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關於五四運動的評說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爭議不斷的常青話題。其中，關於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闡述在大陸學界得到較為普遍的認可和傳播，甚至已經達到不可爭議、無需爭議的地步。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學界共識，其背後有著極強的意識形態意味一直以來為學界所忽視。考察曆史可知，五四運動是隨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產生和不斷發展，曆經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等人的不斷闡釋，逐步被定性為“反帝反封建”性質的。[1]特別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將其闡釋為“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2]的運動後，“反帝”開始作為主流意識得以確立並廣泛傳播，並逐步演變成分析和評述現代社會、曆史、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指南，一直延續至今。
關於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問題，學界之所以一直深信不疑，往往是在忽視“反帝反封建”話語（discourse）語境的背景下，要麽想當然地將五四運動納入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史的語境中，使其承擔反抗侵略的任務，以符合預設中的“反帝”要求；要麽就是懷著典型的民族自卑情結，先入為主地假想一個結果，然後再依據這個結果去找原因，使“反帝”成為現代中國人爭取民主與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必然。然而學界卻忽視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即所謂“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帝”，既不是民族解放語境下的救亡話語，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啟蒙話語，而是列寧在1920年《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首次提出，並於“共產國際二大”（1920）、“共產國際三大”（1921）通過和確立，經1922年所謂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傳達給與會的國、共兩黨代表的階級話語，是具有典型意識形態意義的舶來品。其國際背景是，當時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正製裁並壓製暴力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及其輸出革命行為，而列寧及所謂“第三共產國際”為對抗美英等西方國家而搶先將其命名為“國際帝國主義”。顯見的，這種命名和定性本不適用於中國，但卻陰差陽錯地被“中共二大”、“國民黨一大”、“國民黨二大”所接受、宣傳並付諸後來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傳播。
關於五四與“反帝”的問題，雖早已有胡適等當事人做過反駁，也有周策縱等學者予以明辨，但卻始終一直存在語焉不詳和“未及腠理”的問題，延續至今仍無法還原本真。為闡明這個縈繞中國近一個世紀的問題，本文將以回溯曆史現場的方式，並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對五四運動“反帝”的定性予以證偽性地辨析。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反帝”
廣義上的五四運動包含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顯然，對五四運動“反帝”的定性主要是針對學生愛國運動而言的。考慮到新文化運動與學生愛國運動的特殊關係，有必要也對其作以闡述。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專製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真心知道共和是什麽，腦子裏不裝著帝製時代舊思想的”[3]並沒有多少人，根深蒂固的專製思想並沒有伴隨滿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而灰飛煙滅，袁世凱、張勳以及楊度、康有為等軍閥和政客接連上演複辟鬧劇，新生的共和國岌岌可危。正是基於此，一大批現代中國的先覺知識分子在“器物上感覺不足”到“製度上感覺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4]後，毅然選擇了思想啟蒙之路，開始為“人已非人”、“人活得不像人”的中國人而呐喊，並要掀翻幾千年的“人肉的筵宴”和搗毀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5]陳獨秀曾為此總結說：“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嚐稍減，……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6]，而“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7]，“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8]為此，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高揚民主、科學和人權的大旗，對西方文明采取大膽的“拿來主義”，以“重新估價一切價值”作為評判的態度，從“人”的立場出發，對一切吃人的道德、非人的生活、非人的文學、奴隸的國度給予革命性的顛覆。他們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9]又說：“我們現在不妄想什麽天堂天國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建造‘人的樂園’。……我們卻信人格是神聖的，人權是神聖的”[10]，因此“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言從隸屬他人之理”[11]。隨後，在新舊、中西、白話與文言、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的論爭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以及理性等新文化的基本訴求得以迅速傳播。綜上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留學西方——即所謂“帝國”的現代知識分子，打開國門，迎接歐美文明的“學帝”、“親帝”的世界化運動，是為了挽救和維護新生的民主共和政體而掀起的一場告別中世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補課，是爭取人的解放、獨立、自由與權利的啟蒙現代化運動，根本不存在“反帝”的問題。
