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2021年7月1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隆重召開了建黨100周年的係列慶祝活動。一時間海內外熱鬧紛呈，各種議論紛遝而來，或慶祝或感恩或質疑。也有人提出了問題，那就是2021年到底應該是建黨100周年還是101周年呢？
問題的提出看似有些唐突，但如果檢索一下資料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老問題，否則截止到2000年左右時，學者統計的相關研究專著20多部，單篇文章2500多篇何以要如此浪費時間和生命呢？但問題真的就這麽難解決嗎？
1、到底是哪年的生日？
按說，既然偉大黨的生日確定在1921年7月1日，那當然是1921年了。可是，有很多老黨員不同意這個說法，比如：
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的一個會議上發表《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發展》講演時說“1920年成立中國共產黨”；
1927年，張作霖派人搜查蘇聯當年駐華領館時發現的李守常存放在內的《中國共產黨簡明曆史》上寫著：“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
1928年，第二任黨的總書記瞿秋白在蘇聯發表《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演說時稱：“黨孕育在五四運動中，以1920年為其開端。”
1929年，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告全黨同誌書》中說：“我自從1920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
1930年，老黨員鄧中夏在莫斯科寫就《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其中寫道：“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事後回憶肯定有出現誤差的可能，原始的文獻證據才更有說服力。來看誕生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其中開篇寫道：“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是去年年中成立的。”
再從解密的蘇俄檔案看，據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魏金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1920年9月1日寫的“關於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的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顯示：1920年5月，他就中國科的工作綱要中指示第一條：“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1920年7月5-7日，召開的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討論“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0年9月寫報告時，他再次說“最近要為最終成立中國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
以上幾個材料均將1920年視為中共的成立年。
2、到底哪月成立的？
如果中共生年在1920年，還要再確定一下具體月份，因為上述材料分別提及“年中”、“年初”、“五月”、“九月”。
幾經修訂、堪稱目前最權威的黨史是2002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曆史》，2卷4本，紅皮封麵，其中第一卷這樣寫道：“1920年6月，他（指陳獨秀——本文注）同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等人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並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此後不久，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用‘共產黨’命名的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於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
這一段文字，有幾個關鍵詞需要注意，一個是時間上的6月、8月，一個是名稱上的“社會共產黨”、“社會黨”、“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時間的問題上，李新、陳鐵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沿用了8月產生的說法。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委員會編的《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也使用了1920年8月產生的說法，隻是在名稱上都使用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說法。
不過，1990年代發現的《俞秀鬆日記》否定了8月的說法。作為當事人的俞秀鬆在1920年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佛克主義（即布爾什維克——本文注），都覺得茫無頭緒”。這個“前回”，顯然是在7月20日之前。
那具體是什麽時間呢？施存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回憶說：“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當時，第三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無名）五人，起草綱領十餘條。陳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國，我抄了一份到日本。”
兩個材料一比對，可知俞秀鬆說的“前回”，最晚就是6月，因為同在6月施存統出國了。張國燾在回憶錄裏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經過，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組由1920年五六月間開始集會商談，經過籌備，直到當年八月下旬正式組成。”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寫道：“究竟吾黨何時成立呢？何時發起組織呢？仲甫到滬，1920年‘五一’節後，即邀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施存統及一女人來發起組成，……於是於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陳望道在1956年回憶說："1920年四、五月間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就是黨，並未改用別的名稱"，也就是仍然稱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陳望道回憶中的名稱問題暫且不說，但時間上提前到四、五月間。那到底是四月、五月還是六月，還是此前的年初或其它時間呢？
