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美國曾七次幫助中國度過難關zt. 居士兄：對這樣的美國，你說應不應該愛？

資中筠先生曾經寫過一篇中美關係的文章

《曆史上美國曾七次幫助中國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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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幫助中國培養人才——留美幼童

公元 1872 年到 1875 年間，清政府為了挽救大廈將傾的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等人的幫助下，由容閎倡議，在曾國藩、李鴻章等清朝重臣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 120 名學生赴美國留學。這些幼童出洋時的平均年齡隻有 12 歲，他們絕大部分人最終成為了行業翹楚。他們中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開灤煤礦礦冶工程師吳仰曾、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民初國務總理唐紹儀、清末交通總長梁敦彥，都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的知名人物。

他們在美國學習到了完全不同於八股文的知識，也就是近代科學。他們不需要再去理會君君臣臣四書五經的繁文縟節，學習到的是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他們是幸運的，有機會接觸到了外麵的世界。他們也是不幸的，因為他們接觸到了外麵的世界。當他們認識到了外麵的世界，卻又知道自己將來不得不回到現實的世界後，難免會心有抵觸，這讓清朝統治者感到害怕。這樣原計劃 15 年的留洋計劃，被迫終止，留美幼童不得不返回美國後也讓美國各界表示惋惜，因為很多學生就要瓜熟蒂落了，現在不得不中途而廢！中國留美幼童紀念學會會長高宗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幼童與美國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對促進民族感情貢獻良多，影響源遠流長。”即便如此留美幼童還是為中國近代文明作出了貢獻。

第 2 次：建造了中國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

1906 年，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教育家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同年 3 月 6 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建議羅斯福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 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

1908 年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谘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讚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 年，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賠款總額由 2444 萬美元，減為 1365.5 萬餘元，扣除利息，應退還中國 1078.5 萬餘元，成立庚子賠款獎學金（American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

1908 年 10 月 28 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 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 100 人。如果到第 4 年就派足了 400 人，則自第 5 年起，每年至少要派 50 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1909 年 8 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為遊美肆業館的館址，學務處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學生，從 630 名考生中，錄取了 47 人，於 10 月份赴美。

1911 年 4 月 9 日，清政府批準將遊美肄業館改名為清華學堂，並訂立章程。4 月 29 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1909-1911 年，遊美學務處選送三批共 180 名學生赴美留學。這些留學生去了美國以後不僅學到了先進的技術也學到了一些先進的民主思想，言傳身教的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人成為近代中國執牛耳者，包括梅貽琦、胡適、竺可楨、趙元任、薑立夫等。

因為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政府的權力受議會、司法與民眾輿論的限製，當然不可能讓美國政府用他們自己納稅人的錢替中國建造大學。本來庚子賠款賠給他們的錢就是他們的了，但是他們要退回，拿出來替中國政府建造學校、培養科技人才，清華大學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免費到美國留學。隻能說明美國人是很有良心才這樣做的。

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京政府於 1917 年 8 月對德奧宣戰，並停付庚款。大戰平息後，中國也涉足於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隻有日本分文不退，用這筆錢財發展軍備，建立教育，遂速成為 20 世紀的強盛帝國。然後再來侵犯中國。這與美國人的作為是天地之別。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而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清華人”幾近三分之一。到了 30 年代，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

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 12 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北京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前身）、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自 1916 至 1947 的 32 年，用於創建、維持和發展這所遠東獨一無二的醫科大學撥款總數為 44652490 美元，培養出了如林巧稚、吳階平、諸福堂等頂尖名醫）、湖南的湘雅醫院（由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生胡美 E.H.Hume 創辦）、山東的齊魯醫院（由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的多個基督教教會聯合創辦）、四川的華西醫院（由英、美、加三國的五個基督教會創辦）等，甚至可以說凡是中國現在的大型醫院、醫學院其前身幾乎都是教會醫院，即使是後來的軍醫醫院、軍醫學院的人才和醫療體係都莫不出自前者。另外，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友好善行就不一 一例舉了。

