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有親愛的學生勸我開個公眾號，朋友的關心，讓我充滿了溫暖與感動；隻是，我一直沒有這種打算，於是，寫下這些文字，權當答複。
今天社會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大家都有一種強烈的自我表現欲，這與古代完全相反。就以“立言”來說，有多少古人窮首皓經，著書立說，書成之後，不署實名，常托之前人。一如張之洞所雲：“一分真偽，則古書去一半”。比如明人李贄死後，偽托他的名義出版的書至少要16種之多。古代這種現象的原因，頗為複雜，或假托別人的名字以避禍，或借名人而讓自己作品廣泛流傳；當然也有剽竊甚至強搶他人勞動成果的，初唐詩人宋之問,為奪外甥劉希夷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佳句而不得，竟“怒其之逛己,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舍”，就是最極端的例子。但不管怎樣，古人的表現欲遠不及今人。
今天則不然，隱姓埋名是傻冒，生怕人家不知道，許多大學專設營銷一門課程，說是營銷，實則推銷；至於多如牛毛般的人生規劃大師，動輒就教導青年要善於推銷自己，還有許多所謂成功的案例，把一班青年忽悠得如醉如癡。什麽推銷，就一個王婆賣瓜，王婆自誇大小還有個瓜，而我們今天的忽悠大師們，瓜不是主要的，關鍵是推銷的技巧。過去，人們堅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把功夫用在“酒香”上；今天，大師們鼓吹“一流的推銷員是想不想的問題”，無須在質量上下功夫，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於是，“表揚與自我表揚”成了社會風尚。正如許知遠先生所說：“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們進入到一個高度表演性的時代，每個人都努力在某個瞬間某個時刻呈現自己人生中特別有光彩的一麵。”
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之後，極大地激發了人們表現的欲望，自古及今，都不曾有過如此方便快捷的表現平台，那怕是文盲，也可以發照片、曬衣曬食曬住曬行曬生活的一切，刷山刷水刷草刷木刷我的存在感；認識字的可以在朋友圈轉發，多認識幾個字的可以采用任何形式抒寫自己的情懷。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微信泛濫之後，廣場舞一類自我表現的節目似乎少了許多。鄭重聲明，我絕對不反對廣場舞，鍛煉身體有何不好（當然不可吵民擾民），而是反感其中一部分表演派；同樣也不反對自由地曬個朋友圈，社會主義的天下誰都享有言論的自由（當然要遵紀守法），而是不太喜歡某些“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的作派。所以，在眾多微信圈中，發現好文字心存感念認真學習，碰上文字垃圾視而不見盡量避開，從不去指手劃腳、品頭論足，我認為，這應該也算是一種修養。
在這樣一個喧囂與失語並存的時代，我既不願雜入喧囂，但又不想失語，這都是關乎一個讀書人（我深知自己還夠不上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道德。於是，我選擇了寫作，對於退休後開始的寫作，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作了一個準確的定位；寫作題材為隨筆雜感，寫作內容積極健康，寫作目的無關名利，純粹為了好玩，為自個兒老年生活找樂子。正是基於這種理念，我的寫作是最幹淨的，不開微博公眾號，是因為自己的寫作還沒有達到“教化”眾生的高度，也隻能發發朋友圈，刷刷存在感。我最欣賞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詹姆斯·馬奇的一句話：“我隻推敲我的想法，我不推銷我的想法”；愚鈍的我，真隻能認真推敲自己，硬性推銷，下場比賣瓜的王婆還醜。
尤其是要在公眾號上發文，麵對的社會責任更大，直令人如履薄冰，如此一來，寫作不但不好玩，反倒成了一種負擔，何苦來著此魔道？且夫老夫生性憨直，不審進退，萬一信口開河，亂人心態，罪莫大焉。
馬未都先生認為：“人的一生應該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質上的，追求溫飽。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悅，有所寄托。第三重是靈魂，追求內心的平靜與超脫，還體現在一種獻身精神上。”吾今老矣，平生了無功德，隻想在暮年能做到“和自己相處，成為一個自足的個體”；要成為自足的自我，完全不能憑藉任何身外之物可以得到，隻有不斷升華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真正贏得這個獨一無二的“自足”的自我。
突然又想起二個人來。
一個是國外的，俄著名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曾對普京連任提出挑戰，宣布要競逐俄羅斯總統大選。沒有多久，俄羅斯基洛夫市法院判定阿列克謝·納瓦爾尼侵吞公款有罪，判處他5年緩刑，競選總統終成泡影。
一個是中國的，前幾年，著名作家、時評家曹天先生宣布出資一億元人民幣作為競選資金，參選鄭州市市長。曹氏承諾：參選成功後自己任期內不拿一分錢工資，並且城管絕不可能打百姓，官員腐敗定嚴懲。曹天表示：不用懷疑我的動機，我想用《選舉法》撬動僵硬的幹部任用體製。緊接著，曹天失蹤了幾個月，公司也遭到稅務部門的調查。曹天說，“被罰了大概三四千萬”，“那都是玩兒的”。
這恐怕也是表現欲極端的例子，跳個廣場舞、曬下閨蜜照可以，沒由來去挑戰“王法”不可以。試想，在俄國這個號稱是民主的國度裏，如果梅德韋傑夫的表現超過了普京大帝，其下場一定會很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