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而知其美：五四運動不能忽略的曆史細節

今天的講座題目，可以說是去年那次跟張千帆教授商榷美國大選講座的副產品，因為那時批評他對五四運動的批評是無的放矢，是激情有餘學理不足，雖然當天我也列舉了自己寫過近十篇文章，但是當時畢竟隻念了念幾篇文章的題目，沒有展示內容，不足以服人。今天我就舊話重提，不然既對不住群友，也對不住張千帆教授。

四書之一的《大學》中有一句話，叫：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意思就是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喜愛他，但同時要知道他的缺點；討厭、憎惡他，但也要知道他的優點，能這樣做的人天下很少見。印象中胡適先生也很喜歡這句話，他曾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一、五四運動遭遇河東河西說

關於五四運動，其實本不應該成為問題，尤其不應該這麽多年以來一直成為問題，但為什麽又成為問題了呢？這裏有學問。

各位都知道，正統意識形態從1949年鼎革之際到現今，幾乎每年五四，都要舉辦大大小小的紀念會，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各位耳熟能詳的那幾句評判。

他們紀念、歌頌什麽呢？各個版本的教科書早已經寫在那裏，比如全國大學生通用的藍皮的那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關於五四運動的曆史特點總結道：第一，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第二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第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幾點總結後，教科書接著說：這樣，五四運動就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也就成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開端”。

也不止是教科書，來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那裏麵寫道：“五四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國發生的一次群眾運動，其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五四運動既加速了國民黨的改組，也為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和組織上的基礎。” 

既然五四運動兼具反帝反封建、群眾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以及做好了思想準備和幹部準備，以及成為劃時代的新民主主義運動開始的標誌等諸多特點，那人家年年紀念、歌頌，尤其是2019年特別隆重地予以紀念，當然無可厚非。

非主流學術界呢，在評價五四運動時，大體來說在1990年代隨著社會思潮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意思就是八十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在評價五四運動時會批評五四，無論是學生上街的理由、上街的準備、運動的方案、呼喊的口號、運動的目的、遊行的過程和轉折，包括為主流學術界特別看重的火燒趙家樓，批評之聲都很少，或者起碼不占主流。不過90年代後情形發生了改變，就是關於五四運動的批評之聲開始多起來，現在可以說幾乎與主流學術界並駕齊驅了，也就是說在維護黨國正統意識形態的主流學術界那裏，大家更強調五四運動的教科書敘事；自由派學者為了反對這種敘事，就更強調和突出對五四運動的批評，雙方差不多平分秋色。

作為不入流的學術界的我，怎麽辦呢？如果維護五四運動，那好像就跟官方和主流學界站到一隊去了；如果批評五四運動，那自然就站隊到非主流學術界了。可是，這兩個陣營我都不屬於，所以隻好把自己歸入不入流學術界。

的確是，我的很多學術研究都不入流，比如很多自由派學者開始大肆批評魯迅時，我會為魯迅說幾句話；他們高揚胡適的旗幟時，我會針對胡適說幾句貶抑性的話；比如非主流學界開始集體批判五四運動時，我一直堅持唱反調，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不入流。這是一種不求上進、自甘墮落的表現，我可能以後會知錯悔改，但現在卻要努力堅持。

那在五四運動的問題上，我為什麽不入流或沒有站到非主流學術界那邊呢？

二、五四運動不在河西、河東而在河溝

五四運動的評價雖然在官方和主流學術界那裏，一直是個河東、何西的問題，但在我這裏，既不是河西，也不是河東的問題，而且是河溝問題。

先來看張千帆教授在2011年那個著名演講中是怎麽批評五四的。他說：“好景果然不長，巴黎和會對中國陰差陽錯的背叛一夜之間點燃了趙家樓的大火，長期積壓在國人心頭的憤懣和戾氣，終於在民族主義找到爆發口，和仇視西方既有秩序的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五四運動之後，在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積極撮合下，中國很快從無政府主義的極端走向極權主義極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先後替代儒家教義成為國家正統。一個沒有政治人格的國家自然無法抵禦專製主義政治思想的變種入侵，而政治專製的確立和強化最終戕殺了中國的道德人格。”

我提醒各位，這段話中，所謂巴黎和會的背叛問題，我想聽過我3月份那兩次講座的人，應該已經清楚了。這裏不再重複。至於一夜間點燃了趙家樓的大火、國人心頭的憤懣和戾氣、爆發口等，是曆史實情還是文人抒情？

