束時做了一個揭露斯大林時代各種暴行的秘密報告，引發了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浪潮。毛澤東以為機會來臨，先是在蘇聯要不要出兵平定這兩國的“動亂”上試探蘇共領導集團應對危機的能力。這兩個國家發生的明明都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的人民反共民主運動。中共駐波、匈使館發回來的報告也是這樣認為的。但身在北京中南海的他卻武斷地說波蘭的是“民主運動”，匈牙利的是“反革命暴亂”。當時蘇共要出兵鎮壓波蘭的民主運動，毛澤東強烈反對。他對赫魯曉夫說：“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迫使蘇共打消了出兵計劃。然而，稍後當匈牙利民主運動蓬勃開展時，蘇共不想出兵了，毛澤東卻又強烈要求蘇聯出兵，把蘇共領導集團玩弄於股掌之上。經過這輪試探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就派彭真去南斯拉夫見南共領袖鐵托，遊說鐵托由中、南聯手召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取代蘇共地位。此陰謀遭鐵托拒絕才未得逞。但毛澤東不死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趁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機會，一向不肯出國的毛澤東親自參加會議，與蘇共在會上“別苗頭”。因為蘇共領導害怕核子戰爭，認為“核武器改變了以前關於戰爭的概念”，“它轟擊成片的地方，所以消滅一個壟斷資本家，就會消滅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毛澤東就故意大唱反調，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這種視人命為芥草的態度，引起與會者一片愕然。（關於這個觀點毛澤東以後說過多次。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第二次講話時又重申說：“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中再次說：“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不要怕。無非是天下大亂，無非是死人。人總是要死的，站著死，躺著死都行，不死就幹，打死一半還有一半。”）因為赫魯曉夫在會上說了蘇聯計劃在十五年內，在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上要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不甘示弱，也立即表態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在鋼鐵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上趕上並超過英國。為了兌現這個“豪言壯語”，毛澤東人還未回國，國內就已開始鼓吹起“大躍進”來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屆二次會議上製定一條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全麵的“大躍進”運動於焉正式開始。
“大躍進”弄虛作假大放糧食高產“衛星”、不計成本全民大煉鋼鐵、違反社會發展規律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其失敗是必然的。更由於在“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運動”運動中各級幹部大刮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等“五風”，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打擊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結果造成農業生產大倒退，引發長達數年的全國大饑荒。全國六億人民極少有不挨餓的，期間有大批人餓死。由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紅旗》雜誌副主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承認單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國就減少人口一千萬。而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則承認一九六〇年的人口損失為二千五百六十一萬。我也曾根據中共公布的曆年人口數推算，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口數比正常年份應該有的數字，少了至少四千五百萬以上。當時，國民經濟已被破壞到“崩潰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向與會代表宣布：毛澤東“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黨中央工作由）就是少奇同誌主持。”