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紐約客》雜誌上刊登了著名華裔作家李翊雲寫的文章：《兩個兒子的生死：事實上，無論我如何表達，都無法承受這些事實的沉重：文森特死了，詹姆斯也死了。》
李翊雲的文章發表後，媒體、自媒體的各種文章、視頻蜂擁而來。我看的基本上都是中文的評論，一些侃侃而談的說教、指責、猜測，令我難以忍受。
今天，我與AI的Grok和ChatGPT等交談，想了解西方社會是如何評論李翊雲和她兒子的自殺事件的。AI告訴我：
李翊雲在西方備受推崇，她以其感人至深的作品備受關注。這些作品大多探討悲傷、失落以及人生經曆的複雜性——在她的兩個兒子文森特（Vincent）於2017年和詹姆斯（James）於2024年相繼去世後，這些主題變得格外個人化。
在西方文壇，李翊雲常常因其將個人悲劇轉化為引起普遍共鳴的藝術作品的能力而備受讚譽。她在文森特自殺後創作的小說《理由的盡頭》（Where Reasons End）描繪了一位母親與她已故兒子之間的對話，因其對哀悼的直白而內斂的探索而備受讚譽。評論家和讀者都欽佩她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拒絕感傷的特質，這些特質與西方人欣賞內省、情感自律的敘事風格不謀而合。
《紐約時報》和《衛報》等刊物都稱讚她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經曆悲傷的人的燈塔，表明西方社會將她視為一位堅韌不拔、知識淵博、能夠表達難以言喻之事的人物。
失去兩個自殺孩子是一場難以想象的悲劇。西方媒體在報道她的故事時，往往帶著一種嚴肅的敬意，偶爾也夾雜著對她如何承受的好奇。她的回憶錄《親愛的朋友，從我的生活，到你生命中的你》詳細記錄了她在兒子去世前與自殺意念的鬥爭，這更增添了這種認知的層次，將她定位為一位幸存者和心理健康評論員——心理健康是西方社會日益關注的話題。這與一種在苦難中尋求意義的文化傾向相契合。這種傾向常常將像李翊雲這樣的作家提升到近乎神話的地位，成為在痛苦中鑄就的智慧之聲。
然而，西方社會對她的看法中，也潛藏著一股更安靜、更複雜的暗流。盡管自殺的汙名化正在減弱，但依然存在。兩個兒子自殺的雙重損失可能會引發一些關於家庭或文化壓力的隱性問題。但出於敏感，這些問題很少被明確提及。李的中國血統有時會引發人們對她在集體主義社會的成長經曆和在個人主義盛行的西方生活之間相互影響的猜測，盡管她本人並不認同這種簡化的敘述。
歸根結底，西方社會對李翊雲的評價既崇敬又同情，認為她是一位將難以言喻的失落轉化為挑戰與慰藉的文學作品的母親。她的故事引發了關於心理健康、育兒以及藝術在生存中的作用等更廣泛的討論，使她成為當代西方思想中一個令人心酸的人物——她的個人悲劇深化了她的文學作品。
李翊雲在她的書中寫道：
“完美。不完美。這兩個形容詞反複出現，四季輪回，日複一日，嘲諷我們，評判我們，孤立我們，把我們的孤立變成疾病。還有比完美更完美的形容詞嗎？完美無需比較，完美拒絕最高級。我們總是可以做好，做得更好，盡力而為，但我們究竟要有多完美，才能愛自己，也讓別人愛我們？我親愛的孩子，是誰把“愛”這個詞從你我的字典裏刪掉了，換成了“完美”？
我說，我希望你把我當成敵人，而不是你自己。我想，母親才是最適合這個角色的人。
你說，你不能成為我的敵人，媽媽。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個完美的敵人。“
幾十年來，我因工作關係，經常與自殺未遂者和幸存者交談。我們所說的幸存者是指與自殺者密切相關的人。自殺者已經逝去，永遠無法讓他們開口訴說自殺的原因，除非他/她留下遺書。我從自殺未遂者口中獲知的自殺原因往往是周圍的人都不知道的，有時連他/她最親近的人也全然不知。他們不說，自有他們的理由，大家不必猜測。有時，一些自殺未遂者對我說，他們更不想活下去了，因為周圍人們對他/她自殺行為胡亂猜測與指教，讓他們更加崩潰。
李翊雲在她的《兩個兒子的生死》一文中寫道：
“沒有好的方式可以說這句話”——當警察到達時，他們不可避免地會用這句話來預告壞消息，好像他們的出現還不夠不祥。
我的心開始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稱之為疼痛，稱之為痛苦，稱之為破碎，但這些都是錯誤的詞語，因為它們熟悉而毫無用處。”
有些很深的痛苦，某些傷口是不能碰觸的。而她能把失去孩子的痛放在寫作裏，也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她希翼的是什麽，生活對她怎樣才算美好的，大概隻有她寫作能告訴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