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B.濁浪滔天
那是在6.15事件發生近50年後一個春天的上午，我們去一位新婚女同學的家表示祝賀，男主人見麵後第一句話就問：是某地人嗎？我們答：是。知道6.15嗎？答：當然知道。他隨即說：那是我指揮的！見我一臉驚愕還帶有些冷峻的神情，男主人馬上意識到他的炫耀找錯了對象，訕訕地停止了他的誇口。他所指的6.15是一場武鬥，其實是對正在正常工作的工人們暴力肆虐的流血事件。指揮者居然至今還洋洋得意，令人震驚。我依然想不清楚是什麽生態讓這種意識能如此滋潤？
6.15事件中的經曆是我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本來我想讓它默默地留在心裏，漸漸地淡忘。但這個重大流血事件事件的主謀至今依然公開炫耀，視為他一生中的重大榮光。不隻讓我驚訝，更讓我憂慮。在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用多種語言鐫刻著這樣一句話：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邪惡的行為都是思想上缺少屏障引起的，尤其對崇尚暴力的人來說，這句話再合適不過。6.15這場災難，歸根結底也是人們心中的惡魔在作怪。因此，無論觸及傷痛，我也必須講述清楚，以期引起警惕，探索根源。隻要一些人心中的惡魔繼續存在，依然可能隨時給我們帶來災難。
1967年春天，由於對當權派的不同看法，鎮上和縣裏都開始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這是表麵的現象，背後有多少隱蔽與複雜的原因，普通人並不清楚。化肥廠讚同造反派觀點的占大多數，公開聲稱自己是保守派的隻有不多的幾個人。當時廠裏有個亦工亦農的知青，會說也會寫，以千鈞棒的名義寫了不少力挺造反的大字報，使得化肥廠在鎮上的名氣很響亮。廠裏雙方都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我出身不好，任何組織本來都與我無關，但原來的頂頭上司來邀請我，應該是給我麵子，不好拒絕。反正除了靠邊站的幹部，幾乎每一個人都戴著一個紅袖章，有一個戴戴也蠻隨潮流的。但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不會給個棒槌就當針，能避則避，應該算是個站在邊緣的群眾。造反派們好像也沒有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分子，6.15前夕他們得到消息後都逃了，我還蒙在鼓裏，就可以證明。
1967年6月，化肥廠停產檢修，我和一位姓淩的師傅在管理備件和五金工具倉庫，正是忙的時候。15日上午去廠裏，發現人要稀少得多，覺得有點不正常。事後才知道，廠裏造反派組織的大多數人都已得到消息逃了，剩下的是普通群眾和下車間勞動的幹部，當時我還沒有在意。下午從家裏去工廠，看看還有些時間，我就決定從東門進廠，順便可以和在絲綢倉庫工作的同學聊聊天。剛進絲綢倉庫就發現路上開始出現舉著旗幟拿著鋤頭的一隊隊農民在遊行，不一會人越來越多，他們向化肥廠的方向湧去。因為化肥是農民的命根子，我估計農民不會砸化肥廠，但廠裏的今天人特別少，加上正在檢修，一些設備和機器都拆開著，農民若湧進去搞亂了怎麽辦？於是我就擠著穿過農民的遊行隊伍向化肥廠方向跑去。
大門口已擠滿了農民，人山人海。除傳達室老王外，站在門口的職工不過三四人，我從傳達室的小門進去後不久，大鐵門就被衝開，農民們如潮水一般地湧入。貼著一些標語的大批判欄和一個棚頂上寫著幾個大字的油毛氈棚就如遭遇颶風一般頃刻倒下。我好幾次見過錢江大潮，但眼下的人潮更讓我震撼，漫山遍野，勢不可擋，逆之則亡。在如此洶湧的巨浪麵前，我感到自己極其渺小，我又能做些什麽呢？我跑到變電所邊上，一個姓徐的電工說，食堂裏還有幾張標語，得撕掉它。我來不及考慮為什麽要撕，也許他擔心農民會把食堂拆了，就跟著他向食堂跑。他動作很快，沒等我跑到食堂門口，他已把標語撕了回來，一麵扯著殘餘的標語，一麵跑向變電所。在我們跑向食堂時就聽到後麵有人喊：有人逃了！徐師傅回過身時迎麵過來一隊拿著鐵棍的農民，領頭的對準他頭上就是一棍，鮮血立即噴了出來，徐師傅立即癱倒在地上。這群人圍著他，好像還不肯甘休。趁他們的注意力還沒有向我身上轉移，我馬上退回去，繞道經過水泵房向五金倉庫逃去。經過合成車間附近時看到有人正被追打，還聽到了哭喊聲。跑進五金倉庫，淩師傅在那裏，他神情緊張地和我說，看起來廠裏不能呆了，你還是跑吧。我說，那你呢？他說，我在這裏稍呆一會就走。
