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或許中國現代曆史太缺少光彩，五四運動尤其顯得奪目一些，也因此生發出多種不同的闡釋。其中“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質的闡釋，一直以來作為一種主流意識而存在並廣為傳播。但是，在我們習慣性使用這樣的概念時，卻往往忽視或並不清楚其中“反帝”意義的由來以及確立的過程，即便偶爾涉及也是語焉不詳，本文試對其作一定的梳理和闡述。
（一）“反帝”的“舶來品”身份
“反帝反封建”已經作為一個常用詞組頻繁為我們所使用，殊不知它還是一個地道的舶來品。其中“帝”即指帝國主義，理論上應該說它是近代以來的產物，而且這個詞並非原產於中國而是經由日本輸入中國。在中國最早見於1895年日本學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國主義》一書的譯本。稍後，1902年趙必振又翻譯了日本學者幸德傳次郎（1871-1911）的《帝國主義，二十世紀的幽靈》。梁啟超在1903年的《新大陸遊記》第9章題目中就使用了“托辣斯與帝國主義之關係”，文中還這樣寫道：“美國之托辣斯，由生產過度之結果也，其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皆所謂不得已者也。”[1]
但後來中國人熟知的帝國主義，與上述傳播沒有什麽關係，而是來自偉大領袖列寧。
列寧主義所闡釋的帝國主義，主要吸收了1902年英國經濟學家約·阿·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和1910年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魯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資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觀點。比如在1915年《社會主義與戰爭——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中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階段隻是在二十世紀才達到的。”[2]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中，列寧指出，“（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麵，是托拉斯和物價昂貴；在政治方麵，是軍國主義的增長、戰爭的頻繁、反動勢力的加強以及民族壓迫和對殖民地掠奪的加強和擴大。”[3]並在1916年《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作了進一步的完善。[4]
五四時期“帝國主義”開始逐漸出現在當時的報刊上，1919年2月10日出版的《國民》雜誌上，李大釗這樣寫道：“日本人提倡的泛亞洲主義不是一個民族自決的理論，而是帝國主義征服弱小民族的理論。”列寧的著作，最先出現在中國的刊物上是在1919年9月1日，當時的半月刊《解放與改造》發表了他的《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與要求》。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3號發表他在蘇共八大所作報告的一部分，題為《民族自覺》。此後，在1920至1921年間，他的文章被譯介到中國的大約有10篇。1920年6月，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了遠東和中國當前的革命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在1920年7月開始的蘇共二大正式會議上得以通過和確定。
（二）“反帝”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
隨著民族和階級運動的不斷被煽動，以啟蒙為標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逐漸走低，甚至連一般知識分子也深感“啟蒙”太慢，目光不知不覺中轉向了收效甚快的政治救亡和翻身運動，新文化陣營也在這種衝擊下走向分裂，包括陳獨秀攜《新青年》南下，在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扶植和幫助下，於1920年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共產黨，開始嚐試作為舶來品的階級革命。
為貫徹共產國際二大和三大的會議精神，中共二大於1922年召開並確立了“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近期革命目標。 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拿著巨額的盧布在一小撮積極分子的努力下進行著所謂革命工作，但是這樣的“星星之火”顯然無法滿足蘇共及共產國際的“革命速勝論”目標。於是，遠東支部開始尋求新的戰略合作夥伴。
孫文經曆過1913年的所謂“二次革命”、護法運動接連失敗，此時正在廣州組建分裂國家的廣東軍政府，但因為與陳炯明等軍界首腦人物“誌不同，道不合”，又遭遇多次尋求日本等境外勢力資助而不得，幾乎快要撐不下去時。蘇共遠東支部拋出了頗具誘惑的橄欖枝，孫文欣慰地大呼找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二者一拍即合。
隨後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中共三大於1923年召開會議，確立了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全黨加入到孫文領導的國民黨陣營，在“聯俄、容共”的旗幟下，共同致力於所謂中國革命運動——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接著，1924年國民黨一大也如期召開，正式確定所謂中國民主主義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這樣，在蘇共向中國輸出革命的同時，關於帝國主義的革命理論，也相應地為中國的兩個革命政黨所接受，從此作為一種極具煽動力的意識形態，堂而皇之地進入到各種中文媒體和教科書中，影響了1949年前的所有民國人，也影響了1949年後所有中國人，包括那些移民海外幾十年的所謂華裔學者。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闡釋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關於五四運動的認識和闡釋，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
陳獨秀在五四爆發不久後撰文評價學生運動說：“國民發揮愛國心做政府的後援，這是國家的最大幸事。”[5]中共的另一創始人李大釗也撰文說：“我們反對歐洲分贓會議所規定對於山東的辦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6]後又進一步說：“此次‘五四運動’，係排斥‘大亞細亞主義’，即排斥侵略主義，非有深仇於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強權壓迫公理者，無論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應排斥之！故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7]看得出，李大釗對五四運動的闡釋已經稍微顯現出了階級的觀點，但還完全談不上有意為之。到了1925年，張太雷撰文寫道：“迨至五四運動開始，中國民族運動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國的民族運動自從五四運動才漸漸變成近代的民族運動——有組織的群眾的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運動。”[8]1938年，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出獄後，對五四運動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在《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說，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開始的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賣國賊；反對舊倫理的束縛，促進思想和婦女的解放以掃除封建殘餘；促進科學，破除迷信，推動工業建設；反對文言文學，促進以白話文作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促進人民權利，反對官僚政治。[9]顯然陳獨秀，是從五四運動的廣義角度出發，比較全麵地概括了那一階段的思想、文化界做了什麽。不過，其中明顯體現出列寧話語的痕跡。
