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荷細麥
行雲流水
阿訥·霍普特曼(Arne Hauptmann, 1932—1992)，物理學博士，德國文學家、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的孫子，也是我到德國後的德語教師。
與霍普特曼先生相識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時我和幾位中國同事一起在一個單位實習。有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國人來給大家上實習課，課前他來和大家打招呼，並且和大家隨意交談。當同事們介紹中國的情況時，他便開始發表有關中國的見解。他時而使用德語，時而又改用英語，從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到重大的政治運動，又從“四人幫”到鄧小平，然後又談到改革開放。他談論的話題廣泛而且深入，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完全不顧及聽眾的反應，也根本不給其他人發表意見的機會。在政治經濟話題之後，他又轉向名勝古跡，從萬裏長城到十三陵，然後談及烹飪藝術，從北京烤鴨到蛋花湯…… 他的談話內容之廣泛令人驚歎。當時我剛到德國不久，還不能完全聽懂他說的內容，而在場的人中也沒有人能完全聽懂他的話，更沒有人能和他對話。但可以感覺出來，他對中國客人的態度非常友好。不久之後，從其他德國人那裏了解到，這位口若懸河的先生是德國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孫子。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和學習，最大的困擾莫過於不懂當地的語言。雖然在國內受過一年的德語強化訓練，但來到德國後才發現，自己隻能應付一些非常簡單的對話。為了能和德國人交談，往往需要事先背一大段自己想說的話，以便對方能理解我的意思，而當德國人開口時，我基本上隻能聽懂大致的內容。為提高德語的聽說能力，我向實習單位提出了上德語課的請求。幸運的是，實習單位為所有想學德語的實習生辦理了語言學校的德語課程，這樣大家都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德語水平。
這所學校專門為外國人提供德語課程，班裏的大部分同學來自東歐、南歐以及土耳其。他們中大多數已經在德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幾乎都能流利地說一些不符合語法規則的洋涇浜德語。教材內容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語以及從報刊中選取的簡單課文。上課時，老師首先講解語法，解釋生詞的意思，然後由學生朗讀課文，並討論課文的內容。霍普特曼先生了解到上課的情況後，嘲笑這所學校的語言教師隻有“清潔工大媽”（“Putzfrau”）的文化水準，認為她們沒有資格給我們這些外國人上德語課，並且表示願意指導我學習“正規的德語”。
霍普特曼先生的工作習慣和一般人不同：他每天早上九點鍾來上班，工作到十二點，然後去餐廳午餐，下午一點繼續工作，直到晚上六點下班回家。為不影響各自的工作，我們每天在午休時間一起去餐廳就餐，利用吃飯時間交談思想。
他的興趣相當廣泛，大部分話題集中在國際時事以及環境保護方麵，他常強調人類生存需要和平的政治環境以及潔淨的生態環境。有一次，我談起了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座公路高架橋上的一幅大幅標語：“Lasst Euch nicht von der Kernenergie verKOHLen und BeeRDigen”。他解釋說，標語中的“KOHL”是指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科爾（Helmut Kohl, 1930―2017），而“verkohlen”指的是“變成焦炭”；最後一個單詞中三個大寫字母組成的“BRD”是聯邦德國的縮寫，“beerdigen”是“埋葬”的意思。這句標語的意思是：“不要成為科爾政府和聯邦德國核能政策的犧牲品”，這條標語顯然出自激進的環境保護人士之手。
霍普特曼先生是核物理學方麵博士，同時又是核電站的反對者。在午餐時，他多次表達了對於核電站運營安全和核廢料處理的擔憂，認為美國三裏島核電站事故以及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並沒有引起德國政府的足夠重視。他支持“綠色和平（“Greenpeace”）組織對造成環境汙染的企業和機構發起抗議活動，但似乎對當時已經活躍在西德政治舞台上的“綠黨”（“die Gruenen”）沒有什麽好感。
實習結束後，在向霍普特曼先生告別時，他送了我一本他祖父的文集和一本他祖父的傳記，還囎送了一百馬克。當時出於禮貌，我未加深思就接受了這些禮物。事後一想覺得不妥，於是便在第二天歸還了一百馬克。霍普特曼先生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還錢的舉動讓他頗感意外，他有些生氣地說了一句：“錢是肮髒的”。他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幾個月後在一封來信中，除了推薦一本新書外，還特別提到：“由於您拒絕了我的一百馬克，現在必需自己掏錢買書了。”為了消除誤會，在回信中特別解釋：從小的家教不允許無故收人錢財，並再次表示了歉意。
