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上一次我講了《共和危機與袁世凱複辟》。這中間間隔有點長，各位都是貴人，大概也難免多忘事。為了讓這次講座更富有成效，我必須帶領各位溫故一下上一講的內容，而且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通過一些史料讓各位感受一下我所謂的共和危機到底如何。
第一個材料，我引用陳其美責問“逼退唐總理”的電文飛來時，袁世凱的反詰電報：“來電謂有逼退總理之惡耗，殊堪駭詫！參議院為各省代表機關聚集都下，眾目昭彰，詎能聽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視？”並斥責道：“此必幸災樂禍之徒造作謠言，挑撥惡感，敗壞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國不亡於前清時代，而亡於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
第二個材料來看嚴複給熊純如的信中所寫：“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為眾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為無兩。自參眾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
第三個材料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莫裏循書信集》中載的：1911年12月7日，日本《朝日新聞》駐北京記者神田正夫給莫裏循去信說，趙秉鈞曾對他的朋友說：“革命黨的財政匱乏和北京政府一樣災難深重。一旦共和政府建立起來，人民的捐稅負擔會比現在更重。甚至就連這一點而言，共和政府也不可能統治中國。中國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籌措外債使國家免於破產。國家的安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借款的成功。袁世凱內閣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這個問題上。”著名報人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評價說：“民國成立之後，財政窘困，更兼善後諸政百端待舉，勢非舉債不可。”
第四個材料，是學者杜亞泉在《現代文明之弱點》中不無憂慮地說過的一段話：“今之談時事者，輒谘嗟太息曰：民國成立，倏已歲餘，而內治之紛亂如是，財政之竭蹶如是，外交之危迫如是，長此終古，吾國將不足以自存。”
好，四個材料結束，我想共和危機的溫習也差不多了。接下來就開始進入今天講座的正題，來看看當年都有哪些聲音影響了袁世凱更改國體。
第一個聲音來自康有為。
這時雖位居邊緣卻不甘寂寞的康有為，仍堅持積極奔走遊說，宣傳其一直以來主張的君主立憲說，並接連發表《大借債駁議》《理財救國論》《廢省論》《中華救國論》《中國從何方救危論》《擬中國民國國會代議院議員選舉法案》《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救亡論》《中國還魂論》和《大同書》等，倡導尊孔複辟。在《中國還魂論》中，康聖人寫道：“今欲大拯中國，惟有舉辛亥以來新法令盡火之，而複其舊”。同時，康有為等還抬出“特殊國情論”[1]，聲稱中國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後更加混亂，外敵如日本等也在覬覦中國，所以，共和雖好但不適用於中國，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隻有走君憲救國的道路。
當然，必須要明確的是，康有為期待的“君主”，指向的是大清皇族，而非袁世凱這個“亂臣賊子”，這一點以往史家常常忽略，甚至誤以為康有為也在為袁世凱大唱複辟頌歌，實在是以訛傳訛。
第二個聲音來自兩個外國人：有賀長雄與古德諾。
有賀長雄之於袁世凱政府有兩件大事，一個是所謂“二十一條”談判中，受命回日本打探和遊說日本政界，尤其是從元老院那裏獲得日本政府於第五款隻是意向的底線外交，從而為袁世凱製定對日談判的外交決策做出貢獻；另一件是對袁世凱製定憲法的影響，主要是以《觀弈閑評》和《共和憲法持久策》為標誌。
影響袁世凱政治舉措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美國政治協會首任會長、時任民國憲法顧問的古德諾博士。因為他在極敏感的時間，很學究地撰寫和發表了一篇可說是民國內參級的學術文章，即眾所周知的《共和與君主論》，直接成為“複辟”的理論指導。
不過，據親自查看了美國國務院檔案古氏寫給袁世凱的條陳原件的唐德剛說，《共和與君主論》原本主要闡釋了三個方麵的內容：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頭政治；承繼式的寡頭政治至少較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要好；當時中國尚不能民選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選舉為佳。也就是說，古德諾並沒有公開言明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製，隻能說是言外之意表達了君主立憲比民主共和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意思而已。
