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可恃與禦敵之術：大清國特色景觀

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獻中，有很多關於君民關係的闡釋，比如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唐代諫臣魏征有所謂：“君為舟也，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宋代理學家朱熹有所謂：“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是民為重也。”這些經典文獻說得都很好，至少字麵上說得很好，2000多年的皇權中國有時也挺拿這些話當回事，當然有時又很不當回事，證據就是一部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更換的家史，民要麽不重要，要麽重要到成了君。

到底是民重還是君重，或者君如何看待所謂民，儒家學說內部也存在爭議，我不想去給他們斷案，今天要說的是一個曆史現象，也就是對於那些打下江山的所謂君，為了彰顯自己的武功和仁政，常常比較謙虛地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一優秀國粹被發揚到近世，有另外一個名詞，就是各位最熟悉的：人民和英雄一起創造了曆史。

一、民心在帝王、將相那裏

既然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創造的，那麽在英雄，也就是皇帝的這個角度和理論上來說，人民就是可以依賴的力量，總結成四個字的詞，就是“民心可恃”。但是這四個字在聖旨中出現，和在現實中上演，兩千餘年始終存在兩條路線相互鬥爭的問題。尤其是當二十四史來到大清國這一章時，不管是康乾盛世，還是同治中興，這個問題讓我們的感受更迫近，更強烈。

因為稍微了解一點大清國曆史的都知道，自愛新覺羅家族武力征服成功後，民心不僅常常不給力，而且還讓皇帝不安心，比如1720年，也就是康熙59年，台灣爆發由朱一貴領導的民變事件；從雍正到嘉慶元年，黔、湘地區的苗民發動了一係列反清起義，其中大起義三次，小暴動約二十多次；乾隆年間，先後爆發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更大的民變是嘉慶年間的白蓮教，曆時七八年，數十萬人參與，僅投入的鎮壓費用就達2億兩，相當於4年的大清財政收入，一下子掏空了皇家庫銀。嘉慶年間還有天理教的癸酉之變，雖然規模不大，但可是直擊紫禁城，皇帝真睡不好覺了；道光年間發生過張丙事件、湖南瑤民起義；再之後就是各位比較熟悉的天平天國和撚軍之變，將大清國的命數，直接送上倒計時。

按說這不多不少的民變，紫禁城龍椅上的那幫人，應該知道民心並不完全可靠，但是他們也清楚：刁民畢竟是少數，右派不會超過5%或10%的指標，多數群眾還是可恃的良民。

那接下來，我就給各位開列一些史料，看看大清國那些聰明的統帥是怎麽個“民心可恃”的。

所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林則徐和廣東巡撫曾頒布類似告示，提出“群相集議；購買器械；聚合丁壯，以便自衛。如見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皆準許開槍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將其俘獲”。

看到手下愛卿這麽有辦法，道光皇帝親自頒布上諭：“逆夷於香港裙帶路地方，公然建造樓房，安置婦孺，顯有久據之意。該將軍等相度情形，（於）能於逆黨聚居之處，掩其不備，乘間縱火焚燒，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

還是這個道光皇帝，在1842年時給新上任的兩廣總督徐廣縉發布上諭，其中寫道：“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彌。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徐廣縉上任伊始即寫信向前任領導林則徐請教“驅夷良策”，林則徐回複說：“民心可用”。

深得秘傳的徐廣縉也果然是不負眾望，與廣東巡撫葉名琛一道，順從民意，拒不履行《江寧條約》（後來的曆史敘事中習慣稱為《南京條約》），不讓外國人入廣州城，而且還貼出抗敵告示：“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計，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注冊，不得在外雇募。公開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執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眾誌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戟土匪，外警猾夷。”

如此人民戰爭，難怪道光皇帝覽此奏折興奮地朱批道：“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並賞賜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而後特降諭旨嘉勉廣州無名群眾英雄：“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到了英法兩國與大清帝國因換約而起戰事的1860年，桂良、花沙納作為全權代表在上海跟英國代表談判，實在扛不住英法非要派駐領事進駐北京這一條，就給鹹豐皇帝發電報說：“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隻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鹹豐皇帝心領神會，於是在600裏加急密詔中稱：“鄉民乃此次戰爭成敗之基石，誤使城鄉軍民各色人等齊心作戰，同仇敵愾，共抗外敵，收複失地，蕩平夷匪。”

看到僧格林沁親王狙擊不成、英法聯軍開始挺近北京之時，鹹豐皇帝又發布上諭：“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敵愾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至該夷所擄閩，廣等處內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來歸，或斬夷首來獻，朕亦必予以厚賞。”

