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哀牢山的一個小縣城的衛生局工作，我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哀牢山裏走村串寨發放小兒麻痹糖果疫苗，預防小兒麻痹症。
我後來才知道小兒麻痹糖丸疫苗，即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是一種用於預防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的疫苗，采用減毒活病毒製成，以糖丸形式口服，方便兒童接種。它通過刺激人體免疫係統產生抗體，預防由脊髓灰質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該疫苗是猶如黃豆大小的冰凍丸粒，彩色的，很好看，放在嘴裏陰涼陰涼，甜蜜蜜，好吃。我們都嚐試過好幾粒，當時根本不知道它是活性疫苗，吃多了會有副作用。
我們這些剛由插隊知青上調而來人員由一位防疫站的老職工帶領，分別搭著順路的卡車奔赴各個公社。到了公社之後，再分配到各個村寨去分發疫苗，要親自將糖丸放進孩子的嘴裏。
我們提著一個熱水瓶式樣的大口保溫壺，一粒粒圓型的冰凍小兒麻痹疫苗就放在裏麵。溫度高了，疫苗會死，所以我們必須快速分發出去，保證孩子們能服用有效的疫苗。
哀牢山裏的村寨分布在群山峻嶺之中。我所去的者竜公社（現在稱為者竜鄉）的農民大多數居住在山坳裏， 因為那裏沒有大片的平壩，幾個土房擠在一起形成一個小村落，另一些土房則三三兩兩分布在溪水旁的坡地上。我們分發疫苗的最大困難是找不到小孩。我們不可能一家一戶地去送，我們需要村長或村領導們將所有符合接受疫苗的孩子們集中到村寨的打穀場，那樣我們才能親自將疫苗送進孩子的口裏，看著他們吞下。因而，我們工作的成敗就在於能否得到當地領導的支持。
有些與我們一起抽調到衛生局的雲南知青有親友在公社的醫務所、小賣部或公社食堂工作。他們能找到有關人脈，讓他們的親友與公社領導打個招呼，事情就好辦多了。隻要書記主任一發話，村長就聽從了。村長很容易將村裏的孩童們召集起來。防疫人員一進村，孩子們就蜂擁而上，糖果一下發完，任務完成。其實糖果是很好吃的。
遺憾的是，許多公社和村領導們根本不重視這種預防工作，主要是他們不理解小兒麻痹症是怎麽回事，盡管我們好說歹說，可常常不奏效。
白天我們爬山越嶺下村寨，疫苗常常發放不出去。晚飯後，我們五六個原是知青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發呆，那時既無電腦，又無電視，也沒有書報可讀，總覺得百無聊賴 。我們隻能撥弄著火柴，看著火苗舞動。
不知怎麽開始的，同伴們要我講故事。說實在的，我自幼在西方文學書堆裏泡大，看的多為封資修的東西，都是在文革中被批判的書籍。在同伴們的忽悠下，看著飄弋不定、啪啪作響的火焰，周圍一片寂靜，昏昏暗暗，連人的臉盤都看不清。在這朦朧的情景下，在同伴們的提議下，我被拖回到小說的情節之中。我講我喜歡的小說，自我陶醉在自己講的故事裏。周圍黑壓壓，陰深深，除了跳躍的火苗把人們的眼臉掃描一下，我幾乎看不見人們的任何表情。
我講了《茶花女》一書中瑪格裏特對愛情的執著和飽受的委屈；講了《紅與黑》中的於連用盡了他的聰明才智擠進上流社會的坎坷經曆；講了《德伯家的苔絲》裏男女間的不平等遭遇；講了《牛氓》所曆盡的千難困苦以及他在革命和神父父親之間的艱難抉擇，等等。我記得我每晚都會講一些故事，實際上這不是讓別人高興，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否與我共鳴，他們是否象我一樣小資。我講故事是消磨我的時光，驅逐我的寂寞，催眠我的靈魂。我常被小說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所以很自然地講起了那些感動過我自己的故事。