第 3 次：五四運動幫助中國要回青島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到巴黎參加和會。梁啟超也率領民間代表團赴巴黎，梁啟超親自拜訪美國總統威爾遜，請求他在和會上主持公道，把山東特權歸還中國，美國總統答應，他並且在巴黎和會上爭取。無奈英、法、意、俄在 1917 年 2-3 月間曾對日本達成秘密諒解，四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既得權益，在和會中不反對日本對山東權益的要求。

各地學生到外國大使館前請求那些國家的政府，支持把山東特權歸還中國。五四運動是“求帝愛國”運動，並不是所說的“反帝愛國”運動。中國政府繼續爭取山東權益，1922 年 2 月 4 日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收回了青島及山東的全部權利。

第 4 次：援助中國抗日戰爭

1938 年底中美達成了“桐油貸款” 。中國用桐油作為抵押，獲得了美國 2500 萬美元貸款，年息 4.5%，但是“不能用於軍火”。

1940 年 4 月 20 日中國通過華錫貸款 2000 萬美元，年息 4%，7 年還完。

1940 年 10 月 22 日，《鎢砂借款合同》簽字，美國借款給中國 2500 萬美元，年息 4%，5 年內以鎢砂進行償還。

1941 年 2 月 4 日，《中美金屬借款合約》簽訂，中國在 7 年中售給美國價值 6000 萬美元的鎢、銻、錫等礦產，美國向中國提供 5000 萬美元的貸款，其中一半支給現款，用途不限，另一半在美國采購工農業產品，隨用隨付。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蘇中立條約》簽訂，蘇聯停止援華。

宋子文在白宮向羅斯福力陳：“中國遠東形勢之嚴重；我國望援之迫切；至盼在援助抗戰國家新法案之下，能得著大量之實質援助；並盼總統能於最近期中發表援華具體方案節目。”小羅斯福總統在 1941 年 5 月 6 日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並批示：“中國對於保衛美國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有資格得到租借援助。”同時同意美國軍人辭職後加入陳納德組織的“中國空軍美國誌願航空隊（飛虎隊）”。1941 年 12 月到 1945 年 9 月，美國誌願航空隊共擊落和炸毀日軍飛機 2600 多架，擊沉、擊毀敵艦 44 艘，擊斃日軍 66700 多人。5 月 18 日，第一批包括 300 輛 2.5 噸 6 輪卡車在內的價值 110 萬美元的“租借”物資由紐約起運來華。至 12 月，共有 6675 噸租借物資裝運赴華。

至 1941 年夏，美國通過《租借法》已向中國撥款 1.45 億美元。1942 年 3 月 21 日，經過不懈的努力，中美雙方正式簽署了 5 億美元借款協定。從協定的條文來看，同前幾次美國對華借款相比，這次借款 “未規定利息，實際是一筆無息借款；未規定償還期，實際上是長期借款；未規定擔保，實際是同盟國政治信譽性質的借款“。顯然，這是抗日戰爭時期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最為優惠、數額最大的一筆借款。

從 1942 年初起，美國政府逐步增加了對華租借物資的分配量。根據 1942 年 5 月 29 日宋子文給蔣的電報，美方已向中方交貨的租借物資計有：槍械、子彈、飛機、通信及醫藥器材共 6500 噸，兵工材料、卡車及零件 14.3 萬噸，鐵路材料 5 萬噸。在 1942 年內，美國向中國提供的租借法案物資達 1 億美元，已經大大超出 1941 年的數額（2600 萬美元）。

其中，1942 年 3 月 21 日，小羅斯福命令美國空軍司令阿諾德成立一支阿薩姆至中國的空運部隊，由泛美航空公司提供 25 架運輸機，擔任駝峰空運。從 1943 年起，美國方麵明顯加強了駝峰空運力量，大大增加了美軍空運部的運輸機數量。1943 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運量已達 2170 噸，下半年又增至平均每月 6500 噸。1944 年 5 月密支那機場收複後，整個航程得以縮短，而且飛行安全有了保障，另外美國重型轟炸機自身可以帶運物資。6 月份的空運額便達到了創紀錄的 18235 噸，而 1944 年下半年的月平均空運額猛增至 26100 噸。