張千帆教授是法學專業，在曆史方麵不算專長，犯錯誤情有可原。但是學術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求真，求真就應該質疑、批判，如果因為張千帆教授平時仗義執言、是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好人，就因此要降低標準，這本身於思想和學術自由也是有害的，所以今天我就稍微地跟他計較一下。

真的僅僅是稍微，因為就五四的問題，我曾經真正計較過幾次，比如針對邵建教授2015年在《領導者》雜誌發表的2萬字左右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德先生”――<新青年>民主論》，我也寫了2萬多字的文章予以商榷。我很敬重邵建教授，也一直視其為我的師長，因此他的大作寫了2萬字，我也奉陪上2萬字。此外，我還和秦暉教授、張耀傑研究員都認真計較過，單篇文章都是10000字以上。

下麵我羅列一下近些年學術界對五四運動的批判。

邵建教授在文章中說：“五四運動是廣場運動，屬於五四民主的一部分，其高潮是在趙家樓的打、砸、燒。”“1920年代發生的國民革命，不但徹底結束了北洋議會時代的政黨政治，在邏輯上也正是《新青年》國民運動的延伸。”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馮筱才教授在《20世紀中國的群眾運動與公共政治：以“五四”為例》講座中指出，“五四運動這種踐踏法律精神、光天化日之下衝進公民家裏打砸搶、毆打傷人事件，是非常惡劣的，法院應該對當事者進行審判。愛國的名義下的暴民運動，是非常恐怖的。從此，中國走向了一波又一波的暴民運動漩渦之中，震驚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暴民運動的極端形式。五四運動的惡果，遠遠大於其正果。從此中國走向了陰謀政治，明的不行就來暗的，民眾變成了大師策劃的工具，民眾運動變成了運動民眾。”

《學海》雜誌的主編胡傳盛研究員在2010年撰文說：“五四”事件中存在著嚴重的暴力行為，實施暴力襲擊的人應該承擔責任，但這個事件中的暴力行為卻遭到完全的回避與徹底的遺忘。這個伴隨著暴力行為的事件，於是變成純粹的愛國事件，並被稱為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愛國事件；它在曆史上如此具有重要性，並被視為揭開了中國曆史的嶄新時代。

藝術研究院的張耀傑研究員在一篇文章中，針對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麽？》中說五四運動的精神並不限於空泛的“愛國救國”，“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和陳獨秀6月11日晚上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然後議論說“這樣的政治表態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砸爛公、檢、法的打、砸、搶、燒一樣，在精神是與幾千年的專製一脈相承的”。

青年學者羽戈兄在2009年的文章中說：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國人表達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學生充當急先鋒，打出標語，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憤怒到極處，遂有“火燒趙家樓”的極端之舉。

劉仲敬很看重而且非常相信吳虯《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林長民利用學生愛國熱誠，將各項借款，與巴黎合約，糅雜牽連，以亂學生耳目，日以徐樹錚勾結曹汝霖賣國之說，聒於眾耳。學生激昂萬分，結隊遊行……殊不知此事徐世昌為幕後政戰總司令，林長民為臨時前敵總指揮。徐意在對段示威，林意在對段泄憤。”他為此評論說：“學生呢，對這些內幕其實是沒有多少了解的，他們起的作用就是一個外圍當炮灰的角色，你上去衝殺，得到利益的其實是幕後大佬，無關緊要。”

類似的批評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我還要補充的是，以上非主流學術界的批判聲音，幾乎都引用了1919年5月18日，梁漱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其中寫道：“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為大家不願受檢察廳檢舉的意思，自以所行無有不合的意思，還是這個毛病。這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製度，更不能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後的製度。質而言之，就是不會作現在同以後的人類的生活，不會作這種生活，不待什麽強鄰的侵略，我們自己就不能在現在世界上未來世界上存在。”

順便說，學者們經常引用梁漱溟的材料，但是不經常引用陳獨秀的一個材料，他在5月7日寫給胡適的信中態度鮮明地指出：“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聚眾打人放火，難免違法”。為什麽不習慣引用陳獨秀的材料呢？是這個材料鮮為人知呢，還是覺得陳獨秀一貫給人暴力、激進的感覺不願意引用呢？

對於梁漱溟這篇文章，我同樣很讚同；對於上述學者批判五四學生運動中的暴力行文，我也沒有任何意見。我要說的是，在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批判暴力行為時，能否用五四運動這個帶有集合性的名詞或專有詞匯？我的意思是，主流學術界和非主流學術界讚揚的或批判的五四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全貌嗎？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革命行為”或暴力違法行為，能代表五四學生運動嗎？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我這裏絕不是摳字眼，絕不是玩文字遊戲。接下來我將進入第三個話題，也就是帶領各位穿越到五四現場，去看看那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麽？