但是《亞細亞日報》翻譯並刊載的中文卻是這樣一個版本：大多數中國人“智識不甚高尚”，“無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國缺乏它要表現的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法製、個人權利，甚至紀律都沒有，因此，專製應該繼續下去，直到它發展出對於政治權威有更大的服從、對於社會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對於私人權利有更大的關注之後再說”。辛亥革命由專製而一躍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所以“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顯然，這樣一番蓄意的翻譯和闡述，就是帝製言論的典型代表了，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等人就公開宣稱君憲運動“是根據美國顧問的意見進行的”。芮恩施為此在《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中也不能原諒地說：“一個美國專家竟然表示這種意見，這個事實已被人們用來作為實行帝製的特別有力的證據，因為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國的公民的意見。”
對於古德諾“被‘帝製派’所栽贓”，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非常同情地評價說：“美國那個書呆子古德諾，他的一番善意、兩件條陳不特全被歪曲，他個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諸東流，在學術界亦幾乎身敗名裂。”曆史就是這麽無情，一個中國的政治運動，莫名其妙地葬送了一個美國政治學學者。
第三個聲音是楊度與籌安六君子。
原本就信奉君主立憲之說的謀國者楊度，這時節也開始活躍起來，並在他的積極運籌下成立了“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於中國”的籌安會。他們發布宣言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度特糾集同誌，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
籌安“六君子”：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4人為理事。其中的孫、李、胡、劉4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孫毓筠還做過參議員，胡瑛做過眾議員。籌安會成立開始時轟轟烈烈，迨梁士詒的請願聯合會出現後，改名為憲政協進會，並發通電宣告籌安會結束，電雲：“籌安會之設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於中國，今國體問題，已待決於國民代表大會，以全國民情向背論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國體，當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憲不能救國，非君主不能立憲，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國體，並在立憲政體。蓋國體必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體必為立憲，始有一定之法製。無一定之元首，何以撥亂？無一定之法製，何以致治？今者國體之解決匪遙，政體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時機，加以討論，務求國體解決之後，憲政即隨而發生，得以速底於成，庶幾一國國是，從茲大定。然憲政端緒，至為繁複，外觀世界，內審國情，自宜早事研討，以供上下之采擇。今據會員多數之同意，決定將籌安會名義改為憲政協進會，所有本會中組織及一切職員，並各處加入討論之代表，概仍其舊。特此宣布，邦人諸友，幸共圖之！憲政協進會。”
客觀地說，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籌安六君子”，並非那種市井小人、唯利是圖者，也並非要惡意煽動袁世凱更改國體實行帝製，作為昔日的君主立憲製信奉者、老同盟會人、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的積極奔走，實在是思想和觀念主導行動的結果，隻可惜這些不識時務之書生，將現實當作理性的構想，以為快走幾步後再倒退回去就可以萬事大吉，殊不知曆史情勢變遷的基本原則，就是不能在動蕩時期做大調整，退回去也是一種激進主義的體現。
