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一個偶然的機會參觀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館。作為加拿大最大的世界文化和自然曆史博物館，這裏珍藏的世界級的文物，像恐龍化石、古代埃及木乃伊、加拿大礦產寶石等還是可以對外炫耀一番的。尤其是對於那些遠東來客，最具親和力的莫過於一樓展區的中國展館：古代藝術、佛教藝術、建築藝術和雕塑造像等展區，從玉器到陶器，從寺廟壁畫到青銅器，從戰國時期的銅鏡到西漢時期的空心磚，從大秦景教碑的拓片，雖然不能說讓人大飽眼福，但的確可以說琳琅滿目。當然，將景教碑拓片與一堆佛像混放到一起，不但顯得擁擠不堪，而且不倫不類。在眾多的東方國度的展品中，還有幾片不起眼的殷商王朝都城出土的甲骨。當然，展出的這幾片甲骨，僅僅是安省皇家博物館館藏甲骨數量的不到千分之一，隻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這些館藏沒有都拿出來展覽。
不了解曆史背景的人，肯定會奇怪，坐落在北美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館，怎麽會有如此之多的中國文物？尤其是館藏數量巨大、價值極高的甲骨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此前的“懷履光中國寺廟藝術展區”開始說起。
懷履光是誰？他何以被博物館命名，而且還置於中國文物館內？
要想解開這個問題的謎底，翻查史書或文獻自然可以，但那需要費很多的時間，要是可以盡覽館藏的那些文物，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比如一張用漢字書寫的證書：“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茲贈與 大英國聖公會主教懷履光三等嘉禾章以表親睦之意。 大中華民國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令行”。證書中間是紅色的印章“榮典之璽”，印章下麵是袁世凱的簽章。
由這一信息擴展開來可知，中國譯名懷履光，本名威廉•查爾斯•懷特（William Charles White），出生於英國，幼年時隨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後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神學院（Wycliffe College），1897年24歲時被聖公會派往中國福建的建寧縣傳教。在那裏，他先後創建寄宿小學、診治麻風病人、為吸食鴉片的人戒煙，還主編了《建寧方言英語詞典》等，因工作得力，於1910年被升為主教派往河南省主持教務。在河南的長期傳福音期間，懷履光先後擔任“河南救災基金會”會長、“河南公共衛生協會”會長、開封紅十字會會長、國際反鴉片協會河南分會會長，積極募集資金，熱情參與救助因天災、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人們，還主持創辦了多所小學、中學、女中，也因此受到袁世凱、黎元洪和徐世昌等民初曆任總統的嘉獎，嘉獎的原件都保留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館。
懷履光另一次大名遠揚是1928年洛陽古墓在金村被發現後，1988年洛陽博物館出版的《洛陽出土銅鏡》、2005年洛陽市文物管理局和洛陽市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編輯的《千年閱一城》兩書中都對懷履光“長達四年之久”“盜掘了8座周墓”，“轉手倒出海外”給予了毫不客氣地批評和聲討。尤其是2005年多倫多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的學者董林夫的學術著作《雙重文化與信仰：明義士的生平與成就》，對懷履光在中華民國1931年出台《古物保護法施行細則》後依然運送甲骨等文物並在其間“倒賣發財”的行為給予嚴正譴責。一時間也讓這位曾經在晚清和民國享譽政府嘉獎的外國友好人士，一夜之間成為中文世界唾罵的對象。
不過，相反的意見同時存在，其中安大略皇家博物館館藏部主任馬克·恩斯特龍出於一種世界情懷，在多個場合為懷履安進行辯解。另外，中山大學教授徐堅2012年在《暗流：一九四九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一書中也為懷履光做了辯白，稱其不但未直接參與當地村民的盜掘活動，而且“和梅原末治改變了金村和金村器群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其193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洛陽故城古墓考》不僅在資料層麵上首次嚐試全麵複原金村，在研究方法上也足以確立一種新的範式”。