三、曆史現場的五四

為什麽會有5月4日的遊行？直接動因是巴黎和會，這個我不多講，以前講座中也涉及了一部分。我要說的是從5月2日開始的那天，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林長民接到在巴黎的梁啟超的電報後，在《晨報》刊發了一篇豆腐塊似的文章，以極盡文學誇張的手法和煽情性的語言說：“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願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很多學者將這篇文章說成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在我看來，是過度誇大這篇文章的作用，或者說為主流學界和非主流學界的抒情做了鋪墊。

至於林長民是否應該發表這篇文章、是否應該借助宣傳製造輿論，我持保留態度。因為巴黎和會到底發生了什麽，中日換文協定到底怎麽回事？梁啟超也好，林長民也好，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僅憑一腔熱情或政治用心，是不能解決好國際和國內問題的。

不過，從這時開始，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要將暴力視角引入，也就是從文章到學生的行為，各位評判到底哪些屬於暴力言行？林長民這篇文章涉嫌暴力與否呢？按照低標準說，起碼涉嫌暴力煽動。

林長民為何要發表這篇文章呢？因為前一天，林長民的同鄉也是國務院電報處工作的一個處長，告訴他政府總理錢能訓向巴黎發電報同意代表們簽字。於是他一邊撰寫並發表文章，一邊將消息告訴了國民外交協會的會長汪大燮。汪大燮很惱火，因為前幾天他剛跟徐世昌總統、錢能訓總理開完會，決議不簽字，現在又變卦了。

於是2日這天，汪大燮宣布即日起外交委員會散夥，各自回家。傍晚，協會的葉景莘到汪大燮家匯報協會善後處理的事情，汪大燮不甘心，還在想辦法怎麽辦。葉景莘建議說：“北大學生本要流行（說的是5月7日的遊行），何不去找蔡先生。”於是汪大燮坐馬車去了蔡元培家。蔡元培於是找了傅斯年、許德珩、康白情、何思源、段錫朋等學生，通報了信息。

說到這裏，需要交代以上的陳述，是依據葉景莘、許德珩、何思源等很多當事人的回憶資料比較、綜合而成，因為他們回憶文章在時間點上、人物交代等細微之處有記錯的地方。

在此我要順便說，張耀傑先生曾在一篇文章和著作中否定了葉景莘的回憶，他的意思是蔡元培沒有煽動學生，還為此在多個場合批評我亂用材料，我很感謝張老師的提醒和批評，也再次翻查了材料，我承認以前的文章中犯了錯誤，因為在列舉名單時多加了羅家倫，但其他地方我自信沒有錯，於是寫了一篇萬字長文與張耀傑先生商榷，並用十幾個材料證實並回答他：蔡元培確實告訴並煽動或動員了學生。

5月3日這天，許德珩等學生開始到北京各高校去串聯，北大校園裏也貼上了通告。之後是《京報》記者邵飄萍在北大做了一個富有煽動力的演講，聽講者中包括北京13所院校的學生代表，據說估計有上千名。學生們很受觸動，很多人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演說，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劉仁靜還表示要當場自殺。

激情演說算不算暴力？咬破手指算不算暴力？自殺算不算暴力？還是按照低標準下判斷，都算是涉嫌暴力煽動。

5月3日晚上，北大三院禮堂召開的集會上，有人主張采用激烈的手段，實行大暴動，這是那個北師大的匡互生在回憶文章中說的。暫時認定匡互生的回憶屬實，所以再記上涉嫌暴力煽動的一筆賬。

集會上也有人提議說：“留日的學生可以那麽對付章宗祥，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大家一致同意，準備行動。”

假定這個回憶材料也屬實，那麽涉嫌暴力煽動的賬上已經有4筆了。

學生們經過一陣七嘴八舌的熱議後，達成一個最終決議：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各位看看這個正式決議的內容，有明顯的反政府尤其什麽北洋軍閥政府的意向嗎？再看看這個正式決議，是否涉嫌暴力或暴力煽動？以我的低標準看，應該不涉及暴力。那也就是說，集會上剛才匡互生等人的涉嫌暴力煽動，也就是一些學生發發牢騷，到正式決議時，絕大多數學生都沒有采納暴力建議。那到這個時候，剛才的四筆涉嫌暴力煽動的言行，在正式決議宣布時等於被取消了。