楊度的另一舉措是1915年3月撰寫了《君憲救國論》。他在文中這樣闡釋說：“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與列強並立於世界乎？ ……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識，……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製，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製。……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製不能治也。”“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
應該說，楊度所說並非沒有一定道理，即便現在來看也可以說是比較客觀地抓住了當時中國的問題，並提供了適當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盡管這種說法已經時過境遷永遠不可能重回曆史現場。
第四個聲音來自帝製幕僚。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盡管後來黎元洪總統將楊度列為“複辟第一元凶”，很多人也在批評楊度好為“帝王師”，但在評估影響袁世凱更改國體這一政治舉措的各種要素中，不能過度誇大楊度的作用，畢竟他那時與袁世凱的關係並非重要到多麽不可匹敵，比如在更改國體問題上，取代張一麐成為袁世凱的首席文膽的夏壽田，對袁世凱的影響就不能低估。徐世昌總統後來曾評價說：“夏按時到公，奉命惟謹，博得項城信任。項城有時命其與克定傳話，彼即利用機會交歡克定，日益親昵。夏並能揣摩楊士琦、段芝貴諸舊派之心理，深相結納，帝製機密，無所不知，自是夏日親而張（指張一麐——本文注）日疏……”徐世昌這段評價中，除了夏壽田，還可以看出楊士琦、段芝貴等人也支持更改國體。
當然，此外還有產生重要影響的梁士詒、阮忠樞、王錫彤、雷震春、陸徵祥等人。章太炎後來還評說：袁世凱更改國體失敗是由於三人反對三人，即梁啟超反對楊度，張一麐反對夏壽田，雷震春反對蔡鍔。
張一麐在《記籌安會始末》寫到：1915年9月，當國體爭論激烈，參政院認定改變國體不合事宜之時，安徽倪嗣衝入京欲再效陳橋兵變事，擁戴袁氏稱帝。的確，當二次革命民黨潰敗、領袖外逃之後，袁世凱周圍攀龍附鳳之徒紛然崛起。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二集寫到：在1915年解決對日問題後，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窺伺出袁世凱的隱衷。
張瑞璣《吊袁項城》詩雲：“有子不才誤劉表，失計無端聽蒯通。”
袁世凱的《遺言數則》中有：“苟予不幸死後，總統問題，可依《約法》解決。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辦事。予病已重，不能躬閱公文書類，願君等協力執政，維持地麵治安。”“餘自受國民付托之重，總攬大權，本無帝製之思想，乃一時昏聵，竟為僉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惡劇。事已至此，夫複何言。此誠餘畢生之遺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餘家不遭大禍，便屬萬幸矣。”
這其中的“子”、“蒯通”和“僉壬”，顯然都指向袁世凱身邊的“近臣”。
第五個聲音來自袁克定與威廉二世。
影響袁世凱選擇君憲救國決策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大公子袁克定。或者與其說是袁克定，不如說是德皇威廉二世。
因為親身體驗到德國的強大，因為德皇威廉二世的深度關心，袁克定受君主立憲思想的驅使，已經在家庭中產生影響，比如服飾、穿戴等日常行為的德國化，比如言必稱德國，以及他回國後的積極奔走，用心用力，以至於坊間傳說他導演過一幕幕“欺父誤國”的大戲，其中包括流傳很久但又令人生疑的《順天時報》造假事件。
據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在1963年撰文《我的父親袁世凱》回憶說：袁克定為當太子，曾專門為袁世凱印製了一份假的《順天時報》，在上麵刊載讚同複辟的文章。此說，閻錫山在1958年的口述回憶中也提及過。袁世凱的幕僚唐在禮也在1960年代撰文言及此事。但是馬勇教授曾遍查當年文獻，除袁靜雪之外不曾從其他人的資料中看到過這份假的《順天時報》。另據《顧維鈞回憶錄》顯示，袁世凱的辦公桌上常有十幾份不同報紙，不可能就一份《順天時報》。查袁世凱當政期間的往來電報，也可知，袁世凱獲取信息的渠道還有駐外使節，例如時任駐日公使陸宗輿就通過電報告誡過袁世凱，不可過度在意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讚同袁世凱做皇帝的言論，因為日本政界對此意見不一，尤其是軍部和浪人，而大隈重信“好作無責任之密語”。
另據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載，篡改報紙的假意製造輿論支持複辟的應該是袁乃寬，不過報紙不是《順天時報》，而是上海的《時報》。
盡管這些坊間傳說真真假假，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影響下的袁克定之於袁世凱的影響切實可感。
其實，自小站練兵期間起，袁世凱就一直很仰慕叱吒風雲的德皇威廉二世。而德皇威廉二世在1913年接見中國駐德公使梁敦彥時就曾表示過，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應當建立強有力的君主製。袁克定在德國養傷期間，威廉二世繼續誠懇勸告，並親筆給袁世凱寫信曆陳君主製的優越性。