（二）瞿秋白的先期準備
隨著國共兩黨合作的進行，革命青年瞿秋白在1923年發表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指出：“辛亥革命以來，革命黨向來以‘保護外人利益，決不破壞條約’為天責。五四運動雖有偉大的成績而後來每況愈下，往往隻替‘國際聯盟’、‘國際協會’、‘華府會議’做宣傳，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日漸隱晦。”[10]稍後他又撰文寫道：“我們知道以前已有許多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運動、安徽學生運動等，這些運動都是自然發生的，散漫的，偏於一方麵的，偏於局部的，各歸各不相聯結的，可以說是無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國民革命運動。”[11]不久他在《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五七—五四——五一》中進一步覺悟地寫道：“五四運動的精神，正在於學生群眾雖然仍是知識階級，卻已不以上書運動自限，而且他們燒曹汝霖宅，打章宗祥，破壞現在法製而製造‘革命的法庭’，確有幾分革命的獨裁製的意義。因此,表麵上五四運動仍舊不過是排日的民族運動，而內容上卻實現了民權主義的真原則（革命的獨裁製）。五四運動的發展，摧殘一切舊宗法的禮教，急轉直下，以至於社會主義，自然決不限於民族主義了。”[12]可見，瞿秋白此時對五四運動的認識已經開始轉變，借著1925年五卅運動的東風，瞿秋白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中寫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來了，隻兩三天功夫‘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傳遍了上海的工人區和貧民窟，……不到兩年，這口號就變成了奉旨照準的標語。”[13]
五卅運動，可以說是民國史上第二次（第一次應為1922年蘇俄作為幕後指揮的主要由共青團參與的非基督教運動。）具有階級革命意義的“反帝”熱潮，從此以後“反帝”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國大地。瞿秋白在此時開始正式將五四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聯係起來，並初步確定了“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性質。為此，他總結說：“於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漸漸的上了曆史的舞台。……漸漸的將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綱變成很明了的革命口號——反對一切軍閥，推翻帝國主義。”[14]
不久，在蘇共的絕對支持下，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為目標的所謂北伐戰爭打響了。中國的社會形勢一日千裏地向前發展，當然前方是福是禍不遠的將來會驗證。但在這個大潮下，瞿秋白再次對五四運動作了補充，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中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端，正是在於五四時代，……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國新思想的勃興，誰又 能否認俄國革命、德國革命、英美大罷工、勞動問題的世界化等等的影響呢。”[15]從這時起，他將五四運動正式納入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話語中，並指出五四時期的新思想也是受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盡管這樣的鏈接看上去有合理性，但是其中的話語轉變，也是非常明顯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瞿秋白在有意改寫五四啟蒙話語。而這個改寫，在1949年後就變成“真”的曆史話語，由中共獨領風騷地任意使用，以至於全中國人張嘴閉嘴就“五四反帝反封建”，甚至一些以反共反教科書的自由派教授也跟風湊熱鬧（意指批判五四），還以為隻要反著說，隻要批判就是客觀的，簡直是頭腦簡單、不明就裏。
在蘇共指揮下的所謂北伐中，由於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和革命實踐與所謂“三民主義”的不可調和性，終於導致1927年以“四·一二”為標誌的“清黨事件”。麵對階級革命陷入低潮，又經曆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形勢，瞿秋白在1932年號召掀起所謂新的文化革命。他調整思路撰文說：“‘五四’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但是，現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早已投降了封建殘餘，作了帝國主義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實行著最殘酷的反動政策。光榮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經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仇敵。”“‘五四’的遺產是什麽？是對於建殘餘的極端的痛恨，是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是主張科學和民權。雖然所有這些抵抗的革命的傾向，都還是模糊的和籠統的，都包含著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一切種種資產階級性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16]可見，瞿秋白對五四運動的闡釋，是伴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而不斷發展的，雖然他也同時意識到五四運動存在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等啟蒙性質的內容，但並沒有影響其對五四運動做出“反封建殘餘”和“反帝國主義”性質的定論。
（三）“新啟蒙運動”的推動