五四新文化運動還不僅僅是不反帝的問題。因為，正是在西方先進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和參照下，五四新文化人逐漸醒悟到，中國之所以落後挨打，是自身愚昧、保守、頑固、野蠻、自以為是和奴隸的劣根性等文化傳統和專製思想所導致的，是與西方文明相抗衡而不遵守規則的必然結果，盡管這樣的結果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深感痛心。或者用今天的標準來評介的話，可以說滿清政府的挨打是必然的，因為它已經到了不打不清醒、不打就不願接受現代文明的地步。而事實也表明，滿清政府挨打後的確清醒了一些，所謂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政”、預備立憲等改革開放舉措才得以應運而生。但遺憾的是，它沒有像日本那樣徹底銳意改革、除舊布新，最終曆經明治維新而成為強國，反而不斷誤入歧途，以致抵禦不住黃金世界的誘惑，幻想一夜暴富、根本解決，終至付出極慘痛的代價，為世人所嘲諷和唾棄。因此說，二十世紀中國的百年屈辱史是不能將賬主要算到所謂帝國主義身上的，要算也隻能跟自家人算。正是看到這一點，陳獨秀當時曾不無激憤地說：“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2]胡適也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裏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13]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他解釋說：“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作辯護……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而且當“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裏的時候，人民隻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14]胡適還在1930年代《我們走那條路？》中進一步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打倒五個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但是帝國主義不包括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15]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16]當然，如此結論對於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國人來說是有些難以接受，如梁漱溟等當即撰文反駁。而二十世紀末以來部分海外學者以“後殖民”、“後現代”等理論或主義為武器再次複辟，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擺脫殖民話語的詛咒和帝國霸權的控製”，[17]“五四那一代學者對西方的殖民話語完全掉以輕心，很多人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收了殖民話語”，[18]所以中國才遭遇空前的“中國意識的危機”（林毓生語）。這樣的呼聲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新儒家、新左派們便乘勢搖旗呐喊、捶胸頓足，以為國將不國。
其實回溯曆史不難發現，從十九世紀中期中國被迫現代化以來，無論是“華夷之辨”、“西學中源說”（或“古已有之說”）、“特殊國情論”，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1930年代“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季羨林語）等，都是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說到底，這樣的鼓噪與宣傳與其說是一種民族自尊，不如說是一種民族的極端自大兼自卑心理在作怪。一百多年的曆史清清楚楚地表明，中國所遭受的種種屈辱不是因為向西方文明學習而“變夷”了，而恰恰態度總是不老實，並沒有虛心真心學習，像阿Q一樣總是忘不了數落自己祖上的風光，所以才導致中國現代化的曆程步履蹣跚、跌跌撞撞，及至發生“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鬧劇和悲劇後仍不醒悟。魯迅當年曾指出：“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隻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19]綜上可見，第一次真正以開放的世界的眼光、心胸和襟懷來全麵接受西方文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本身是不存在“反帝”意識的。
二、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與“反帝”
正當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一戰”的善後問題也進入到最後階段。盡管中國政府雖未派兵直接參戰，但卻英明地選擇了協約國一方而順理成章地成為戰勝國。一時間，國人也同其他戰勝國一道閱兵典禮、集會演講、遊行慶祝，憧憬著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重新調整中日間的不平等關係，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的翻身了！”[20]胡適曾回憶說：“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當時，都不免有點‘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21]但是，梁啟超從巴黎發電報給國民外交協會傳遞出英、法、意等國默許日本接替德國享有山東特權的消息後，這種心理上的巨大反差首先在激進的青年學生中產生強烈衝擊，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便由此引爆。當然，審視曆史也要承認，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的確也有一些變化。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政變建立了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芬蘭、德意誌、匈牙利等發生了所謂社會主義暴動，1918年日本出現“搶米風潮”，1919年朝鮮發生“三一運動”，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會。在這樣的表象下，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似乎便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接軌了。事實如何呢？