作為反饋的是，袁世凱在執行新約法進行政府機構改革時，就常常對行政官員們說，要以德國為榜樣。特別是袁世凱在帝製發動之初，歐戰正酣，德國所向披靡，無形中也給急於強國的袁世凱以榜樣和信心。直至君憲運動發動後，德、奧兩國為爭取袁世凱傾向同盟國，暗中曾表示願意給予承認帝製，威廉二世還答應在財政、器械方麵給予大力援助。
至於袁克定崇拜德皇威廉二世並進而影響袁世凱，究竟是救國公心還是一己私欲，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對此，曆史學家費正清等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中評述說：“在詆毀袁世凱的人看來。其子嗣的個人野心，是袁氏這場複辟帝製的關鍵；袁氏子嗣的個人野心確實存在。而中國曆史長時期的帝製傳統，才使袁世凱決定利用這個傳統；其間到底有多少個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這已是無法估量的了。”
第六個聲音也是來自境外勢力朱爾典。
還有一位“境外勢力”就是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說：“帝製創議，始於德，而陰嗾於英。當時英、德爭外交上之活動，日本憤妒，乃以二十一條提出，謀獨攬東亞之外交。其後則英、日兩國各施爭中國帝製權之縱橫術，東西洋君主國家，鹹來讚助中國，由共和而回複帝製。”此說待考。
被袁世凱視為“一個朋友和具有豐富實際經驗的政治家”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南北和談時就曾對代表袁世凱的袁克定表示：“在外國人中普遍的看法大體是，該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在於保留一個作為象征性國家首腦的滿清朝廷，並伴之以相應的憲法修改，像過去清廷曾經允諾的那樣。一個共和形式的政府，在我看來是一個危險的試驗，而且似乎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後來又在與袁世凱的會談中達成共識：“一個有限君主製是唯一能夠確保國家完整的政體。”（《英國外交檔案摘譯：武昌起義後袁世凱父子與英國公使的密談》）
另據一個油印本的《袁世凱與朱爾典密談記錄》載，在民國的國體討論時，朱爾典曾誠懇地勸袁世凱順應時勢：“今日人民公認國體應該變更，請願公為皇帝，公應時勢要求，名正言順，何必顧慮。”“若中國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幹涉。”
這期間，因為歐戰，作為協約國成員的沙俄因為嚴重缺乏武器，於是英國外交部曾努力向作為中立國的中華民國購買10萬枝步槍，因為德奧兩國的抗議，袁世凱不得不出麵製止了這個計劃。後來英國外交部又計劃在中國設立兵工廠，袁世凱政府也準備加入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在這種情況下，朱爾典與其說是支持袁世凱更改國體，不如說是任何袁世凱的舉措他都不會反對，因為他代表英國有他的工作任務。
第七個聲音來自近鄰日本，不過這個聲音有些特殊。
當袁世凱更改國體的舉動引起日本政府關注後，日本朝野的態度分為兩種，一種主張不幹涉，一種主張幹涉。1915年日本外相換人，石井菊次郎接任。10月14日內閣決議：中國若實行帝製，會引發動亂，日本應邀請各國一起勸告中國政府擱置改製計劃，以免危及中國和平與秩序。
礙於英日同盟更強大的盟友關係，朱爾典不得不於10月28日在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俄國公使庫朋齊斯的建議下，聯合訪問外交部，“友好的勸告”停止君憲運動是上策，後又於12月12日與日、俄、法、義等國公使再至外交部，聲明五國政府對帝製運動保持“靜觀厥後之態度”，以示警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一些黨國史家認為，袁世凱選擇變更國體實行君憲道路是受了日本人的蠱惑。例如李新、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中轉引《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的材料說，有賀長雄從日本帶回大隈重新的口信：“如果中國人覺悟了，他們恢複君主製是很自然的”，“當然期望袁大總統當皇帝”。駐日公使陸宗輿發回電報說：大隈首相“謂大總統如果誠意聯日，日本國自努力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談，可由高田達我”。據此，李新等在《中華民國史》中斷言說：“這個電報無異為袁的皇帝欲火上澆油……”
如果僅僅是黨國史家這樣說也就罷了，因為他們一貫蓄意塗抹曆史，但是生於台灣的林明德教授以某種厚黑學的方式給予了聲援。他在《日本與洪憲帝製》中提出，日本表示支持帝製是一種陰謀，因為日本政府早就暗地支持反袁活動；陸軍方麵且以為中國必以帝製致大亂，日本可於帝製將成時聲明幹涉。袁世凱的日籍顧問有賀長雄、阪西利八郎，以及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都曾慫恿袁稱帝，並以日本時任首相大隈重信在1915年9月初對報界的講話為例，謂中國“未達到可由共和製以申展國運之程度，……大多數人民對於恢複帝製事，必不反對”，並說袁世凱因此很受鼓舞。