不要以為鹹豐皇帝隻會忽悠老百姓來硬的，他還有很多招數呢。比如他一麵詔諭桂良“激發天良，力圖補救”；一麵密示兩江總督何桂清以課稅全免、開弛煙禁等為代價換得各國放棄進駐北京；一麵命怡親王載垣至前營傳令“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

在張家灣、八裏橋等最後防禦決戰打響時，情急之下的鹹豐皇帝向社會頒發剿殺上諭：“……現已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君，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無論原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焚搶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材，全行充賞。”

一個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在兵臨城下之際，發動“人民戰爭”以抵禦外敵，不可謂不聰明，因為帝王們知道，作為生存始終是第一位的龍的傳人們，隻要給錢給利益有誘惑，哪管什麽天道，誰管什麽良知，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在大清國幾乎等於真理。

到了1900年，慈禧太後更是將先帝道光、鹹豐的“民心論”發揚光大。這其中有好幾處體現：

她先是對拳民阻止德國築路事件複諭說不可用兵，以免“致失國家團結民心本意”。在傾向主戰派後，所提的理由是：“現在民心已變，總以順民心為最要。”之後又在上諭中說：“民心既固，兵氣亦揚。”1900年6月16、17日召開的各部大臣和王公議事會議上，慈禧太後針對總理衙門大臣袁昶chang認為義和團不過是造反者不可靠的觀點駁斥說：“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

不僅慈禧，這時期主戰派們都開始重視起民心。例如貝勒載濂在奏折中就鄭重其事地說：“竊查拳民能避火器，雖無確據，其勇猛之氣，不顧生死，實為敵人所憚。不擾良善，則係眾口一詞。惟漫無紀律，以致奸民乘勢擾亂。儻飭統兵大員忠信素浮如董福祥者妥為招撫，練為前隊，可以資敵愾而壯軍聲。就大勢言之，拳民總宜善撫，不宜遽剿。洋人總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則失眾心，拒洋人則堅眾誌。……伏祈宸衷立斷，以快人心。國家幸甚。”

胡思敬在《驢背集》中記載：對外主戰派最狂熱的代表端郡王載漪，曾公開揚言，義和團的拳民有神術，“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複能製之，此天讚我也，必收用之”。他還在總理衙門設立神壇，親身實踐，其掌管的虎神營大力吸納義和團。他與軍機大臣剛毅合奏：“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仇雪恥。”同時他還不遺餘力地慫恿積憤已久的慈禧太後招撫義和團。

最終，慈溪太後以“不過了”式的行徑公然向11國同時宣戰。在宣戰詔書上，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不無深情地寫道：“朕臨禦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無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

這些話看上去很煽情，但禁不起推敲，因為你們掌權者真拿百姓當子孫，不當韭菜嗎？如果是，你們皇家怎麽不讓五尺童子拿刀上戰場，而隻是讓百姓家孩子去送命、當炮灰？

二、士紳與鄉民的舉動

據說有句俗語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江寧條約》簽訂後，英國人就準備進廣州城居住，欽差耆英也著手準備了。可是廣州地方士紳們不太同意，其中有一個叫何有書的，給耆英上書說：讓外國人進城，可能會遭到“爛匪凶徒”的“幹犯”，反而會使外國人不滿意。耆英也覺得上書有理，就給英國人寫信說：他本來是同意外國人進城的，但是收到了80多個士紳的抗議信，他呢，經過連日考擦，發現民情的疑慮確實沒有消除，所以你們得等一等，我也想想辦法。

不過，這事一等就好幾年。英國人有些等不及，抱怨說你們大清國不是集權專製嗎？不是一聲令下就可以地動山搖嗎？怎麽這次效率這麽低呢。耆英答複說：我也沒辦法呀，老百姓那邊不答應呀。正交涉著呢，1846年1月，果然廣州城就發生了小騷亂。就是群眾看到耆英貼的告示，不準反對外國人進城，就很生氣，不但撕了那些告示，還四處貼紅白字帖抗議外國人進城。一時間群情激憤，就包圍了知府衙門，縱火焚燒。英國人一看，這不是當官的問題，確實是群眾的問題，於是英國駐大清國公使兼香港總督德庇時就給英國人發郵件說：“經同意延期到廣州地方當局更能控製人民的時候。”這事也驚動了倫敦，英國外相阿伯丁表態說：“關於開放廣州城的問題，無論做什麽可能損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應仔細考慮。因為廣東人對於所有的外國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強製他們采取順從的態度，他的處境將是十分困難的。”