縱觀整個運動過程，雖然學生們的心理和感情是極其激憤的，然而他們的行為舉動卻又是極其文明、理性的，和平與合法的民主表達方式始終是主旋律的，因此被譽為“赤手空拳的做出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是名副其實的。[22]運動的領導和參與者們清醒地意識到，請願和遊行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采取這樣的方式也無非是要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憤慨和心聲，作政府後盾，借此喚醒國民，更要喚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同情和幫助。誠如陳獨秀所說：“我們中國現在有什幺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的同情，幫我們說點公道話。”[23]因此，盡管“世界上第一個好人”[24]威爾遜總統“言而無信”、英法意三國充當了“看客”，學生們在遊行過程中，始終保持整齊的步伐，嚴肅的儀容，井然的秩序，並彬彬有禮地向各國使館遞交語言極盡委婉的“說帖”。如其中遞交給美國的“說貼”內容尤其令人玩味：“大美國公使閣下：吾人聞和平會議傳來消息，關於吾中國與日本國際間之處置，有甚悖和平正義者，以最真摯最誠懇之意，陳辭於閣下：……吾國念貴國與我中國素敦睦誼，為此直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本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25]這種非常謙恭的文字顯然是一種外交禮節的遊說，意在表明中國民眾的態度，希望各國公使及政府出麵給予中國政府以支持和幫助，並借此維護正義和公理。而此前《每周評論》等媒體中出現的針對威爾遜的“威大炮”[26]、“一文不值的空話”和“分贓會議”[27]、“大炮空聲”和“曇花幻夢”[28]等“大不敬語”，並沒有被學生、工人等示威者公開提起。而且遊行隊伍在被禁止通過使館區的情況下，也沒有與使館警察發生衝突和騷亂，更沒有衝擊使館的舉動和行為，仍然“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曹汝霖[①]的住宅”，因而也獲得了“很配稱作文明國家的學生”[29]的讚譽。
文明舉止也發生在其他城市的學生遊行和工人運動中。《申報》曾這樣記載上海二萬學生五月二十七日的遊行：“步伐整齊，精神嚴肅，絕無零亂之狀。夾道觀者，無不為之興感。”“六三”後，上海的商業罷市中，一些外人所設之洋行、商鋪照常營業，卻沒有發生一起治安事件。在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呼籲下，學生、童子軍，甚至小偷和黑社會組織的青紅幫等都願意幫忙維持和平和秩序，整個罷市期間沒有出現什麽騷亂。[30]這個現象也同樣出現在長江沿岸、華北等城市的罷工、罷市運動中。冰心在《斯人獨憔悴》中借穎石的辯解也作了記述：“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為，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工人被外國工廠嚴重剝削的情況下，工人的罷工並不是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和維護權益，也沒有發生針對各國工廠和管理者的反抗舉動。事後羅家倫也不無感激地說：罷工罷市“並不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過是激於他們對於我們的同情心罷了！”[31]那些西方人管理的工廠裏的工人們，在學生們的勸說下，為避免引起國際糾紛也紛紛放棄或停止了罷工。甚至六月九日上海學聯被驅逐出租界、六月十二日法國等租界巡捕以武力鎮壓遊行的學生和工人並造成許多路人和商人死傷的情況下，學生與工人仍堅守運動的初衷，而沒有將矛頭指向各國租界。芮恩施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當時曾告誡上海總領事和僑民團體說：“如果我們或者英國人讓自己卷入這場隻是針對日本人的、幸而與我們無關，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排外的動亂，將是愚蠢之極的。……它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32]顯見的，整個運動並不沒有反對美英等所謂“國際帝國主義”，反而是請求他們出麵幫忙主持公道。
以學生為代表的民眾之所以在麵對中日因山東問題而產生爭端的問題上，會寄希望於美英等西方國家，是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基本處於一種友好邦交的環境下，此前所發生的不友好的衝突已經不複存在。這一點，隻要客觀地麵對曆史即可知。自所謂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後，救亡的呼聲似乎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自義和團排外暴亂而發生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事件，特別是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中華民國後，當初被迫開放門戶的政策和事實已為中國政府和國民所接受，美國1908年開始還將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政府以支持教育，各駐華的外國政府及投資商人與北洋政府和國民均保持相對和睦或友好的關係，國內不存在主流意識的反帝排外運動。這一點隻要客觀地麵對曆史就可以得出結論。也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在1919年底時也說過他本人是“美國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和門戶開放政策的熱烈支持者”。