同樣來自於中華民國的張玉法院士在其皇皇巨著《中華民國史稿》中不但征引了林明德的觀點，還據此判斷說：“種種資料顯示，日本一麵援助各種反袁活動，俾從反袁勢力方麵獲取利權；一麵在袁的帝製運動勢成騎虎之際設法阻止，使袁在混亂中為挽救危局許給日本更多利權。”“日本決議幹涉帝製運動，係在帝製運動箭在弦上之時”。也即10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幹涉袁世凱君憲運動。
從這一具體細微的曆史問題來看，兩岸盡管在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方麵差距巨大，但在不公正對待前期民國方麵，卻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即共同服膺於黨國史觀。
根據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第五十七章“帝製之幹涉”中所記的電報（含密電）、質詢、勸告、聲明、威嚴恐嚇等，無法得出日本政要曾公開慫恿、支持袁世凱從事複辟活動的結論，而恰恰相反。這一點唐啟華教授在《洪憲帝製外交》一書中，也以大量詳實資料予以證實。
至於大隈重信在9月初對新聞界的講話，一方麵其本人曾在日本下議院質問時否認過，這表明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言行是正確的；另一方麵也可以解讀為純粹是他個人的想法，在軍部和其他勢力嚴重反對後，他就轉而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了。
第八個聲音是袁世凱自己。
從內因方麵來說，袁世凱在褪舊迎新的晚清大變局中，早已形成並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南北和談中因為妥協才勉強接受共和製，一旦現實問題棘手，很自然就要重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就是為何他在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會麵時“用很強的語氣說，他將與共和政體不共戴天，因為他深信共和隻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毀滅”（朱爾典在與袁世凱會談後打給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的電報，《英國外交檔案摘譯：武昌起義後袁世凱父子與英國公使的密談》）；袁世凱幾十年政治實踐和官場經驗曆練下的自身能力的自信，和為國、為民義不容辭的政治道德驅使，使其具備了走君憲救國的道義資源；袁世凱畢竟出身於舊官僚，不可避免地迷信中央威權有助於整合和統領社會，並且“熱衷於貪求不受道義製約的個人權力”，在遭遇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條”後，迫使他下定決心走君主製救國道路[2]；盡管能夠接受西方的現代政治文明，但並未真正確立起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尤其是深受傳統文化熏陶，擺脫不掉一些超驗的宿命論，使其具備走君憲救國的文化資源。
袁世凱的父輩中，包括生父、養父、叔伯等都比較短壽（卒年均未過58歲），所以時年57歲（虛歲）的袁世凱也遇到了這個“結”，用民間的話說就是命中有個坎。而袁克定認為，化解的方式莫若做“真龍天子”。此說對於沁淫於傳統文化中的袁世凱來說，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
此前，袁世凱在取消複辟的過程中，曾對負責起草又多為他辯解的張一麐說：“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我曆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總之，在各方麵的合力作用下，在袁世凱十餘次地猶豫、推卸後——當然可以推測這不過是袁世凱的把戲，終於采納梁士詒及其操控下的參政院的建議，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采取公投國體的辦法，結果各省1993名代表，以全票的形式投票讚成君主立憲。袁世凱終於下定決心宣布更改國體，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無異跳入火坑”。
尾聲
關於袁世凱複辟一事，徐世昌就曾困惑地表示道：“項城一生走穩著，獨帝製一幕趨於險著，此餘之不解者。”張作霖也在回憶錄中認為“隻有項城的能力智力，能統一中國，惜誤於群小，忽起帝製運動，中道而殂”。
嚴複在與熊純如書中說：“彼項城固不得為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致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寒心，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說：“天下事——尤其是政論家論政，曆史家論史——哪有什麽全是全非的事體呢？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則不特有違於我儒才德、陰陽之道，它也大謬於唯物主義者統一、對立之說。——如此，那就既難服人之口，更難服人之心了。”