1847年，耆英轉崗調走了，頂替他的是徐廣晉。英國人說再給2年期限，到1849年無論如何都該進城了。廣州城內的群眾聽說這一消息，再次群情激奮，雖然道光皇帝跟徐廣晉說：實在扛不住了，你不妨讓英國人進城一次。徐廣晉回複英國人說“民情未洽，眾怒難犯”，婉言拒絕了英國人，並如實上奏。道光皇帝一看奏折就龍心大悅，下旨獎賞徐廣晉和徐祥光等士紳。最後英國人進城了沒呢？進了，那是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的1866年，皇帝已經是同治了。

廣東人，不是思想很解放嗎？

不僅廣州抵製英國人進城事件，類似的群眾運動還有很多。比如1861、1862年湖南、江西地方士紳反對基督教事件，貴州提督和巡撫向全省發出公函驅逐傳教士，焚燒教堂，直接殺死四個信教的貴州人。後來又發生一起殺死法國傳教士和5個信徒事件。1865、1868年重慶接連發生殺死傳教士、焚燒教堂事件。主要參與指揮的人，除了地方官就是士紳。

發展到1870年，最著名的就是天津的望海樓事件了。這個事情前段時間張宏傑先生專門講過，我這裏就不多說，但要提示一點，就是望海樓今天還屹立在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不知道老天津人，是不是每次走到那裏會懺悔一下自己的祖上曾經多麽英勇地圍攻教堂，說那些外國人淹製的洋蔥頭是小孩被挖的眼睛。我這時想起蘇格拉底說過的一句話，叫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1875、1876年福建省南平縣的底層民眾、商人在士紳的鼓動下，兩次搗毀美國教堂。1879年，美國傳教士重建了福音堂，結果士紳和民眾堅持抗戰，再次搗毀教堂，傳教士在地方官的保護下得以逃脫。閩浙總督派人出麵調查此事，士紳們也都不敢公開支持民眾，結果街頭有人貼出告示說：“當今洋鬼子，詭計多端，存心叵測。”還說地方官員“與宋代秦檜無異”，鄉紳一味巴結地方官。可見，群眾的覺悟多高啊。說起福建的教案，我想起四年前去屏南，馬惠東先生正在那裏修繕已經破舊不堪的教會學校、醫院，都是原址、原建築，我那時知道了美以美會創建了潘美顧教會醫院。我看過已經翻譯但沒有出版的《潘美顧回憶錄》，其中寫道傳教士潘美顧冒著被襲擊的危險，大半夜跑十幾裏地去給當地人看病的經曆。我就想：沒有信仰、如此擅長生存哲學的中國人，大概永遠也想不明白這世界還有這等不顧生命安危、不怕被傳染上麻風病的傳教士，幾十年上百年地不拋棄這片土地。我也曾不停地對自己說：昌寶，跪下去吧，這個民族欠文明世界一聲感謝！這個民族欠基督一個懺悔！我甚至想對某些人說，全世界那個國家和民族都可以對基督教說三道四，唯獨中國和中國人不可以，否則對不起天地良心。尤其是那些自以為讀了幾本書的文化人，張嘴就對基督教巴拉巴拉，我一個朋友曾經說過：不裹小腳才幾天呀？魯迅嘲諷的半吊子選手是指誰呢？即使移民多年，但真正進入過、理解文明社會嗎？

這樣說是不是有點不厚道啊。順便廣告一下：潘美顧教會醫院已經現在已經修繕好了，馬惠東先生將其命名為鼎順藝術中心，經常舉辦藝術展。

忽然想起某年在去福建的棠口學校舊址時，破敗的醫院的牆上，還保留著文革時期的宣傳標語，比如其中一句很雷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麽？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

再後來的高潮就是1900年的庚子事變了。在這場不容易區分官民的事件中，大清國將自己的國粹可謂展露無疑。今天，我不想舉例說什麽紅燈照、黑燈罩、砂鍋照，也不想說義和團火燒北京大柵欄，這裏僅就山西巡撫毓賢的行為開列一些史料給各位：

《庚子國變記》中的《毓賢戮教記》這樣寫道：“（六月）十三日（7月9日）午後，……毓微服騎馬帶隊而來，將豬頭巷圍住，飭兵拘諸人到轅。時被拘者約七十餘人。……（毓賢）隨叱令動刑。拳匪營兵鹹不敢下手，毓怒，親掣佩劍飛馬將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揮刀亂砍，當日共斃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鐸，西修士一，華修士五，西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餘人，傭人二十餘名。隨將西人梟首，剖心，暴屍數日。”