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發言打破毛澤東為“大躍進”成績與錯誤定下的 “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的框框，指出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會上發言，要求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他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也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毛澤東對於權力被劉少奇奪取，對於被追責，心中十分不甘，千方百計思謀如何東山再起，如何複仇。毛澤東是怎樣複仇的，幾年後我們都看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首先將彭真打倒，罪名是“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之首。其實這四個人全無瓜葛，毛澤東將他們四人糾在一起加一個“反黨集團”之名，與五十年代初的“高、饒集團”和五七年的“章、羅聯盟”一樣都是捏造的。然後他又以“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名，將劉少奇、鄧小平打倒。劉少奇最後死於河南開封秘密監禁中。其死狀之慘，難以言表。而文革並未因劉少奇被打倒而就結束，接下來又出來個“林彪反黨集團”。文革整整搞了十年多，到毛澤東死了才結束。十年中批鬥“黑幫分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月鎮反”、武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整人的運動不斷，不知坑害了多少人！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說十年文革是一場浩劫。其實，這場浩劫早就開始了，至少從一九五七年“反右”就開始了！
這裏順便還要說一下的是毛澤東是如何東山再起的呢？這恐怕也是好多人感到好奇的。據我觀察，他是借助了以下三個辦法逐步成功東山再起的。
一，借助“反修”鬥爭重樹威望。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做了反斯大林報告後，毛澤東這個中國的“斯大林”就敏感地感到了某種威脅。當年，在他主持下曾以中共政治局名義發表過兩篇婉委表示不同意見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荒謬地為斯大林辯護，認為斯大林功大於過，說斯大林“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對蘇共提出警告說：若因為斯大林犯了一些錯誤“就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把這個基本原理汙蔑為什麽‘斯大林主義’和‘教條主義’，那就會走上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離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道路。”當時全黨附和他的觀點，這就種下了後來“全黨反修”的禍根。此後，由於赫魯曉夫與美國關係越走越近，提倡“走議會道路”，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以《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公開舉起“反修”的大旗。北戴河會議後劉少奇主政。他竭力修補中蘇關係，使原本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得到緩和。但是，毛澤東卻在此時糾集了一批秀才發動中蘇論戰，發表了一係列大塊文章，不僅再次點燃“反修”鬥爭的大火，而且綁架了全黨跟著一起“反修”，把“反修”和階級鬥爭的氣氛搞得濃濃的。而毛澤東則通過這場反修鬥爭，儼然把自己打扮成了堅持馬列主義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帶頭人，從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
二，他拉攏林彪，依靠林彪掌握軍隊，保證軍隊忠於他個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林彪在軍隊中推廣學習毛澤東著作，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毛澤東則也吹捧林彪，號召“全國學解放軍”。由於得到軍隊的支持，毛澤東不僅穩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也保證了文革的順利發動。
三，在一九六〇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常委決定要毛澤東“完全休息”。他表麵答應但實際沒有休息。他以搞調查研究、討論人民公社體製為名，派調查組到全國各地調查，促成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分別召開“三南會議”和“三北會議”，從而又成功地逐步參與到中央決策工作中來。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振臂一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全黨震動，結果毛澤東又重回黨中央領導地位。