王錫彤在《抑齋自述》說：“今民國紀元而後，驗契有費，公債派錢，且一切新稅正在議行者，尤不知凡幾，民間紛然以為加賦。且與日本交涉失敗，薄海誌士罔不短氣。當此時而鋪張功德，謀稱尊號，得毋非其時乎？”
曾直接起兵的梁啟超後來也承認，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做立憲皇帝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時間不對，如在“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人足；整軍經武，臥薪嚐膽，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儀兆敦迫，受茲大寶，傳之無窮”。
嚴複與熊純如書中又說：“彼項城固不得為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致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寒心，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他也曾提出過著名的時機論：“……民國改造，已經四稔，共和製度，深入人心，如大總統早願為皇帝，不能於破漢口，下武昌，傳檄各省，受禪清室，失機一。又不能於癸醜之役，逐孫黃，定長江，四方推戴，自踐帝王，失機二。”
答問環節：
問題1：袁世凱複辟，不是要解決權力集中的問題嗎？搞君主立憲製，那不等於更沒有權力嗎？
答：當時的世界，就君主製來說，起碼分為三種，一種是英國式的虛君製，皇帝或女王，沒有權力。其它國家還有荷、瑞、丹、挪等；另一種是實君製，比如一戰前和戰時的德國，這也就是為什麽威廉二世建議袁世凱采取他們的製度；第三種是日本式，天皇有權力，但是相對的權力，也就是政府要采取什麽重大舉措時，內閣會議後，要報備天皇批準，所以天皇有一定的權力。但是天皇不會直接去幹預政府想要做什麽事情。因此，政界、學術界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說日本發動二戰是因為天皇權力太大，純屬於一本正經的胡扯。不過，要反駁這種觀點，不是今天能夠解決的。更主要的是，我不想在此時公開我的研究成果。
2、講座後感覺您似乎對一定時期內佛朗哥式的威權體製比較認可，不知此猜測是否正確？
可以這麽說。不過，我的這種威權體製論，或者說是轉型時期的克裏斯瑪型論，隻是針對具體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針對中國。至於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3、請從孫文先後與蔡鍔、陳炯明、宋教仁、黃興的分歧分析一下他的主義思想主張的缺陷。
關於孫文，我以為他的問題不在什麽理論，他也沒有真正的理論可言，不過是販賣點道聽途說的東西，攪拌在一起而已。當然了，如果你要說軍政、訓正、憲政三步走，或者民族、民生、民權，或者什麽中華革命黨，以及聯俄、容共也是理論的話，那咱首先定義下什麽叫理論。
另外，對於職業鬧革命的人來說，理論很重要嗎？理論屬於學者，也是考量學者的最重要標準；行動才是考量職業革命人的硬標準。如果非要說行動也需要理論指導的話，我認為無底線的流氓理論最重要，當然公開掛出去的招牌一定得是天堂般的黃金世界，否則庸眾怎麽會被動員起來呢。
4、請問，袁世凱帝製失敗主要原因是因為失去了北洋軍閥的支持麽？他複辟之前對可能的反對意見沒有預估麽？
首先，我要聲明一點，至少在袁世凱執政時期，曆史上沒有什麽北洋軍閥。那時全世界公認的合法政府軍，怎麽就成了軍閥呢？如果你這麽用詞，要麽是中毒無意識，也就是還缺少對初期民國的客觀認識，從眾式地跟著說；要麽就是跟“二等貨”和“上等貨”（蘇聯在內部文件中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代稱）一樣的立場，故意黑五色旗那個民國。或者如果我記得沒錯，是孫文他們首先說北京合法政府是北洋軍閥，後來一些人跟著這麽說。不過，你如果確實認為北京是軍閥政府，那麽為了公平起見，以後再說孫文他們時，別忘了加上一個黨閥。因為當年南邊說北邊是軍閥時，北邊回敬了南邊是黨閥。
至於更改國體失敗，原因眾多，我想如果近期可以接著講的話，我想把這個問題再深入一下。尤其是我可能跟學術界流行的觀點不大相同，包括我的導師。如果各位看熱鬧不怕亂子大的話，要不要看我這個學界公敵跟自己的親導師商榷一下？一會我看看紅包多不多，多的話，誰也不要攔我。
5、感覺您對袁世凱讚譽過高。袁稱帝，很難講完全是為國家民族大義，沒有私心。權力讓人陶醉，也讓人迷茫啊！宣統退位，曆史已經過了君主立憲的十字路口，袁複辟，難道不是逆時代洪流嗎？
第一，講座中，沒說完全沒有私心。比如我講道袁家父輩不過60歲的問題，也講了中國所謂人逢凶化吉的傳統套路。當然，我再次重申，這不屬於學術層麵，因為是我的小人之心，或者用英語來說就是maybe層麵。袁世凱是否因為這個問題而更改國體，我無法證明。
第二，至於您的“其它所謂私心”，學術研究講證據，如果你有足夠證據，說明老袁就是為自己家發財、永葆袁家江山不變色，那請拿出來。如果沒有，請還是按照政治的裏路或標準，即羅布特議事規則，不要揣測別人的動機，因為你無法證實別的人動機。
第三，您說曆史已經過了君主立憲的十字路口。這個結論，如何論證得出來的我不是很清楚？或者我可以反問，誰規定了君主立憲一定要有一個十字路口？而且還帶保質期的？您說逆時代洪流，這在反對派看來當然是，但是我講座中也提到了很多支持者。再說，什麽叫時代洪流呢？難道全世界都得民主共和就叫洪流？那英國人民以及比利時、盧森堡、挪威、瑞典、丹麥人民大概都未必同意。或者，難道有民主共和後就不可以君主立憲的規定？