離開實習單位以後，我前往另一個城市。由於暫時找不到合適的住房，被安排住在國際學生俱樂部頂樓的一間空房中。在那裏，我找到了一本德語教科，其中收錄了一些德國著名文學家的作品，這本教材成了自學德語的課本。花費了很多時間，模仿教材中的文學語言，給霍普特曼先生寫了一封信，介紹了離開實習單位後的情況。在回信中，他寫道：“…… 我已將您的信拷貝給我的母親 — 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睿智的、有學養的八十三歲的老人。讀完您的信後，她在電話中稱讚您與眾不同的德語表達方式，說這是您的（德語）專業畢業的同事比不了的…… 您是這些中國人中唯一的一人，對同事既不做肯定也不作否定的評論，完全置之身外。”。在這封信的最後，他指出了我信中的語言錯誤，並且說明了正確的德語表達方式。他曾經表示過願意指導我學習地道的德語，他果然沒有食言。
也許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在冷戰時期，西方的政治家和民眾一直都關注蘇聯國內的形勢發展。當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並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推行一係列改革時，人們觀察到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態勢有所緩解的跡象。在霍普特曼先生的來信中，他提及已閱讀了戈爾巴喬夫的著作>Perestroika<（《改建》），而且還做了讀書筆記。然而，西方人主要依賴主流媒體獲取信息，因此他們很難全麵了解蘇聯的政治生態以及民眾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看法。通過與來自蘇聯的學者和留學生的接觸，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對“新思維”持反對態度，甚至將“Perestroika”戲稱為“Katastroika”。這個詞來自於“Katastrophe”（災難）中的“Kata”和“Perestroika”（改建）中的“stroika”，意思是“災難性的改建”，表達了蘇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困惑和迷茫。那時沒有人能預料，幾年以後，蘇維埃聯盟毫無預兆地一夜之間解體了。
有一年的假期，我在一家公司實習期間，在給霍普特曼先生的信中提到了乘車上下班時的觀察，比如，一些年邁的乘客步履艱難地上下車，雖然他們行動不便，但卻不得不自行外出購物。另外，一些年輕人在車上大聲喧嘩，毫不顧及周圍乘客的感受。霍普特曼先生在回信中寫道：“您的觀察完全正確：老年人越來越孤立無助，被這個社會遺棄。兩年以來，我的八十五高齡的母親在家照顧她已八十七歲的、神誌嚴重喪失的姐姐，而護理人員 — 雖然報酬不菲 — 要不就是來自酒鬼家庭、沒有受過職業教育的，要不就是政治避難者；此外誰還願意幹這樣的活呢？幹脆就讓醫藥機器來幹！好一點的養老院每月費用都在三千至四千馬克以上，這隻有經濟狀況優裕人才負擔得起。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社會是缺乏人道德。”
對於年輕人的狂放與輕浮，他寫道：“總會有那麽一些年輕人，他們在公共場所 — 也許剛喝了酒或者吸了毒，以此來壯膽 — 有意製造驚人之舉，用以遮掩自己內心的自卑。他們回到家後往往絕望地摔倒在床上，痛苦不堪地、傷心至極地哭泣：也許因為他們的父親是酒鬼，也許因為在家裏挨家長的揍，或者因為家長不關心他們。他們在公共場所的赤裸裸的示眾 — 尤其是現在的兩德統一之後 — 恰恰反映出內心自卑。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人畢竟是這個社會中的極少數人。”
因為學習壓力與生活負擔的重壓，我隻能在假期抽出時間給霍普特曼先生寫信，介紹我的學習情況，同時也探討一些時事和政治等方麵的熱議話題。他曾經建議我在專業學習之餘參加高級德語班，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我再也沒有機會進修德語。我們之間的通信一直持續了數年，直到有一天收到了霍普特曼先生的母親寄來的訃聞。在給他母親的唁函中，我除了表示對他的逝世深切哀悼外，還回憶了多年來他對我的幫助。幾個月後，老人家寄來她兒子的遺物：一架照相機和一個皮公文包。我收下了這些遺物，一直珍藏至今。
在接下來的十多年裏，我總會在幾個重要的節日給霍普特曼先生的母親寫信，也總會收到她的親筆回信。在最後一封信中，她寫道:“我活了差不多一百歲，已經感到生命即將結束。現在，我每天仍然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內心十分平靜。”
我很幸運能夠遇到這位學識淵博的德語老師，在我們長達四年的通信中，得到了他多方麵的指導。在坎坷崎嶇的求學道路上蹣跚前行多年之後，終於可以麵對德語教師的遺像，輕輕地說一聲：我沒有辜負您當年的幫助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