先來看1921年3月，張太雷到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報告：“中國最初的共產主義支部，是於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組織起來的。其後，在中國的其他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一係列的支部，但是直到1921年，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沈海波根據張太雷的這個報告及陳望道等人的回憶認為，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成立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就是黨的組織。金立人結合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俄文報告及施存統、陳公培等人的回憶材料認為陳獨秀1920年5月在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提出建黨，但到6月才正式成立。
看到中國的黨史學者搞不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拔刀相助，經過考證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專著中說：“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約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認為的1920年7、8月，以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鬆等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後來被認為是黨組織雛形的‘社會共產黨’，這個‘社會共產黨’就是黨史上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當然這時的‘社會共產黨’，還是僅具有簡單的綱領、章程的初步組織。”對此，石川禎浩在著作中使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的一個附錄資料，所謂附錄的意思，就是存目但不視為正式文件。這個資料上麵有個叫Chang的人在1921年12月10日翻譯的一段話：“親愛的同誌們！這個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十一月間決定的。這宣言的內容不過是關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向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準。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從英文稿翻譯出來。決定這宣言之時期既然有一年多了，當然到現在須要有修改和添補的地方。我很希望諸位同誌把這個宣言仔細研究一番，因為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得要注意這種重要的文件－－共產黨宣言。並且會提出遠東人民會議中國代表團中之共產主義者組討論。討論的結果，將要供中國共產黨的參考和采納。”
這個Chang是誰呢？此地是哪裏呢？遠東人民會議怎麽回事呢？學者們考證，Chang不是張國燾就是張太雷，根據張國燾回憶錄，應該不是他。此地就是伊爾庫茨克，遠東人民會議就是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團體代表大會”，也就是所謂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極有可能是張太雷（根據《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證明他1921年3月在那裏做了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報告）在伊爾庫茨克呆了好久，那裏有一份外宣雜誌叫《遠東人民》，他看到創刊號上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的文章《共產國際在遠東》，其中寫道：“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已經不再是宣傳家的小集團，而是作為一個明確的社會階層而存在，他們正在把進步的中國無產者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集結在共產主義組織內，……最近，中國的中央召開了共產主義各組織的協商會議，這次會議將中國的共產主義工作的任務做了這樣的規定：‘我們的任務乃是組織和集中群眾鬥爭的力量，使其打擊更有力、強大。這一切都將通過宣傳工作，組織工人、農民、士兵、職員、學生，成立具有統一中心的強有力的產業社會，以及創建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唯一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實現。’”舒米亞茨基不僅提到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召開了各組織的協商會議，而且還引用了“我們的任務乃是……”，而這一段文字與《中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共產主義者的目的……”中的一部分，幾乎一致，宣言上寫的是“共產黨的任務是要組織和集中這階級鬥爭的勢力，使那攻打資本主義的勢力日增雄厚。這一定要向工人、農人、兵士、水手和學生宣傳，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組織一些大的產業組合，並聯合成一個產業組合的總聯合會，又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這個引文材料可以證明，黨史學者們一度懷疑偽造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是真實存在的，而且舒米亞茨基是看過的。也就是說，張太雷翻譯的文章中說的1920年11月的成立月份，是比較準確的。石川禎浩還為此舉了一個例子，說《共產黨》月刊創刊號寫的就是1920年11月7日，也就是所謂蘇俄十月革命的日期。
根據以上考據，基本可以斷言，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遠東局被正式認定是1920年11月，其中上報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文獻。
那前麵提到的5月、6月說怎麽解釋呢？顯然，這其中存在每個人的認定問題，因為期間的確開過好幾次會議，各項工作都在進展中，具體到哪一個月、那一個環節上，當事人的認定不一致。而且作為中共一方的認定，和作為領導的遠東局代表認定，也存在差異。但起碼能夠證實的是，魏金斯基9月1日所做報告後的兩個月，也就是11月時正式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宣言》，然後向上級共產國際遠東分部做了報備。
3、成立時到底叫什麽名？
偉大黨成立時的名稱也是個問題。前麵眾多回憶和研究中，先後出現“共產黨”、“社會共產黨”、“社會黨”、“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小組”，蘇俄那邊的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上，負責登記的人在德語開頭還寫過中國“共產主義團”、“左派社會主義黨”（實際是江亢虎的組織名稱）等，到底哪一個是原名？