二種觀點究竟孰是孰非，其實很容易辨析，這裏也不想多贅言。一個基本事實是因為當年置身於河南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懷履光公開地為安大略皇家博物館收購、輸送了大量文物，總數量在8000件左右，甲骨文就2000多件。一直到1934年，年屆花甲的懷履安退休回到加拿大，先後出任多倫多大學的副教授、教授兼安大略皇家博物館遠東收藏部主任。
如果想深入了解懷履光如何具體開展這一工作，可以閱讀他與任安大略皇家博物館館長柯雷利及其秘書的多封書信進行考察和佐證以及英文版的Our work in China。
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有一些小細節值得說。比如他對推動河南省的女子學校所做的貢獻，包括培養了不算著名的女教師趙秀蘭。這個故事的源頭是懷履光有一次在講路加福音時，提到了耶穌關愛那些需要關心的病人、罪人、婦女時，趙秀蘭深受感動地說：原來神也愛我這樣卑微的人？之後她受洗成了基督徒，並且堅持學習，最終成了那個時代鮮見的女老師和女傳道人。這樣的案例在今天的中國完全不值得說，但是在當年的曆史語境中，不僅河南，就是整個中國，簡直都可以說是文明推動的曙光見證了。這一點再結合聖約翰大學 、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燕京大學等眾多教會學校所做的貢獻，我們如果不帶著曆史的有色眼鏡，那應該承認近代中國文明轉型的超過半壁江山是由這些基督傳教士貢獻的。
另外一個需要補充的案例是。1907年左右，一個河南商人問懷履光：“你們信的主死在十字架上，怎麽還說祂有能力？”懷履光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個父親，為了救落水的兒子，自己跳進河裏，最後他死了，但兒子得救了。你說，這個父親是軟弱還是有力量？”商人想了想說：“這樣看來，你說的主不是我們想的那種‘強者’，而是……為別人死的那種？”懷履光回答說：“正是。祂為了你，也為了我。”這個小故事中，雖然懷履光某種意義上回答了商人，因為他知道中國人重視的親情孝悌文化，曾經將耶穌的愛故意說成是儒家的“仁愛”，以此讓中國人對基督教有好感，但在我看來，不但他的回答並不好，因為那個商人關心的是強與弱如何同時體現在一個耶穌身上，另外就是包括晚明以來眾多傳教士的福音傳講方式值得商榷，比如為了遷就和迎合中國人將聖經或曲解或刪節，試圖以此打開中國人封閉、落後的思想接受光明。對於此舉，也就是作為傳福音的手段和方式，我個人表示曆史之同情，但是從思想認知中來說，是極力反對的，因為包括和合本的聖經翻譯中有大量儒家的毒滲入其中，讓今天的很多中國人還深陷其中。
行文至此，問題應該有一些眉目了，那就是在中國當年完全沒有文物保護意識和法律條文的大背景之下，懷履光因為常年在中國傳福音，順便為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做出了卓越貢獻，這就是他的大名得以被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命名的根本原因。
在懷履光任教於多倫多大學期間，除了發表、出版大量有關中國學的著述外，還指導過一個同樣在河南傳教後來在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此人中文名字叫明義士。
明義士又是誰？
明義士，英文原名James Menzies，1885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大學土木係畢業後入神學院，因為喜歡和追求一位被呼召到中國傳教的特別女孩，也隨之來到中國河南。加拿大華裔作家李彥在《甲骨文與明義士家族》的紀實長文中這樣寫道：“為了有效地向中國人傳播‘福音’，在河南剛一落腳，明義士便積極地拜當地一位鄉間老秀才為師，鑽研這種極難消化的象形文字，並欣然接受了老秀才為他所起的中文名字：明義士。”李彥接著寫道：“一九一四年春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年輕的明義士騎著一匹白馬在洹河畔踏青。……一個男孩向明義士探問道，他是否想看看上麵刻著字的‘龍骨’。”“當他的目光落到鐫刻在一些骨頭上的奇怪的象形文字時，從前清老秀才那裏學來的知識，便派上了用場。接下來，明義士孤獨一人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並恍然大悟，原來他腳下踩著的這片遠離通商大埠的荒僻之地，竟是數千年前鶯歌燕舞、極盡繁華的殷商都城舊址。”李彥教授為此評論道：“那個春天的奇遇，使這位年輕的基督教傳教士在極其偶然的情形下，被引入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領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被上帝派遣到這個與世隔絕的角落裏的外國人，卻成為第一個發現了甲骨文出土地點之人。”
