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高山仰止
我在化肥廠及稍後的一段時間，先後有六名工人和幹部殉職，原因都令人沉痛惋惜。或是有人無視安全別出心裁，或是疏於管理對隱藏的危險視若無物，或是在設備和管理都有缺陷時為了生產而冒險搶修，或是長期勞累帶病工作，就醫為時已晚。有人痛惜，有人以為不值，還有人以為全是厄運所致。我則以為應該從兩個方麵看，一方麵由於當時管理者的素質、技術水平以及物質條件的限製，給執行者帶來諸多的困難和危險；另一方麵由於遇難者的忠誠忘我，以致明知有生命危險仍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也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但無論如何，絕不能因為原因的不合理而讓犧牲者背負不明的責任。乃至混淆黑白，以為對犧牲者的紀念即是認同或者褒揚不應有的犧牲。事件的原因、責任，犧牲者在事件中的動機、表現與折射的品質，都應該被清楚地區分。
時間的流逝，讓許多人和事、乃至當時有驚天動地之感的事件都會被漸漸地淡忘，但我始終不能釋懷。工友們終日辛勞、無私奉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當命運賦予他們十分沉重的負擔的時候，他們隻會用鋼鐵一般的肩膀奮力抗起，千方百計不顧安危地去戰勝麵前所有的困難，這就是他們對生命的理解。直到他們在過度的勞累和煙塵與有毒氣體的侵蝕中，或在危險中終於倒下的時候。在我的心中，他們就是一座座聳入雲霄的高山，永遠讓人要抬頭仰望。
8A. 登高臨危
胡祖明是70屆初中畢業生，那時化肥廠從縣一中和二中的應屆畢業生中挑選了十幾名學生進廠當學徒工。有5個分配到機修車間，胡祖明跟著範正常學鉗工。他活潑開朗，言談喜樂，很討人喜歡；工作積極，聰明好學；還不怕危險，一些突擊性的有危險的工作，常會叫上他一起去。
那時還沒有有線電視更沒有衛星轉播，人們迫切希望能看到大城市已看得到的電視。儀表組的老張了解到，要收到杭州的電視信號，需要架設三十六米高的天線。一天我去儀表組，老張試探我的態度，我表示有興趣也願意出力。後來車間技術員來找我，要搞個天線，我就應承下來了。
畢竟有三十六米高，如何安全地豎起來才是最大的問題。廠裏搞起重的師傅陳宗文起吊過十來米長的構件，我和他聊了聊，他說吊起一根十幾米長的8吋管子肯定沒有問題，但是再上麵的部分怎麽弄他也沒有考慮過。我於是打算先豎起一個頂端有小工作平台的16米長的8吋管，平台上再用螺絲固定一個用6吋和4吋管接成的16米杆件，這個杆子上要均布短棍形成爬梯。這樣豎起來的杆件頂部已有32米高，在這樣的高度要容納二個人工作，需要頂部有兩隻對稱的座椅才比較安全，兩個人爬上去坐在椅子上，再將帶有4米連接杆的天線吊上去，安裝在兩隻椅子中間的杆頂上，這樣才能方便操作保證安全。此外在小工作平台上需要有一個吊杆基座，上麵臨時固定一根約6米長的吊杆，用來起吊有爬梯的杆件。從這個爬梯杆的重心略偏上處起吊，人站在有圍欄的工作平台上扳直和安裝爬梯杆，也安全方便。我將想法畫成草圖，給車間技術員和陳宗文看，他們都讚同。