6、您認為中國當下不適合普遍民主選舉，請問要怎麽樣的情況下適合呢？有什麽前提條件嗎？這些前提又怎麽實現呢？這些前提能不能和普選配套同時段推進呢？
這個問題呢，我講座中的觀點，隻是針對當下中國來說。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沒有rule of law，如果學術和思想不能自由，連曆史真相都不知道，這種情況下，普遍的意義上來說更可能是多數淩寡，也就是很容易導致庸眾勝利且多數暴政。更具體一點來說，各位認為，如果馬上普選，你認為能勝過胡錫進、周小平他們那類人？我表示嚴重懷疑。
至於前提如何實現的問題，O my God，朋友你超綱啦。
7、曆史變化的史實裏，能否證成確有“蝴蝶效應”存在？各種影響事態的因素什麽時候有非“大的因素影響就大”的線性邏輯？社會變化中的非線性可能主要機理在那裏？
這問題太難了，首先問題本身大體來說屬於曆史理論的問題。其次，單純理論問題不能解決實際曆史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等於我不能在今天這個場合回答您的問題。
8、有不少人講民國不如清末。有學者也把清末新政講得大大超過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這些對於一貫主張君憲的袁總應該也是看得到的，為什麽他不扶清滅孫，平息地方軍變，讓國家走向繁榮穩定的憲政之路？
第一，民國不如清末，這個說法太不專業、也太籠統。因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我隻要舉出一個反例，就可以反駁，比如民國的大學，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超過晚清。但是如果要說，民國涉及北蒙、西藏的麻煩的內政外交問題，那晚清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這樣的說法不必在意。
第二，清末新政的確大大超越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這應該是史學界的共識。
第三，至於為何不扶清滅孫，平息地方軍變，讓國家走憲政之路。事實上，我的研究可能跟學術界流行的觀點還不太一樣，因為我並不認為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之前就已經想做總統，就已經想把清政府搞掉了。他後來成為臨時總統，那是曆史的各種機緣巧合造成的一個結果。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三五句話能說清楚的，尤其是各位已經先入為主的話，我不想陷入網友吵架式的那種無畏爭論。我這裏就提醒一句：南北和談時，北京提出的是君主立憲。這個君，是指袁世凱嗎？顯然不是，是指皇帝溥儀。袁世凱當時的角色是內閣總理大臣，他在計劃的南北談判中的君主立憲製下，同樣將是內閣總理。或者說，袁世凱的確想做內閣總理，但沒想做總統，是南方革命黨非要民主共和，不要皇帝，北京這邊最後妥協接受了，袁世凱才成為總統的後備。所以，可能在我看來，您的問題本身並不成立。
9、袁效忠的是自己，不是大清，1908年袁無故遭貶，與朝廷已然恩斷義絕，剩下的隻有利益了。
袁世凱被貶肯定滿腹怨言，但是如果就此說他就與朝廷恩斷義絕隻剩下利益，可能我的研究並不支持這種很流行的觀點。或者我可以反問，你能證明你的觀點嗎？有什麽實錘的證據嗎？還是僅僅是你的猜測和分析。如果僅僅是這樣，那無妨，您大可這樣認為。但我並不認同，因為我有證據。證據就是1911年10月14日，北京電詔袁世凱，15日袁世凱應召，16日寫《謝恩折》，並複內閣《應行籌辦各事清折》，其中寫道：“王爺鈞座，敬肅者：久疏音敬，馳慕時深。阮參議來彰，盥誦賜箋，叩聆壹是。章京幼讀父書，粗知大義，山林鍾鼎，皆出天恩。區區愚誠，神人共鑒。承傳監國攝政王密諭各節，感悚涕零。即捐糜頂踵，亦不足雲報稱於萬一。惟章京舊恙實未全愈，在平日精神尚可支持，近因入秋驟寒，突患痰喘作燒之症，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現趕加醫治，一麵料理籌備，一俟稍可支撐，即力疾就道。病中昏瞀，不能盡言。餘屬阮參議詳達。所有應行籌辦各事，另具函牘呈候訓示祗遵。謝恩折已在趕繕，明日拜發。肅複，恭叩崇安，惟祈垂詧。”
如果你問袁世凱腳疾真沒好嗎？還是不想去找理由啊？或者是不是該羊頭賣狗肉啊？是的，我知道，學術界很流行這種質疑，並且可能都不是質疑，直接就認為袁世凱扯謊不想幹找托詞。我也知道，中國人特別願意從這個方麵去想問題，這大概也是我認為普遍目前不適合的另一個原因，因為大家太習慣這種形而下考量，甚至完全不去多看一點資料，每個人在談論這樣的話題時，都是真理在握。咱廢話少說，直接拿證據吧。怎麽能證明袁世凱不是托詞呢？來看袁世凱10月18日複張鎮芳的信：“此次變起倉猝，武、漢已失，承澤手書交鬥瞻送彰，傳述當扆語，意極懇摯，兄斷不能辭，昨已具折謝恩。惟瀝陳病狀，雲急切恐難就道，並須一麵妥籌布置等語。另又開具節略八條，大意謂：無兵無餉，赤手空拳，何能辦事。擬就直隸續備、後備軍調集萬餘人，編練二十四、五營，帶往湖北，以備剿撫之用。又擬請度支部先籌撥三、四百萬金，備作軍餉及各項急需。並請軍谘府、陸軍部，不可繩以文法，遙為牽製等語。此項節略，已交鬥瞻帶京麵呈承澤。如各事照辦，兄自當力疾一行。”