再來看5月4日這一天發生了什麽。

上午10時左右，北京13所大專院校學生代表集會討論確定了下午的遊行。會議通過的決案是：1）通電國內外有關團體，呼籲他們抗議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案；2）努力喚醒全國各地的民眾；3）組織北京市民的群眾集會；4）建立一個北京全體學生的統一機構，負責學生的活動和與其他組織的聯係；5）決定當天下午遊行示威的路線為：由天安門出發，經東交民巷，轉向哈德門（崇文門）大街商業區。

這些決議後來刊發在當時很多的報刊上，所以毋庸置疑，而且需要各位記住，這就是遊行學生要幹的事情，而且是全部實情。其中要注意一個問題，學生有沒有打算去曹汝霖家？是否有暴力或涉嫌暴力言行？

至少到這裏，各位回想一下講座之初列舉教授們那些激烈批判五四運動的言辭，什麽憤懣啊、戾氣啊，搭邊嗎？感覺到空穴來風沒？

如果說有什麽憤懣和戾氣，那就是務虛性的標語口號。首先來看羅家倫寫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並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這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很多人很讚賞羅家倫的正義和文筆，包括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不過，我一直不以為意，這段文字從煽情的角度來說還不錯，但是從內容和邏輯的角度來說，很值得商榷。當然今天咱們主要是談談是否有暴力、有戾氣的問題，所以我不多評論了。

再來看許德珩寫的文言版的《北京學生界宣言》：“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相比於羅家倫的悲情和煽情，許德珩的這篇確實存在嚴重的涉嫌暴力的語言煽動，陳平原教授將其解讀為“字麵上的暴力鋤奸”，我覺得挺客觀。

最後再來看幾則我綜合過的回憶材料：人人手裏拿著一個或兩個白旗，旗上寫著些“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還我青島”，“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國民應當判決賣國賊的命運”，“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認軍事協定”等。還有北高師學生寫的一副有名的對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北京學界淚挽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周策縱在他的名著中一共統計了29個口號，我後來翻查報紙又多找出3個。但內容大體差不多，很多口號多有重複，不一而足。為了照顧教授們的情緒，我暫時將這些口號判為涉嫌語言暴力。

接下來是遊行了，各位可以順便思考看看學生們是否如教科書說的那樣具有反帝行為，這樣可以驗證我在讀博士時寫的文章是不是有道理？

學生們怎麽遊行的呢？這裏列出一些報道和回憶給各位。

先來看1919年5月5日的《晨報》報道說：“等大家到齊，我們就要遊街示眾，叫我們國民也知道有這種事體。遊街後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表示我們的意思。完後還要轉到這裏，開會商議善後辦法。”報道中還提到：教育部某司長和步軍統領李長泰奉命勸說學生不要到使館區。學生代表答複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示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麵對學生的解釋，“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後對群眾曰：那麽，任憑汝們走麽。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

了解了這個材料，大概就會明白，為何北京大學離天安門最近，反而是最後到達的，因為教育部的人去北大勸阻學生，雙方溝通半天，北大學生還是被默許遊行了。

這個材料中，是否有暴力或涉嫌暴力的舉動呢？各位自己判斷。接下來學生從天安門出發了，奔向東交民巷。文叔在《五四運動史》中記錄道：示威者給北京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觀眾感動得沿街而立，潸然淚下，仔細傾聽學生們呼喊的口號。許多旁觀的西方人士也向學生們歡呼致意或脫帽揮舞。蔡曉舟、楊亮工在《五四》中記錄道：各校遊行隊伍“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讚”。學生隊伍有秩序地在街上行走，童子軍和小學生也加入了隊伍，散發傳單。

這幾個人都是遊行的當事人，他們的文章也都是寫在當年，應該說比較可信。各位據此判斷，是否有暴力或潛在暴力？

好接下來，學生們的隊伍就到了東交民巷，這時大概是下午兩點四十分。

各位想想八國聯軍進北京，想想那些不平等條約，想想外國列強、帝國主義者們如何欺負我們中國人，想想教授們如何說巴黎和會的背叛之類。一係列的畫麵，都在腦海了吧？愛國的血液往上衝了吧？各位如果有常識，可以猜到了吧？如果還猜不到想想電影《建黨偉業》裏李大釗站在學生們簇擁的戰車上、揮舞著手臂、憤怒地呼喊口號的鏡頭。

學生們首先到了美國領館門前，各位要是了解北京地形，就知道傳說中的東交民巷，與長安街交口，第一棟建築就是美國領館。學生們如何憤怒地抗議美國呢？來看一個資料，就是學生們事先寫好的、準備要交給美國領事的“說貼”，隻見那上麵寫道： “大美國公使閣下：吾人聞和平會議傳來消息，關於吾中國與日本國際間之處置，有甚悖和平正義者，以最真摯最誠懇之意，陳詞於閣下：……貴國如支持民族之獨立，與人類之公權，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戰，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協約國美國公使公牒，吾人對之表無上之欽愛與同情，吾國念貴國與我中國素敦睦誼，為此直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本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