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竟然是最早發現甲骨文出土地為殷商都城——小屯村第一人？
這一結論難免讓人心生疑惑，因為在1908年之前先後，已有王漢章（王懿榮之子）在《古董錄》中記有其父從古董商處得知甲骨出自河南湯陰縣的小商屯之說，有劉鶚在《鐵雲藏龜·自序》中的“南湯陰縣屬之古羑（yǒu）裏城”之說，有孫詒讓在《契文舉例·序》中“河南湯陰故羑城掊土得古龜甲”之說，有清末大員端方的“洛陽出土”之說，至1908年的某天，羅振玉通過古董商範維卿得知，河南安陽洹濱的小屯村為甲骨集中出土地。直至1910年，羅振玉在《殷商貞補文字考》中完成真正的考證。在這部著作的“序”中，他寫道：“……詢知發見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裏之小屯，而非湯陽。其地為武乙之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羅振玉的這一學術著作，不僅辨識出300多個甲骨文，而且還將《史記·殷本紀》中記錄的各時期的商王名號（十餘位）建立起有效鏈接，也進一步佐證了《史記·殷本紀》的真實性。在這一考證基礎上，羅振玉還“遣山左廠肆估人瘁吾力購之”，另派遣弟弟羅振常再次前往小屯收購甲骨。
明義士是否知道這些知識背景？或者是他因為無知而大言不慚？
認真翻看李彥的這篇紀實長文，雖然文章立意並不在考證也因此沒有給出結論的證據，但從其獨家披露的文字看，她從1988年開始多次采訪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 、孫子和外孫等人的過往經曆看，這種說法不象是無根據的文人抒情。
但事實究竟如何呢？有曆史癖的我因此產生興趣，索性就進行了一下學術檢索，然後發現1928年《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三號，刊載了陳柱翻譯的明義士的《殷墟龜甲文字發掘的經過》，其中寫道：“甲寅之春，餘乘老白馬，至河南彰德城洹水南岸……至一斜坡，坡上碎片益多，蓋斯地乃殷朝武乙之古都，在孔子以前，久已失其所在，止知武乙遷河北，而不知在河北何處也。”文章接著否定了美國人方法斂（Chalfrant）此前關於甲骨出土於“殷末紂辛時名城朝歌，或比幹墓中”的判斷。
這篇文章太重要了，因為它不但驗證了作家李彥所寫並非虛構，包括時間是1914年春、所騎的白馬等細節確有準確出處。而且，文章中還出現了“殷朝武乙之古都” 等字句，顯然表明明義士讀過羅振玉的《殷商貞補文字考》，所以沿用了“武乙之古都”說，因為此前無人得出這一結論。不僅如此，明義士還注意到羅振玉1915年到小屯村實地考察的訊息，也即他在《殷墟龜甲文字發掘的經過》中寫下的“雖《殷墟書契》之著名作者羅振玉亦始於近年至故墟一二次”這一句。
對於羅振玉1910年的著作，三年多後才到安陽的明義士既然已經注意到，那為何還要公然宣稱自己是第一人呢？
接著看明義士的文章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句話：“若夫以科學興趣考察殷墟遺跡者，中外之考古家，實自餘始。……雖《殷墟書契》之著名作者羅振玉亦始於近年至故墟一二次而已。而其時劉鐵雲方印行其藏龜於上海。”同時結合文章刊行前的記者“按語”：此文譯自1917（記者按語寫的是“1914年”，係筆誤。）年明義士在上海別發洋行（Kelly and Walah）出版的英文著作《殷墟卜辭·序》，其中寫道：“甲寅（1914年）歲孟春，著者乘老白馬遊河南省彰德府城北洹水南岸。田已耕，備種棉。農人積破陶碎石於田邊，上古陶片之多，引起乘白馬者莫大注意。跟隨陶片且行且視，至河灣，古陶片絕蹤，或年代久遠衝刷河中，或為沙土埋沒。低沙岸上柳芽初發，赤體兒童臂籃漫遊摘嫩葉為茶。見外國人圍集予側，觀予審視井旁澮中陶片。一童問予曰：‘你做什麽？’予曰：‘看破陶片。’再問：‘看它做甚麽？’予曰：‘我喜歡它。’又問：‘你喜歡看骨頭不喜歡？’予曰：‘看是甚麽骨頭! ’童曰：‘我能領你看有字的龍骨。’予聞此言，立告以對此很有興味。我們同行，繞過河灣，至一不毛沙墟，西坡凹處滿布白粉碎骨。是即殷虛，商朝京都……”
……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和王國維等人於甲骨文考釋字義和推動學術研究有大貢獻，“惟以外人而具科學興趣考察殷墟遺址的，要以本文作者英人明義士為第一”。
文章內容和按語都顯示，不但明義士1917年時認為自己是科學考察並確認甲骨文來源於殷墟都城小屯村的第一人，而且記者在1928年發表陳柱翻譯的《殷墟龜甲文字發掘的經過》時，同樣認同明義士作為科學考察小屯村是殷墟遺址的第一人。換句話說，以《東方雜誌》當年巨大的發行力度和影響來說，民國時期已經有包括記者在內的很多人都了解甚至認同明義士作為“第一人”的身份和地位了。