關於毛澤東重回黨中央領導地位，我曾看到過一個史料：即北戴河會議中央常委們決定讓毛澤東“完全休息”，原來還有一個方案是讓毛澤東當一個“名譽主席”，然後永久離開黨中央第一線領導崗位的。但是周恩來不同意，說“主席還是主席”，結果就留了一個讓毛澤東重回政壇的缺口。如果這個史料屬實，那麽毛澤東所以能東山再起周恩來是立了大功的。我以為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後來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他始終是毛澤東最得力助手一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關於毛周之間的真實關係，我認為他們之間有合作也有分歧。總的是合作多過分歧。首先，若沒有周恩來的全力配合毛澤東要順利發動文革是不可能的。在對付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們是完全合作的。而在後來的毛、林鬥爭中，周也是配合毛澤東的。
總之，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就不會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也不會有後來的大饑荒。而沒有“大躍進”的失敗和大饑荒大規模餓死人，毛澤東不會在北戴河會議上被趕下台，也不會有“七千人大會”。而沒有了這些，大概率地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中蘇論戰”和“四清”及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連串的事情是環環相扣，有著因果關係的。而所有這些運動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又都與毛澤東的個人野心有關。
第二點：在毛澤東個人野心發展的過程中，與之相伴的則是中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者更正確地說，個人崇拜是毛澤東發展個人野心的工具。從上述的回憶中我們基本上可看出：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算有節製，因此歌頌毛澤東個人的歌曲雖有但不多。到了一九五八年，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有升溫跡象。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漸漸多起來，還出現了為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而這又是與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後的國內形勢，以及毛澤東開始在國際上挑戰蘇共權威的動作是吻合的。此後因為“大躍進”的失敗和大饑荒的發生，毛澤東的權力暫時受到限製。但從一九六三年起，這個個人崇拜的勢頭不但繼續而且上升越來越快，終於在文革時期達到最高潮。究其原因，與中共嚴密的輿論控製和保護毛澤東形象的措施得力有關。大饑荒發生時，廣大人民因為資訊缺乏，中共幫著毛澤東欺騙人民，說大饑荒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他們並不清楚饑荒發生的原因和毛澤東應負的責任。與此同時，中共發動對“蘇修”的大批判，在國內廣泛開展“反修”教育，以及軍隊推廣“學毛著”運動，這一係列措施都有助於提升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而“四清運動”的開展，嚴厲查處“四不清”幹部，又讓廣大人民對中共的不滿都轉嫁到了基層幹部身上，認為“皇帝好，不好的是下麵的貪官”。於是在這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下，結果毛澤東的威望不降反升。而在這個“崇毛熱”不斷升溫的過程中，大量頌揚毛澤東歌曲的出現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我們還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即從社會上出現頌揚毛澤東歌曲的多少，就可看出對毛個人崇拜的溫度有多高；而崇毛的溫度有多高，社會上的極左思潮就有多厲害；極左思潮有多厲害，人民的苦難也就有多深。
第三點：所以，造成毛澤東統治時期個人獨裁越來越嚴重，整個社會越來越左傾，極左思潮泛濫，尤其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越來越厲害，終於帶來文革這一場“浩劫”，說起來中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社會上所有那些為毛澤東、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人，包括哪些音樂家們，難道就沒有一點責任？在這裏我要特別說一說李劫夫這個人。
前麵提到過李劫夫，他是原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據《維基百科》介紹，他一九三七年五月去延安，三八年九月加入共產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抗日牌”“老革命”。在延安時期他就創作了好多抗日歌曲，其中《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這個時期創作的。“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林彪部隊九縱任文工團團長，有一首流行歌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就是他創作的。一九五三年，李劫夫被任命為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一九五八年東北音專改為沈陽音樂學院，李劫夫續任院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開始時李劫夫曾被列入右派名單，幸得省委宣傳部長保護才僥幸逃脫。