茅盾1957年回憶說：“小組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茅盾這個回憶含金量如何呢？還是來看首任黨首是如何書寫的。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陳獨秀撰文《對於時局的我見》，其中寫道：“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
正是因為陳獨秀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1920年10月16日《申報》上刊載了這樣的消息：“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考慮到陳獨秀的文章撰寫於1920年8月、刊發於9月1日，也就是距離5或6月並不遙遠，所以更真實可信。再加上俞秀鬆的日記作參考，於是可以得出結論說，1920年5、6月間，陳獨秀等人已經自命為社會黨，因為個人叫法不一樣，所以有人也叫社會共產黨。
那後來怎麽又叫中國共產黨了呢？張申府在回憶中說：“關於黨的名稱叫什麽，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並要我告訴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我們回了信。”陳獨秀給張申府寫此信的時間是在1920年8月間，這大概也就是此前很多人說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8月的一個原因。
4、締造者到底都有誰？
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寫的是：“中共最初的發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李達在回憶維經斯基時寫道：“當時在上海參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李達等。”
施存統的回憶文章中先說：陳獨秀、李漢俊之外，還有“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後又說“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提及的是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施存統及一女人。
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首先明確了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鬆等四人，缺陳公培，後來補充說：“在最初成員以外，又有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等陳獨秀的友人，以及李達（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從日本暫時回國）、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員加入”。
《中國共產黨曆史》中說：“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後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後改名施光亮）、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一共17人，但是此前該書中也明確寫道：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等人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並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的《共產主義小組》上冊中有1921年下半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記載：“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五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誌。這個組織逐漸擴大其活動範圍，現在已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成員。”
因此，從締造者的角度來說，第一梯隊隻能是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等5人。對此，《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中非常明確地寫了這5人。如果按照最大化的原則，締造者第二梯隊一共是20人，即《中國共產黨曆史》中所列的17人，外加沈仲九、劉大白和“一女人”。至於到1921年7月時全國那五十多個黨員，其中包括參加1921年7-8月所謂中共一大會議的代表們，他們中的多數人就隻能算是第三梯隊的。
順便說，施存統和蔡和森所提及的沒名沒姓的“一女人”，是否有其人？或姓甚名誰呢？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先是提及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俞秀鬆日記》記得非常清晰：此女名叫崇俠，是《星期評論》的成員，愛上已有四個夫人的沈玄廬而不得（四個夫人發起婚姻保衛戰），同時同社成員沈仲九又為了愛她尋死覓活。後來，崇俠為了成全沈玄廬的社會改造理想，最終選擇了不辭而別、削發為尼，了卻了塵世的情感糾葛。崇俠臨行前給沈玄廬留下血書：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竟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
還要順便說，第一梯隊的5個人中，陳獨秀被定性為托派，開除出黨；李漢俊1922年就已經脫黨，1924年被開除黨籍；俞秀鬆在1937年因為王明、康生揭發其為“托派”，被大舅哥盛世才親自抓捕，送到蘇聯，1939年在蘇聯被槍決；施存統在1927年“清黨事件”後自行脫黨；陳公培1927年南昌暴動後自行脫黨。曆史顯示，第一梯隊等於全軍覆沒。那麽第二梯隊呢？今天時間關係，我不能一一羅列，各位感興趣的可以自行輔修。
第三梯隊中，也有個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中寫道：“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是13人的名單。可是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在上海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上，……我們總共是十二個人。”這是怎麽回事呢？此前很多人，包括劉仁靜等，都說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很多人也都認為是這樣，因為包後來脫黨加入國民政府。但是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來出席大會的代表隻有十二人。”張國燾所說準確與否？1929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何叔衡曾向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的董必武寫信詢問關於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參會代表、會議議程及內容、會議地點、大會是否發了宣言等五個問題。這一材料可見，何叔衡對1921年上海發生會議情況，的確不知情，不然如果自己作為當事人為何還要問董必武呢？