還必須指出的是,在中日兩國進入全麵戰爭前後發生的“新啟蒙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五四運動的“反帝”性質的確立。1936年9月起，時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的陳伯達，在北平發表了《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和《論新啟蒙運動》等文，認為1930年代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尊孔讀經成為“敵人和漢奸”愚昧人民的工具，因此應該繼續批判中國舊宗教、舊傳統和舊思想，發動大規模的新啟蒙運動。他還指出這個運動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這是目前救亡運動的一部分。[17]10月，艾思奇在上海發表《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呼應陳伯達，並明確指出，五四所謂啟蒙是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傳統專製主義之“蒙”，而“新啟蒙”則是以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不但“啟”傳統文化之“蒙”，而且“啟”五四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之“蒙”，因此必須開展以愛國主義為直接內容的文化運動。1937年，正值紀念五四運動18周年之際，北平一些所謂文化和救亡團體提出“紀念五四，要展開新啟蒙運動”的口號。張友漁、張申府等9名教授在北平正式發起成立了“啟蒙學會”，並發表了“啟蒙學會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熱烈響應。周揚、艾思奇、何幹之等人紛紛發表評論予以擁護。其中，艾思奇在回答“為什麽叫做新啟蒙運動”的問題時，繼續強化陳伯達的觀點說：“因為中國過去的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高峰）是一種啟蒙運動，而現在的這一個文化運動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啟蒙運動。”至於為什麽還需要這樣一個運動？他接著說：“因為舊的啟蒙運動沒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18]而且“這種新啟蒙運動，對於五四的啟蒙運動，應該不僅僅是一種繼承，更應該是一種揚棄”[19]。
可見，所謂的“新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用馬克思主義，動員民眾投身於反日和反國民政府的鬥爭中，其主要內容是唯物論和階級鬥爭學說，與“人的覺醒”的五四思想啟蒙運動大相徑庭，或者說是這些左翼文化人硬將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建立鏈接。
“新啟蒙運動”雖然影響隻局限在部分文化階層，但是在進行五四與救亡、翻身以及文化運動等係統話語建構方麵，還是立了大功。根據何慎之考證，新啟蒙運動顯然也影響到了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1936年後，他不但讀艾思奇、陳伯達、何幹之這些新啟蒙運動發起人的書，而且還寫信向他們請教。當然更遙遠的影響是，1949年後的中國人，也搞不清五四的啟蒙與這個啟蒙，有什麽區別，比如李澤厚、汪暉等人動輒“救亡壓倒啟蒙”，比如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率先將五四與“文革”扯上關係，然後一幫自由派和國學派緊緊跟上。於是，五四就成了批判目標，各種髒水接踵而至，根本洗不幹淨了。
（四）毛澤東的定論
在“新啟蒙運動”的影響下，毛澤東將瞿秋白關於五四運動的闡釋做了進一步的肯定和發揮。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寫道：“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20]同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所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群眾集會上發表的講演中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一百年來，中國的鬥爭，從鴉片戰爭反對英國侵略起，後來有太平天國的戰爭，有甲午戰爭，有戊戌維新，有義和團運動，有辛亥革命，有五四運動，有北伐戰爭，有紅軍戰爭，這些雖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反抗外敵，或改革現狀的。”[21]這種認識到了1940年1月15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變成另外一番指向更明確的話語：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隻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並最終確立了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思想指導地位。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分界線，新民主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後20年的特征，“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22]在對中國文化革命的曆史特點進行總結時，他說道：“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3]他還以一種不容商榷的態度進一步宣稱：“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4]
在經曆了這樣一個話語演變和構建的過程後，五四運動“反帝”的革命性質作為一種官方的解釋被最終確定下來，並廣為流傳，直到今天，並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語言表達和價值判斷，包括國內的自由派教授、學者們，也包括那些留學和流亡海外的各界名流，但是他們很少對此進行反思。
[1] 《梁啟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13頁。
[2] 《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頁。
[3]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頁。
[4] 《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頁。
[5] 《獨秀文存》第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頁。
[6] 《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頁。
[7] 《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1頁。
[8] 《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價值》，《中國青年》第四集地七十七、七十八期，1925年5月2日。
[9] 《政治評論》（重慶），1938年5月15日。
[10]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頁。
[11]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頁。
[12]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1頁。
[13] 《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438-439頁。
[14]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頁。
[15]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7-248頁。
[16] 《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523頁。
[17] 《讀書生活》第四卷，1936年第9期。
[18] 《什麽是新啟蒙運動》，《國民周刊》1937年第8期。
[19] 《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認識月刊·創刊號》1937年第6期。
[2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8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3-564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2-673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