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古道爾（Jane Goodall）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之一。說起她，我馬上想起那張她與猩猩握手的張片。
這張著名的照片拍攝於1960年代初期，地點是坦桑尼亞的貢貝溪國家公園（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照片上古道爾與一隻幼年黑猩猩的互動，被視為人類與黑猩猩之間情感與信任的象征性瞬間。它展示了古道爾的研究方法是與黑猩猩保持近距離、非侵入式的接觸動物，產生“共情”與“建立聯係”。這在當時的科學界是非常大膽和創新的，也挑戰了當時科學界強調的“必須保持絕對客觀距離”的傳統規範。
古道爾對學術界的另一個挑戰是她首次記錄到黑猩猩會折斷樹枝，剝去葉子來捕捉白蟻；還會用石頭砸堅果等。這說明黑猩猩會製造和使用工具。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認為工具製造是“人類獨有特征”，被視為人與動物的分界線。古道爾打破了“人類獨有”的製造工具的神話。她的發現迫使科學界重新定義“人類”與“動物”的界限。
古道爾提出的第三項挑戰是：黑猩猩有複雜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鬥爭意識，他們會結聯盟；存在權力更替；彼此間合作與背叛。
原來我們認為動物的社會關係很簡單，以本能和等級為主。事實證明，動物社會中存在類似人類的“政治”。古道爾的黑猩猩研究工作為社會行為學與演化心理學提供了依據。
第四項挑戰是，黑猩猩會發動“戰爭”。古道爾發現，黑猩猩的群體之間存在著長期衝突、甚至殺戮。
既往的學者以為，動物的暴力多為個體性或偶發性，多數是為了本能的需求或個體的生存而爆發，不存在動物間的“有組織的戰爭”。古道爾的長期觀察發現，暴力和戰爭可能深植於靈長類演化史。這項重大的發現加深了我們對人類暴力起源的思考。
科學家們曾不認可動物具有複雜的情感，對一些動物表現出來的情感常以“擬人化”的形式來解讀，避免賦予動物複雜情緒。古道爾發現，黑猩猩會表現出強烈的情感與哀悼，例如，母猩猩會抱著死去幼崽數日遲遲不願放手。黑猩猩族群也會對死者表示哀悼，大家保持安靜。古道爾的這個第五項挑戰，改變人們對動物“無情感”的看法，推動動物福利與倫理學的發展。
第六項挑戰是母猩猩會主動教授給幼崽使用工具和覓食的方法，具有學習和傳承技能的能力。
我們人類總以為“懂文化”，“傳承技能”是人類獨有的，動物行為大多靠本能，不存在文化傳承。古道爾告訴我們，動物也有代際學習，我們不能自以為是，需要開啟對“動物文化”的研究。
古道爾會給黑猩猩命名，而不像其他人那樣將動物視為一個研究客體，給個代號或號碼就行了。古道爾認為，黑猩猩像人類一樣，個體間存在個性差異，每個黑猩猩的性格發展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現在家養寵物的人們都知道自家的每個寵物具有自己的個性特征，與其他的動物有著明顯差異。但是，將這個常識作為客觀理論而呈現出來，是需要大量的研究觀察為證據的。古道爾幾十年的觀察結果，向學術界提出了第七個挑戰，即動物具有心理特征。她推動了科學與公眾更關注動物個體的生命價值。
隨著研究的深入，古道爾的觀點逐漸從“科學研究”擴展到動物的權利與保護。她主張黑猩猩應當享有基本的生存權，不應被用於殘酷的實驗或圈養。這使她成為動物保護運動的重要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