於是我和二位學徒工就開始做小平台和爬梯杆，剛幹了一半。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有人突然跑來傳遞領導對這個設計的奢侈表示了憤怒。不知是哪位領導看了不樂意，認為搞得太講究了。應該是這位批評者並沒有從操作人員的安全仔細考慮，一看有點複雜，就隨意指責。事關人身安全，我肯定不能妥協。我告訴他，平台的材料都是二次利用的廢管，沒有多用什麽新材料。他說那麽人工呢？我立即表示我們可以晚上加班，算義務勞動。又和二位學徒幹了兩個晚上，總算完成了。又試了試爬梯杆的重心，作出標記，並確定好吊杆的最小高度。
在這個高度安裝設施，廠裏是第一回。並且事情還變得有點詭異，老張要搞這個天線，並由車間技術員布置任務，再確認草圖，應該得到了廠領導的首肯，為什麽又有人如此不滿意？而且沒有見到那位不滿意的領導直接出麵。將要安裝了，也沒有聽說討論如何安裝及指派誰上去。我是設計與製作者，覺得有責任保證它的成功，準備必要時也上去，就待機而行。起吊的那天，等16米長帶有小平台的基杆豎起，固定在基座上並吊緊了三根浪風後，陳宗文先爬了上去。需要再有一個人上去，沒看到有後繼者，我就用爬電線杆的爬杆器也爬了上去。後麵的過程如先前的設想，一切都很順利，在約數十人的注目下，我們很快就結束了工作。陳宗文下來後說，一點也沒有緊張和危險的感覺，因為那個小椅子坐著很舒服，我也終於如釋重負。
詳細地介紹這個天線的結構，是和後麵發生的事故有關，悲劇本不應該發生，甚至我以為根本不可能發生。不知道是出於何種難於想象的原因，以致出現了慘痛的後果，令我萬分遺憾。並且一直想不明白，可能永遠也不會知曉清楚。
電視天線接收的效果很不錯，消息不脛而走。當地的第二醫院找到廠領導，希望也能搞一個。我隻知道廠裏派了幾個人給他們搞，不清楚是哪幾位。1975年3月的某一天，是醫院的天線起吊安裝的日子，下午上班不久，就有消息說二院安裝天線出事了，胡祖明摔了下來。我們放下工作趕忙跑去二院，出事地點的邊上圍著許多人，胡祖明正在急救室搶救。一位目擊的醫生說，在作心髒直接按摩，肯定不行了，隻是做做樣子。他看到胡祖明以俯臥的姿態掉下來，落地後又反彈起約半米多高。經檢查顱、胸、內髒均嚴重受傷，膝關節粉碎性骨折，應該當時就已去世了。我去看了他膝蓋撞擊後的凹坑，那裏的泥本來就比較硬，現在坑底就如石頭一般。問及事故原因，說鋼絲繩被纏住了，是農民工的原因。
遺體在傍晚前移到他的家裏，我去了胡祖明家。他媽媽昏厥之後剛搶救醒來，仍抽泣不斷，太讓人心酸了。祖明才20歲，太年輕了，他正在熱戀中，他的女友和同學來送他，都泣不成聲。他的父親在上海工作，要乘夜班火車趕來，晚九點多到站，還要走九公裏多路。我去火車站接他，他父親的第一句問話當然是事故的原因，我沒有了解更多，也隻說是農民工的失誤，就再沒有說別的。二人在微弱的手電光下，默默地走完黑暗又漫長的路，我的心始終像被一塊巨石壓著一般。
廠裏的善後安排是讓犧牲者的弟弟到廠裏來工作，家屬沒有別的意見。葬禮之後，開了一個事故分析會，但好像並不是真的要分析事故的原因。廠革委會主任、廠部和車間領導、胡祖明的父親、出事那天和他在一起幹活的二位師傅都到場，我也去了。胡祖明的父親通達大度，等廠領導講完開場白，他就表示不要追究責任，事情已經出了，無法挽回，大家要吸取教訓。接著那天在現場的師傅也說了非常痛心和要吸取教訓之類的話，但再沒有說別的。我本想聽聽究竟是什麽原因出的事故，應該吸取什麽樣的教訓，但一切都出乎我的預想。我一無所知，也無從談起。家長如此高風亮節，似和主持人的願景正好契合，旁人還說什麽呢？