這還不算，與這個極盡委婉的外交說帖相配合的是，學生們在美國領館前高呼：“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以上材料是《每周評論》在1919年第21號上刊載的署名億萬的文章《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中記錄的。胡適在1935年5月5日《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中也有提及。

各位，學生們的這些言行，有沒有暴力或潛伏的暴力？學生們的舉措有沒有反帝？起碼的一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都沒喊，也太不革命了吧。

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材料，就是陳獨秀當年發表文章說：“我們中國現在有什麽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的同情，幫我們說點公道話。”可是批判五四運動、批判陳獨秀的非主流學術界，好像就沒提過這篇文章。同時我還想起，關於這段，紅皮的最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中處理得很巧妙，裏麵寫道：天安門集會後，“接著，學生們遷往日本駐華使館抗議”。把在美國領館這一段給刪去了。黨史學家胡繩在他的名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寫道：“遊行隊伍想進入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抗議，但受到使館巡捕的阻攔。”也把關鍵環節給省略掉了。

說到這些主流學界，我順便再說說關於五四運動的定性和闡釋。

先來看偉大領袖的文章中說：“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黨史學家胡繩在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五四群眾愛國運動是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反對賣國的北洋軍閥政府而爆發的”；

另一黨史學家彭明，在名著《五四運動史》中寫道：“學生們集合天安門的目的主要是遊行示威，向‘總統府’及英、美等帝國主義使館抗議……”

黨史學家們這麽寫，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人家有宣傳目的，但是2019年5月6日，《紐約時報》上刊載了儲百亮先生的文章《為什麽五四運動在今日中國仍然重要？》，我完全不可以理解，因為其中寫道：“北京——一百年前的這個周六，數千名中國學生走上北京的街頭，掀起了一場著名的反西方殖民主義運動，迄今它仍引發反響。”

我想借用今天的網絡話說就是：打臉不？不做一點認真的學術研究，就想當然地胡說八道，還一本正經、冠冕堂皇。

遊行接下來的情形如何呢？或者說，五四運動主要針對日本，不反美，很正常，那接下來看看學生如何反日帝的。

因為4日這天時值周末，包括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等都外出度假去了，於是遊行隊伍無法按照原計劃進行。

他們本來還想再向東走，因為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是日本駐中國領館。紅色樓房。學生們派代表去跟領館區警察交涉，希望能夠到日本領館，但是值班的警察，就是不讓學生們去。結果學生們就沒轍了，一些學生原計劃將手裏拿的小旗幟扔進日本領館的想法，也沒辦法實現了。

各位，如果是你們在現場，這個時候怎麽辦？你們會不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向前衝？會不會說這三千多學生竟無一人是男兒？學者們不是說憤怒的學生嗎？怎麽這時看不出來憤怒呢？

是的，民國初年的學生們就是那樣，很遵守國際法的約定，沒有允許不得通過領館區，他們就認可了。他們的內心是否有過暴力的衝動，我不知道，但從行為上看，決定沒有任何暴力，不然區區幾個領館區警察，換成現在大陸中國的民眾，早就三下五除二了。

到這裏，我再提醒各位，假定學生們有很暴力的反日計劃，我說是假定，因為我看過的資料中並沒有發現很暴力的計劃，但是因為道路不通，所以即使有暴力想法，也沒有辦法付諸實踐，等於暴力未遂。那這時，再來看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張玉法教授在其大作中所寫的：五四“以反日為中心的反帝運動，在性質上都是以群眾為主軸的民族自決運動”。麵對這句話，真的不知道該怎麽評判好，因為曆史事實是學生們沒反成啊，反日未遂呀！我懷疑張院士在大陸留學過。

在等候了約2小時，學生們終於未得到通過使館區的許可後，遊行隊伍不知如何是好。據《五四》一書稱：“學生已覺刺激不淺，以為國猶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許我通行，果至亡後屈辱痛苦又將何如？”

同為當事人的楊晦在四十年後回憶說：在東交民巷受挫後，“青年學生的熱血沸騰，但是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鐵一般的冷酷事實：使館界，不準隊伍通過！氣炸了肺，也是無濟於事的呀！為什麽我們自己的國土，不準我們的隊伍通過？使館界！什麽是使館界？是我們的恥辱！”“大家都十分氣憤，也十分泄氣，說：難道就這樣回學校嗎？”“停了一會之後，又走動了。大家知道還去趙家樓，情緒就又振奮了一下，不過也還是默默地穿過東單、東四，到了趙家樓”。