[33]瞿秋白也才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曾間接表達過這樣的觀點，“辛亥革命以來，革命黨向來以‘保護外人利益，決不破壞條約’為天責。”[34]而且，尤其是一戰中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後，各國在華人員是比較受歡迎的，這一點可以通過駐華使節芮恩施、朱爾典以及杜威、羅素等來華學者撰寫的各類文字中求證。而一般習慣上所指稱的美、英、法等所謂帝國主義國家，大體上能夠以比較客觀、公正的國際規則處理國際間的問題。如在處理棘手的山東問題時，他們曾試圖以“和會暫收”或“五國共管”的方式解決中日間存在的分歧，但迫於中日兩國政府已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換文協定”，才不得不在“道義”與“秩序”的選擇中——即如哈貝馬斯所闡釋的——傾向了“秩序”。[35]而事後的結果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批準和承認本國代表的簽字，使得凡爾賽合約並沒有落到實處。而且，此前他們曾協力促成限於分裂和內戰的北京政府與南方政府停戰並召開“南北和會”，結束了中國內戰的局麵，於情於理都可算作中國政府的“友邦”國家，這就是為什麽學生們在美國公署前高呼“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的原因所在。[36]平心而論，巴黎和會失敗的“最大原因”是“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換文，北京當局以‘欣然同意’四字，載之文書”，美英等國“謂既已自願，何又反悔”的“反唇相譏”[37]其實不無道理。白紙黑字的國際條約，其法律效應不是憑不守規則的傳統中國政府和民眾的一廂情願就可以取消的。還應該提及的是，1921年開始，正是在美國的積極斡旋下，通過了歐美國家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不支持不援助中國內戰的特定一方等協議，而山東問題以及所謂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華盛頓會議》上也都得到基本妥善解決。當然，若比照來說，也是這一年，蘇聯紅軍出兵占領蒙古。如邵建教授所言：“僅此而觀，赤白之間，誰更帝國主義？”[38]
種種跡象表明，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雖然帶有一定的國族色彩，卻沒有產生狹隘的國族主義，因此也不構成反對西方各民主國家的排外運動，而僅僅是針對蓄意剝奪中國利益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因為這樣，瞿秋白後來以階級翻身的立場批評說：“中國人民居然妄信美國的‘人道主義’，隻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為所迷惑而單隻反對日本。可以醒了！！”[39]張太雷也明確說：“五四運動是一個完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五四運動是純粹排日的性質而不是反對一般的帝國主義，所以反被英美帝國主義利用以進行他們與日本在中國勢力的競爭。”[40]雖然他們的部分觀點和言論本身尚有待商榷，但其中卻指明了不存在普遍意義的“反帝”問題。而且，用籠統、寬泛意義上的“帝”來指代專門意義上的“日”，明顯存在“以全概偏”的問題，也犯了“革命對象擴大化”的錯誤。因此，“反帝”應該改為“反日”是比較客觀的，否則對其他“帝”來說實在很不公平。曆史已表明，那種“國際帝國主義是我國民惟一的仇敵”[41]的“老佛爺”式的愚蠢舉動，真的可謂如胡適所說的“鄉下人談海外奇聞”[42]，是違背世界潮流的，也被曆史證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極左”障礙物。
那麽，五四運動是如何“反”日的呢？在“五四事件”的諸多口號中，“外爭國權”的態度看起來比較激烈，但卻激烈有餘而信心不足，明顯缺少那種收回自己東西的理直氣壯感。那些誓死的決心並沒有與“打到日本帝國主義”聯係起來，而是一種“你若不然，我就死給你看”的態度。在對待日本接替德國管理山東等國際問題的處理態度上，仍然對“國際公理”寄予希望。所謂“反對強權政治”，也隻是“不讚成，不支持”，而不是采取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其中都沒有直接針對日本政府、日本駐華使館的標語口號。在所能搜集的標語口號中，唯一的就是“抵製日貨”。而這個口號在此前以及未來幾年裏雖頗具“殺傷力”，但也是直接針對中國商人而產生的間接後果，而不是直接針對日本在華商人。至於集中焚燒日貨等激烈行為，不過是一種強烈的泄憤心理的舉動，仍屬於消極抵抗的範疇，所燒的也是中國商人商鋪裏的日本貨，並沒有直接燒日本商人店鋪中的日本貨。而且，隨著運動的不斷發展，在政府的誘導下，為避免對日外交的困難，學生演講團在六月初放棄了大規模的反日演講活動而改為愛國宣傳和提倡購買國貨。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在通告中也改口說：“此次舉動純係愛國熱誠，對國內有所要求，秩序井然，並無絲毫暴動行為，凡我旅華各友邦諸君，與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誤會，是為至幸。”[43]這一點《字林西報周刊》也有記載，“幾位演講者強調，罷市不是排外運動——甚至也不是排日運動。所有與會者都要保證勸說他們的朋友協助維護和平和秩序。”[44]而且在罷課、罷市、罷工中沒有出現學生和工人衝擊日本工廠、商鋪的行為，絕大多數的舉動都是有組織、有秩序的。甚至麵對日軍持槍遊行和旅中日人的抗議，也是“均置之不顧雲”。[45]
盡管留日學生在國恥紀念日時也出現“打破軍國主義”的口號，但它卻是以“保持永久和平”為宗旨。而且，遊行隊伍在遭日本“馬隊衝踏，血肉橫飛”的情況下，“仍整隊前進”，[46]向各國使館送交說帖，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暴力反擊行為。當然，作為群眾運動的特點，不可避免地出現幾起偶然的暴力衝突事件，但那畢竟是個別、局部的，並不是組織者的本意，也構不成運動的主流。對此，許德珩後來回憶證實說：“那時（指五四運動——本文注）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47]瞿秋白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中也考證說：“最先，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個‘過激派’的雜誌上提出了這個口號，沒有什麽‘人’注意”。“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來了，隻兩三天功夫，‘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傳遍了上海的工人區和貧民窟，……不到兩年，這口號就變成了奉旨照準的標語。”[48]而另據《中國青年》載：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召集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在五一舉行過極壯烈的遊行，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實行八小時工作製”。[49]可見“反帝”這一問題並不是始於五四運動，而是五四運動之後的事。