我清楚地記得，大家最感興趣的是《月亮寶石》（The Moonstone），那是是英國作家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寫的小說。月亮寶石是一顆巨大的黃色鑽石，鑲嵌在印度神像的額頭上，傳說帶有詛咒，受到三位婆羅門的守護。後來，英國軍官殺害了守護者，偷走寶石，帶回英國。寶石的詛咒隨之而來。
《月亮寶石》裏的婆羅門信徒為了追回他們神聖的鑽石，竭盡全力，生死度外，他們的咒語及其靈驗，令人毛骨悚然。
那天，我講到關鍵時刻，嘎然停止，我說我要出去一下。同伴們緊張地交換著自己對故事結局的揣測，我獨自向那簡陋的會議室的側門走去。忽然見到零星火光，憑經驗就知道有人在吸水筒煙。走進一看，原來是公社黨委書記。我愣了一下，仍然走了過去與書記打個招呼。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抬起頭來對我說：“你很會講故事。”
“你都聽啦？書記。”我很驚訝。我不能理解他這位哀牢山裏的公社黨委書記也會對這些封資修的東西感興趣。
他沒有回答，隻是微微一笑。那笑容我一直不會忘記，因為那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以後的日子裏，他見了我時總是那樣和善地微笑著。那種微笑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見不到的。他是轉業軍人。據說，在農村當黨委書記的要有威風，要有權勢的顯擺。當然這書記也不例外，一臉嚴肅。當地的百姓都對他順從恭敬。
所以，他那一反常態的笑容，令我印象深刻。隻是，他悄悄偷聽我講故事之事，我沒有與其他人說起。
晚上的故事會繼續著，我時而回頭看望，水煙筒的火星仍在閃爍。
疫苗發放很不順利。我們翻山越嶺，汗流浹背，腰酸背痛，結果還是完不成任務。晚飯時大家怨聲連天。我頓地站了起來，叫了一個同伴一起跟我去找黨委書記。他們傻眼了，嘟噥著“你算老幾？書記會聽你的？”“不要去啦，我們可不想聽他來斥責我們。”這些知青工作人員瞎嚷著。我沒理會，拖了另一個女生就走了出去，向書記辦公室走去。
公社書記一個人在那裏。我知道他除了吃飯睡覺的那幾個小時之外，他一直耗在辦公室。
我們敲了一下敞開的門後徑直衝進他的辦公室。我們兩人進去時，他沒有笑容。我快言快語地把我們的困難說了，我說我們太需要他的指令了。
他幾乎沒有正視我們，簡單地應答了一聲“知道了。”
我與我同去的女知青工作人員搞不清楚他這“知道了”是什麽意思，看他一臉的嚴肅和古板，根本不好意思再說什麽，隻能乖乖離去。
第二天我們這些知青工作人員照常打起精神向深山走去。我們畢竟都是新上任的工作人員，經過下鄉插隊的磨練，分外珍惜這份工作，盡管工作既辛苦又不順利。
到了村寨，打穀場了擠滿了老老小小，孩子們在自家老人陪同下早早在那裏等我們，據說是在等我們發給孩子吃了能健康成長的靈丹妙藥。我們頓時興奮無比，很快就把保溫壺裏的疫苗發完，下午就回到了公社所在地。
不久，去其他村寨的人們也回來了。我們這夥年輕人七嘴八舌地談論起當天的“奇跡”。那位與我同去找黨委書記的同伴得意洋洋地表彰起自己前晚去向書記請求幫忙的壯舉，似乎今日的成果都是她的功勞。我一言不語，我知道昨夜與書記的對話雖然不超過一分鍾，但這一切都是黨委書記下令的結果。
後來，我隨不同的醫療隊去過者竜公社好多次。每次黨委書記都會給我微笑，喜歡與我聊天，以致同行的醫生們都覺得奇怪，因為這書記是不苟言笑的人。醫生們常拿他對我的微笑開玩笑，有事總讓我去找書記。我自然也樂意去，請書記幫這幫那。凡請他幫忙的事，他都給我們安排得很地道，不愧是個當過指揮官的人。
在一次與書記偶遇時，他問我：“還給夥伴們講故事嗎？”
“講！”我笑答道。
50多年過去了，我一直想再去者竜，一直沒去成。我不知道這位書記還安好嗎？他是我在深山裏工作時給過我很大幫助的人，我謝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