（《義和團（一）》7月14日，毓賢又遣巡捕執令箭一次殺害教民41人，其中不僅有81歲的老者，更有未滿周歲的嬰孩，16歲以下者就占了五分之二。《義和團史料（下）》載：在巡撫衙門殘殺教士的第二天，毓賢又“盡驅法天主教堂童貞女子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即強迫信徒退出天主教），皆不從，令斬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諸女遍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乃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皆背教，仍不從，求死益堅。兵土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欲肆行非禮，聞無一人屈者，或扼殺之而淫其屍焉。其後諸女子皆被殺，屍橫如獺祭，見者莫不慘傷。各屬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抵抗不從而死者，先後凡數千人。”

我一直有個想法，想認真統計一下大清國時期到底有多少傳教士被殺、教堂被毀、中國的信眾被殺。當然，如果有人認為這種行為是愛國是壯舉，那就在曆史的紅名單中記住這些革命者和革命行為；如果認為這樣的行為是野蠻未開化的醜陋行為，那就在曆史的黑名單中記住這些反人類反文明的暴徒。

更多的例子，我不想舉下去了，雖然我看的書不多，但要都說出來，怕是得說上三天三夜吧。

接下來，我想再升華一下。我的意思是，在行為之外，還要考察一下當年的文化人，是怎麽看待英明偉大的皇帝以及大臣和士紳的。

據丹麥海軍中將比爾的《1864年中國旅行記》載，在1863年參加科舉取士的考試中，考生蘇魯這樣衷心地寫道：“鹹豐皇帝是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最聰明、最偉大的皇帝，跟以前的皇帝相比簡直是太陽跟燈籠一樣。在鹹豐十年五月間，因為皇帝心胸寬大、愛護人民，就決議把那些用盡種種花招詭計從老遠地方混進來的鬼子與夷人統統趕出天下。洋鬼子極為恐懼，就向天子上表請準派遣大使，以便商談歸順、進貢等事。這個狂妄的請求使萬歲爺大為震怒，就下令今後不管在何時何地，隻要一見洋人，就予以殺絕。說實在的，人人皆知，在大海之外——這些大海的海水是藍色的，然而愚蠢的夷人稱之為紅海——有一些居住著野人的島嶼，他們自稱為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等等類似的賤名。天子看到他們的國家太窮了，就仁慈地讓他們不納稅，自由自在地生活。皇恩如此浩蕩，可是這些家夥心術不正。他們帶來好多兵船艦隊……”

偌大一個大清國有沒有明白一點事理的呢？有，接下來我給各位開列幾位有過出洋經曆的體製內高官的意見。

針對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東官員不履行條約，不讓英國人進城的問題，薛福成在《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中曾總結說：“英人初誌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複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

郭嵩燾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寫道：“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鍾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浙江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不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遊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之。”

再來看民國學者蔣廷黻在名著《中國近代史》中的觀點：“頑固分子以為可以靠民眾。利用民眾或‘民心’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後、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而且，“僅以民心對外人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麽國際關係？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就是政治家的失敗。”我想，要是北大那個副校長，看到蔣廷黻教授的觀點，肯定會說這不是典型的曆史虛無主義嘛！怎麽能這麽貶損領導和群眾呢得！

三、友邦國家又是如何評價

《巴夏禮在中國》這本書中寫道：“律勞卑奉巴麥尊勳爵之命準備將一封誠摯的信呈遞兩廣總督，努力想打開與北京朝廷進行直接溝通的局麵。然而，自命不凡的中國皇帝是不會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存在的，當時大英政府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律勞卑到達廣州之後，請求與當局會麵，英國人相信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會接待一個友好的外國特使。結果可想而知，他的書信被退回，他不但受到了侮辱還差點被中國當局處死。”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在1839年4月2日致巴麥尊的信中這樣寫道：“在我們與這個帝國的交往中，它的政府無端地發起侵害英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和冒犯英國政府尊嚴的行動，這是第一次……他們剝奪了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生命掌握在他們手中。”

曆史學家馬士評說道：“封鎖通路的各種障礙物是曆曆在目的，武裝的炮台守衛著這些障礙物，而武力的抵抗是一定預料得到的。但是，中國官員們是在一套中國特有的方式中行動著，這種方式是片刻也不能欺騙人的；它表顯了一種孩童式的狡黠：說當場沒有負責官員，並企圖使這種破裂表現為醒覺了的和憤怒的人民們的自發行動，這一舉動假如不成功的話便可以予以否認，而如果成功的話便能收到其利益。” 如此精心的籌謀，結果被人家一眼窺探出究竟，不知自詡為以孔孟思想立國的鹹豐君臣，看到這樣的文字，該做何感想？