還有，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雖然主要是針對日本強占山東的行徑，但並沒有將鬥爭的目標主要放在日本政府身上，而是將這種“外爭國權”、“民族自治”的要求轉換成反對北京政府在和約上簽字和“內除國賊”方麵。美國學者B.格裏德爾在198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這場運動（五四運動——引者注）的發生，多少有點自發性，沒有有組織的思想指導，是民族主義情緒的憤怒爆發，矛頭直指當時的北京政府，反對聚集在巴黎的和談代表。”[50]可見，盡管北洋政府已令國民十分失望，但是整個運動仍然是為了維護政府，做政府的後援，而不是將推翻軍閥政府作為直接行動的目標，這與後來的革命實際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各地一些比較激烈的宣言也都是針對所謂賣國賊的，如“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以。危機一發，幸共圖之”（許德珩撰寫的北京學界宣言）；“則誓籌最後之對付”（上海學生聯合會宣言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山西學生罷課宣言）等。但是“在此一舉”和“同胞起來呀”等帶有一點革命味道的口號，也不過是字麵意義上的暴力鋤奸，同樣寄希望於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和“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講，通電堅持”（許德珩撰寫的北京學界宣言），甚至擺出“原祈政府諸公曲諒苦衷，……學生等所為純出良心至誠……”（天津學生罷課宣言）、“臨潁涕泣，不知所雲”（浙江學生罷課宣言）的哀求與可憐之相而要求得政府支持和外界諒解。另外，在各界人士上總統書、函牘、公電中也都是極力勸說政府愛國的言詞。[51]即便是麵對“被巡士橫遭驅逐，有被擊仆地，受人踐踏；有被刺傷，血流如注”[52]的悲愴情況，學生們仍然衝破阻擋，堅持演講，卻沒有因為失望和義憤而號召國民起來同軟弱政府進行鬥爭，以暴力相抗衡，所以茅盾後來才總結並檢討說：“五四的口號完全是資產階級性”。[53]
眾多資料顯示，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等直接的、非理性的行動為很多人所看重，這樣的表象也似乎更能體現“反帝”的暴力革命要求。但經過眾多學者多方考證，這一幕實屬個別人的行為，而且這樣的舉動違背了運動的初衷，完全是組織者失控的結果。據五四運動的親身參與者周予同回憶說：當時有很多同學“認為放火毀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決案的精神”。[54]另有親曆者周為群回憶證實，當匡互生“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時，當場就遭到北大學生領袖段錫朋、傅斯年的阻止。[55]隻是在那種群情激憤的情況下，所謂的學運中堅、臨時指揮是無法、也不可能控製住這個突發局麵的。孫中山後來對此評價說：“青年學生，以單純愛國之誠，逞一時血氣之勇，雖舉動略逾常軌，情有可原。”[56]至於運動出現所謂的“革命舉措”，也隻是為了出氣而痛打了章宗祥，並沒有出現“人頭落地”的激烈場麵。特別值得一說的是，日本記者中江醜吉在毆打章宗祥時始終扮演著救助者的角色，絲毫沒有受到任何暴力威脅，這與日後的暴力革命手段相比可謂有天壤之別。而且，即便是五四運動在內懲國賊方麵出現了暴力行為，但也僅僅是教訓了一下幾個的執行對外政策的官僚，不足以顯示出革命的徹底性。當然，運動中也出現“革命性”話語：如6月初被捕學生喊出的“大家起來革命”的口號，但是這樣的口號卻同“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相伴隨；陳獨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雖指出：“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57]但是，此宣言的話外音雖帶有警告、恐嚇之意，但目的仍是希望“和平”而不是真的“直接行動”，況且他本人當街被捕沒有了下文；再如上海的《時事新報》載有：“救國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就是要推翻賣國政府。因賣國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內政上活動訂約借款，壓迫國民，為所欲為。故國民必須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58]但是，它僅僅作為一種思想、言論自由的觀點，不屬於運動的主流思想，也沒有付諸於實際行動中。而且上海各界在罷工、罷市運動中特別強調“切勿暴動”、“和平抵製”，並有大隊人員負責宣傳和協助維護社會秩序，以防止意外暴力事件的發生。[59]至於毛澤東後來所言：“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末，五四運動就是錯的。……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注六十]這樣的論斷是在全民抗日的曆史語境下做出的，屬於特定階段的權宜產物，與“五四”的曆史事實是嚴重不符的。
還要注意的是，五四運動與此前的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是大相徑庭的，與此後的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五四運動因為是曆史的轉折點，所以明確這一問題，對於正確理解現代中國曆史、思想、文化和文學尤為重要，對於當下的中國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和走向現代化也尤其重要。
[1] 拙作：《五四運動：“反帝”的由來及確立》，《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00七年第二期，頁一八五至一八八。
[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六九九。
[3]《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二0六。
[4]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啟超全集》第七冊（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頁四0三0。