根據美國曆史學家德懷特.杜蒙德估計，截止 1945 年底美國租借援助中國 13. 35 億美元。1942 年 2 月 7 日，小羅斯福致電蔣：“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中國人民，武裝起來的和沒有武裝的都一樣，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占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 5 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

此外，在美國參加二戰前，1941 年 7 月美國和荷蘭聯合對日本實行了石油禁運，而且號召其他國家對日本禁運，由於當時日本 98% 的石油要靠從美國進口，對日本禁運石油也可以說是把日本置於了死地。在和日本的談判中，將日本從中國立刻無條件撤軍當作不可談判的必要條件，這是導致日本對美國動武的直接導火線。日軍偷襲珍珠港，開始對美宣戰。

1995 年 8 月，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落成。英烈碑上鐫刻了自淞滬抗戰至1945年9月間犧牲的3000多名航空烈士的英名，其中美國 2186 名，中國 870 名（不少是飛虎隊、美國援華飛行隊隊員）。抗戰時，由於中國缺乏武器彈藥，沒有外援，根本無法支持。美國給了我們最大的援助。後來美國參戰，雙方成為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共同打敗日本，又一次拯救了中國，並且小羅斯福總統提攜蔣為世界領袖（世界四強之一），為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奠定基礎。

第 5 次：製止了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

1968 年，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蘇聯開始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總兵力由 1961 年的 12 個不滿員師和兩百架飛機，增至 25 個師、1200 架飛機和 200 枚導彈。

1969 年 3 月 2 日、15 日、17 日，中蘇兩國軍隊先後在珍寶島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蘇聯軍隊幾次對黑龍江省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實施武裝入侵，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史稱“珍寶島事件”。珍寶島事件使得本來就嚴峻的中蘇關係迅速惡化，曾經的兄弟徹底反目成仇。為了能迫中國接受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

珍寶島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大城市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加核切除打擊”（1969 年蘇聯已擁有核彈 40000 枚，而中國在 1969 年還不具備遠程導彈攻擊能力，核彈數量更是寥寥無幾）。就是中國所有大城市連人口、建築物全部毀滅。就象做外科手術把某人的手腳切掉一樣。

由於中蘇之間的緊張局勢，人民日報 8 月發出了標題為“蘇聯屯兵百萬，亡我賊心不死”的文章。鑒於蘇聯可能對中國發動核打擊，毛澤東根據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全國很快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國民經濟開始轉向臨戰狀態，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開挖地下工事。以北京為例，每天有 30 多萬人參與挖防空洞，留下了大大小小 2 萬多個防空洞。

1969 年8 月 20 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征求美方的意見。美國政府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絕妙無比的辦法，將這件事捅了出去——美國將克裏姆林宮給出賣了。美國政府把消息給報社，以該方式把消息傳給中國。

8 月 28 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章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這篇報道的威力無異於一顆“原子彈”，蘇聯企盼著美國發來支持電，卻等來了一篇公開的報道，這篇報道也反映了美國方麵反對動用核武器的態度。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罵美國人出賣和愚弄了他，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蘇聯要動用核武器攻擊中國，世界為之恐慌，各種輿論壓力全部拋向了蘇聯。美國政府向蘇聯表示：隻要有一顆核導彈離開蘇聯國境，美國就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蘇聯所有城市都在美國的核導彈打擊範圍之內。由於蘇聯確定了美國不同意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也就放棄了核打擊中國的想法。

關鍵時刻中國的“敵人”美國又一次拯救了中國。那時中國領導人不能明白，差點被老大哥的手術刀切掉，卻被我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救了，實在想不通，他受到巨大的剌激，掰開了他的神經弦，於是才有後來的乒乓外交、中美建交的故事。