高師同學俞勁回憶說，遊行隊伍本該向總統府請願，“但走在隊伍前麵的人（有些是參加五四前夕秘密會議的），卻有目的地引導隊伍浩浩蕩蕩向趙家樓曹汝霖公館走去”。

同是北高師的周予同回憶說：“當遊行隊伍經過東交民巷口以後，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憤的時候，這響亮的口號得到了群眾一致的擁護。”

北高師的熊夢飛在三十年代初撰文說：東交民巷遊行受阻，“前驅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憤慨，和之，聲震屋瓦”，“互生是時，意固別有所在，集其死黨為前驅”。

當事人匡互生在回憶中說：“負總指揮責任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勸阻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

不管學生是大喊大叫了，還是泄氣低沉了，反正受了這樣的“窩囊氣”，學生們在接下來的遊行中，肯定不會有好秩序的，熊夢飛的回憶文章也暗示了。那實情如何呢？來看資料：

遊行隊伍改變原來計劃而轉向趙家樓後，西方人辦的《字林西報周刊》中記錄的是：學生們“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稱作文明國家的學生”。

我想，這個西方記者的觀察，應該不會編造。那到達曹汝霖住宅後，這時大概是下午四點半左右。情形如何呢？是不是立馬衝進去放火呢？

1919年5月11日的《每周評論》這樣報道：到了曹家門口，大家齊呼“賣國賊呀”！曹宅的周圍有二百多個巡警站著不動。後來大家用旗杆搗下房上的瓦，巡警、憲兵、遊緝隊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幾位同學不管危險，從天窗上跳進去，後來把門敲翻，大家一齊進去，打東西，找曹汝霖，一麵打，一麵哭，巡警也有哭了的。

《每周評論》的報道屬實嗎？匡互生在回憶裏說：“當走到曹宅前麵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都從牆外把所持的旗幟拋入牆內，正預備這散隊回校時，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卻乘著大家狂呼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上的窗洞上，把鐵窗衝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裏去。”

打人的同時就是放火。不過關於放火，有很多說法。

當年出版的《五四》和《青島潮》都反對學生放火一說。前者列舉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說，結論是：“四說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無人能證明之者。”後者更將電線走火與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時正酉正，電燈已燃。未幾，火起，眾大憤，始知曹將燒死學子，以為泄怨計。”

英文《字林西報周刊》在1919年5月10日做了這樣的報道：“當時與警察爭執之際，竟將電燈打碎，電線走火，遂肇焚如。”

四十年後，楊晦還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簡單：“這些無恥政客，國都可以賣，還有什麽事做不出來？一放火，造成學生的刑事犯罪，豈不就可以逮捕法辦了嗎？”

北京工業專門學校的尹明德在回憶中分析說：誰都明白，火確實是學生放的，隻是不能承認。“當時在黑暗專製反動時期，學生不敢承認放火，恐貽反動派以口實，偽稱係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驅散群眾。軍警機關既未在學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貿然加以學生放火之罪。”

當時教育部、警察和檢查廳，最後采納了電線走火說。這種和稀泥的手法，雖然息事寧人，但於事實和真相，在我看來還值得商榷。

至於具體縱火行為，當事人的說法不一致，比如北大的楊振聲說：“搜索到下房，有人發現半桶煤油，就起了‘燒這些雜種’的念頭”；範雲說：“群眾找不著曹汝霖更加氣憤，有人在汽車房裏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燒掉這個賊窩’。汽油潑在小火爐上，當時火就燒起來了”；許德珩說：“有一個同學抽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就燃起來了。”高師學生張石樵回憶說：“親眼看到北京高師一同學用煤油把房子點著了，我還添了一把火，趙家樓頓時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誤把匡互生說成是燒國賊的放火者，這應該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為俞勁（又名慎初）。我們不能為此而改寫曆史。”

俞勁在1970年代末撰寫《對火燒趙家樓的一點回憶》時說是匡互生點的火。匡互生在1925年寫《五四運動紀實》時，隻說學生放火是“以泄一時的忿怒”，而沒說火是誰點的。不過，匡互生的同學周為群在1957年記述說：“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現，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付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同為當事人的周予同也回憶說：匡互生要點火的“這一舉動沒有得到所有在場同學的讚同”，“有些同學，尤其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決議案的精神，頗有些誹議”。

這些材料證明，盡管有個別學生想要放火，無論是學生領袖段錫朋，還是法政專業的學生們，都是阻止的。也就是說，現場的確有暴力學生，但同時也有反對暴力的學生，而且是多數。