李劫夫為什麽會被列入“右派”名單原因我不清楚，但從毛澤東這個“引蛇出洞”的“大戰略”看，若不是過去領導上對他有“右”的看法，則很可能是他對中共忠心了過頭，真的以為在幫黨“整風”，結果上當了。但不管是哪一種原因，從“反右”的整個過程看，它完全是一個預設的圈套，反映了執政黨言而無信、陰謀構陷人、毫無道德底線的本質。李劫夫遭此風波雖僥幸脫身，但應該從此對中共、對毛澤東的所謂“革命”有所了解，與之保持距離。然而他並不因此覺悟，反而更積極地投入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在五八年一年中為毛澤東四首詩詞譜曲，成為最早為毛澤東詩詞譜曲並成績最突出的音樂家之一。由此我們可見李劫夫為人的一斑。按理，這樣赤膽忠心忠於毛澤東的人，應該得到中共的信任才是，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他又因為“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錯誤”被沈陽市委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直到一九六二年因鄧小平主持“甄別”，將所有五九年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一風吹”，這才得以恢複正常人身份。遭此教訓，李劫夫仍不醒悟。他不顧“大躍進”引起全國大饑荒，全國餓殍遍地的事實，反而在六三年創作了《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吹捧毛澤東。由此可見，這李劫夫若不是個糊塗蟲，就是一個為名利甘心出賣靈魂的人了。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發生地震，李劫夫到災區抗震第一線創作，根據洪源作的詞，又譜寫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首歌。文革開始以後，李劫夫大量創作毛澤東語錄歌。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推波助瀾。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登十首毛澤東語錄歌，其中有八首是李劫夫譜曲的。也因為這個緣故，文革時期幾乎所有知名音樂家都遭到批判、審查，唯獨李劫夫受到江青保護，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革命音樂家”之一，紅透半邊天。不過，投機太甚總有“押錯寶”的時候。到了“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查出李劫夫曾替林彪的一首詩《壯誌堅信馬列》譜過曲。雖然這首詩、這首歌都沒有公開發表過，仍說他上了林彪“賊船”。於是他就難逃被整肅的命運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被關進“學習班”隔離審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學習班”裏心髒病突發死去，終年六十三歲。此時離林彪“自我爆炸”已經五年多了，可對他的審查還沒有結束。李劫夫的心髒病究竟是原來就有的，還是被無休止的審查折磨出來的，無人知曉。但從李劫夫一生的經曆看，再一次應驗了法國革命家維爾涅說過的這句話：“革命會吞噬自己的兒女”。
平心而論，李劫夫和文革後自殺的於會詠一樣，都屬有才華的音樂家。於會詠是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虎上山”一段音樂的作曲者。這段音樂至今受到廣大聽眾喜愛。李劫夫一生作曲二千多首，其中不少歌曲在社會上也曾有過廣泛的影響。然而他們一個被整死，一個自殺，這樣的人生結局，未免讓人感到惋惜。而再聯想到文革初期和文革前曆次運動被整的音樂家如賀綠汀、馬思聰等，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專家”、“大師”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曾想積極靠攏中共，並按照中共的要求改造自己，創作作品，為所謂的“革命”貢獻自己的才華。他們之中有人也曾風光過一時，但鮮少有好下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投身的所謂“革命”，其實是一架“絞肉機”而已。進了這架機器，不是去絞別人的“肉”，就是自己被絞。我曾看到過兩張照片，一張是中共曆史學家翦伯讚、吳晗、還有被稱為“文藝沙皇”的周揚，和毛澤東在一起交談的照片。站在照片中央的翦伯讚敞開上衣衣襟，正在開懷大笑，一副春風得意、意氣風發的樣子。還有一張是吳晗站在臨時搭建的、在批鬥大會上常見的那種高台上，正在氣勢洶洶、義憤填膺地發言，大約是在批判什麽人。看到這兩張照片我很感慨，我不清楚這兩張照片是在什麽時候拍的，但我知道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吳晗是著名的“左派”，還知道在文革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吳晗，以及翦伯讚、周揚都曾整過不少人。我想信他們在拍這兩張照片時，肯定都沒有想到過有朝一日他們也會被人批鬥，甚至被鬥得命也沒有（吳晗文革中被捕死於獄中，翦伯讚自殺）。至於李劫夫過去有沒有整過人我不清楚，但昧著良心去歌頌一個獨裁者，為虎作倀，最後落此下場似乎也不意外。