[5]《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一六。
[6]《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一七二至一七四。
[7] 同上，頁一三二。
[8] 同上，頁二0七。
[9] 同上，頁三一七。
[10] 《胡適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頁八至九。
[11]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七十四。
[12] 同上，頁七一。
[13] 《胡適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頁八四0。
[14] 同上，頁四九一。
[15] 《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頁四五八。
[16] 同上，頁六六三。
[17] 張寬：《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一九九六年第二期，頁一七。
[18] 同上，頁二二。
[19] 《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0六。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二一四。
[21] 《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頁二七二。
[22] 同上，頁二七五。
[23]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四00。
[24] 同上，頁三0四。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一六九。
[26]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三四四。
[27] 同上，頁三四四。
[28] 同上，頁三九七。
[29] 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00五），頁一一六。
[30]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一至二三0。
[31]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六七九。
[32] 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00五），頁二0八。
[3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三五六。
[34]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三0。
[35] [德]哈貝馬斯：《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爭》，劉慧儒譯，《讀書》，一九九九年第九期，頁四三至五0。
[36] 億萬：《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每周評論》，第二十一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一五八。
[38] 邵建：《胡適與陳獨秀關於帝國主義的爭論》，《炎黃春秋》，二00八年第一期，頁一五。
[39] 《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三九。
[40] 張太雷：《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價值》，《中國青年》第四集，第七十七、七十八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頁三九五。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二六八。
[42] 《胡適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頁四九一。
[4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四七九。
[44] 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00五），頁一五九。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三0八。
[46] 同上，頁二二六至二二七。
[4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五二。
[48] 《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頁四三八至四三九。
[49] 張太雷：《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價值》，《中國青年》第四集，第七十七、七十八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頁三九四。
[50] [美]B.格裏德爾：《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二00二），頁二三七。
[5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三0九至三五六。
[52] 同上，頁三九一。
[53] 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報告》，《文學導報》，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5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二六八。
[55] 同上，頁三0九。
[56] 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00五），頁一三一。
[57]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頁四二五。
[58] 《時事新報》，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
[59]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一至二三0。
[6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五六一至五六二。
[①] 晚年曹汝霖回憶起五四學生運動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