19世紀就生活在清國後來曾擔任法國駐北京領館領事的密福特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評說：“中國的抵製外國人風潮既不是因為傳教士的傳教，也不是因為商人的貿易，甚至連飽受非議的鴉片都不是，不過這些原因都已經被用作借口。中國官員討厭和外國人的任何交往，因為這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特權都是一種威脅，他們最在乎的特權就是可以巧取豪奪和為非作歹。”

英國駐津領事威妥瑪1875年時曾對李鴻章抱怨說：“自鹹豐十一年到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一歲了。”（《與英國威使晤談節略》）

雷蒙·道森在《中國變色龍：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中提到，赫爾德（Herder）、黑格爾等也早認為中國陷於“可恥的停滯中”，“是個進行了防腐處理的木乃伊，全身緊裹綢緞，上麵繪著象形文字：它的體內循環就像是一隻正在冬眠的睡鼠”。

庚子事變中，英國駐清公使竇納樂在使館解圍後的報告中寫道：“所有在北京的歐洲人都沒有料到中國政府如此篤信義和團的‘神力’，以為依靠它可以蔑視全世界……也沒有人意識到這個政府會發瘋，做出任何有正常頭腦的人所做不出的事情。”

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曾描述過使館被圍後與赫德的第一次會麵：“我倆互相端詳對方的臉色，都為我們一輩子的工作毫無成就感到臉紅。這位把中國海關收入從三百萬兩銀子提高到三千萬兩的人成了中國人的屠殺對象。而我在華教了三十年的國際法，中國人到頭來卻對外國使節的生命視如草芥！”稍微具有平常心和人道情懷的中國人，看到這樣的字句，誰個能不為之反思呢？

當年久居大清帝國負責勘探鐵路的美國工程師柏生士在見聞錄《西山落日》中揭示道：“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都沒有像中國的鴻溝那樣的大、那樣的深。就像已經予以解釋的那樣，統治階層已經充分明白，他們的權力、特殊待遇和致富的機會都取決於對現存事物狀況的維護。隻要當前的官宦製度和機關製度繼續存在，中國就不可能有巨大或持久的向前發展。”

英國外交家密迪樂在調查了太平天國暴亂後寫成的《中國人及其叛亂》所說：“中國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現代科技，而是基礎文明。所謂基礎文明，包括契約精神、權利意識，以及對民主政治、個人自由的認知。”

一個世紀前來華的外國人便在《使館官員在北京——書信集》中明白地寫道：“中國文學中的道德禮儀之豐富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得上。如果真以孔孟之道或老子的準則治理國家，那百姓真是有福了！每個人的嘴裏說的、筆下寫的都是最崇高的道德和政治準則。從入學的第一天開始，中國的男孩就要搖頭晃腦地背誦包含最高尚道德情操的名言警句，但學習這些東西隻是通往財富之路的手段，是貪財納賄、搜刮民財的最好偽裝。”

非洲事務專家、1896年新上任的英國駐清領事竇納樂爵士曾揚言：“歐洲或任何文明國家的統治者都不會像這些人一樣管理國家。將中國看成是一個文明國家實在是大錯特錯。”1899年2月竇納樂還說過：“治療中國這個病夫隻有一個辦法，得用刀子，其他辦法都不能奏效。”

這些外國使官或親曆者自然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做評價的，也許可能存在偏頗之處或未及腠理的問題，但是如果不懷著刻骨的民族仇恨心理，如果不是強詞奪理或懷有自我反思的心態，我想很多話還是值得聽一聽、想一想的。至少曾出使大英帝國的郭嵩燾曾經想過，而且還表達過這樣的見解：“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郭嵩燾還說過這樣一段至今仍讓大陸中國人需要重視而始終不被重視的話：“吾嚐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製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奈何。”

在講座的最後，我想說，郭嵩燾的拳拳反思能夠理解，但不知道該如何，因為作為一個國，完全可以不去說那些帝王、將相，畢竟人家屁股坐在那裏了，既得利益享受著，真蠢假蠢地誰知道呢？單單來說那些士紳和鄉民，他們因為愚蠢而野蠻，因為被毒害而毒害別人，他們可惡到極點，我們可以嘲諷和嘲笑他們，可是他們又都是我們的同胞鄉親，甚至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他們已經夠可憐的，怎麽能再忍心嘲笑他們？但是曆史擺在那裏，愚蠢又會遺傳，我們該怎麽辦呢？我不知道該怎麽辦？唯有默默為他們祈禱：願這國度早點文明開化，願這國人早點睜開眼睛，願那損害人的和被損害的人都能反思和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