至於放火，現在應該確定是北高師的學生幹的。至於是不是匡互生呢？我這裏再補充一些材料。

匡互生在1925年所做的回憶錄《五四運動紀實》中寫道：“五月三日那一夜……大多數主張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鼻息，作國內軍閥的走狗，並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私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拌大隊遊行至曹、陸、章住宅等的住宅的時候，實行大暴動。”“不惟他們（指跟隨學生遊行隊伍的巡邏偵探――引者注）看不出學生們有痛打曹章等的決心，並且也不相信學生們會有什麽暴動的――老實說，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

如果匡互生的回憶完全客觀的話，也就是說這家夥的確從開始就打算使用暴力，這也使得整個學生遊行蒙上了一層潛在暴力的陰影，各位應該有這種感覺吧。可是不要忘了，他也說“最大多數的學生”並沒有暴力行動的計劃。

各位要注意，匡互生的這個回憶很值得質疑，因為遊行從5月3日晚開會，一直到4日遊行到東交民巷，遊行的計劃裏，都沒有要到曹汝霖的住宅的打算，他怎麽就在3號晚說遊行隊伍會到曹汝霖住宅呢？所以可見匡互生的回憶並不完全靠譜。

《匡互生傳》的作者趙海洲、趙文健稱，巴金最敬重的一個人便是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匡互生，“趙家樓內點燃一把火，導致革命運動之火燎原神州，從而演變成一場反叛中國舊思想、舊文化的熊熊大火”。如果巴金確實說過這句話，我真是覺得巴金的沒頭沒腦，可以說是從年輕到年老，都是一個巨嬰。

我還要說，在痛打章宗祥的暴力中，有一幕非常重要。那就是當時的日本記者中江醜吉，拚力用身體保護章宗祥。各位，可是日本人呐，是不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是不是到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了？過程和結果是什麽呢？

來看那個匡互生的回憶：就在章宗祥被打的滿臉花的時候，“同時卻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負重傷出死力替他保護，大家因此頗懷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為那天到場參觀的西洋人日本人實在不少”。

學生們不但沒有直接暴打中江醜吉，而且他還把章宗祥救到一邊去了。各位回想一下講座之初，各種批判五四的聲音，什麽戾氣、憤怒、炮灰之類的形容詞，以及反帝、反日、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修辭，這個時候好像並不完全適用。極少數的幾個學生可能有暴力、戾氣、不明真相的一麵，但是他們同時還意識到不能打日本人，不能製造國際交涉的事端。

放火、打人那個時間，大概是幾點鍾呢？當時的情形怎樣呢？匡互生的回憶是：“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五點三刻了，尚在看熱鬧的學生委實隻有幾十、百八個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正當大隊學生已經散去的時候，趙家樓一帶已開到了好幾排軍隊了，於是那些起初對學生很‘客氣’的警察也膽大起來，並且也都板起麵孔，吹起警笛開始協同軍隊捕人了。”

這個材料表明，警察直到打人、放火之初，都沒有出麵製止，甚至對學生特別客氣。當然，如果當時警察就出麵製止學生最初的暴力，那曆史肯定會被改寫。隻是不知道主流學術界到時又會寫什麽樣的批判文章了。

五四學生上街的一幕我講完了，接下來還有大學校長們與政府溝通釋放學生，蔡元培因為處於輿論風口辭職以及因為辭職引發新一輪的學生上街，還有學生上街進行愛國和抵製日貨的演講，以及進一步觸發市民聲援學生運動，政府不得不罷免曹陸章三個倒黴蛋的職務等妥協措施，等等。這裏就不一一給各位梳理了。我的意思是，透過曆史的一個節點也好，一個片段、一個場景也罷，各位要多想一想，哪怕是那一天，曆史的現場本身是複雜的、多變的，不是那麽的想當然，也不是幾句口號就能概括得了。《晨報》的編輯孫伏園，在《回憶五四當年》中寫道：“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了。”這話放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尤其讓人感覺所言及是。

在事實基本清楚的情況下，接下來我要談一談我的觀點。各位應該知道，我在很多場講座中都不做評論家，但今天決定破例一次。

首先，我不認同林長民、蔡元培鼓動學生上街，外交問題，是一個比較專業化的問題，外圍人士，比如青年學生，很多時候並不知道內情到底如何，靠熱情、靠國民動員、靠運動群眾，不能解決好國際間的問題，尤其是中日之間的問題。這是我首先要表態的。當然這個表態的前提是，這個政府是民選的，是公意授權的。