第 6 次：把中國托上安理會的位置

二戰時，蘇聯企圖在戰後控製中國。1943 年 10 月，美國軍政領導在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即將召開之前，開會討論可能遇到的問題。會議前夕，美國代表赫爾向蘇聯代表莫洛托夫轉達了魁北克會議中英國同意“戰後以美、英、蘇、中為中心，設立國際和平機構”的建議後，遭到了蘇聯的反對。當羅斯福得知蘇方的態度後，他指示赫爾，在會上要極力堅持四強觀念，簽署任何協議，必須包括中國，“哪怕這個時候達不成協議也在所不惜”。

10 月 19 日，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莫斯科會議。會上，赫爾提出應由四國簽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則堅持隻討論三國宣言。赫爾堅持說：“在我看來，不能把中國從四國宣言中刪去。我的政府認為，現在如果俄國、大不列顛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它拋到一邊，那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反響。”在此建議不被蘇聯接受的情況下，赫爾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宣言不以四國的名義簽署，美國絕不會在一份三國宣言上簽字；而且，如果蘇方堅持拒絕邀請中華民國，他將不簽署任何文件而離開莫斯科。在美國這種強硬態度下，蘇聯被迫改變了主張，讚成以四國名義發表宣言。

但是，隨後蘇聯又以中國在此無代表為借口，建議仍由蘇、美、英三國簽名。赫爾仍堅持必須由四國代表簽字，並提出讓中國駐蘇大使代表簽字。

10 月 30 日，中國外長傅秉常與美、英、蘇三國外長共同在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四國宣言上簽字。這個後來被稱為聯合國組織最初藍圖的《普遍安全宣言》，“四國宣言”的簽定，邁出了籌建聯合國組織的關鍵性一步。11 月 22 日至 26 日，開羅會議舉行。這是大戰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參加最高級國際會議。會議期間，蔣就建立戰後強有力的國際和平機構問題分別與羅斯福、丘吉爾交換了意見，表達了希望“四國宣言”早日具體化的願望，他表示：“中國將欣然參加四強的一切機構和參與製訂決定”。

事實上，在赴開羅會議之前，蔣介石即指示手下對戰後的國際機構準備相應方案。開羅會議的公報中，肯定了中國的四強地位，宣布日本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領土，戰後必須歸還中國。

此外，羅斯福和蔣還就美國援華，中蘇邊界及遠東其它國家的一係列問題交換了意見。開羅會議結束後，美國與國民政府確定了雙方在遠東的戰略關係，羅斯福蔣介石為他們取得外交成就相互慶賀：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社論，稱開羅會議是“轉移了世界人類的命運，重寫了世界曆史的新頁”；羅斯福則在聖誕節前夕發表致美國人民書，宣布美國和中國“在深厚的友誼和統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密切”。

美國國會同時宣布廢除歧視華人法律，以便進一步證明美國“不僅視中國為戰爭中的夥伴，而且將視中國為和平時期的夥伴”。美國把中國推上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位置上。在開羅會議上，美國總統說：歡迎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我們的“敵人”抬高了我們的地位。

第 7 次：改革開放放寬了對中國的封鎖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就把蔣從聯合國的安理會位置上趕走，讓大陸坐了該位置。

如果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鎖國政策，繼續不讓中國大陸入聯合國（美國是安理會成員國，有一票否決權），繼續對中國進行徹底的技術封鎖（建交後到一九八九年以前，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在很低水平上進行），美國是老大，他的一舉一動影響著其他國家，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會有巨大的障礙，也沒有如此大的成果。

2001 年，經過談判，美國終於同意了中國加入 WTO，加入 WTO 後的效果十分明顯，中國從 2001 年開始的十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每年都是兩位數，中國迅速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美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客戶，每年中國都可以從美國市場收入幾千萬美元的順差，創造了大量的就業。中國經濟的騰飛，真的離不開美國的幫助。