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荷細麥
行雲流水
在大學期間，曾經遇到過一位比較奇特數學教授，雖然幾十年過去了，當年教授上課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
記得新學期開學的第一天，教室裏座無虛席，大家都在急切的等待第一堂課。上課時間已經過了很久，正當學生們變得不耐煩的時候，門外走進來了一位年紀約莫六十來歲身著白大褂的老先生，教室裏頓時安靜下來，前排就座的同學開始敲打課桌，表示對來者的歡迎。老先生全然不顧學生們的存在，從容地從皮包裏取出備課本，把它攤放在講台上，然後摘下金絲邊眼鏡，一邊慢悠悠的擦拭著鏡片，一邊環視在場的學生，這位長者是數學教授。
教授先生從容不迫地開始做自我介紹，他的開場白令所有人感到吃驚：“在我這個年紀，本當退休在家。兩個女兒在上大學，還必須交房租，所以仍然來工作 ...”這段介紹引來一陣哄笑，學生再次敲擊課桌喝彩。這樣的介紹實在太搞笑了：德國大學教授曆來是受人尊重的職業，哪有選擇這個職業純粹為了“扒分”（上海方言，指的是“掙錢”）的？他全然不顧學生們的反應，繼續講了一大堆與數學毫無關聯的話。當教室裏的噪聲強度漸漸提高的時候，他示意大家安靜下來，開始把講稿上的內容寫在黑板上，期間偶爾也做一些沒人能聽懂的解釋，很快第一堂課就稀裏糊塗地過去了。
上了幾堂課後，大家了解到這位教授講課的風格。首先是做事認真。每一次上課，他都會將預先準備的材料默默地寫在黑板上，無論數字和公式還是文字說明都寫得很工整，說明圖也製作得一筆不苟。他喜歡用不同顏色的粉筆製圖，習慣在繪圖之前將彩色粉筆蘸一點水，然後用圓規和三角尺畫出示意圖，這樣繪製出的圖案色彩特別鮮明。其次是課堂上很少做講解。除了認真寫板書，課堂上沒有太多講解也是一大特點。往往一堂課下來，絕大部分學生不知道他在上些什麽。再有就是教授在課堂上的權威。據高年級的同學介紹，很久以前有一個班的一個學生在上課之前把整整一盒彩色粉筆倒入水盆，教授上課時發現這個情況後勃然大怒，聲稱如果沒有人出來認錯，他將懲罰全班所有人，讓大家期末考試不及格。聽了這番介紹，大家麵麵相覷，此後誰也不敢在課堂上提與數學有關提問，生怕教授回答不出問題而惱羞成怒，以至於考試的時候遭到報複。
他的課讓幾乎所有聽眾感到沉悶。個別調皮搗蛋的同學會想出招數，用一些敏感話題刺激他，讓他對時政發表高見，從而打破課堂沉悶的氣氛，比如請他對蘇聯和東歐難民湧入德國發表看法，對此這位二戰時期的德國士兵嚴肅地說：“你們要當心，俄國人又要來了”，他的言下之意是“蘇聯紅軍又要來占領德國了”。他時常提醒大家要有危機感，但學生們背地裏把他的話當做笑料，根本不相信會有危機的存在。
他的擔憂不僅於此。有一次不知道因為什麽原因，他竟然在課堂上痛罵德國的男人去泰國度假。德國人去國外度假極為普遍，他為什麽如此憎惡泰國呢？後來經同學解釋才明白他所指的“去泰國度假”實際上是指“去泰國買春”，在他看來，一些德國男人貪圖享樂，已經開始墮落了。
二戰結束以後，聯邦德國在不到十年時間內完成了經濟複蘇，並且創造了經濟奇跡。這裏有國際大局勢的原因，但最主要是德國廣大民眾努力勞動的結果。五十年代末期，德國流行著一首諷刺歌曲：
“Jetzt kommt das Wirtschaftswunder / Der deutsche Bauch erholt sich auch und ist schon sehr viel runder”
（譯文：“經濟奇跡現在到來 / 德國人的肚子也漸漸恢複，而且已經很圓了。”）
飯吃得太飽，肚子變圓了，難免“飽暖思淫欲”。經濟奇跡使一些德國人沾沾自喜，他們開始變得好逸惡勞，“去泰國度假"隻是其中的一種表象。
教授很早就察覺到福利社會是一把“兩刃劍”：它可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但也會催生社會寄生蟲。對德國學生苦口婆心地勸告反映了他對前途的擔憂，然而勸告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招致同學們的嗤笑。每當他開始教育學生時，後排總會有人小聲嘟囔：“Dieser Grufti，schon wieder”。Grufti 是一個不雅的詞，類似於上海話中的“老頭棚”（棚，讀bang第二聲），學生們這句話的意思是：“這個老頭棚又來（這一套了）”。年輕人對長者的道德說教如此反感，反映出了兩代人之間非常明顯的“代溝”。
連續聽了他的幾次課之後，感到很難在課堂上學到什麽。那時正在學習有限元方法，不想在課堂上浪費時間，於是幹脆就去圖書館看書。那時整個專業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外國人，缺課很容易被發現。不久這位先生就在課堂上發問：“那個外國文盲為什麽不來上課？”這樣的提問方式反映了傲慢和對外國學生的文化歧視。好心的德國同學傳過話來，言下之意，不去上課必須承擔某種後果。
也許因為家庭生活不和睦，他常把自己的不滿隨意宣泄。有一次他在課堂上毫無緣由地說“中國沒有電視機，也沒有其他娛樂場所，到了晚上人們隻有男女之間享樂，所以才會有那麽多人口”。當時默默地忍受著周圍同學的哄笑，下課之後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了尼采的詩句：
“Ja! Ich weiss, woher ich stamme! / Ungesaettigt gleich der Flamme / Gluehe und verzehr ich mich. / Licht wird alles, was ich fasse, / Kohle alles, was ich lasse: / Flamme bin ich sicherlich!”
（譯文：“是的，我知道，我從哪裏來！/ 像饑餓的火焰一樣 / 燃燒並且消耗自我。/ 照亮我抓住的一切，/ 燒毀我放下的一切：/ 我就是火焰！”）
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琢磨那一代德國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他們中很多人來自於普通勞動人民家庭，小學和中學期間受到的是納粹的法西斯主義教育，在本該學習或工作的年齡被送往前線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這位教授是戰爭的幸存者，二戰以後從蘇軍俘虜營回到滿目瘡痍的家鄉，一邊工作一邊補習高中課程，然後進入大學，學習工程技術，完成博士學位，最後成為大學教授。他雖然在戰後受了高等教育，但是沒有認真反思德國二戰失敗的教訓，腦子裏仍然有著“德國高於一切”的潛意識。那年期末考試得了班裏唯一的滿分，事後他在下一年級的課上對德國同學敲了警鍾：“你們要注意，一個外國人數學考試居然得了滿分”。在他看來，德國學生應當比其它國家的學生優秀，因此不能容忍外國學生領先的事實。
進入新世界以來，德國在加入“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以後完成了與歐洲多國之間高校教育係統的互相銜接。二十多年來，大量外國留學生在德國大學完成了學業，並且已經在許多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發揮作用。現在，德國的教授因自身的國外學習和工作經曆都已具有國際化的格局，外國留學生再也不用擔心因為來自某個貧困國家而受到文化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