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文明討論的框架

文化與文明討論的框架，兼談希臘與土耳其文化

我們以現代的觀點來討論古文化時，很容易陷入一種視角的糾紛。就是我們以什麽界定我們討論的範圍與文化傳統。一般來說，有三種框架：“民族－國家-曆史-文化”（nation-state-history-culture），“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history-culture),和“地域-國家-曆史-文化” Land-state-history-culture。對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來說，第一種比較合適。對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來說，第二種比較合適。而能用第二種框架討論的現代國家不多，中國，埃及，意大利，希臘，印度等。愚之就是到了土耳其後，看了那裏的博物館，覺得其實土耳其亦應該列於這第二種文明-國家的框架，特別是赫梯王國的淵源。而沒有注冊筆名網友顯然對曆史與文化的複雜性相當了解，他的觀點基本上是第三種框架“地域-國家-曆史-文化”。我個人覺得他的觀點是比較有道理的。因為土耳其文化確有其特別複雜的地方。曆史學家湯因比專門寫過一本有關土耳其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書。其實將赫梯，特洛伊（屬於邁尼錫文明）與土耳其的聯係準確地說是地域性的，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但是沒有文明的傳承（從文字，文化，藝術等淵源）。湯因比晚年最後一本書（The Greeks and their heritages），其實也是因為人們討論古文化的框架不同引發的各執其見，就以希臘文明為主，來剖析文明承傳的淵源與相互影響。他基本上就執“地域-國家-曆史-文化”的框架。認為荷馬史詩講的特洛伊等故事，是米洛斯文明與邁尼錫文明，與希臘文明是有區分的，有淵源的影響，但那基本上是屬於三種不同的文明形式。也就是說在一個地域內，可能有幾種文明時期存在並完全消失。米洛斯文明是linear A型文字，邁尼錫文明是linear B型文字，而希臘文明的文字是菲尼斯字母係統的，與前兩者相當的不同。在希臘的曆史上，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00年是黑暗時期，曆史學家沒有多少證據來描述這段時期的希臘曆史。這就是一個斷層期。正是這個Dark age, 為文化與文明的討論提供了某種判定標準。為什麽討論土耳其的文化要先討論希臘呢？隻是想說明，一個第二種框架文明-國家模式很經典的案例，都經不起曆史學家的嚴格的標準，隻能落入第三種框架之下。土耳其古文化那就更是複雜，用第三種框架比較適合。不管是奧斯曼帝國，還是現代的土耳其，其文化構成也是相當的複雜，有三大版塊：歐洲的（拜占庭與希臘），伊斯蘭的（奧斯曼時的語言，信仰（可蘭經），亞洲的（匈奴，突厥，阿提拉崇拜Attila the Hun）。有關現代土耳其的文化認同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下麵摘錄學者甘陽有關這方麵的討論。

 

以下是摘錄

土耳其本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圖曼大帝國瓦解後的產物，屬於地道的伊斯蘭文明，但土耳其在現代轉型中卻以最大的決心徹底與伊斯蘭文明斷絕關係，力圖成為所謂“西方文明“的一分子。從1920年代開始，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政治強人的絕對權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動土耳其走向全盤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麵全盤引進西方製度，而且特別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習俗等日常生活方麵都徹底鏟除伊斯蘭傳統對土耳其社會的任何影響，包括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蘭教象征意義），反對女人戴伊斯蘭頭巾，等等。不過正如亨廷頓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過於規定土耳其語的書寫必須用拉丁字母，而不準用傳統的阿拉伯字母書寫，這一語言文字革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導致日後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實際上不再能閱讀傳統的經典文獻，具有從文化上徹底斷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麵追隨西方，於1952年成為“北約”的成員國，反過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土耳其則遭到非西方國家和不結盟運動國家的集體譴責，更被伊斯蘭世界看成是瀆神的國家。

初看起來，這一以“凱末爾主義”聞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頗為成功，好象已經徹底脫胎換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劇恰恰在於，所有這些都隻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廂情願罷了，因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閹割改種，西方國家和西方人從來都沒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個“西方國家”，西方看重的僅僅是土耳其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重要戰略地位。這在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最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請加入“歐盟”，但卻被“歐盟”告知短期內其申請不會被考慮。但以後“歐盟”很快批準了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的申請，同時開始接納波蘭、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羅的海諸國等前蘇東歐集團國家，偏偏遲遲不考慮土耳其要加入“歐盟”的強烈願望。土耳其人終於痛苦地認識到，土耳其在西方眼裏從來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總統在90年代因此極端委屈地說：土耳其之所以無法成為“歐盟國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實際就是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他們”即歐洲人是基督徒，但歐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點，而總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經濟不行，土耳其的人權狀況不好，等等。亨廷頓指出，這種不願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而又無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在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在申請加入歐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圖發展與蘇聯解體後的中亞新國家的關係，特別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個講突厥語的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坦，實際上是頗為雄心勃勃地想充當突厥語族各國共同體的政治領袖。

但這種欲當突厥語共同體領袖的夢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蘭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從來就不是一個西方國家，而是一個伊斯蘭突厥語國家，這反過來就進一步促成土耳其國內本來就已相當強勁的伊斯蘭複興運動的高漲。如亨廷頓所指出，90年代以來土耳其國內的主流輿論與生活方式都已越來越伊斯蘭化：伊斯蘭的清真寺、伊斯蘭的學校、伊斯蘭的報紙、電台、電視、以及伊斯蘭的書刊、磁帶、光盤都大規模增長，伊斯蘭婦女更公然藐視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著伊斯蘭頭巾上街遊行和參加選舉。而更重要的是，伊斯蘭主義政黨從90年代開始已經成為主流大黨，在1996年成為土耳其聯合政府的執政黨之一，而在2003年的議會大選中，伊斯蘭主義政黨“正義發展黨”以大比數勝出，在國會五百五十席中擁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壓倒多數，形成了伊斯蘭主義政黨已經足以一黨單獨執政的全新政治格局。雖然大選勝利後執政黨立即安慰西方說土耳其將繼續成為“北約”成員，同時繼續要求加入“歐盟”，但西方國家當然不會忘記，這個伊斯蘭主義執政黨的領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當選為伊斯坦布爾市的市長後，就公開提出了“反對加入歐盟，支持退出北約”的政治口號，並且聲稱“世界15億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來，我們將站起來！”事實是，晚近十餘年來伊斯蘭的複興以及伊斯蘭主義政黨的上台執政，已經強烈地挑戰並削弱了土耳其從“凱末爾變法”以來形成的的世俗政治體製。

但土耳其的尷尬在於，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時卻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麵，伊斯蘭的複興與伊斯蘭政黨的上台，隻能使西方國家對土耳其更加疑慮更不信任更加視其為“非我族類”，而另一方麵，伊斯蘭主義政黨雖然執政，卻並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權力乃在親西方的軍方手中，一旦伊斯蘭政黨走過頭，土耳其軍方必然會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彈壓，直接幹政。由於土耳其的戰略位置太過要緊，西方特別是美國絕不會允許土耳其真正脫離西方的控製。換言之，西方對土耳其的態度實際是既不能讓它成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讓它脫離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則處於無論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時無論如何複興伊斯蘭仍得自我壓抑的狀態。可以預言，土耳其將會長期處於這種“自我撕裂“的狀態中而難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