事後胡祖明的師傅範正常問我，你可知道他們是怎麽搞的？我說不知道。事故當天他曾到醫院的起吊現場仔細了解，他說二院天線的基杆上端沒有平台，也不使用臨時吊杆，隻綁了一根短柱，上麵掛了個穿鋼絲繩的滑輪組，鋼絲繩的另一端連著絞車，滑輪組的吊鉤直接吊住爬梯杆的下端往上抽，爬梯杆的上端用三根鋼絲繩牽住，使它保持豎直，不致傾覆。三根鋼絲繩保持均衡的辦法是分別盤在三台絞車上，每台絞車都有一個農民工慢慢將鋼絲繩放鬆，但是每個農民工要控製的傾斜度恰恰又不在自己視線之內。就和雜技演員頂著一根長杆時刻要保持平衡差不多，但執行力分成了三份，還都無法直接觀瞄。胡祖明攀在爬梯杆上，隨它一起上升。在起吊了約一大半時，其中一台絞車的鋼絲繩纏住了，而另外兩台則依舊按原來的速度慢慢放出去，爬梯杆隨之傾倒，胡祖明被彈出去後重重地摔了下來。這是範正常的說法，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恐怕再無人查問。還聽說胡祖明那天在跟著師傅範正常修車床，有人臨時叫他幫忙才去的。本來已安排有人隨著爬梯杆上去，胡祖明到現場後就自告奮勇先上去了。我有點疑惑，他還是個學徒工，現場指揮或者想出這個辦法的人為什麽不阻止他，該不是自己先膽怯了？
這次安裝應該是一次小小的技術輸出，就像某項技術經過研究和設計在本地的試驗中已獲得了成功，然後向外輸出。但這時既不要原來參與設計和試驗的人員參與，也不征求他們的意見，還不按照原來的設計，另搞了一個更省錢但風險很大的方案，臨時又讓不知情的人打頭陣，為什麽要這樣做呢？領導要扶植新生力量，或者另辟蹊徑，要玩得更絕都可以，但要把安全放在第一，想出這個辦法的人應該勸阻他，自己先上，才像個男子漢。
遺憾、驚愕，痛心和憤怒，感覺不可理喻又無可奈何，許多複雜的感情一起湧上我的心頭。讓我感到進退失據。一方是死者和他的不知多少悲痛的親人，另一方應該也是努力工作的人，隻不過自以為是求功心切，或者是由於得到了什麽指示或暗示，然而又畏葸不前。看透塵世的父親已經有了態度，我非得要再去揭開這個肯定會讓家屬更傷心的蓋子嗎？逝者是個既勇往直前又能與人為善的人，若讓他決定或許也會息事寧人。我終於選擇了沉默，但從此心靈始終受到煎熬，因為這肯定不是讓良知可以被泯滅、真實可以被永久掩埋的理由。
胡祖明當時還是個學徒工，他是個很聰明的人，雖然經驗不足，應該會感覺到其中的危險。但他不可能想到其中會有草率疏忽與急功近利。極可能認為雖有危險，但這是當然的甚至是正確的做法。出自在困難麵前的堅定與危險麵前的勇敢，他將安全留給了別人，帶著滿腔熱情和未實現的理想，終於淩空逝去。這是一種為工作為他人知難而進，迎危而上的忘我行為。遺憾的是他的忠誠與勇敢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負責任的對待，更談不上珍愛，世上最令人痛心和感歎的事莫過於此。
見到英俊開朗的遺像，更令人惋惜不已，在靈前獻上了我的挽聯：
見逝影，青春洋溢，意氣風發；竟罹不測，淩霄浩氣永世長存。
憶往昔，胸盛四海，共畫河山；英勇忘我，滿腔熱血幾多慷慨。
但他的氣概肯定不是這挽聯能夠包容的。
逝者已遠離我們許多年，多位當年的親曆者都已作古。我還要努力講清楚這件事，是希望引以為鑒，生命是最寶貴的，有關人身安全，切勿草率，切勿計較錙毫物力人力，不能自以為正確而意氣用事，更不能僅為突出個人或某一夥人的作用而別出心裁。務必心存敬畏，要顧全大局，更要珍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