換句話說，盡管安陽附近的鄉紳、村民早在1890年代就憑借地理和地利之勢開始大肆挖掘、倒賣龜甲和獸骨，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挖掘、倒賣的所謂“龍骨”，就是三千多前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更不知道他們腳下的那塊供他們發財的“龍骨”之地就是盤庚遷都後的殷商故都；而對於羅振玉這個甲骨考據學家來說，盡管他1908年聽說了小屯村是甲骨出土地、1910年考證出小屯村就是殷商的故都，但僅僅是“聽說”和學術文獻梳理，並沒有實地考察過，等到他1915年春第一次親自去考察時 ，已經晚於明義士一年光景了。所以，明義士在有條件地情況下，才寫下了自己是“第一人”的結論。作為遠離大曆史背景的作家李彥，因為在采訪時缺乏學術考證訓練，誤聽或誤信了明義士後人們的說法，然後以訛傳訛。
關於明義士，我還想接著說。首先，明義士因為受邀參與中央研究院曆史與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墟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 ，1932年又受聘於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 ，教授考古學。在4年的教學時間裏，他除了教授本科生、研究生的考古學、人類學等課程外，還先後完成《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編）、《馬可波羅時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英文）、《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中國商代之卜骨》《論匯印聶克遜先生所收藏青銅十字押》《柏根氏舊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術》（英文）、《商代的文化與宗教思想》（英文）、《中國早期的上帝觀》（英文）。這些學術成果在今天看來，可能僅僅是一些文字材料的堆積，但在當年，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甲骨學的重要學術奠基著作之一，而且也為齊魯大學在全國甲骨學研究領域贏得重要的學術地位。
其次，明義士為中國學術界的另一個貢獻是辨析甲骨。這個貢獻說來很無語，因為小屯村和甲骨被高度重視後，勤勞智慧的中國人開始各種造假，並且讓這個加拿大人受盡了苦頭，比如花大價錢買回新鮮的牛胛骨還沒等研究就臭了。就是這種一次次受騙中，明義士學會了辨析甲骨的真偽。他的辨析水平如何呢？在1917年他出版的《殷墟卜辭》一書中收錄的甲骨2369片，其中隻有1片贗品，並且後來被他自己識別出來。對此，另一考古大家李濟曾評價說：“幾個有遠見卓識並研究過真的而偽造的甲骨文的學者，為了探索區別甲骨真假標準而更發奮工作。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先鋒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義士。”這種科研能力的獲得，真要感謝那些造假者，然而這種感謝得要在多麽變態的環境裏才好意思說出來呢。
第三個要補充說的是，因為近水樓台和科學意識，明義士收藏了大量甲骨，約有五萬片之多。如果不計算甲骨殘片的質量問題，他的收藏量超過中國人中甲骨收藏大家劉體智、羅振玉，這還不算那些被安陽匪兵劫掠和北伐軍攻占教堂時毀掉的部分。這些甲骨絕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國，現在分別藏於故宮博物院（19800多片，係其1927年為躲避北伐軍而從安陽運往天津的那批，一直保存於華北聯合語言學校的保險櫃內。1952年被移交給故宮博物）、山東博物館（約8500多片，係其當年捐贈和留存在齊魯大學的那部分，其中一部分因為掩埋在地下而腐爛）與南京博物院（2300多片，係中國1948年內戰，齊魯大學被迫搬遷至南京，寄存於加拿大駐華使館的倉庫內，1951年後被轉交南京博物館），總數三萬片。另外一些甲骨主要收藏於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館，約有6000多片。因為明義士、懷履光等人被中文譽為“文化侵略者”、“文物大盜”，海內外的華人天生又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感，所以我懷疑皇家博物館平時僅拿出三五片甲骨展覽，可能有這方麵的考量，以至於不明真相的群眾完全低估安省博物館在收藏甲骨文方麵的卓越。
兩個加拿大傳教士與小屯村以及甲骨文的故事，就講到這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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