5、“一大”真重要嗎？
1921年7月中下旬，成立約一年後的偉大黨在上海和嘉興的南湖船上，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因為這個會，後來很多中共黨人開始重視起1921年。比如李立三在1930年時說 “我們的黨已經從1921年到現在，可以說是九年的曆史”。張聞天在1934年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一書中說：“於是中國共產黨也在1921年產生了”。 “一大”當事人陳潭秋在1936年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雜誌用俄文發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它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
這幾個人，出於記憶錯亂、混淆還是真心認為1921年才是生日年，目前無從考證。不過有一點可以知道，他們沒有直接確定或決定後來的官方說法。
將中共生年最終確定在1921年，是領袖毛澤東。他先在1938年5月的《論持久戰》中說：“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後在1938年6月12日，陝甘寧邊區黨委發出《宣傳大綱》中，決定7月1日至7日為“抗戰周年紀念與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紀念宣傳周”。在六屆六中全會後，也就是毛澤東獲得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口信名義上成為延安最高領袖後，《新華日報》在1940年7月1日、《群眾》雜誌第4卷第18期在7月7日，分別發表社論，紀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1941年6月30日延安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說：“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
這些說法，在1949年後自然就作為聖旨被貫徹了。至於事實到底如何、法理依據是什麽，從此也就無人問津了。後來，“一大”被寫進教科書、被編成電影電視，十幾億大陸中國人從此在腦海中根深蒂固了這種宣傳。
不過，曆史上的“一大”真的如宣傳那樣重要到可以作為偉大黨的誕生年嗎？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上冊中引用《廣州共產黨的報告》說：1920年12月，“陳獨秀從上海到達廣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黨綱拿到這個組織進行討論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黨綱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陳獨秀等與他們‘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認為必須擺脫無政府主義者’。這樣，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組織。在陳獨秀的主持下，於1921年春‘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這個材料中提到的陳獨秀“自己起草的黨綱”，是廣州一地的黨綱還是整個中共的黨綱？目前因為沒有看到這份文件，還不好說與1921年7-8月之間的所謂中共一大上討論的那個黨綱是不是同一個？如果是，那麽《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上冊中寫的“7月25日和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後實際工作計劃”，以及張國燾晚年特別詳細地寫道自己如何起草黨綱，各位代表如何發表不同意見等見證性回憶，就與事實不符了。
因為常識來說，如果一大真的重要，那麽是否應該由這三個人來起草而陳總書記和李大釗都不參加？我的意思是，這麽重要的文件，總書記可以不在場而由三個普通黨員起草後代表們一討論就通過了？是否可以根據上麵的材料推斷，黨綱早就由陳獨秀起草好了，一大的代表們直接討論然後通過？
我注意到張國燾在回憶裏提到代表陳獨秀委托陳公博代表自己出席會議，並攜帶書信一封，其中除了說明自己辭職尚未獲批準不能抽身參加會議外，還“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既然是已經存在“四點意見”，那麽是否也可以說明陳獨秀早知道了要討論的黨綱黨章呢？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考證：張太雷向共產國際三大（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提交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1921年3月已經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還製定了黨的正式宣言和臨時綱領。前蘇聯學者佩爾西茨1971年在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檔案館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文件中發現《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誌的報告》的俄語打印稿，其中寫道：“在1921年3月以前，中國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在許多地方我們不得不同無政府主義者一同共事。……為了闡明我們的宗旨、原則和策略，為了把無政府主義分子清除出去，我們認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開各組織的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發表了關於我們的宗旨和原則的宣揚，並製定了臨時性綱領。”他更明確地斷言，1921年7月的所謂“中共‘一大’隻不過基本上審議了‘三月會議’事先準備的議題而已”。
再從兩個文件性的結果看，包括十五條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其中第一條是“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六個內容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此兩件中文檔案至今未見到，[1]都是從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俄文稿中翻譯過來的，但已經能夠顯示在1921年7月前，無論中共的名稱，還是黨綱、宣言、決議等內容都已經存在了。結合張太雷給共產國際三大提交的報告看，表明剛才的推論是靠譜的。同時也表明石川禎浩、佩爾西茨的研究和推論也都是成立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想引用幾則當年上海租界的《警務日報》：
“24日，早上9時10分。在霞飛路（Avenue Joffre）漁陽裏（Yu Yang Lee）6號召開的會議討論了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方式和途徑，會議有34人參加。會議決定於五月一日在聖凱瑟琳附近的公共娛樂場舉行大型集會……可能會參加五月一日的會議。要求商店關門停業，在五月一日懸掛旗幟。會議還決定了於4月28日晚上7時舉行另一個會議。這次會議由李啟漢（Li Chi-hoen）主持，於晚上12時20分結束。