我在廠西側的後門向外望了望，沒有見到有農民隊伍，就向北走去。剛走了約幾十米，斜刺裏出來一群農民，匆匆地向化肥廠走來。我心裏暗暗說糟了，又不敢往回走，就站在路邊讓他們通過。第一個人用懷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過去了，第二個看了看我後對第一個人說：哎，這個人不對呀，他們隨即將我圍了起來。那時工作服發得少，那天我穿的是普通的舊衣服，但還是讓他們認出來了。我承認是化肥廠的工人，但什麽派都不參加，是去上班的，造反派們早就逃光了。無論我怎麽講都無濟於事，他們隨即將我綁起來，一邊說：哼！還想逃，推著我向鎮上的方向去。後麵有人說：是不是他扔的磚頭？立即有人喊是！為首的也不向他們解釋，任由他們自由發揮，我的任何辯解都已毫無作用。其中有人喊：把他扔進河裏淹死算了！一夥人就推著我向河邊去。我心裏暗暗歎息，年輕的生命將被這些無恥之徒如此無謂地結束，實在是太可惜了。幸虧有一個農村幹部模樣的人跑過來製止了他們，說應該送到設在第二中學的指揮部審問。他們才把我拉回去，推著向二中方向去。這時，棍棒、拳頭、傘尖如雨點一般落在我的身上，最厲害的是鐵柄傘的傘尖，雖然戳一下並不出血，但至少會讓你痛上好幾年。一些在遠處打不到我的人，踮起腳尖，用長長的鐵柄傘使勁向我戳來。我默默地忍受著，一路上見到了幾個熟悉的人，他們都現出驚恐的神情，最不情願的還見到了我的二姐，她隨即痛哭起來，後來聽說她馬上跑去告訴媽媽。
終於到了二中，我想應該到了可以講理的地方，便向他們解釋，我什麽派都不是，我是去上班參加檢修的，也沒有扔什麽磚。但依然沒有被釋放，被綁著的雙手卻被吊了起來，直到二腳離地，這種痛是鑽心的，額上的汗隨即滾下來，我方知是落在了一夥法西斯分子的手裏，但我默默地忍受著，絕不會向他們求饒。不知過了多久，終於被放下來，我中學時的一個矮個子體育老師帶著幾個農民走了過來，那位老師顯得很冷漠又神氣，不像會幫助我的樣子，我也不冒失地向他打招呼。然而出乎我的意外，他卻惡狠狠向邊上的幾個人介紹說，這個人是資本家的兒子，不會是好人！我十分驚訝，他平常好像不關心政治，卻對我的出身很清楚。然而無冤無仇，無緣無故，分別還不到一年，卻要落井下石？我真有點懵了，至今還沒能想得明白。
沒等體育老師和他帶來的人有什麽行動，就有人來審訊我，我承認是化肥廠的工人，也承認家裏曾開過店，但根本沒有扔什麽磚頭，但他對扔磚的事不屑一顧，就關心我是不是造反派。我告訴他，我什麽派都不是，是去上班的，造反派們早已跑光了，你們抓錯了人。經過一番辯解，他終於相信我不是造反派的骨幹，更不像是造反派的頭頭。也許最有效的依據就是已經被體育老師證實的資本家的兒子，審問者可能覺得像我這樣連造反資格都沒有的人，肯定不會是什麽造反派的骨幹。他們好像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辦，把我放了。
雖然一場噩夢意外地結束，但痛苦已經足夠讓我銘記一輩子。我得盡快告訴媽媽，我還活著。一有這個念頭，我忘記了疼痛，站起來，要回了我邊上那個打手身上係著的已作為戰利品的皮帶。居然還能自己走著回家，但感覺虛脫無力，有點異樣，就像小孩剛學會走路一般。
回到家，媽媽和姐姐也剛回來。媽媽找到了鎮人武部長，在得到一找到就馬上把我送回家的承諾後，才終於同意先回家。為了找我，她挨了暴徒的打，頭發都被揪下來一撮。她說已經準備拚命了，以後她總保留著那一小撮頭發。媽媽反反複複地問我遭遇了些什麽，我總是含糊其辭，不想讓她更傷心。不一會，舅舅也來了，他聽人說，今天隻是預演，明天還會有更大規模的暴力活動。無法預料明天還會發生什麽，大家商量後覺得還是逃往上海，也可以安靜地療傷。當天晚上，在舅舅的陪同下，我們從僻靜處出城，沒有遇到巡邏哨什麽的。先步行近兩個小時，到南麵一個小鎮，再從那裏乘第二天早上的火車去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