其次，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無論如何都應該很好地反思和批判，因為首先，即使他們幾個人犯有學生們的所說的罪行，也需要法庭經過程序正義的審判後才可以認定罪行，學生不可以充當法律製裁者的角色，因為至少徐世昌那任總統是民選的，民選就意味著公民已經將讓渡了懲戒的權利給政府，不可以在這時衝上前台做什麽國家的主人，直接判定誰為敵對勢力、應該受到什麽懲罰。梁漱溟當年的文章，我很讚同。

以上都是批評，接下來是維護。

第三，隨著曆史情境的變化，也就是學生上街的事情既然已經發生、發展了，那就得走一步說一步。尤其是，根據民國當年的憲法，公民有上街表達的自由，那也就是說，不能因為他們不明真相就不允許他們上街。或者說，他們即使知道了巴黎和會和中日換文協定的真相，也有不同的意見，那他們當然可以上街表達不同意見，這是民國賦予他們的基本權利之一。再說，民主就要有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應該允許公民幼稚，允許公民試錯，允許被公民蒙騙，被騙次數多了，也就學會更加理性表達了。不過，上街遊行可以，但必須有前提，前提就是非暴力，這在哪個文明國家都如此。如果是暴力，則要另說。

第四，不能忘記的是，縱火也好、打人也罷，不過是偶發的暴力事件，不是整個運動的主流，也不是全部，將他說成是一個高潮，更不符合實情，它與後來的五卅運動、三一八運動、一二九運動、一二一運動、因沈崇事件引發的反美風浪都不可同日而語。這一點必須要清楚，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點帶麵。尤其是不能豪取一點、不及其餘地或讚美或批判，因為無論讚美的還是批判的，都隻是盲人摸象。

第五，非主流學術界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批判五四運動，其實我知道他們的邏輯，那就是：他們讚同的，我們就反對；他們表揚的，我們就批判。但是，他們讚同和表揚的，並非五四本身，而隻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如果抓住這個小插曲算賬，是不是有點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感覺呢？是不是有一種先入為主地掉進了教科書給定的話語陷阱呢？

我也知道，非主流學術界批判的另一邏輯，正如邵建教授說的“1949年的大門，是從1919年敲響的”。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蘇俄與孫文的國民黨合作，忽略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忽略了蘇俄幕後指導下“三·一八”和蘇俄直接指揮的“北伐”。這種觀點的得出，也就是我經常批判的從結果去找原因，一點一點，然後串成線，是倒推的結果，看上去有道理，其實是拿頭找帽子。

第六，我想問一下各位，你們真的以為五四運動很有影響嗎？真的能有那麽大的能量成為引導中國曆史走向嗎？這個問題各位一定要思考，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堅信一些說法，而我的研究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如果各位覺得有問題，我可以提供一個資料供各位繼續思考：《胡適日記》：1922年7月24日，北京大學預科招考，一個沈陽來的中學生在考場上問胡適“五四運動是個甚麽東西”？胡適很差異，為此特別去其他幾個考場查問，監考人員說：至少有十幾個考生不知道“五四”是什麽。如果能理解這個材料，然後再看2019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時，張耀傑研究員說：中國官方有意“染紅”五四。個中滋味，各位需要認真體會，否則很難看懂曆史真相。

第七，順便說，五四運動當天，有一個北大的學生咳血不止，之後死亡。2019年5月6日，《紐約時報》上刊發華誌堅的《“五四”，改變中國的那一天》文章，其中寫道：“天安門前的集會並不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唯一重大事件。學生們襲擊了他們認為特別可恥的官員的住所。警察施暴並逮捕了數十名青年；其中一人遭到毒打，後因傷勢過重死亡。”《新京報》2021年還刊發《郭欽光“以命醒民”，推動愛國新高潮》的文章。這種堂而皇之的謊言文字，竟然在海內外達成一致，真是可憐又可笑。

我所掌握的情況是，這個死亡的學生名叫郭欽光，他本身是肺結核患者，那天遊行，有些勞累，結果發病就死了。學生們因為火燒了曹宅，留在最後看熱鬧的32個學生又被抓了，他們於是就開始製造隆重的葬禮，並且對外聲稱是昨天被曹汝霖家人打死的。天津、上海都搞了隆重的葬禮，將反抗運動進一步推向高潮。忽然想到1月6日美國國會被衝擊，據說有一個警察死了，據說媒體報道說是被暴民打死的，還說用的是消防罐。美國人民很憤慨，中國有些人民也很憤慨。不過後來又聽警察的家人說，他不是被打死的，是因為身體有病。曆史真的是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