古人說“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中共一統江山，生活在大陸的人無論有怎樣的本領，絕大多數人的出路自然要向中共求取。因此生活在大陸的音樂家和所有藝術家、專家、學者們一樣，為中共政權服務也是可以諒解的。但除此之外，我認為人還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底線的，是非罪惡也是有客觀標準的。為求個人功名，跌穿道德底線，混淆是非罪惡標準，美化妖魔，為虎作倀，終究是不行的。 周揚經過文革終於有所覺悟了。他後來幾次誠懇地向過去受到過他迫害的人道歉，據說也得到了人們的原諒。俗語說“人孰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我以為人若能一開始便堅守普世公認的價值觀、道德觀，堅拒名利權勢的誘惑，不做周揚，不做李劫夫，更不做吳晗、翦伯讚，及早遠離“妖魔”、遠離所謂的“革命”，豈非更好！或有人問“什麽是普世公認的價值觀、道德觀？我分不清。”那麽我有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教你，那就是牢記孔夫子說的一句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照著做就行了。
2024年3月11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歌聲裏的記憶（八）
前麵說過，我在大陸時曾經會唱的歌曲至少也有一、二百首。但我自問不是個懂音樂的人，連音樂的基礎知識也知之甚少。所以若有人要我評論哪些歌好，哪些歌不好，嚴格來說我是沒有資格的。但是，我既然會唱那麽多首歌，幾十年來又常常在哼唱它們，自然也有個人的好惡，慢慢也就形成了我個人對歌曲好與不好的看法。當然，我很清楚我的看法不一定準確，在真懂音樂的人看來，我的這些看法簡直是胡說八道。但這也沒有辦法，每個人的見識都受到其本人的學識、愛好所限。懂得欣賞“陽春白雪”的人會嫌鄙“下裏巴人 ”的粗俗，但隻會聽“下裏巴人”的人或許也不懂欣賞“陽春白雪”，那也是強求不來的。
那麽我的好壞標準是什麽呢？由於歌曲是由歌詞和曲調兩個部分組成的，因此好的歌曲，我以為第一，歌詞所表達的情誌必須是出於真情，而且這種真情必須是高尚純潔的；文字能充分表達出這種真情，而且使用的文字要既雅又訓，不能太粗俗，如好詩一樣。《辭海》說“歌”就是“能唱的詩”。《文心雕龍·明詩第六》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既然是“持人情性”，“義歸‘無邪’”，當然粗俗的不行，下流的更不行。這裏附帶說一句，《詩經》三百篇，在古代其實都是能唱的歌。
第二，曲調必須是優美的，且是能夠配合歌詞內容的。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歌的樂曲本身也有單獨表達感情的功能。有人將音樂比喻為無言詩，是音符化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曲的創作同樣需要作曲者付出內心的真感情。而且，這曲調所表達的感情與歌詞表達的感情不僅要一致，最好還能相互激揚。如果這兩個標準都能達到，那必然是一首好歌無疑。猶如美女，天生麗質又加上衣著打扮入時、言談舉止得宜，這樣的人受人喜愛是肯定的。不過這樣的好歌如稀世美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若兩個標準能達到一個，那這首歌也算是很不錯的了。
第三，各民族文化傳統不同，表達感情的方式也稍有差別，因此不同民族的歌曲風格也會有所不同。如果創作的歌曲能將自己的民族風格也充分表現出來，讓人一唱那首歌就能體會出這個民族的特色，感受到那個民族的感情脈搏，如西班牙歌曲《鴿子》那樣，則這樣的歌曲就更完美了。
以上三點中，我以為第一點是最重要的。賀綠汀先生在《談音樂創作》時說：“音樂是人民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好的音樂之所以能感動人，也就是因為它有真實的感情。”那麽怎樣的感情才是真實的呢？劉勰在《文心雕龍 · 明詩第六》中說：“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所以好詩的標準就是要發乎真心，出於“自然”。這也是好詩、好歌的標準。而所謂“自然”，以我理解也就是不喬揉造作、無病呻吟。根據這個標準衡量，那些出於“奉旨填詞”、“奉旨作曲”，為著宣傳目的，把歌曲當作“打擊敵人的武器”而創作的作品，因為違反自然，不是出於真心，即使寫得工巧華麗、慷慨激昂，也算不得好歌。中共建政後出現的歌曲，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屬於這一類歌。
我這樣說，倒也不是要全盤否定大陸的歌曲。在我感覺中，有些歌是可以不朽的。比如《康定情歌》、《四季歌》（電影《馬路天使》插曲）就是這樣的歌曲。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那首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這首小調的曲子簡直是天籟，出於自然，無比優美。四段歌詞中的前三段也很好；就是第四段，加了歌頌共產黨的內容，十分煞風景，且與前麵三段的內容也不相配。我不知是否是後來有人加上去的。前些年我聽到一個版本把第四段歌詞刪掉了，這就很好。還有幾首歌雖然也是歌頌中共的，但作者在創作它們時，可以看出確是出於真心的謳歌。如《歌唱祖國》那首歌的作者王莘先生，他對祖國的熱愛，對新中國的歡呼、期盼，我們從唱這首歌中就可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誠。可惜的是他沒有看清楚建立這個新中國的政黨的本質，結果歌頌錯了對象。這首歌我小時候就會唱，而且十分喜愛它，可是五十年代後半葉起這首歌唱的人就少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消息公開後，這首歌又流行起來。那時全國各省市奉命組織大遊行，電視實況轉播。