10、從袁清末在朝鮮的各種努力、小站練兵、南北和談、勸清帝退位、民國伊始的內政外交，巧妙處理21條問題，小到北京城自來水公司的運行等小事，可以看到其能力、膽識和擔當。 請問，有說法是其稱帝有君憲主張，但是並未拿出君憲的憲法，是這樣嗎？英德都支持撐地，在其失敗後態度如何？
第一個問題，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還沒搭建，君主立憲的憲法，當然不可能先推出來。
第二個問題，德國顯然是支持袁世凱的。失敗後，也沒有什麽態度，因為袁世凱死了。英國，從政府層麵講，曾經表示過不幹涉，後來因為日本認為需要幹涉，於是英國也一起去外交部交涉過，所以這時等於不支持了。
11、袁世凱與“戊戌政變”、“宋教仁案”的關係如何。
袁世凱與戊戌政變的問題，盡管學術界很多人認為袁世凱告密，破壞變法，但是我的研究不支持這種觀點，不過我今天就不拿出具體證據了。
袁世凱與宋教仁案的關係，尚小明教授的研究是：袁世凱與宋案沒有直接關係，間接有一些。我基本認同。不過，我可能跟他還有一些不同，但是這個問題，我目前還在研究中，現在不想把半成品拿出來。
12、孫大炮綽號怎麽來的？
關於此綽號，可以陶成章當年“倒孫”時的文稿為參考。《新世紀》（巴黎），1909年11月13日文稿如下：“我同盟會成立之際，孫文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誌貿貿然直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以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機關，華僑推崇，巨款可集。天大夢想而已。即弟等各人先後南渡之始，亦何嚐不作是妄想……弟等一片公心，盡力為之揄揚，承認其為大統領……於是彼等之名譽乃驟起，彼又藉我留學生革命推戴之名目，《民報》之鼓吹……而得此高尚之名譽。”
韋慕庭：《孫中山：壯誌未酬的愛國者》：1910年結識孫文並擔任其秘書的李祿超1974年在給韋慕庭的信中寫道：“孫博士是一個夢想家。他夢想烏托邦，夢想建立一個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個對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於他有著這樣崇高的理想而又極難變為現實的夢，所以，他被廣東人取了一個‘孫大炮’的綽號，意即，空想的和不現實的人。”
關於孫文的“大炮”之舉，略舉兩例：其一，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孫文曾撰文《中國革命之經過》說：“不期年而加同盟會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
但是據同盟會元老馮自由披露，民前五、六、七三年（1907、1906、1905）的會員數為960人。（《革命逸史》下）
蔣永敬等學者根據同盟會早起名冊原件考證，1905-1906年的同盟會員共956人。（《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
其二，孫文多次公開揚言“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20萬裏鐵路……深信不待十年，可以全路告成。”（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對此端納在寫給莫裏循的信中大大嘲笑了孫文一番。（《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莫裏循書信集》上）。
還有一種說法，是孫文與陳炯明鬧掰後，下令炮轟廣州城。那些士兵不忍心下手，孫文就直接自己上手了。於是就有了孫大炮的說法。不過這個材料我表示存疑。
[1] 特殊國情論最早產生於洋務運動之初，保守派認為槍炮機器外國固然強，但不適用於中國。接下來是戊戌變法時，慈禧雖然當時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認為民主、立憲好，但也認為不適應中國國情。反對的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應首先整飭，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製，數年紀綱之後再徐議立憲之事。正因為慈禧太後等滿清統治者缺乏變革的決心，所以在不久後便迎來了辛亥的槍聲。在最後的退位詔書中，晚清統治者終於不再強調國情，而是承認“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特殊國情論後來也成為蔣介石拒絕民主憲政的借口。19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在反抗國民黨一黨專製時，曾針對國民黨的國民素質低下這個借口提出：要學會遊泳隻有跳到水裏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
[2] 費正清等認為：“袁世凱在日本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最後修訂本麵前投降；竟把這些機能不全症狀的疾病，盲目診斷為帝國營養不良，認為是皇朝癱圮，帝王失位，中國是缺少了皇帝。”（《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