29日，關於五月一日慶典準備聯合會的會議在霞飛路漁陽裏6號晚上8時召開，會議主席是李啟漢，大約20個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派出四人去區龍華警備司令部訪問，並要求準許他們在五月一日的西門公共娛樂場舉行大型集會。由於兩名法國警方的中國人警探的出現，會議討論內容受到了相當的限製。會議於當晚10時結束。
30日，法國警方代表又去到了漁陽裏6號，也就是五月一日勞動慶典準備活動的總部。警方搜查了該處並發現一些傳單。他們還警告與會人員不要在這裏開會。會議組織人員散去了，新來了幾個學生在這裏。”
如此多的工作內容和實際革命行為，顯然不是盲目自發的，而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包括如此警方監控之下，五一當天，還是有幾個人跑到先施公司的七層樓上，像天女散花似的把傳單、標語投到大馬路（南京路）上，驚動了行人，也忙壞了印度巡捕。這樣的組織性行為，應該說是在組織已經建立的前提之下，不可能是散兵遊勇，然後以實際行動靜待兩個多月後那次大會再成立組織。
那麽，到這裏有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似乎可以解答了。那就是為何被宣傳得如此重要的“一大”（1921年7月那次），所謂“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竟然都缺席了這次會議。《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給出的理由是“陳獨秀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大學。李大釗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兩人均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陳獨秀沒去開會的理由，在包惠僧1961年1月20日的《關於廣東黨組織曆史情況的回憶》中得到證實，他說：“在一次廣州支部會議上，陳獨秀說：上海來了一封信是張國燾、李漢俊聯名寫的，據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來了代表，他們建議中共應該在上海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他們同意這個意見，並請各支部各選出出席代表會的代表二人，特別要請陳獨秀回上海去主持這次的會議。陳獨秀把來信的大意說了之後，接著說：我為了廣州大學預科籌備工作，我暫時不能離開廣州，這裏出席代表我想派陳公博、包惠僧兩位同誌去。”
陳獨秀確實有走不開的理由。不過這個理由究竟與7月份的會議，哪個更重要？權衡的結果當然是在廣州弄錢開辦大學的事情重要，所以陳獨秀沒有去上海。不過不到兩個月後的9月份，陳獨秀就離開廣州去了上海，可見這時他認為上海的重要性大於廣州。為什麽呢？
李大釗為何沒有去開會？電影《建黨偉業》中李大釗給出的理由竟然是：北大放假了，圖書館比較忙。這樣的理由我想是站不住腳的。我懷疑李大釗那時可能並不如後來宣傳的那麽重要；或者他那時還不是很積極熱心？或者他那時的身份不合適參加這個會議，因為李大釗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具體因為什麽，我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
疑問不止這一個，還有張國燾在回憶錄所寫自己擬定黨綱、宣言之類的文章，難道完全是記憶錯誤所致？第三個疑問是：為什麽尼科爾斯基和馬林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這次會議被描述成中共正式成立的大會呢？難道回蘇聯的魏金斯基沒有向上級組織進行工作交接、沒有匯報中共黨組織已經成立了嗎？
我找到一下幾個材料，看看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1922年7月11日《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魏金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七八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五六十人。他們在工人學校的支持下開展工作。魏金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也不得不中途停辦。
馬林所說屬實嗎？來看參加過1921年7月會議的包惠僧在《黨的一大前後》文章中說的：“後因魏金斯基回國，陳獨秀赴粵，臨時中央的經濟來源中斷，一切工作受到影響，《共產黨》月刊也停了好幾個月沒有編印。”
第三個材料來看《李達自傳》：“6月間，第三國際派了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爾斯基）兩人來到上海。他們和我們接洽了之後，知道我們黨的情形，就要我即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當時黨的組織共有七個地方單位。我發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黨部選派代表，到上海參加。 ”
是不是可以這樣設想：中共的成立大會，當年並沒有一個特別會議，而是在日常工作會議上實現了，1920年11月份正式報備遠東局。1921年三月中共舉辦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提出了中共黨綱和宣言。後來因為沒有經費支持了，所以就都暫停了活動。到1921年7月份，尼克爾斯基——共產國際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國際職工三個組織的代表[2]，和共產國際代表兼翻譯馬林蒞臨上海後，認為這麽好的革命輸出地，而且政黨已經建立起來了，工作已經開展了，不能停。當然，這裏隱晦地表明，我們來了，錢也有了[3]，大家可以繼續革命事業了，於是急忙發通知開會。可證實的是，與會議通知相伴的是外地人每人100元（當時上海平均工人工資10-15元，北京——上海頭等火車單程50元）會務費。會上，張國燾根據此前的黨綱、黨章做了修改。
到這裏，這個會，如果說是新成立大會，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重打鼓另開張了；但說是一次正常會議或繼續會議，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參會人員還是老班底、討論的黨章和黨綱也沒有太多改變。至於到底怎麽看，各位都是陪審員，可以做個判決。
[1] 陳公博192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提交的英語論文中，有一個附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一共15條。韋慕庭教授組織人將其翻譯成中文，1982年在中國出版。
[2] 1986年在荷蘭發現的“斯內夫利特檔案”（斯內夫特是馬林的原名），手稿中寫道：“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立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
[3] 《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從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中共的活動經費約17000多元中，94％強即16000多元是共產國際援助的，獨自籌措的隻有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