電視屏幕上還出現一段黑白電影記錄片，是五十年代初慶祝“國慶”的遊行隊伍實況，與現在的遊行實況做對照：同樣是龐大的遊行隊伍，人們同樣高舉著紅旗，同樣高唱著那首《歌唱祖國》。電視的編導者以這樣的方法來凸現主題：打倒“四人幫”，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但當時我看了心中就泛出一絲苦笑，想如果現在是“第二次解放”，那麽第一次“解放”是真解放還是假解放？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那個政權如果真的那樣好，還用得著“第二次解放”嗎？而且稍後人們就發覺，這第二次“解放”也是假的。否則，那裏還會有“六·四天安門事件”！又如那首《解放軍進行曲》。隻要細細體會“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句歌詞，就會感受到作詞者公木先生在寫這首歌詞時，一定底氣十足、堅信不疑，覺得這支軍隊所進行的戰爭全是為著這個可愛的祖國，為著解放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受苦受難的各族人民的。當你唱著那首歌時，也會感受到作曲者鄭律成先生在作曲時，一定是意氣風發、鬥誌昂揚，覺得自己所屬的這支軍隊，毫無疑問地是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堂堂正正的仁義之師。可惜，他們的激情都枉費了！想想無數解放軍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竟然是為少數既得利益者打江山，就覺得他們的血白流了。這支由人民的子弟組成、名曰“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其實一直以來既不屬於人民、也不屬於國家，而隻屬於中國共產黨一黨所有；甚至也不屬於全黨，而隻屬於少數黨的寡頭。這幾個寡頭，先是為了奪取天下，大打內戰；後來為了家屬的利益，不惜出動軍隊，用坦克、機槍、開花彈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軍隊淪落到成為少數特權家庭的家奴、打手。到現在，幾乎無官不貪，民間怨聲載道，經常有大規模民眾抗暴事件發生。而這樣一個腐敗透頂了的政權，由於有軍隊的支撐至今仍維持著不倒。這樣的結果怎不令人浩歎！難道當年解放軍們流血犧牲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為之歡呼的新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所以，這些作者實在都是“明珠暗投”，才華枉費、心血枉拋啊！不過，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當初歌頌錯了對象，但我仍認為不能因此而否定這幾首歌的作者在創作這些歌曲時的用心，因而也不能否認這幾首歌的確是好歌。在中國的音樂史上仍應有它們該有的地位。
當然，大陸的好歌還不止上麵說的幾首。如果以創作年代來考察大陸的歌曲，我認為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還有一些好歌，越往後好歌越少。究其原因，我以為不外以下兩個：一是中共的政治對文藝創作的幹涉越來越厲害。政治幹涉的表現又是多方多麵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貫徹執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力度越來越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文藝的階級性，並且要求文藝工作者們：“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將文藝當成階級鬥爭的武器，這是根本違反文藝創作的規律的。從藝術創作的本質來講，創作必須是自由的。若然作者在創作歌曲時，要服從這樣那樣的戒條，一心想著要使作品成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階級鬥爭的武器，還要小心謹慎地推敲每一句歌詞、每一個音符，小心不犯意外的“政治錯誤”，那他在創作時內心的感情必然會受到束縛和限製，他在作品中表達的感情，就很難說仍是出自內心的真感情。很難想象，假若徐誌摩不死而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他仍能寫出如《再別康橋》這樣輕靈的詩來；同樣很難想象，假如賀綠汀不是在一九三七年而是在一九五七年，還敢改編創作出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那樣的樂曲。這是“解放後”好歌越來越少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政治運動越來越頻繁，知識分子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以後幾乎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是打擊的重點對象，他們的社會政治身份，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到文化大革命的“臭老九”，不僅“斯文掃地”，連做人最起碼的尊嚴也被剝奪殆盡。在這樣的政治環境，我們還能苛求他們創作出好歌來嗎？中國的知識分子不乏聰明才智，如果中國的音樂工作者們能生活在創作自由的天地裏，我想他們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2024年3月16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